胡元倓先生传略 [复制链接]

胡元倓先生传略　
　　
  作者：明德中学校友会办公室　
　　
　　
  　　胡元倓先生，字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公元1872年9月9日(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八月初七日)生于几代书香家庭。祖父胡湘字筠帆，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父亲同寿字同生，伯父锡燕字蓟门，都是广东著名学者陈澧(兰甫)的弟子，兄元仪，元玉又是湘阴郭嵩焘、湘潭王闿运的门生，并各有经学著述。先生受家学的薰陶，又经常向王闿运等名家请教，所以经史学也颇有根底。尤其对姚江学派很感兴趣，信服王阳明知行学说，认为“存诚”是立身治事的根本，因此，晚年自号“乐诚老人”。

　　1899年，先生二十七岁，选为丁酉科拔贡，在科举上用过工夫，期望通过考试成名立业。然而，先生青年时代，正是中国急剧地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年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痛感民族危亡，努力寻求救国的道路。1897年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及南学会，鼓吹新学，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大都卷入新学的热潮之中，先生也深受其影响。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先生深感奇耻大辱。

　　1902年，糊南巡抚奉命选派生员出国留学。先生不顾守旧派的反对毅然废弃举子业，与陈夙荒、何炳麟、朱剑凡等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日留学期间，先生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认为得力于教育的发展，又对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储才建国之举十分钦佩。在留日学生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先生深感甲午、庚子两役创痛至深，决心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

　　1903年初，先生自日本归国，路过泰兴，与任知县的表兄龙璋商量兴办学堂。两人志同道合，认为只有兴学才能救国。随即邀龙璋回到长沙，与宁乡刘作楫及龙璋的兄弟龙绂瑞先生商议，决定创办明德学堂。请龙璋叔父刑部侍郎龙湛霖为总理，由先生任监督，集资两千余元为开办经费，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呈请湖南巡抚批准，招收中学生甲乙两班，于3月29日(旧历三月初一日)正式开学。创立了湖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

　　子靖先生创立于明德这所新式学堂，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开办不到一月，章士钊担任主笔的上海《苏报》于4月21日的“学界风潮”专栏中刊载：“湘潭胡子靖孝廉，自东归与龙待郎之子萸溪，创设明德学堂。教员得人，规模亦甚整齐，其主义在养成军国民资格，观已开办，将来必有成效可睹”。

　　同年秋，先生至上海、杭州等地聘请教师，恰逢黄兴、陈天华、张继等革命志士从日本归国，于是邀请黄兴等来明德主持速成师范班。黄兴来明德后，与张继、周震鳞、苏曼殊、王正廷等教吹民族思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教育学生。印发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宣传革命。明德学堂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在省城颇有影响，屡次遭到王先谦等一班守旧官绅的诬陷，学堂几次濒于危境。先生又与龙璋、龙绂瑞商量，另办经正学堂于西园龙宅，一旦明德被查封，便由经正替代。

　　1904年2月，黄兴、张继等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11月，起义事泄，清政府派兵搜捕黄兴。黄兴从明德学堂走避西园龙宅。先生见事情紧迫，立即会见臬司兼学务处总办张鹤龄，从容申述：“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吾之血即可染红君之顶子(清一品官服饰)，拿我就是，”张鹤龄为先生的至诚精神所感动，当即表示：“此狗官谁愿做?此刻看如何保护他们。”于是，先生与龙绂瑞设法营救黄兴脱险，逃出长沙。

　　1906年，明德学生宁调元与革命志士禹之谟发动省城各校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向清政府示威。事后，先生筹集路费、购好船票，掩护宁调元出走。同年，明德学生魏宗铨又与刘道一、蔡绍南、龚春台发动萍浏醴三县几万人起义，声势浩大，湖广总督张之洞移文要逮捕先生。许多人为他担忧，先生处之泰然。

　　黄兴决志革命，先生十分钦佩，他曾对黄兴说：“养成中等社会，实立国之本图，唯其事稳而难为。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1911年，武昌起义，黄兴率起义军坚守武汉，局部战斗虽然失败，而清王朝大势已去。先生祝贺黄兴说：“胜败是军家常事。以前，你们少数人革命，所以难成功。自从黄花岗起义后，全国人心都趋向革命，自然能够成功了。”民国成立，黄兴拟推荐先生任教育总长，先生坚持办学不愿做官。

　　明德开办，经费非常困难，全赖先生筹措。他经年奔波，北出榆关，南下金陵，或往旧都，或赴浔汉，甚至远涉南洋。先后找了翰林谭延闿、上海道袁树勋以及湖南巡抚赵尔巽、端方等官绅，请求支援，募得经费，用来建筑校舍，购置仪器、图书、使明德从无到有，逐渐树立规模。1921年，他到达汉口，与夫人聚会刚三日，听说学校经费紧张，教员自动减薪，维持学校。他不顾寒风大雨，急忙搭船赶往南京筹款，送他上船的俞慎初先生见此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先生任明德校长三十八年，先后为学校筹款数十万元，建造校舍二十余栋，图书，仪器设备为全国中等学校之冠。1932年建成一座高四层的教学大楼乐诚堂，堂皇壮丽。而先生自己甘心淡泊，不治私产，住在校门侧的三间旧屋里。书房中挂着一幅王闿运为他写的横幅“虽九死吾犹未悔，"和一幅赵启霖写的对联“坚苦勗毅力，勤勉医灰心。"

　　先生办学，有永无止境的气慨。明德学堂成立后，除了中学本科之外，又开设了几期速成师范班，以适应当时各地兴办学校急需师资的要求；开办了初小、高小班，以保证中学学生来源；开设了理化、博物、东语(日语)、法政、商业、银行等专修科，培养各方面人才。民国成立后，又创办明德大学于北京。

　　1917年，先生又与朱剑凡、杨树达等联名向湖南省政府呈文，倡议筹办湖南大学，并任筹备委员。湖大于1926年成立，至1929年7月，省府聘先生任湖南大学校长。任职后，先生极力谋求湖大的发展与提高。任职一年，为湖大整理宿舍，修筑道路，规划筹建图书馆、大礼堂及科学馆。并亲自奔走京沪，增聘有名望的教授，还请分庚款以充裕学校经费。又主持制订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正式颁布省府通过的《湖南大学组织大纲》，改科为院，建立了我省第一座正规大学。

　　1937年，先生又为明德中学争得一笔庚款，在长沙河西三叉矶购置了大片山田，准备兴建新校舍，扩大明德学校规模。这时他已六十五岁。

　　先生很重视聘请高水平的教师，认为这是办好学校的主要环节。他说：“学校里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所以，除了筹款外，就是极力聘请好教师。明德开办时，理科师资最缺，他聘请了两位日本教师，又请陈介先生任日语助教。一学期之后，陈先生要出国留学，请辞职。先生再三恳请留任，并当众长跪不起。陈介为至诚所感，慨然允诺，留任一年。凭着这个“诚”字，三十多年中，先生为明德请到了许多品德高尚，学问优长，热心事业的名教师。有著名的诗人苏曼殊、吴芳吉，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罗元鲲、周谷城，音乐家黎锦熙、张曙，化学教师郭德垂、袁鹤皋，语文教师李肖聃、周世钊，英语教师喻子贤、陈剑秋，数学教师陈鹿平、曹赞华、杨少岩，体育教师夏义可、陈奎生，地理教师文士元、谢国度，画家刘寄踪等都在明德任教多年。他的学生任邦柱、劳启祥、魏先朴、谢祖尧、钱无咎、俞慎初、何公望、刘永济、傅任敢、蒋廷●、曾约农、胡安恂、刘朴、邬干于、廖六如、杨伯峻、管竹等也能秉承师命，回较任教，有的长期或一辈子在明德工作。名师出高徒，明德的毕业学生，绝大多数都考入著名大学，成为优秀人才，学校也因之享有盛名。“北有南开，南有明德”，驰誉海内外。

　　子靖先生渊源家学，他自己以存诚为立身治事之本，也以这种精神来教育学生。明德开创，先生就提出“坚苦真诚”四字为校训，并请龙璋为校训作了释词，勉励学生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恪遵校训，学做人，求知识。又集古代一些学者的名言警句为《修身约言》分赠学生，写成对联悬挂学校，以收潜移默化之功。

　　明德学校在解放前共办了中学、小学、师范、各种专科、预科183个班，毕业学生七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毕业深造后，任大学教授、副教授的有三百余人，任工程师、医生和各种科技工作的人数更多，遍布国内外。一所普通中学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是难能可贵的。子靖先生“养成中等社会人才”的志愿，凭着他的磨血精神，终于实现了。

　　子靖先生有一句名言，“我是伺候学生的。”他处处为学生着想，爱护如同亲子弟。毕业离校后，他照样关怀，为他们谋职业，找出路，济困扶危。许多学生遇到困难，一找老校长，总会得到解决。先生在兄弟中行九，他的学生都亲切地称他为九师。他以自己有许多优秀学生而引为自豪。

　　民国成立后，当局者不少为他的旧交或学生，要得一高位，非常容易，但他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去做官，专心致志去办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

　　1940年11月24日，先生在重庆逝世，享年六十有九。194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云麓宫云西南侧。明德董事会遵先生遗命，推胡迈先生继任校长。

　　胡子靖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湖南许多热心教育的人士朱剑凡、陈夙荒、禹之谟、徐特立、王季范诸先生，都效法他创办学堂，培养人才。湖南教育事业，尤其是私立学堂素称发达，办学蔚然成风，胡子靖先生首倡之功，载之史册，不可磨灭。

　　先生关于办学，治学之见解论述，散见于明德师生之回忆录。先生著有《耐庵言志》诗集四卷。其夫人王韵卿诗《晚晴集》一卷。子三人：胡牧、银行家，胡毅、大学教授，胡微、音乐家，均曾就读明德。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日期：1987年第5辑

　 http://www.txhn.net/dfwx/wszl/201009/t20100919_7904.htm

胡元倓毕生精力奉献于明德

作者：杨益　
　　
　　
  　　胡元倓，宇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1872年9月9日出生于书香家庭。祖父胡湘字筠帆，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父亲同寿，是广东著名学者陈澧的弟子。长兄元仪，六兄元玉，都是湘阴郭嵩焘的门生，对经史学都有研究。胡元倓排行第九。幼年及青年时期受家庭的熏陶，又有亲戚王闿运等名家指教，因之对经史学也很有根底，尤其服膺王阳明的学说，认为存诚是立身之根本1902年被选送赴日本留学。次年回国，与表兄龙璋、龙绂瑞兄弟，创立明德学校。其后胡元倓一生遂与明德共休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在他近四十年的苦心经营下，明德声誉日盛。还在191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盛赞明德：“中戊戌变法后，‘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明德学校任教，继承了时务学堂鼓吹革命的校风。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胡先生晚年自号为“乐诚老人”。

　　矢志教育救国

　　胡元倓青年时代，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民族危机益深。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血性的青年，都受到强烈刺激。胡元倓更感奇耻大辱，滋生报国之心。

　　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选送留日官费学生，胡元倓与陈夙荒等被选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进了东京弘文学院（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所设）速成师范班。学习期间，爱国志士们纵论救国之道。有的想搞君主立宪，有的主张革命救亡，有的提倡教育救国。胡元倓便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便不能打碎那个腐败的国家的机构。但又认为革命也只能打乱，而不能再做。“再做”的任务要由教育来承担。胡先生了解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教育的普及，又对福泽渝吉创办庆应义塾，造就大批人才，储才建国，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有志之士，遂决心回国创办学校，矢志走教育救国之路，以储才建国复兴民族为己任。

　　1903年，胡元倓回国，在江苏泰兴县会见了龙璋，与谈兴学之计。龙极力赞同。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绂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慷慨解囊，出钱作开办费，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创办明德学堂，自任监督（校长）。招中学甲乙两班，于三月二十九日（即癸卯年三月初一）开学。“湘省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始”，明德也是全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比天津南开中学还早开办一年。

　　创办明德，胡元倓由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变成一个实际行动者。教育救国的信念进一步坚定。对于造就人才的收益，体会殊深。他在一次演说中引用管子话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更深刻认识到为国家造就千千万万的建国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种需要终身为之奋斗的艰苦事业——磨血事业。他对黄兴说得更明白：“流血革命危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磨血革命虽稳而难，但“中国的建国问题，非这样不能解决。”在他看来，明德学校是“磨血人”的磨子，他希望这付磨子能够磨炼许多救国人才。他用毕生的心血去推动这付磨子，也是这付磨子磨尽了他一生心血。

　　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办学

　　创办明德之始，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胡元倓仅一个拔贡，胆敢向旧制度开头一炮，办起洋学堂，必然遭到劣绅迂儒的顽强抵抗。明德创办时是站在维新派方面的，鼓吹民族思想，暗中策划革命，社会上封建旧势力称之为“异学”。他们或公开指责，或派爪牙兴风作浪。新旧两派的斗争甚为激烈。

　　明德开办头一个学期，就发生这样一件事：胡元倓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窗好友刘佐辑，时在校任教，但却依附了顽固派王先谦。他利用维新派陆鸿逵在学生课卷上措词激烈的评语，通过王先谦向巡抚赵尔巽密报，诬陷明德师生“昌言革命，蓄意造反，”企图搞垮明德。旧绅义落井下石，扩大事态，使学堂陷入危境。胡元倓通过开明士绅斡旋，与顽固派进行了曲折复杂的斗争，才挽回危局，保住了明德。

　　还有一件事：在明德任教的黄兴等爱国志士，他们在这里“鼓吹革命思想，隐为革命中心”，大量翻印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一类革命书刊，不慎被长沙知府颜锤骥知道了。他乘机兴风作浪，“企图藉此倾覆明德”，扼杀明德于摇篮之中。胡元倓即找龙绂瑞商量，一面请龙湛霖写信给巡抚，称赞黄兴的贤能，一面请张鹤龄与黄兴见面。黄张谈论欢洽。张鹤龄回去后，向巡抚力保“克强是纯然儒者，可以身家性命担保。”事情方缓和下来，又免了一场风波。

　　从这里看出，当时的明德学堂，是新旧势力互相交锋场所。湖南的封建旧势力强大，科举制还没有废除，特别是一些被称为“中兴功臣”的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文官武将，退职回籍后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不敢得罪他们。他们强烈反对开办学堂。面对着这种复杂的斗争形势，胡元倓采取对策是：利用官绅权势来维护明德学堂，因而他与清廷官方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并请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任明德总理（董事长），“藉以避谤”；与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军备处总办俞明颐等亦均有交往。他利用这种权势与顽固派作斗争。他还作了最坏的设想：与龙湛霖商量，另租西园龙宅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万一明德遭到不测，经正取而代之。“意谓明德纵倾覆，而经正仍可继办。”

　　胡元倓利用官绅维护学堂，同时利用学堂掩护维新派的革命活动。明德与华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员中有的是明德的教职员，如黄兴、周震鳞、张继、秦效鲁、苏曼殊、陆鸿逵等，有的是明德与经正的学生，如柳继忠、萧冀鲲、胡瑛等。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密切关系的，如仇亮。胡元倓虽没有参加华兴会，但对其一切活动持赞助的立场。华兴会以联络新军、会党组织起义为目标，开展革命活动，即假明德为秘密机关。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理化实验室里秘密制造的。1904年，黄兴与刘道一、马福益秘密定于西太后七十寿辰之际起义。事泄失败后，清政府派兵捉拿黄兴。黄兴避匿西园龙宅内。其后，胡元倓挺身而出，面对政府官员从容道，“诸事我均与闻。君如须升官，余之血可染红君之顶子（清一品官服饰），拿我就是。”随后，胡元倓为黄兴筹集三百元路费，掩护黄出走。这件事对学堂影响很大。学堂的命运，岌岌可危，当时豪右必欲封闭明德以为快。由于胡先生的坚毅镇定，终于渡过难关，苦撑过来。

　　在艰难中缔造

　　一位在明德任教多年的老师曾回忆：回溯多年来的史实，“明德几无日不在艰难困苦之中，可以概括一句话说，明德是在忧患中成长的。”明德在创办初期遇到的困难确是一言难尽。校舍问题，从龙湛霖侍郎捐让几间房子开始，一移左文襄祠，再扩充到朱剑凡出赁的花园，终奠基于泰安里。《明德校史》（以下简称《校史》）记载：1907年明德始有校舍，“在胡元倓苦心经营下，1932年，乐诚堂方告落成，总算安顿下来。但经费不能解决。这个难关，全靠胡元倓这里请津贴，那里募捐，左挪右借来渡过。”翻开《校史》触目皆是这方面的记载，下面摘录的仅是创办头几年的事：

　　1903年，靠人捐款办起了明德。胡说：“我癸卯年三月初开办明德学堂，由我姻丈龙芝生（湛霖）捐款二千元，表兄龙璋、龙绂瑞各捐一千元作为开办费。不久谭祖庵（延闿）用他太太的钱捐一千元作购置费，又另捐一千元作聘请英文教员的薪水。”

　　1905年，经费无着，“请求巡抚端方豁免贷款四千元，并每月津贴办公费千金。”

　　1907年，“湘省铜元罢铸，津贴停止，学校不支，胡监督驰赴奉天筹款。”

　　1909年，“校款奇绌，会商全体教职员月薪减两成，以纾校难。胡监督外出筹募基金”。

　　1910年，又因经费无着，“向大清银行借款一万六千元。”

　　胡元倓为明德筹措经费真是备极辛劳。他千方百计请求政府津贴。明德开办不到半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就月给津贴千两。巡抚端方也支持明德办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也都给予明德一定的津贴。但所有这些津贴都不是固定的，变动性很大。一旦津贴停止，学校便有关闭的危险。胡元倓不能不另外募捐筹款。有时募捐无着，学校陷入十分狼狈的困境。胡回忆学校困难情形时说，“有一学期只能发给三个月薪水。职员同人见谅，自动提议起折发薪。有一次比这更糟，发不出薪水，我只能在期终给每位教职员送一把宜兴茶壶，作为纪念。”有一年，竟然到了重阳还不能开学。

　　胡先生为明德募捐奔走，不辞劳瘁。或出关外，或走南洋，冒风雪，犯严寒，历酷署，跋涉险阻，含垢忍辱，其艰难困苦，为常人所不能堪者，胡先生莫不忍受之。“世人但知武训乞钱兴学，而不和胡子靖先生。为募捐明德经费，到处乞求……致有胡九叫化之称”。在向个人捐款中，以当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为最多。袁是湘潭人。胡先生称道同乡，请求捐助。袁初不乐意解囊。胡竟然双膝跪下乞援。袁感动不已，捐款一万元。向当时任总理的熊希龄捐款事亦感人至深。胡先生至北京，前往捐款，但熊常因事外出，多次未能得见。胡于是携带被褥，睡在传达室等待。熊希龄莫可奈何地说：“胡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作官，则又坚决不就。”胡先生听了熊的话，便答以诗，中有：“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之句。有年年关将届，学校经费奇绌。他到南京找端方，通过端方向南京裕宁官钱局借款过年。但钱局不付现，要他转往九江官钱局提取。他急奔九江，而九江钱局也不肯兑。其时风雪漫天，孤江冷锁，胡元倓不得其门而入，谭祖庵（即谭延闿，时为明德总理）耽心胡有不测之祸，急电召回。《胡子靖先生家传》就此事说：“是岁经费奇窘，几不能渡岁，先生乃请于端督，欲于裕宁钱局借两万金，端督作书会赴浔兑取，而总办孙某竟不肯发，风雪横江，孤危一室，时已腊尽，先生大窘欲死，黄泽生、谭祖庵主校事，虑先生有不测，函电慰之，校中同仁，又自动捐薪节省，困乃少苏。”胡元倓后来谈及这件事时说：“一生借钱以这次最为狼狈。”

　　在学校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胡元倓借钱简直有点不择手段，制造喜剧性的场面。他自己曾说过向清庆亲王之子载振贝勒借钱的一件趣事：“我从小就生得憔悴，不象一个官儿的样子，又不讲究穿着。这位亲王的门上看我不起，一连几次挡架在门外。后来我借了人家一件貂皮马褂和蒲饰袍子穿在身上，雇了一辆漂亮马车，临时又请了十六名呵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直奔亲王府，这样才见着他。”胡先生也经常向学生借款，那就不讲客气，非借不可。有一次刘永济筹足了4000元准备赴美留学，亲人为他饯了行，并在曲园（当时设在长沙走马楼）照了相，当日就要动身。胡先生从汉口回来得知此事，便一口气跑去找刘说：“学校困难不能解决，你的留学费用，我要挪用一下，缓一下出国没关系。你一定要救我这一回急。”校长来借，刘永济没法，只得牺牲了这次留学的机会。胡向学生借钱，还常常用命令的口气：“是不是学生，就看这一回借不借钱”。许多学生拿这位老校长无可奈何。于是有人就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胡子靖”的话来。

　　胡元倓一心想把明德办好，因而要钱无止境，筹款也就无止境。学校安定了就要扩充。创建乐诚堂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时“本校原有校舍，强半朽坏，迁校计划不易实现，校长忧之”。他立誓要建一栋当时长沙第一流的教学大楼。但“建筑经费，一钱莫名。”而胡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抱以身殉学之决心，奔走艰苦，而以学校发展为安慰，苦而弥甘。正是这种精神，“奔走艰苦”筹款，终于建成雄伟的乐城堂。乐城堂设计者著名工程师周凤九在《乐城堂工程纪要》中说：“今日居然有崭新的乐城堂，矗立在学校中心，这固然是有志竟成。但没有九师（指胡兀谈）这种伟大的人格，渊博的学问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决没有今天的历史……没有声誉卓著的明德学校，也就不能筹集到这笔巨款。换句话说，就没有今天的乐诚堂”。

　　“应事实需要”办学  树“坚苦真诚”校风

　　明德学堂创办时，新教育制度虽已酝酿几十年，公立的学堂因迫于情势需要，已成立了几所，但私立的教育场所停滞在书院、私塾阶段。所以胡元倓创建明德，是冲破旧制度束缚的大胆革新行动。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上新的一页。

　　新学校怎么办?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胡元倓从我国国情出发，想国家和社会实际需要即应事实需要，以确定学校各部门和课程的设置。“胡先生创办明德时，凭自己的理想及其所学，参照南洋公学成规，就实际环境之需要，设置班级，再从实践中建立学校制度。”

　　胡元倓“应事实需要”的设想，首先表现设速成师范班。那时，新式小学极不发达，明德中学班招生，应考者寥寥无几。胡元倓有鉴于此，认为必须努力发展小学。而当时小学师资缺乏，培养小学师资实为发展小学的关键，故办师范班。明德开办时，招中学两班，学生一共只有80人。而速成师范一个班，即招有学生118人，超过中学两班人数之和。其后，又为茶棱、攸县两县开办师范班。应小学发展之需，这些师范班修业期限都比较短，或半年，或一年不等。第二年附没高等小学。同时，还设有中学补习科及中学预科，附于高小部授课。这是因为投考者年龄较大，欲升中学而又未修完小学课程，设这两科为他们补习功课。其后，公立师范学校增设，速成师范便结束，公立小学增设，中学生来源增多，明德小学便结束。

　　胡元倓很重视外语及体育课程的设置。1906年初，即设日语专修科，紧接着就开设英语课程。并把外语和体育两项，作为“新教育之重点，”以适应当时国内形势之需要。

　　我国开始办理新教育时，就是为着学习外国语文。因为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我国受着列强压迫，深感外交棘手，国家急需造就翻译人才，以便与英、法和日本等国办理交涉。胡元倓是留学日本的。而当时留日风气正盛。明德开办第三年（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曾资送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乙丙两班学生，亦多自费东渡。因此首先开设日语专修科，以应学生及社会需要。至于英文的重要，在英国十九世纪初称霸海上时起就为人共知。对于体育，胡元倓认为我国自宋以后，重文轻武，国为衰微，迭受边疆民族侵凌，至清末，复受欧美列强压迫，几至邦国危亡，民命断绝。他深深感到“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认为要振兴中华，国民非有健壮的体魂不可。他把体育教育与振作民族精神相联。

　　胡元倓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深有认识。1904年，长沙开辟为商埠，英美及日本在长沙开设洋行，洋货象洪水一般涌来。帝国主义的轮船在内河横冲直闯。胡元倓很忧虑。他认定西方“商战”力量强大，要积积培养“商战”人才。明德始办高等商业科。后来又得到端方及赵尔巽之助，创办银行专科，并与大清银行约定，毕业生全部至该行服务。胡办商业专科及银行专科、银行保险，是为应付“商战”而设，是为“中国部署应付‘商战’的实际步骤。”

　　胡元侠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明德旬刊》曾明确提到“校中当局，抱定德智体三育同时发展之宗旨。”尤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经常教育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把它作为训育学生的唯一宗旨。黄兴任教时题词“劝诸君努力加餐，每餐不忘天下事。”贴在饭厅醒目的墙壁上。明德为救国而创立，所以爱国精神，一直在学生中得到发扬。辛亥革命湖南光复时，学生阎鸿飞率新军一个排，奔赴岳州，主动出击，大败清军，州光复。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明德学生愤起反对，并举行，“国耻演讲会。”1919年“五四”运动瀑发，明德学生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站在运动的最前线。”12月，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示威大会，明德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攻陷沈阳，以示敌忾同仇。并于十月间组织提倡国货会，排斥仇货，颇著成效，（《校史》）。”

　　明德学生有句口头禅：“进入明德后，第一件事便是学做一个明德人。”明德人的特色，便是胡校长倡导的“坚苦真诚”校训四字。蔡元培曾解释说，“惟坚苦故对事忠，惟真诚故待人恕。”胡校长认为，非“真诚”无以尽已之性，非“坚苦”无以任重致远。他还以两句话自勉并教育学生：一为“忍耐为希望心”，一为屈原诗句，“虽九死吾犹未悔”。这些都表现出他的坚定、毅力和精神。还教育学生“宁为笨牛，不为狡兔”，“一丝不苟，临之以庄”。要学生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多少年来，明德毕业的学生还牢记老校长的这些教导，并视为“明德的光荣传统。”　

　　明德对学生要求严。那时明德的门禁规定：只有一个校门出入，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外，学生一概不许外出。走出校门，必须穿着制服，佩载校徽，衣领上是“明德”二字，左胸口袋上还必须佩上符号。看见学生不合规矩的要斥责。彭国钧回忆说：“有次我打着赤膊在油印室印东西，被胡九先生看见了，把我大骂一顿。我简直作不得声，其实他比我才大几岁呀！”，明德精神培养了许多人。一位在胡校长逝世后才进明德的学生说：“雨露未克亲承，但享受了先生的遗荫，先生之人格、思想、行为、言论，固曾深印我心，亦且成为我今日立身处世准据。”

　　明德重视智育。学校管理严格，学生学习自觉性高，有着浓厚的学习空气。明德开办不久，巡抚赵尔巽来校参观，见学生正在自习，教室里鸦雀无声，非常感动，连连称赞“胡元倓办学有方，非旧式私塾所能及。”一位老校友回忆说：“明德非常重 视学生的学业，从教师到设备，从管理到考查，无不以学业为中心。”那时，学生一律要求寄宿，早晚自习，得有保证。自习时，并有教师值班，可以质疑向难。建有严格的考试制度。有舞弊者记大过，舞弊而情节恶劣的则开除，成绩差的留级，过差的 则退学，绝不徇私。由于考核认真，奖惩分明，因此学生人人自勉，步步向前。1925年，毕业学生有74％考取北京、清华、交通等著名大学。1932年和1933年，参加全省一二届中学毕业会考，高、初中毕业班都蝉联平均成绩第一。由于取得这些优异成绩，多次得到有关部门的褒奖。据《校史》载：“1917年春，教育部视学李步青来湘视察学校，见本校成绩卓著，大加赞赏。返部报告：‘明德规模宏大，成才众多，在私立学校中，实为有数之学校。’并由部奖给‘成德达材’匾额。”

　　明德对体育十分重视。黄兴曾任第一任体育教员。“明德自开办以来，即养成一种尚武，爱国的校风。”《校史》说：“本校对于体育，素极注意”，“对于运动之提倡，不遗余力。”又据《明德旬刊》载；明德曾实施强迫运动。“盖认定高深学问，寓于健全之精神，而锻炼身体又为健全之基础也……实施强迫运动，以期达到体育普遍之实效。除星期六以外，每日下午四时至五时，封锁自修室、寝室，无论何人，均应驰聘操场，练习各种运动。而各同学亦皆乐从，并养成自动之风尚”。因而，明德历年来体育成绩威震三湘，名闻遐迩。据《校史》记载：“民国十八年，本校球队远征武汉，凯旋而归”。“十九年三月，开第十届全省运动会，本校参加球赛，得足球、排球、网球、捧球四项锦标。代表全省出席华中运动会，仍获排球、捧球两项锦标归。”社会上奉以“泰安球王”的美誉。

　　1934年，天津《大公报》记者胡政之来明德参观，并发表《湘省之教育》一文，对明德盛赞备至：“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盖人数五百余人，皆住校，无一走读者。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劳动……，如泥瓦工人也。”胡校长面对这种表扬，更加谦逊。他说：“我们全体教职员工要益发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才对得起全国的舆论。”

　　“侍候学生”的可贵思想

　　胡元倓对学生倍加爱护和关心，视学生如子弟，为学生创造优美的学习环境，良好的学习条件。他有一句名言：“我是侍候学生的。”他是怎么侍候学生的呢?最重要的是聘请高水平的教师，把教职员整齐视为办好学校侍候学生的重要一环。他说：“教员好，学生乐于受教，进步于无形，而职员可以腾出手来从其他方面作增进学生品质和健康的事业，才可以使学生进德修业，三育并进。相反，如果教员程度不够，阵容不齐，学生无尊师之心，不能受教师之益，甚至引起风潮……一切问题无从谈起。”那时人们称赞明德教师“个个是好教师，绝无一个凑数”。明德开办时，曾聘请黄兴、周震鳞、张继、王正廷、苏曼殊、陆鸿逵等为教师，堪称一代名流。

　　胡校长为聘优秀教师，不惜长途跋涉，甚至屈膝以求。当时英语教师最为缺乏。他亲赴杭州，以重金聘华龙回湘教英文。由于当时教育尚不发达，理化、博物教员也极少。胡校长竟自日本聘请理化教员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江更值。为了延聘名流，不惜高抬时价。远东运动会的十项运动冠军获得者杜荣棠，在粤汉铁路工作。胡校长想方设法以高薪聘来教体育。他还从上海、香港或从湖大请些教授来校教课。胡元倓聘请教员，无路界无派系，不枸一格，以人才为标准。对好教师他要千方百计弄到手。胡校长延聘陈介的故事，一直在教育界传为美谈。

　　陈介时在日本留学，回家省亲，胡校长邀他相助，教授日语，商定至暑假为止。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暑假后，原聘日语教师未到，而陈介要继续赴日完成学业。胡校长坚持挽留陈介。校长虽诚心诚意，再三敦请，但陈介仍不依。校长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向陈介屈膝长跪，待陈介答应继续任教后方起。这件事陈介在《明德话旧》中回忆说：“余以秋间须返日，不之允。先生于座众前，向余长跪，非允不起。余感其诚，欣然承诺……。”胡校长也曾说过：“我为了伺候学生，曾当众向他（陈介）磕头，请他再干一期，他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他奈我这对膝头不何，只得又蝉联一期。”

　　胡校长为了伺候学生，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完善学校的基本建设，如校舍，教学设备和膳食。明德开办属白手起家。校舍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扩充的。从《校史》记载中举出几笔就不难看出，明德的扩充，都是在经费“奇绌”中进行的。

　　1910年春，“借款万六千元，加盖楼房一栋。”1913年，“乃以校产向实业银行抵押，得银款两万元，建筑学生宿舍。”1916年“秋八月，本校学生家长黄锡光捐款二千元，谭长生捐银五千两，建教室一栋。”1921年“九月，校长赴南洋群岛募捐，冬十一月归。捐礼堂建筑费弍万一千元。”1923年，“本校教职员集款建立楚词亭于池塘中央。”1929年“本校校址低洼，频年患水，校长忧之，力主迁地，另筑新校舍。因赴首都，与谭董事长延闿商，筹划数日，至冬间，始得国民政府批准，于中俄庚子赔款内划拨十五万元与明德，为建筑新校舍之用，”等等。胡校长为校舍之不断扩充，实用心良苦。

　　明德的教学仪器设备，当时在全市是第一流的。1904年开办初期，就在上海购置物理仪器、化学药品、生物标本。1914年扩充图书阅览室，一次就添置杂志刊物数百种，供学生自己阅览。后又从日本、德国购进理化仪器药品一万多元，充实实验室，使学生不仅懂得理论，而且能够实验。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第一批仪器设备，就是校长磕头磕来的。“我办明德，向人家磕过两次头，请袁树勋捐款是第—次。”正是这笔捐款，从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回来。”

　　胡校长终生不治私产，个人生活十分节俭清苦。“一切款项（指筹款）他自己分文不取，他只是想把明德办好。安定了就要扩充，扩充了，就要请好教职员。”至1933年，学校发展了，乐城堂已经建成。但他还一直住在明德进门靠北一幢窄而矮小的平房里，一连三间，孤零零的，既无地板，又无套房。家里很长一段时期没开火，就在学校食堂搭伙食。寒冷的冬天，只烧一个火缸取暖。一件敝裘还是他的学生周安漠送的。三十年代后，他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是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送的。尤其令人感动的，他的夫人佐先生办学三十年如一日，而逝世时，胡校长仍在北京为明德操劳未归。《校史》说：“1930年，校长继配王夫人逝世。全校师生，哀悼莫名。为辍课一日，开追悼会，吊者千余人。夫人贤而工诗，有《晚晴集》行世。佐校长办学三十年如一日，俾无内忧，浣濯之事，胥躬任之，其俭朴可风矣。丧事毕，校长始自京师归。”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

　　胡元倓矢志办教育，为国储才，不旁驰外鹜。其立志之坚，超乎寻常人之外。他一生仅担任过一次留日学生监督，因“非其志，年余即辞去”。他不愿作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推荐他出任教育总长，他敬谢不就，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曾邀他作教育司长，他掩耳即走。张伯苓曾特别赞同胡元倓的胸襟淡泊，足为人师。

　　胡校长以明德学校为家，他的一生实寄托于明德，对明德有着特殊感情，1929年，湖南省政府聘他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任职后，极力谋求湖大的发展与提高，为湖大粗具规模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仍念念不忘明德，任职仅一年，便毅然辞去，回到明德。1930年红军进长沙，学生星散，时胡校长刚从南京回长。谣言四起，许多人要他逃离长沙。但他始终居校园中，维护他一手创办的学校。这些都看到胡元倓对明德感情之深。真可谓数十年为一日，终身不渝，生死以之。

　　在办明德的全过程甲，他不知受了多少冷嘲热讽，困顿颠沛。但他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说；“只要办了教育，纵不成功而死，也是有意义的。”四十年来奔走呼号，席不暇暖，为学校筹款，心力交瘁。“先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抱以身殉学生之决心，奔走艰苦。”抗战时候他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居重庆，但时刻惦念学校。长沙“文夕大火”，明德校舍大部被焚，校长在渝闻之，忧愤交集。“晚岁又丁困难，毕生经营之校舍，亦忧如焚，学校播迁，处境益困，身虽旅渝，而心实在校。”他尝致书学校当局去：“明德数十年遇困难仍奋斗，望为我稳扎老营，省校虽焚，精神尤在，不难从容恢复也。

　　胡校长于1940年11月去世。但早在8年前即1932年1月，便开始预立遗嘱。那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抗战军兴；陈介问他：明德学校是你心血交瘁的产物……在社会上已有很深厚的基础与影响，你百年以后，这个学校交给谁继承?无论传子传贤，你都应该有个打算和交待，要后者执行，才可以长远维持这个学校于不坠，你的精神才可以不死。”这一席话，使胡校长感动得流泪。他当即决定，“你的意见是最好最对的，我的打算和交待该随时写成书面条文，交给后死者作为我的遗嘱执行。这份遗嘱我决定随写随寄，托你编次保管，死后开拆，予以公开。”陈介后任驻德大使，胡校所立遗嘱，都是写给陈介的，并随时邮寄陈处保存。遗嘱历八年时间，数度修改。此一过程，窥见胡先生至死不忘明德。1640年11月，胡校长在重庆歌乐山病逝。陈介拆开他的各封遗嘱拍照后，以原件邮寄回国，现将其数封摘抄于后：

　　1932年1月4日，“弟因教部尚未撤，责任所在，决不走动，而飞弹无情，忽而碰上，亦未可知。自问已过六十，为明德学校预定善后办法，亦非无病而呻。明德维持会，弟近年在各地苦心经营，自问身后必有奇效，如竞奄化，可照畏公（即谭延闿）例，以侄儿胡迈承继弟之董事缺，扩充董事四人……。”（以下是董事会名单）在这封信写完后，又“因前书意尚未尽，”补充一书，强调“嗣后校长皆须由董事内选”，“嗣后校长非本校学生及本校得力教员，兼有劳绩于本校者，不得与选。”

　　1937年3月15日给陈介的信中谈到校长继承人之事：“细思明德之事，彦远（胡迈）情形最熟，现与在校诸人接近，又无别的野心，实可继承。前年曾投书身后交刘弘度，此人极好，但家累甚重，接手必感麻烦，远不如四侄轻而易举，弘度可为董事，预商大计划，而不能为校长。”

　　胡元倓终身为教育，鞠躬尽瘁，他不但生前把全部心血奉献给明德学校，并且预立遗嘱，选定学校继承人，俾于身后明德仍能继续发展，可谓“死而不已”。令人佩服。他死后，国民政府颁令褒扬。令云；

　　“国民参政员胡元倓，早岁游学东瀛，即曾参加革命。返国后在湘省创立明德学校，宣扬主义，不遗余力，迄今四十余年，辛勤教导，始终弗懈，乐育英贤；弥昭功绩。抗战军兴，入参枢政，方翼国有志老，长资翊赞，遽闻溘逝，轸悼殊深。应于明令褒扬，以彰耆硕，此令。”

　　胡元倓先生桃李满天下，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日期：1987年第5辑

胡元倓侧记　
　　
  作者：陈毖涛　
　　
　　
  　　胡元倓字子靖，湖南湘潭县人。从堂弟兄行九，一般称他“胡九先生”。他于一九○三年春创办明德学堂，同年秋，为避旧派倾陷，又另设经正学堂。至一九一二年仍合并为明德，改称明德学校。明德学校分设专门、中学和小学三部，除专门、小学二部陆续停办外，中学部一直不曾停办过。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年改为长沙市立第三中学，一九八四年又改为明德中学。胡元倓曾于一九○八年任留日学生监督，一九二九年任湖南大学校长，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终生为明德校长“以明德为生命”。我在明德中学连续工作过十五年，三次作教务主任，两次作训育主任，并一直兼任语文教学。因工作的关系，我和胡元倓先生比较接近，因此稍知他一些思想、言论和行谊，把他撮要记载出来，希望能从一个教育家的侧面，反映出明德学校和当时湖南教育方面的若干情况。　  

　　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

　　一九○二年，胡元倓被湘抚俞廉三选派到日本弘文师范学院学师范教育，那时正值日本进入东亚称霸的时期，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都有飞跃的进步。而中国从一八四○年起，屡遭列强侵略，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种强烈的形势对比下，爱国志士们有的想搞君主立宪，有的主张革命救亡，有的提倡教育救国。胡元倓便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是必要的，不革命便不能打碎那个腐败的国家政治机构，一切改革无从谈起。他常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但他又认为革命也只能打乱，而不能再做，再做的任务要由教育承担起来。教育才能培养建国各方面需要的人才，只有通过这千千万万人才的努力，才有可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特别是日本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为明治维新提供了许多足以担负国家重任的有用人才的实际范例，对他的感受极深，鼓舞极大，使他的教育救国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使他由一个教育救国的理论者变成一个实际行动者。当黄兴、周震鳞一些人在明德暗中革命的时候，胡元倓就理会到他们和自己的事业之间除有一个救国的共同点以外，还存在着差异。他曾同黄兴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终生以“磨血人”自许。对于教育造就人才的收益，他体会殊深。我记得他在一次演说中引用管子的话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他这次讲话，请当时一位语文教员周味道为他板书，他一边讲，一边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和“一树百获者人也”两句话旁打了许多圈，并举巴斯德发明蚕瘟的科学预防方法，使法国还清了普鲁士的战债而有余的事例，他说：“从表面看，教育不会有什么危险，但要教育能达到成德达材的任务，为国家造就有用的人才，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一种需要发奋努力的艰苦事业——磨血事业。中国的建国问题，非这样不能解决。”在他看来，明德学校是“磨血人”的磨子，他希望这付磨子能够磨拢许多报国的人才，他用尽毕生的心血去推动这付磨子，也是这付磨子磨尽了他一生的心血。

　　人生大不幸碰到胡子靖　

　　明德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胡元倓是一位穷拔贡，明德在创办初期遭遇的困难是一言难尽的。校舍问题：从龙湛霖侍郎捐让几间房子办开始，一移左文襄祠，再扩充到朱剑凡出赁的花园，终奠基于泰安里。守旧势力接二连三的颠复活动：从分设经正，辞追刘楫作到争取到张鹤龄、端方的同情支持，算是勉强渡过了。惟有经费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个难关就要靠胡元倓这里请津贴，那里求募捐，左挪右借来渡过。

　　先说津贴；明德开办不到半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来校参观，大为嘉奖，就月给津贴千两。过两年后，端方继为湘抚，除豁免明德借公家的一笔贷款外，还月加津贴三百两。民国成立，前清度支部腾一笔饭余金，明德分得八万元。湖南教育厅对明德的津贴一开始就是甲种，一九二四年以后升为特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华教育基金委员会津贴万元。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大学院按月补助两千元。最突出的是中俄庚子赔款拨给十五万元，中英庚子赔款拨给四万元，抗战时期的中央教育部又月增津贴二千元。

　　上述津贴也不算少，特别是中华教育基金和两笔庚款，全国私立学校当中只有明德和南开得到过。但是应该指出：第一，有些津贴是从一种企业盈利和税收附加派生的。比如清末赵尔巽对明德月给千两，是从湖南铜元余利项下开支的。到一九○七年，湖南停止铸造铜元，这笔津贴就无形取消。又如湖南教育经费从一九一二年以后至抗战时期，完全依靠盐税附加；在过去内战是常事，战争一爆发，盐税就要断绝或减少，切肉连皮，附加自然要受影响，这是给津贴带来灾难的一个方面；即便是和平时期，没有内战，但全省的盐税也是有限度的，而公私立学校逐年增加，因之津贴就不能持久稳定。第二，在北洋统治时期，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而湖南地当南北之冲，更是受祸最深。地方教育经费，被这些割地称雄的军阀全部中途提取，述哪里有什么津贴！第三，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想掠夺湖南的盐税，何键统治湖南，又想夺取地方的教育经费，虽由于全省教育界誓死力争，没成事实，但可见津贴的动摇性很大，学校随时都可能关闭。这些情况是新社会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正因为如此，胡元倓就不能不另外筹款。再说这些津贴也不是凭空发给每一个学校的，要在学校的成绩，信誉和物质建设等一定的水平之上；去钻、去争，去多方请托，才有可能分得一杯羹，否则就要向隅。这些工夫一贯是由胡元倓包干的。


　　所谓另外筹款是怎么筹的呢?　

　　第一是募捐。明德本来是靠人捐款办起来的。一九三五年寒假，少数远道学生留校，我曾于旧历除夕组织一个学生晚会，请胡元倓谈明德掌故，他说：“我癸卯三月初开办明德学堂，由我姻丈龙芝生(湛霖)捐二千元，表兄龙研仙(璋)，萸溪(绂瑞)兄弟各投一千元作为开办费，社会上说明德姓胡，我说明德实际姓龙。不久谭组庵(延闿)用他老太太的钱捐一千元作购置费，又另捐一千元作聘请英文教员的薪水”。这是亲戚朋友捐款的例子。后来推广到达官贵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两广总督端方、上海道袁树勋和清宗室振贝勒等人先后捐助巨款。进一步他又向银行企业和巨商大贾劝募，得到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湖南实业等银行、哈尔宾交通航业公司以及湖南淮商公所等企业的大力帮助。一九二二年他到南洋群岛槟榔屿和新加坡等地的向爱国华侨劝捐，得款不少。他回忆学校在一段时期的困难情形说：“有一次，一期只能发给三个月薪水，职员同人见谅，自动提议起折发薪。有一次比这更糟，我只能在期终对每位教职员送一把宜兴茶壶，作为纪念。”以后在学校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他有时只得向学生家长或趁某种宴会拿出捐薄，当场劝捐。早期的学生家长如黄锡光、谭长生、较晚的如学生欧阳平坤的家长以及社会人士也有乐于捐助的。自然也有个别的人不乐意解襄，又苦于不好拒绝，于是造出“人生大不幸，碰到了胡子靖”的话来，一时流传很广。我记得一九三七年，他请春客，酒后谈天，他曾说：“我办明德，向人家磕过两次头，请袁树勋捐款是第一次(第二次后详)至于请振贝勒捐款，更有喜剧性的排场，因为‘大人好见，小人难见’已成为官场中的一种习气，我从小就生得憔悴，不象一个官儿的样子，又不讲究穿着，这位亲王的门上看不起我，一连几次挡驾在门外。后来我才借人家一件貂皮祃褂和蒲饰袍子穿在身上，雇一辆漂亮马车，临时又请十六名呵道，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直奔亲王府——这样才见着他。”

　　津贴不可靠，募捐时有时无，而明德不能不办，不能不扩充。胡元倓的第三着棋便是借贷。或是向本地政府借，或是凭学校的抵押、校长的信用向银行借，这种借款有的还了，有的由债权人免了。提起这事，我记得他还赞美过一些人慷慨、大方。对比之下一九三三年明德三十周年纪念，湖南省政府只给奖金八千元，他觉得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有一次他到南京找端方，想通过他向南京裕宁官钱局借款过年，钱局不付现，他便转往九江官钱局提取，等他到九江时，已是年关逼近，那里也不肯兑。他曾和我们谈起：“一生借钱以这次最为狼狈，风雪横江，使人闷绝，侥幸当天接到本校一个电报：有办法，我才松一口气。等我回来，才知道并无办法，只是谭组庵(时为明德总理)怕我寻死。这电报确实救了我一条命，年关也就这样将就过了。”对私人借款也是他常有的事，特别是对学生借钱不讲客气，非借不可。有一次刘永济筹足了四千元，准备留美，亲人为他饯了行，并在曲园(现在长沙走马楼)照了相，当日就要动身。胡元倓从汉口回来知道了，他一口气跑去找刘说学校困难不能解决，你的留学费用，我要挪用一下，缓一下出国没关系，你一定要救我这一回急！刘永济向来敬重老师，只得借给他，以至终生牺牲了这次留学的机会，而师生之间因此相得益彰。又—次他找明德大学毕业生李凤池借钱，开宗明义说：“是不是学生，就看这一回借不借钱给我。”现任文史馆员涂开舆也曾经是他的债权人。这种事情举不胜举。  


　　胡元倓筹款永无止境：津贴已是甲种，就请特种；请了省津贴，还要请中央和部的津贴，募捐几万了，还想几十万。但这一切款项，他自己分文不取，只是想把明德办好，安定了，就要扩充，扩充了，就要请好教职员，中小学办好了，就要恢复大学。一年一度的水灾，还使他想跳出泰安里这个水窠子，迁往三汊矶，筑一栋中心大楼，一个礼堂，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健身房，一劳永逸。他的计划是个无底洞，所以他的筹款活动也永远无休止。为了筹款，他不避严寒酷暑，不计成败，风尘扑扑，不以为苦。记得一九三五年底，他和楚怡学校校长陈风荒相约同往南京筹款。并于事前定好了舱位，可以由长沙直达南京。急然前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轮船公司派一个职员来问他：“陈凤荒先生不到南京去了，你还去不去?”当时我和谢祖尧、余先砺正在他那儿聊天，只听他说“陈凤荒不去，我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他的听差！”

　　我是侍候学生的　

　　一九○三年明德刚开办不久，一天巡抚赵尔巽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来校参观，学生们正在自习，教室里鸦雀无声。赵尔巽非常感动，认为这是教训的工夫作得好，非旧式私塾所能及。他大加褒奖胡校长一番，称他办学有方。胡元倓一再逊谢，只说“我是伺候学生的。”我到明德以后还常听见他讲这句话，这时才知道这是他办学校的重要精神，也才逐步理解这句话所包括的内容；一是指学校的基本建设，如校舍、教学设备和膳食；一是指教职员阵容整齐。他对于教员整齐是办好学校伺候学生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不止一次和我们谈过：“学校里只要教员整齐，学生便乐于受教，进步于无形，而职员可以腾出手来从其它方面作增进学生品质和康健的事业，才可以使学生进德修业，三育并进。相反，如果教员程度不够，阵容不齐，学生无尊师之心，不能受教师之益，甚至引起风潮，职员将会忙于边压边哄，补苴罅漏，疲于奔命，无以自其说，弄得职员也因而失掉信仰，转成众矢之的。一切问题常从此起。　  

　　他常以明德的教师一般不错而自豪，如早期的教员黄兴，我记得龙萸溪先生说：“克强博学多能，白天上课娓娓动听，教图画他还能替学生改稿，晚上就革命去了。”张继教历史，周震鳞教地理，苏曼殊教英文，许奎元教数学，很受学生欢迎。陈介主持附小，兼为日本教员助教(翻译)，学生也很敬爱。后来他要辞职，想继续留学。胡元倓曾说过：“我为了伺候学生，曾当众向他磕头，请他再干一期，他若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他奈我这对膝头不何，只得又蝉联一期”。  

　　胡元倓为了请教员，肯下身段，这种精神曾使很多人感动。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冬，张伯苓还向明德师生赞扬过他这种朴素肯干的精神。

　　胡元倓请教职员无路界，无派系，以人才为标准。一九三六年夏天，事务主任唐楩献讲笑话：“今年的明德教务主任余先砺，湘潭人，是中路的；训育主任陈毖涛，常德人，是西路的，我，衡阳人，是南路的；一路一个，真凑巧。”这本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他也是作笑话讲的。胡元倓听了，却不以为然：“我办明德，向来不分路界，唐主任的话不要传开了，人家造谣生事。”在明德工作过的人中有东洋留学的，西洋留学的，北高、南高、武高和湖南高师的，也有北大，中大和中山的，这是不分派系的最好说明。同时，他对组织明德校友会也采取保留的态度。他曾说：“如有事实上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临时召集当地校友座谈一下，如话家常，解决某些具体困难，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须随会随散。我去北平，南京，上海和汉口等地就是这样作的。加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组织，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胡元谈为了“伺候”学生，聘人还有一套特殊作法：一是挖，那就是人家的好教员，他不惜通过种种手段，挖到明德来。如郑柏新本是兑泽中学的得力教员，校长彭锦云是明德的学生，他就是倚老卖老，要兑泽放让，把郑柏新挖过来。又如教务主任余先砺到教育厅作科长去了，胡元倓就征得前省立四中(设在常德)校长向玉楷的同意(实际上不同意也得同意)，把他的教务主任马文义挖过来。二是拉，有些名手，甲校想聘，乙校想聘，但结果总是被明德拉过来。比如谢祖尧从东京高师毕业回国，范源廉本已介绍他到成都高师去教书，却被胡元倓从中拉过来，还责备范源廉不扶植桑梓教育；又说谢祖尧忘本，不到母校服务。谢祖尧就和我谈过这件事。三是挡，有些人若想从明德挖人出来，胡元倓不同意是走不了的。大约是一九三四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增设体育督学一员，朱经农拟提明德体育主任何泾渭去担任，被胡元倓大说一顿：“何泾渭是由我津贴，送到南京高师去为明德培养的，我的人你不能挖。”　  

　　在聘教员这一方面，由于他争胜的心理过强，乃至于好高骛远，不惜高抬时价。如远东运动会的十项运动冠军杜荣棠，在粤汉铁路局工作，胡元倓想方设法把他聘来教过一下短时期的体育。在一段时期内，全国注重英文，明德的课程除国文、中国史地以外，几乎全都是英文课本，采取直接教法。胡元倓还从上海、香港或从湖大请些教授如胡安恂等来校教课，薪金都特别高。冼星海也被明德请来教过音乐。


　　总的说：在组织教员这一点上，他认为是办好学校的重要一环，是他“伺候”学生的具体体现。

　　不参加政治  但过闻政治　

　　我来到明德工作以前，总天真的认为胡元倓是不过闻政治的。又无知的认为教育可以超然于政治之外。我到明德以后，才听到他说：“办学校的人一定要过闻政治，我不参加政治，但过闻政治，否则我就会变成一个瞎子和跛子，我的学校就办不成了。”

　　这几句话，当时我的体会并不深刻，又认为他一生不作官，只短期作过一次留日学生监督，是为了明德要请教员，卖仪器。这可以作为他不愿意参加政治的注脚。既不参加政治，为什么又过闻政治呢?怎样过闻的呢?那时我和他共事尚浅，还很难拿出事实。后来共事久了，根据一些线索，渐渐地觉得他实际上是参加政治的。清末他同湖南方面大吏如赵尔巽、端方、黄忠浩和张鹤龄、余明震等，打得火热，也为后来拥护革命党人打下很好的基础。湘籍京官如张百熙、徐树铭、地方官如袁树勋等，都和他有一定的友谊，为他办校开辟一些道路。一九一一年十月焦、陈被害、谭延闿一则喜，一则惧，不敢冒然上台，胡元倓是从谭的床下把他拉出来捧上台的一个。谭延闿督湘三次，有些内幕，他是过闻过的，特别是对教育和财政上的措施，他是争取过闻的。陈强作谭延闿的参谋长，一次和我谈起：“胡九先生和谭祖庵的关系极深，有许多事他是入幕之宾，不过他自己不露面不上台罢了。”后来赵恒惕和谭延闿翻了脸，对胡元倓也非常仇视。

　　大革命以后，明德早期的教员如谭延闿、张继、陈介、周震麟、陈其采、学生如陈果夫等人都已经通显，很多求官的人走他的门子。在这些过程中，他有次说：“周佛海太躁进，‘一二八’以后，他既想搞交通部长，又想搞湖南主席，还通过向复庵请我领衔保举，我虽不谓然，也盖了两次公章。”

　　最突出的是一九三七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他要老毕(名成，一个跟他多年的老听差，北京人)交一封信给我：“今晚有要事奉商，请予八时枉过一谈。”根据老例，我以为是商量学校内部什么事。殊不知我届时前往，客人只有两个，赖琏和朱经农。胡元倓向他们介绍了我以后，便向我说：“我们今晚谈一件向中央控告何键的事，请你代拟呈文。”我问“告他那几款呢?”朱经农说：“他干预教育的事很多，九先生是一位老教育家，当以这方面的材料为重。”赖琏又补充：“他在党务方面插手的情况也可提一提，九先生声望高，他向中央说话，可以一言九鼎。”接着朱经农讲了长沙县教育局长陈幼鸣一案，第一师范校长谢祖尧被撒职一案，赖琏又讲何键想保黄家声作教育厅长的阴谋……他们还讲过一些什么，也不记得了。胡元倓就我要根据这些内容写一呈文。第二天早上十点我把呈文稿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说：“得意急书，很好，等我找彦炜(他堂侄誊好后，交给果夫，面呈总座。”　

　　他和何键的关系在一九三○年以前是过得去的，并以湖南大学校长一席相邀(那时湖大还是省立，校长由省遴选)。以后就恶化了，他曾因此在南京住了几年，不肯回来，回来以后，关系也没好转。一九三五年上期，明德举行毕业礼，何键还想扭转僵局，自己来观礼，胡元倓避不见面。胡元倓为学校筹款是无孔不入的，独公开向人表示：“我不要何键的钱。”同时还声明不向何键荐人。这都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紧张呢?据我了解：第一，他是受了甲派的影响。甲派反对何键，又利用胡元倓作他们的盾牌，本来甲派的角色多是他的学生或曾在明德工作过的人，彭国钧、谢祖尧、王凤喈、曾省斋和张炯这些人经常来告何键的状；湖南党务，教育行政方面的头脑又多同情甲派，这种气氛无形中把他包围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他比较容易接受甲派不利于何键的薰染和宣传。他有一口闲章，刻“听微堂”三个字，在明德的老同事们时常引为谈助：“胡九先生就是爱‘听’甲派的‘微’言大义啦。”一方爱讲，一方爱听，讲的人推波助澜，添油加醋，听的人潜移默化，深恶痛绝，所以使他与何键中间的一道墙壁越筑越高。

　　另外，一九三○年红军进城的那天上午，他曾亲去会何键，当时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彻底破裂，胡元倓探询前方战事消息如何，要不要避开一下，何键答复说：“前方战事很好，我不离开，九先生也不必离开。”殊不知当天下午何键即已离省逃命。红军晚上即已进城，谣言四起，害得胡元倓割须弃袍，宁汉之间还谣传他已遇害。谭延闿还要教育部丧蒋梦麟准备为胡元倓开追悼会，从优议卹。这件事使他对何键非常痛恨。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所以他热心向中央控告何键。后来谢祖尧也知道这件事，曾说：“这是中央撤换何键的先兆，有意要湖南绅耆说话作为张本。”果然，不久张治中主湘的命令就发表了。

　　我们如再从胡元倓和某些人物交往的角度上，探索他与政治的关系，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比如他最怀念，称赞的人有两个：黄兴、谭延闿。我们常听见他说：“克强雍容有大度，组庵绝顶聪明。”黄兴早死，与他有关的史事不多；独谭延闽和他的关系维持最久，从清末起，至整个北洋统治时期及国民政府初期，直到谭死为止，约莫三十年之久，彼此来往极密，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得到谭的照顾与帮助。明德学堂早年向外借款，谭总作保人，有两笔钱是谭用省库结余垫还的。汤芗铭督湘时，教育遭受了推残，私立学校都朝不保夕，谭时已赴上海，元倓是通过他居间，居然和汤化龙搭上关系。谭与化龙同为翰林，同为湘鄂省参议局长，有相当交情。汤化龙致书其弟芗铭，要他在湖南对元倓另眼相看。汤芗铭祸湘时期，对革命党人恣意仇杀，惟对胡元倓优予照顾，并曾捐几万元补助明德。后来洪宪事起，各省选国民代表，湖南初次名单本有胡元淡， 汤芗铭说：“他是个办教育的，不宜于搞这一套。”于是勾去他的名字。胡元倓有一次想找黎元洪捐款、题字、想来想去，还是要请谭帮忙，谭时在青岛，回信说：“弟子黄陂(指黎元洪)求乞已多，苦难应命，不如就近找汪闲止(汪诒书，长沙翰林，自署闲止老人，与黎有旧)也”。

　　胡元倓对谭与龙绂瑞等人，具有一种魔力，使他们心甘情愿作他的走卒而不辞，或于规讽之中寓关切之意。前者的事例是：谭、龙和旧派与王先谦、叶德辉的交情本来不坏，只是为了胡元倓才和他决裂的，谭对这事有坦率的自白与忏悔：“葵园(王先谦)以争铁路事，与我辈过从甚密，后之参差，则以明德学校——为胡子靖故也。实则经师阍于世故，为肤受之愬所蒙，迄今思之，多可惜者”后者的事例：当叶德辉、符定一把持省教育会时，在会长选举问题上，胡元倓与他们有直接的矛盾。后来他们又明目张胆搞筹安会，胡元倓极力反对，说他们是一群攀龙附凤的妖孽。谭曾劝他：“与恶势力斗，弟每为公危。”。一九三○年，谭死前有信给他：“弟每感于国人之无教育，同辈中惟公为有职业，有历史，不可不勉”。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厚友谊，胡元倓在谭的子女面前，常以非同泛泛的父执自居，经常通过谭曼意(谭的女儿，陈诚的夫人)找陈诚。在张治中主湘以前，有一个时期，他曾说：“陈辞修(陈诚字)可能来作湖南主席。”这说明了政治上的一些微妙关系。  

　　驱张运动发生以后，胡元倓在汉口暗中策应，驱张运动的代表们北上请愿，就是以汉口明德大学为枢纽的。  

　　其次，和胡元倓关系较密的人，我想要数陈介和陈果夫兄弟。陈介早年在明德学堂作日文翻译和附小主事，这是他们定交之始。后来陈介由日德留学深造回国之后，在政治、外交方面渐露头角，无论在政治、经济上，他都可以给胡元倓以支持，特别是明德大学在汉口开办时期，有很多问题都是依靠陈介解决的。如校址，先设在俄租界的道胜银行，后来迁至汉口洪春里，都是陈介为之擘划奔走。开学以后，经费每苦不继，听说有一年到了重阳还不能开学，就地借款又是陈介的帮助最多，因为当时他任江汉关监督，在汉口银行界走得途途是道。正因为这些关系，胡元倓和他拉得很紧，请他任明德的董事。胡元倓往来汉口，上海、南京之间，总是住在他家里，对烛长谈，每到深夜。一次陈介问他：“明德学校是你心血交瘁的产物，在社会上已有很深厚的基础和影响，你百年以后，这学校交给谁继承?无论传子、传贤，你都该该先有个打算和交待，要后死者执行，才可以长远维持这个学校于不坠，你的精神才可以不死。”这一席话使胡元倓感动得流泪。他当即决定：“你的决定是最好最对的，我的打算和交待该该随时写成书面条文。交给后死者作为我的遗嘱执行。这份遗嘱我决定随写随寄，托你编次保管，死后开拆，予以公布。”陈介接受这个委托。一九四一年冬，胡元倓死于重庆时，陈介在德国柏林任大使，任内果如其意，拆开他的各封遗嘱拍照以后，以原件邮寄回国。从这些具体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深度。

　　至于陈果夫，他是明德小学、中学的毕业生。因他叔父陈其采在明德教算术，远从吴兴把他带来读爷，陈果夫还讲过这段历史：“我祖母原不赞成我到长沙来读书，我父、叔只得用用计，向祖母撒个谎说：‘我们在庙里求只签再说罢，吉利就去，不吉利就罢了。’第二天清早他们就装着从庙里抽签回来的样子，对祖母讲：‘ 签文极好，大吉大利。’我祖母才准我叔父把我带走。”胡元倓也说过：“果夫初来上学，我抱过他。以后他写履历只有两条；一是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毕业；二是上他交易所职员。”在蒋家天下陈家党时期，果夫窃据要津，弟兄两对胡元倓优礼有加，对胡元倓的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后来明德向中央要求津贴，特别是摊分庚款十五万元，果夫出力最多。果夫他们曾也想利用老师在湖南的地位和声望，替他们组织一帮人，作为他们支配湖南党务和教育的一股实力。胡元倓一次极力怂恿黄土衡加入国民党，黄到南京述职，陈立夫又通过胡元倓请他吃饭，意在拉他入彀。黄曾反问过胡元倓：“你介绍我入国民党，您自己呢?”胡元倓答复：“这是你们壮年的前程问题，我倒犯不着了。”

　　从表面看，胡元倓不作官也是事实，比如一九一二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推荐他作教育总长，他敬谢不敏。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曾邀他作教育司长，他掩耳即走。张伯苓曾特别赞扬胡元倓的胸襟淡泊，足为人师。这是有事实根据。但并不等于他自己所标榜的不参加政治。

　　点滴言行

　　我还想起胡元倓生前一些言行，写出来也可以增进人们对他的了解。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一九二七年正月，他住明德进门靠北一幢窄而矮小的土房里，一连三间，窄而长，孤伶伶的，既无地板，又无套房。一九三五年秋，我到明德工作，那栋雄浑壮丽的乐诚堂已经建成，而他还是住在我八年前初次见他的那幢房子里。他夫人(王夫人，能词，著有《晚晴集》)在时，家里有一个时期没开火，他们就搭学校食堂的伙食和茶水。夫人死后老毕是他终生的伴侣(老毕后来患精神病而死。胡元倓病时，他可以代胡元倓写信，字迹还有几分相似)。有一次胡元倓病了，龙绂瑞来看他，看到阒无一人，责备他的儿媳：“九先生如果死了不知时间，你们可担不起骂名！”他病好以后，却并没有加雇仆媪。一九三○年以后他才有一辆六成新的人力车，那是大陆银行总理傅丽行送的。寒天冷冻，我看见他只烧一个苏州火缸取暖，一袋敝裘还是他的学生周安漠送的。　

　　他对学生极为严格。看见学生不合规矩要斥责。彭国钧一次对我说：“我在经正毕业的那一期，打着赤膊在油印室印东西，被胡九先生看见了，把我大骂一顿，我简直作不得声，其实他只比我大几岁呀!”正因为如此，他律己也同样要求严格，他同我说：“要管人家，先管自己，我每到办公室去，一出房门我就要摸摸颈项下面的扣子是不是扣好了。”

　　胡元倓一生专一于一种事业——教育事业，不旁驰外骛。在这一种事业面前，他不知道受了多少冷嘲热讽，折磨打击，困顿颠沛，但他从来没被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所吓倒，也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认为这种事业总是有希望的，只有百端忍耐才可以战胜困难，仿佛先是山穷水尽，硬过这一关，便是柳暗花明。教育总是要办的，办了教育，纵不成功而死，也是有意义的。他这种信心非常坚强，曾请王闿运为他写横式两块：一为“忍耐为希望心”，一为屈原成句，“虽九死吾犹未悔”，以自惕励。他并刻一“从苦打击”的石章以表示他的乐观与坚定。我认为这些是胡元倓毅力、精神、经验的自白与总结，一点也不夸张。．

　　在旧社会，湖南是一个私立学校比较发达的省份，这与胡元倓的鼓舞，帮助是分不开的。他和我们谈起过，他鼓励朱剑凡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创办周南女校。胡元倓自己始终为周南的董事，董事长，给予帮助不少。周震麟、彭国钧办修业学校，陈润霖办楚怡学校，方克刚办妙高峰中学，都或多或少与胡元倓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些学校树立风声，全省各县纷起景从，推其实际，有人简直说“元倓是湖南私立学校的母校。”上海复旦大学的开办，他是校董。抗战时期，外省好多大学始迁湖南，再迁西南(如北大、南开、清华、交大、商学院等)，当他们在长沙时，胡元倓大力支持，并要我们从各方面竭力帮助。一九二七年我第一次去见他，是与一位私立中学校长同去的，胡元倓热情地说：“办学校的都是同志。凡办学校要有恒心，要慢慢来，不能希望今天创办，明天、明年就能办好。”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到明德工作以后，看见他集宋明学案句，请严修为他写一付对联：“持之以恒，化小为大；行之以渐，融异为同。”我才进一步体会他的精神，也受到教益。　

　　胡元倓热情而爽朗，言浯不多，别有一种热诚对人，如自肺腑中出，他的爱憎好恶，坦率地摆在脸上。明中学校的任何一个胜利，会考军训、球赛以及一年一度的考入大专学校的升学百分率……他都以关切和喜悦的心情对待。对某个教职员的长处，某一个学生的才能，他都如数家珍，寄以欣赏，每树大拇指称道不绝。至于所亦恶，亦不假以词色。我和他参加过一些集会，发现他熟识最多，周旋应接，给人一种热烈的冲击，使人觉他得在大人物中不渺小，在小人物中不伟大。后来他在重庆开国民参政会，《大公报》说他和张一麟“须发如雪，四座风生。”这描写是恰当的。对一些请他帮助的人来说，题字，题词最易，请写榜书较难，他坦白地说：“我的大字写得不好，你定要我写的话，我就要舍侄彦炜‘煞枪’(意谓代替)。”请他经济上资助较易，有时人家在病患为难之中，他常找上门去给以接济。请他写荐牍较难，但有些人他又常请他推荐。他都明白表示，从不转弯抹角。我记得一次有人请他写信找陈果夫要事，他说：“你搞党务工作不相宜，我不答该你的要求。”一次有人请他写信给朱经农，想得到省四中学(时在桃原)校长之缺，他说：“不行我已经推存向复庵了”。

　　有个晚上，我们几个教职员在他那儿聊天，就学制、教科书和文学几个问题谈开了，他的一些议论和插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中学生最好五年毕业。三三制多花一年时间。中间多一层升级的关卡，在教材上多一层迂回复习……这是非常不必要的。”他接着告诉我们：“教育部准备委托我们办一个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我认为这很好，我想一定会成功。”讲到教科书时，他极反对当时的小学课本。”他说“如今的小学识字课本第一课是人手刀尺，纯从笔划简易着眼，没有想到他在学生的头脑里面会起什么作用。很明白，这四个字只能使儿童从自己身上看到人手和摆在桌上的刀尺，这只能使学生变成一个鼠目寸光，胸襟狭小的人。这个严重后果，我们搞教育的人要予以充分正视。日本的小学教育便不是如此，他们的小学识字开宗明义只教‘山海’两个字，这显然不是单纯从笔划难易看的，而是着重从下一代儿童思想人格的后果看的，要他们如山之高，如海之深。我初到日本如此，我作留日学生监督时如此，听说现在还是如此。在这种对比之下，我们该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小学的课本有必要重编写，这个关系非常重大。”他对语文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折衷的，既不一味复古，也不一味趋新，认为古典文学要学习，语体文学也要学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传统的遗产要继承，语体文学也要发扬。他说：“在文字写作上，我今天不感觉有什么困难，还是得力于几卷老书；白话文也有好处，说理记事深切著明，为空架子古所不及。”停了一会，他又举他亲身的经历说：“我为石醉六《跋黄克强先生遗墨》，就是一篇白话文，意到笔随，写得痛快，古文不能透撤明白。我将来还要写几篇白话文嘞。”我猜想他可能是想写篇关于民国开国和明德校史的文章，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他就死了。　  

　　明德在创办三十周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声誉日隆，以致有“南有明德，北有南开”的传颂。一九三四年天洋旧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来校参观，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发表《湘省之教育》一文，对明德称道备至，说：“明德与南开不啻南北并立之两大学府。依余观察，明德管理之严格，功课之认真，似在南开之上……寄宿生之整齐与军队无异，科学仪器之多，视大学无逊色，学生重工作，习勤劳，如……如泥瓦工人也。”针对这一事实，胡元倓每说：“我们全体教职员要益发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才对得起全国的舆论。”并镌一口“戒慎恐惧”的石章以自勉，兼以勉同人。　

　　记得一九三六年下期他请得一笔英退庚款回校，随即开了校董会议，商量使用这笔款项改建校舍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和方案：一种主张把现有房屋除乐诚堂以外，一律拆毁、从新改建校舍、大礼堂和图书馆。其规模和风格要与乐诚堂调和、相称。另一种主张将现有校舍全部出售，连同这笔津贴，另在三汊矶购地新建校舍，既永避水灾，又可增开教室，扩大招生名额。胡元倓倾向于迁校三汉矶，半年后抗战事起，陈果夫来校参观，并向师生讲话：“明德应作到能招收学生一千人，教师人力、教学物力才不虚费。”其时胡元倓血压高，正在湘雅养病，听到这个说法，非常兴奋，迁校的决心更大。等我和何泾渭去看他时，他说：“只等战争结束，我们决在三汊矶新建校舍，乐诚堂还是中心房屋，替我留这一纪念就够了。礼堂仍叫四箴堂，用以纪念龙研仙；图书馆命名组庵馆，用以纪念谭延闿；健身房就叫克强房，用以纪念黄兴。”



来源：1986年第20辑《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http://www.txhn.net/dfwx/wszl/201007/t20100730_72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