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谱与《只塵谈》
胡承谱﹙1732—1805﹚,字韵仲、号元峰。乾隆壬申十七年﹙1752年﹚恩科举人。泾县溪头都龙坦村人。﹙恩科始于宋,明、清亦用此制。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若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
《泾县志·文苑》有胡氏小传,云:“少颖悟,读书目数行下。弱冠举于乡,授庐江县训导”。任上治声颇佳。后因“婴偏废疾”,遂乞休归,以著书自娱。《只塵谈》即独自执麈尾而清谈,“塵谈”指的都是“闲居谈论”,胡氏以《只塵谈》为书名,很能见其患偏瘫乞休后,仍悠然自得、心境澄明的良好心态。
胡氏所著《只塵谈》分正、续两部分。《只塵谈》卷上及《续只塵谈》卷上是证经考史与诗话文评之类。包括写人情、述物理、叙风土之类,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只塵谈》卷下及《续只塵谈》卷下共计小说42则。其内容反映出明末至清中叶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风貌,反映了胡承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
由于胡承谱自身性格特点及人生经历,他对忠臣、能臣、清官、廉臣十分欣赏,对刚烈不阿、有胆有识之士,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用很大的篇目为这些人著书立传,成为其小说写得最为出色的一大部类。文字质朴而感人至深,胡氏常在小说中发表议论,精辟论述与正文相辉映,给读者点拨和回味。其笔法纯为史传体。后人评其继承了司马迁“叙事以情”的特点。如:《宛平典史》、《书鲁亮侪逸事》两则,胡氏着力塑造了“为人有胆有识”、忠于职守、不畏权势、桀傲不训两个“奇士”、“奇男子”的形象,鲜活突出,富有生气。这在文言小说史上是不多见的。
清代文言小说中,纷繁众多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图解旧道德的工具。而胡氏在《婿卖妻母》中却着力描写了一个“有识有胆老妇人”的正面形象。这一“奇妪”形象的塑造,使其小说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意义,丰富了千百年来女性形象的画廊。
胡承谱出生于一个科举世家,他对科举制度的思想主流是认同的。但他又写出《魂赴乡试》这则小说。其间写出了对科举制度吃人的朦胧认识。其内容与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体裁、笔法较之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任何一章,毫不逊色。可见胡氏自已的创新,不仅在内容题材上有所拓展,在艺术上也大有可取之处。
胡氏的文言小说,有的充满着戏剧性元素。京剧程派经典传统剧目《锁麟囊》,即是根据胡氏《只塵谈》中《赠囊》故事改编而成。清嘉庆《泾县志·文苑》有胡承谱之《荷包记》。﹙即‘赠囊’﹚。其开头一段写道:
微歙间,某年月嫁娶日,适两新妇舆同憩道周。一极贫女,一极富女,始而哭莫解,久而贫女哭独哀。富女曰:“远父母,哭固当,奚若是其哀与?”命伴嫂舆侧叩之。贫女曰:“闻良人饥饿莫保,今将同命耳,奚而不哀!”富女心恻,解荷包赠之,盖上舆时祖母遣嫁物也。
这段描写竟与京剧《锁麟囊》中“春秋亭遇雨”一幕经典场景一般无二。其实,《只麈谈》面世不久,时人就发现这则故事是改编戏曲的绝佳材料。清人朱青川评点《荷包记》云:“此事若付洪昉思、孔云亭诸君,佐以曲子宾白,竟是一本绝好传奇矣。”洪昉思即《长生殿》作者洪升,孔云亭即《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时称“南洪北孔”,是清代最为杰出的剧作家。朱氏作如此断语,足见《荷包记》故事中戏剧资源之丰富。果不其然,1930年代末翁偶虹先生依据这则故事为京剧大师程砚秋量身定制出一部喜剧作品《锁麟囊》,1940年在上海黄金戏院首演,一炮走红。
胡承谱在其文言小说中,常把真人真事与幻化情节相结合,构思巧妙,人物塑造栩栩如生、情态毕肖。有学者评其小说是“史才、诗笔、议论”的绝妙结合,是恰当的。如:胡氏的《衡水八命》,叙事详明完备,情节跌宕曲折。较之袁枚的《換尸雪冤》,似乎略胜一筹。
清嘉庆年间,县人赵绍祖在《只麈谈》跋中赞誉道:“胡元峰先生《只麈谈》四卷,病中之所著,本无意求工,而古今杂出,细大不捐,盖深得段成式《酉阳杂俎》、沈存中《梦溪笔谈》、陶九成《辍耕录》之遗意”。虽是誉美之辞,但对胡氏作品内容特点及艺术成就作出了切当的评价。胡承谱之《只麈谈》自有其闪光之处,其中文献史料价值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