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阳胡氏碑铭小考及刍议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碑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给先人树碑立传，自古有之，有皇家的，有官宦的，有民间的，大小不一，格式有别；但文辞精炼，字迹工整，记述准确，大同小异，为的是留名千秋，以供后人瞻仰。寿阳胡氏在本邑西岢村垴环岭其先人的坟莹，留下了自嘉庆，道光，同治，光绪清四朝以来共十通墓碑，它们庄严肃穆，气势恢宏，一看便是中晚清本邑的名门望族。以其规格和数量在乡间还是较为罕见的。
首先从碑铭的荣誉封号来看，大多留有“皇清恩赐”字样。其先人胡茂贵（家谱第五代，碑存第三代）公，有“皇清”字样；其先人胡德（茂贵子）公有“钦赐修职郎”字样；其先人胡启陈（字宗虞，德三子）公墓表有“皇上钦赐正八品修职郎熙朝寿考”字样；其先人胡祚陈（字从古，德四子）公有“皇清恩赐登仕郎”字样；其先人胡善继（字志孝，启陈长子）公有“皇清恩赐寿民”字样；其先人胡善宗（字子厚，祚陈二子）公有“皇清处士”字样；其先人胡善友（字久敬，祚陈三子）公有“皇清恩赐乡饮耆宾”字样。
“皇清”即清皇，清朝皇帝，皇上老大，故置顶。
“修职郎”即正八品散阶，即授予官职同时授予的虚衔，此为荣誉衔，有比今天之军衔（亦或正团，上校），似副处级。
“登仕郎”即正九品衔，或为逝去所赠，亦为荣誉头衔，虚衔。
“乡饮耆宾”即清制每年由各州县遴选德高望重的士绅一人为宾，次为介，又次为众宾，详报督抚，举行乡饮酒礼。所举宾介姓名籍贯造册报部，称为“乡饮耆宾”。若犯错误，亦详报褫夺革名。授此衔主要起到尊敬老人，教化乡里的作用。
由此可见，胡氏先人的七通碑铭所加授的荣誉头衔，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加或敢加的，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朝代由朝廷或地方政府代表朝廷所授予的荣誉衔。
其次，从碑铭的记述细节来看，除了记述其先人的生卒年月，配偶及子女情况，还记述了其先人的经商贸易的情况。至于其先人的经商贸易，虽较为简略，但足以证明其家族的发迹是与经商分不开的。如胡启陈公墓表有“二十四岁风尘雨雪，效陶顿业，五十一岁家居不复游还归”字样；胡善言公墓表有“秉公贸易，亦淳淳然有喻义之示”字样；胡祚陈公墓表有“想公贸易于归化城“字样；胡善友公墓表有”因家运不丰，弃儒为商，贸易化城，方逾不惑之年，家累千金“字样。但也有人操守家业，如胡善宗公，碑铭亦有记述。由此可见，老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胡氏也是”经商亲兄弟父子兵“。胡启陈胡祚陈兄弟，胡启陈胡善言父子，胡祚陈胡善友父子结队报团经商，足迹远达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乃至其先人口口相传的结对商帮远达俄罗斯恰克图，看来是极有可能的。贸易内容不可能在墓表一一道来，但据其先人口口相传的经营马匹，皮毛，茶叶等商品在这个商道上也是十分可信的。从胡氏父子经商的时间来看，彼时胡启陈二十四岁始，值乾隆廿四年即公元1750年，正值乾隆盛世，相对来讲和平安定，市场繁荣，也正是山西商帮活跃的时期。如此看来，胡氏一门在距今二百六七十年前的清中期开始经商，也正是由于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诸条件，故而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迹并奠定了家族的经济基础。
渐次，从碑铭的撰文和书丹来看，也多为当时本邑名宿大儒。其先人胡德公墓表由乾隆庚子科举人祁朝鸾撰文，该为大清名相祁寯藻之族人，曾任猗氏县（今临猗县）教谕；书丹则由嘉庆丙子科举人祁世弇为之，该为祁寯藻之侄辈，历署临县，临汾县教谕；荣河（今万荣），长子县训导；其先人胡祚陈公，胡善宗公墓表则由同治甲子科举人霍凤翔书丹；其先人胡启陈公墓表则由本邑儒学庠生（即秀才）阎中孚撰文及书丹，此碑文从辞藻，书写似乎更胜一筹。由此可见，胡氏一族当时在乡里的影响是较大的。有的碑铭则由其姻亲所立，如胡祚陈公墓碑由其三子胡善友的长子胡学睿之妻侄马意静所立。马是否取得功名，待考，至少是出于仰慕胡氏一门，勒石留名，以誉后人。
再次，从碑文所记述的其先人的配偶及生卒年月来看，也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直尊崇的婚姻习俗。一是门当户对。从胡氏碑文结合县志来看，胡家与当时本邑大户祁家，弓家，马家以至后来的渠家均有通婚。二是元配长于夫，生辰八字相配。如胡启陈公生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维夏（四月）二十五日午时，其元配解氏生于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桂月（八月）二十一日子时，长三岁，男午时女子时；胡善言公出生于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十月初二日午时，其元配吴氏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正月初六日子时，长一岁，男午时女子时。以上从阴阳八卦来看，均为佳配。又从碑文所记述其先人享寿来看，有较多均享其高寿（在当时）。如胡茂贵公，享寿八十有四（公元1716—1798）；胡启陈公，享寿八十整岁（公元1736—1815）；胡善言公，享寿六十有七（公元1761—1827）；其中胡善继公高寿（缺资料）还得“皇清恩赐寿民”之美誉，想来寿数不低。大德之人，必得其寿。看来胡氏先人是有德行一门。
古来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下葬有的要随一块墓志铭埋于地下，内容不外乎叙其生前所任官职，所获功名，所修政绩，不为后人所知。而胡氏一族为民间百姓，凭其几代经商，累积家财，“处邻里以宽厚，待昆弟以和睦；敦友谊而笃亲戚，敬椿萱而育子孙”，故获“皇清恩赐”美誉。勒石墓表，彰示后人，既能彰显皇恩浩荡以垂裕后昆，又可慎终追远启燕翼贻谋。其先人碑文既不溢美夸大，又能诚实表述，当为民间百姓较珍贵之遗存文物。
除上述小考之外，亦有几点尚存疑虑。一是胡氏为当时一大望族，但在清光绪己卯年修“寿阳县志”里未有记载，估计与历来重士倡农轻商的观念有关。二是历来碑文只现一姓氏，此处为“胡”，但在道光十四年由胡善言三个儿子为其碑刻正面，三个儿子均连名带姓一并书来，有所失雅。
总的来说，利用保存良好的古碑文来研究当时的民风民俗，也是一件较为有趣的事。它对家族的传承可尽知全貌，对朝代的更迭可窥一斑；它可了解一些当时的孝道文化和碑铭文化以教化后人；它可提高家族的荣誉感和团体意识以激励来者。繁衍是人类的继续，传承是文化的延沿，荣誉则是对族人的激励和鞭策。
因本人水平与资料所限，对寿阳胡氏近三百年前的碑铭，作了少许工作，谈不上研究，想谬误之处甚多，垦望专家学者和胡氏后人给予批评指正。需要讲清的是，若能现场实际考察，再把某些斑驳的碑文厘清，或将能进一步完善此文，将使谬误再减少一些。
参考资料：1）胡氏墓碑碑铭拓帖
2）“寿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2年刻印《光绪己卯续修·寿阳县志》
本文作者：郝金樑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 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