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赣榆、山东临沭两地胡姓探源 胡 灵 江苏赣榆、山东临沭两地的胡姓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历史悠久，都是当地一大巨族。江苏赣榆和山东临沭地域相连、文化相通、人口交流密切，因此，近代胡氏家谱都把两地胡姓归为一宗。尤其1962年的山东临沭大修谱更是把赣榆胡姓和临沭胡姓融为一体。从两地近代所修家谱来看，基本上都是把赣榆胡姓接续于临沭胡姓。但本人仔细研究了两地胡姓不同时期所修的家谱时发现，其中多有臆造不实之处，经不起深入推敲。因此几年来本人一直在不断探索，努力寻找历史真相。以前本人发表过多篇研究文章，但由于当时局限于自己的学识不足和对所得资料辨别真伪的能力不够，所以在以前的文章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推论，误导了两地广大宗亲，请以我最新研究结论为参考。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在不断探索、不断自我否定中逐渐接近历史真相的，望多谅解。 最近本人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对研究赣榆、临沭两地胡姓来源问题有很大启发作用，在此本人以新的历史角度对赣榆、临沭两地胡姓来源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新的研究观点与广大宗亲交流。一、关于民间家谱可信度的考辩 家谱是一个家族迁徙繁衍的历史记载，是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司马迁写《史记》时，就从家谱中去查找证据资料，可见早在中国夏朝以前就有家谱了。据历史学家考证，我国的私人家谱由于受到战乱影响，到了宋朝时期就基本不存在了，现存家谱都是宋朝以后修订的。宋代修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下，鼓励私人修谱，于是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因此说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由于家谱从官修转成私修后，失去了官方的监督把关，因此家谱修订出现了攀附帝王、冒认名人等伪冒、杜撰现象。有的家族为了扩大势力、壮大族群就把不相干的同姓族群全都编到自己门下，家谱由宋以前的“小宗之法”疯狂演变成“大宗之法”。明清以后，官方继续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到了乾隆时期民间修谱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乾隆朝一改以往的态度，对民间谱牒的内容、格式大肆干预。这主要起因于江西巡抚辅德发现该省存在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合族建祠的问题，而且民间纂修的家谱随意攀附，十分荒谬，于是他奏请查禁祠宇流弊。乾隆帝予之高度重视，着手整顿。有的宗族因此家破人亡，谱毁无存；有的宗族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核查重修。在此期间，民间家谱得到较好的规范。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政治氛围较为宽松，各地修谱之风又盛，由于失去了大清乾隆皇帝的“禁谱令”约束，家谱修订又开始走向攀附、冒认、扩族的老路。由此可见，从清朝乾隆时期到民国前的民间家谱较为可信，建国以后所修家谱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本人研究发现，赣榆、临沭两地胡姓清朝所编家谱都较为真实，家谱编写近乎惜墨如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建国后所修家谱大多浮华虚饰、贪大求全，很不严谨。尤其是临沭、赣榆两地胡姓1962年所修家谱中编造成分太多，更不足为信。二、连云港云台山明清时期的两次“海禁”与赣榆、临沭两地胡姓来源 江苏连云港市的云台山、花果山如今为陆地山峰，但在1855年（咸丰五年）以前是海中的岛屿，与古海州城隔海相望。就是在这一片散落在古海州城东面大海中的海岛，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惨绝人寰的官方强行大移民。 第一次移民发生在洪武初年。当时朱元璋刚刚消灭了他夺取皇权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对手那就是盘踞在苏州同为农民起义军的张士诚政权。张士诚被消灭后其残部逃亡海岛，与日本浪人武士勾结，在沿海进行抢劫和骚扰。为此，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下了第一道禁海令，朝廷下令“片帆不许入海”，实行“封海”、“裁海”，海州沿海的岛民，被强迫迁去内地，如迁沭阳、莒县、沂水、郯城一带。山东临沭山里胡氏家谱记载，山里北始祖就是这个时期从东海黄泥岭迁来的（黄泥岭就是现在连云港市中云乡黄岭村）。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清初顺治十八年（1662年），清廷发布《迁海令》，强迫云台山、高公岛、东西连岛等地的居民内迁，规定“片帆不许入海”。据连云港《花果山志》记载：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朝廷下“迁界令”，尽迁云台山军民于內地，勒令设界防守，钉桩塞海，强制“片帆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 导致清廷“迁海”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廷对郑成功的畏惧。清军入关，长驱直入攻下了江南的许多重要城池。这时正统的明朝虽亡，但南明小朝廷却依然有一定的活力。唐王在福建即位，号隆武；鲁王到了台州，称监国；旧臣郑成功、张煌言等在东南沿海攻城复地，从未停息，多次占领了江浙的重要城池，得到沿海民众的纷纷响应，势不可挡，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以致一度时间清廷曾有退回辽东老家之想。于是，清廷此时果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的迁海政策。 “ 迁海是“坚壁清野”，所有房舍一律拆除，所有住户一律搬迁，所有田产一律荒废，将迁海范围内变为无人区，以隔断郑成功与大陆之间的一切联系。迁海手段相当残酷野蛮，一声令下，晴天霹雳，居民马上就得卷铺盖滚蛋，能带多少带多少，带不了和无法携带的东西只好忍痛抛弃，好端端的家园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资料来源网络文章《痛说迁海复海》） 据历史研究资料记载：”当时在云台山三百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个村庄，大的村庄就有当路等十八个，民众逾万人。在官府督促之下，这些世世代代在云台山种田晒盐的民众只好离乡背井，拖家带口离开家乡，向海州以西迁移。顺治十八年迁出的云台山区的民众，主要落户在海州城及属县一带的白塔埠、石榴、博望、横沟、驼峰等城镇的农村，有的还迁到了赣榆县境内，如清末总兵王得胜的祖辈就是在顺治十八年迁到今东海县与山东临沭接壤的南辰乡东朱范村的，其后裔至今仍未迁回云台山。”（资料来源网络文章《裁复海与当路王氏迁徙》）（1）赣榆胡姓祖源分析 据调查，江苏赣榆胡姓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一部分是清朝家谱中明确记载明朝时期从临沭山里迁来的胡姓，如海头乡胡村、城头乡大黄墩、金山乡西张夏等地，这些胡姓基本分布在县城青口镇以北地区，是目前赣榆胡姓中最大的族群。 一部分是清朝家谱记载明中期从山东日照安东卫迁到赣榆的胡姓，如柘汪镇小王坊、石桥一带胡姓，这些胡姓基本分布在离安东卫较近的赣榆东北沿海地区。 一部分是找不到祖源的胡姓，如墩尚镇大道口、胡桥，门河乡官庄。这些胡姓基本分布在青口以南地区。其中大道口胡姓虽然被多地胡氏家谱记载为其分支，但经深入研究后发现这些记载与大道口的实际情况都不吻合，因此大道口胡姓目前仍属于找不到祖源的胡姓。在这里我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些找不到来源的胡姓。 墩尚大道口、胡桥、门河官庄这三支胡姓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寻祖历程但都无确切结果，那么他们的始迁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多年查找根据已知证据可以断定，这三支胡姓往西与临沭胡姓靠不上，往北与龙河胡村和柘汪小王坊两地胡姓靠不上，东面是大海，所以只有南面连云港地区这一来源了。经研究发现这三支胡姓都已繁衍了15、16代，按照每25年一代人的全国通用算法计算，繁衍时间都有370年历史了。这说明这三个地方的胡姓都是370年前同时迁到该地居住的。那么37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让他们同时都迁到赣榆南部一带居住呢？根据历史资料推算，这三支胡姓迁移时期恰恰是顺治十八年（1662）朝廷下达“迁界令”实行“海禁”的时间，从顺治十八年到现在刚好是375年。因此说赣榆墩尚大道口、胡桥、门河官庄三地胡姓极有可能是在顺治十八年花果山第二次“海禁”期间从花果山移民过来的。（2）山东临沭胡姓祖源分析 据近代家谱记载,临沭胡姓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临沭山里北始祖胡姓；一部分是临沭南始祖胡姓。 据临沭山里北始祖胡姓清代家谱记载，临沭山里北始祖是明朝初年连云港云台山、花果山实行第一次“海禁”时由连云港中云乡黄泥岭迁到临沭山里村的，而山里南始祖是后来又从花果山迁到临沭山里村的。那么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南始祖是什么年代从花果山迁到山里村的，究竟南始祖比北始祖晚了多少年才迁到临沭山里村呢？这一点所有临沭胡姓家谱上都没有记载。调查发现目前只有临沭后石门头村是山里南始祖之后，临沭其它地方寥寥无几。查看临沭后石门头村胡氏家谱发现，该村家谱都是建国后修订的，祖源信息多言语不详。因此本人产生一个疑问：临沭山里南始祖是不是也是顺治年间花果山第二次“海禁”时迁移过来的？这个问题望南始祖的宗亲们再加以考证。 临沭山里村有一块光绪19年立的北始祖墓碑，碑上把北始祖后人的分布地点都一一载明，文中声明此记载皆“征信无疑”。由于该碑为清朝所立，内容比较可信，所以可以作为临沭胡氏研究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根据碑文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该碑有记载的那些地方的胡姓都是北始祖之后无疑；而该碑中没有记载的、又找不到祖源的、且已繁衍了十多代人的那些临沭胡姓都极有可能是顺治十八年连云港花果山实行“海禁”时从花果山迁来的。在这里希望临沭胡格庄宗亲、郯城红花埠宗亲以及东海浦南宗亲们对自己的祖源要再加以探究，剔除以前不实信息，寻找确切依据，回归历史真实。根据建庄年代和移民路径来看，这些地方胡姓很可能都是顺治年间实行“海禁”时从花果山迁移过去的。三、连云港云台山、花果山一带胡姓祖源分析 前面分析考证，山东临沭、江苏赣榆两地部分找不到祖源的胡姓都极有可能是顺治年间花果山实行“海禁”时迁移出来的。那么连云港云台山、花果山又有哪些胡姓呢？调查发现，在清顺治十八年“海禁”以前连云港云台山、花果山一带主要住有两大胡姓：一是元末明初从苏州阊门迁来的“黄泥岭胡氏”；一是明永乐年间在海州云台山抗倭任海州“守御东海中千户所”千户的胡海（江苏盱眙人）后人“敦素堂胡氏”。这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清顺治十八年云台山实行“海禁”迁移出去的胡姓既可能是“黄泥岭胡氏”也可能是“敦素堂胡氏”，究竟是哪一支胡姓估计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是，在赣榆墩尚大道口、胡桥、门河官庄这三处找不到祖源的胡姓中，胡桥西庄（胡桥分东西两个庄，每个庄里都有一支胡姓，两个胡姓不同祖）和门河官庄这两支胡姓都带有《保华堂》的堂号。调查发现，赣榆青口胡姓是门河官庄胡姓的一个分支，青口胡姓近二百年来也一直使用《保华堂》堂号，经推算青口胡姓是清道光年间从门河官庄迁来的，堂号也是从门河官庄带来的，这说明《保华堂》的堂号在道光年间之前就已存在了。因此可以推定《保华堂》的堂号产生于道光之前、顺治之后。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雍正时期朝廷大力提倡私人修谱，全国几乎到了无无谱之族，因此可以推断《保华堂》的堂号极有可能是在康、雍大修谱时期产生的。 根据《保华堂》的字义理解，“保华”就是抵御外敌保卫国家的意思，用“保华”作为堂号就是为了纪念其祖曾有保国御敌的功勋。而云台山、花果山的胡姓中只有《敦素堂》胡姓始祖胡海曾担任海州“守御东海中千户所”千户（相当于现在海防团团长）一职，在云台山一带抵御倭寇入侵长达十年之久，死后葬在云台山上的“丫鬟山”山麓。因此说赣榆《保华堂》胡姓来源于连云港《敦素堂》胡姓有极大的可能性。 以上只是本人对赣榆、临沭胡姓祖源的一次探索，不一定正确，目的是帮助打开两地宗亲的寻祖思路，欢迎广大胡氏宗亲批评交流。 
古海州(连云港）地图: 
附相关资料：
裁复海与当路王氏迁徙2018-12-14 11:04:20来源：当路王氏网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王朝虽已开国十八年，但南明势力仍据闽浙一带与清廷对抗，并不时以舟师进攻江南乃至山东沿海，对大清帝国形成严重威胁，朝廷视其为心腹大患。是年，郑成功以舟师进攻江南，陷镇江，遂攻金陵。江南提督梁化凤迎战，成功从海道遁归。
这一重大事件对清廷震动极大，不少大臣上书要求将鲁、苏、浙、闽、粤等五省沿海岛屿划为界外，以防民众资敌。顺治帝遂令兵部尚书苏纳海等至沿海察看具体地形。是年，苏纳海至海州南境，从海州东南板浦登舟欲往云台山，但因风浪大未渡，而迁海之议遂决。奏迁云台山附近军民于州西，开垦荒田，并以巨木排桩，钉塞海口。此年，苏鲁等五省所有沿海岛屿皆被禁为界外，向在海中的云台山也自然在劫难逃。接着，官府便严令云台山区各村民众全数迁向海州城以西农村。当时在云台山三百里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个村庄，大的村庄就有当路等十八个，民众逾万人。在官府督促之下，这些世世代代在云台山种田晒盐的民众只好离乡背井，拖家带口离开家乡，向海州西迁移，当路庄所有王氏先民也全部离开了故土。当时，裁海之事震动朝野，成为清初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时人胡启睿在《复东海序》一文中写道：“自迁海，三百年备倭防海之要地，人烟稠密之乐土，竟荡然一空矣。……遥望东海山川如故，竟不得一苇杭之，向祖宗山原，潸然出涕。” 顺治十八年迁出的包括当路王氏云台山区的民众，主要落户在海州城及属县一带的白塔埠、石榴、博望、横沟、驼峰等城镇的农村，有的还迁到了赣榆县境内，如清末总兵王得胜的祖辈就是在顺治十八年迁到今东海县南辰乡东朱范村的，其后裔至今仍未迁回云台山。 由于这次裁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于海防及民生影响极大，不少朝臣对此一直持有异议，不断上书要求复海；海州民间一些有志之士也四处奔走呼吁呈请复海，如水流村江氏诸生为此就曾向各级官府写了不少条呈，造成很大影响，得到云台山移民的大力支持。迫于这种形势，复海之议逐渐在朝野形成共识。康熙十六年，漕运总督帅颜保等大臣先后上书，清开复云台山，还迁移民。吏部侍郎哲尔肯还奉旨会同督抚到海州察看。两江总督阿席熙也上书吁复云台山为内地。康熙十七年（1678年，戊午）闰二月初四日，清圣祖下旨批准复海。不久，迁入海州以西农村的云台山民众开始陆续迁回故乡，当路村王氏先民也多数回迁，但仍有不少家留在原地。此时，距初迁已历17个春秋。复海事件在海州民间再一次引起哄动，不少文人墨客乃至官员都纷纷以诗文纪其事，于复海出力最多的江氏诸生专门编印了一本《复山集》以记载其始未，一些官员和名人还为该书写了序。云台山区自康熙十七年开禁，至康熙四十年（1701年，辛巳），四周海涨沙淤，渡口渐塞，至乾隆五十年（1711年，辛卯），云台山忽成陆地。及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经过158年时间，山区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山下桑麻盈野，盐池丰绕，甲于海上，称为三元福地”。计其时间当路王氏先辈迁回云台山于今已有327年，而云台山成为陆地也有294年了。“曾闻舶禁限当年，画地抛荒事偶然”。但云台山裁复这一历史事件却一直留在当路王氏后裔的记忆之中。（王统葆 当路王氏七十世孙） 痛说迁海复海作者： 发布时间：2013-02-28 20:35:34
清朝初年，一度实行严酷的迁海政策，把沿海的大好河山白白弃之界外，导致生灵涂炭，经济衰退，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 事后清廷自知干了蠢事，后悔莫及，所以在官方文书中尽量回避和掩盖史实。这种情况竟然蒙混了《清史稿》的编纂，在顺治、康熙两朝的皇帝本纪里，对迁海的缘起和后果只字不提，只有康熙二十二年的条目下，轻描淡写地加了句“沿海迁民归复田里”。 民间著述鉴于对文字狱的畏惧，也是无人敢轻易涉及。即便偶有透露，要么只鳞片爪难见庐山真面；要么把责任推给经办的大臣，反而讴歌起复海的皇恩来。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迁海复海的浩劫已经渐渐少为人知了。 连云港市沿海，当时也是重灾区之一，今天对此还有人略知一二，大多来自于吴铁秋先生《苍梧片影》的记叙。先生沭阳县人，1920年秋在江苏省第八师范任教期间完成此书，书中把家乡的美丽山水和几千年的文明史，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其中列为云台山四大历史之一的《书生复海》一节，是现代人首次通过文字认真回顾那段悲惨的历史，应该说功不可没。不足之处，是他过于相信地方上的少量文献，以致把局部视作整体，以偏概全，片面理解清廷的迁海政策，因此笔者冒昧为吴铁秋先生的文章作一些补充。、龟缩政策的缘起
首先需要说明，关于那一段历史，清代的官方文书中通称“迁海”，目前见到的外地记载，基本上也全叫“迁海”，只有连云港市一带叫做“裁海”。“迁海”是搬迁，为一时权宜之计；“裁海”则有割弃的意思，所以后面的叙述仍用通常的“迁海”一词。 开始，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曾有过局部的《禁海令》，沿海凡可泊船舟的地方，均严加防范，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也不许片帆入口。违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保甲不行首告者论死，官吏失察者同罪。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正式颁布《迁海令》，也叫“迁界令”。范围为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包括从今天的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幅度由海边算起向内三十至五十里，政策也更加明确具体。关于迁海的原因，《苍梧片影》里是这样说的：宋、元、明三朝，倭常入寇云台，这是裁海的远因。顺治二年，明鲁王据云台图恢复；三年九月，明新昌王又据云台起事；后来台湾郑成功沿海进击，清廷颇觉疲于奔命，这是裁海的近因。事实上，宋、元、明三朝，倭寇对沿海虽然骚扰不断，然皆是趁虚而入，不同年代的程度悬殊甚大。一般情况，国力强盛时较少发生；国力衰微时相当频繁。 清朝初年以武功征服中原，虽然遭到民众的激烈反抗，应接不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倭寇对它的军事实力确是存有戒心，未敢轻举妄动，相对而言骚扰反倒是轻了些，清廷并没有把那些矮鬼放在心上。说那是迁海的远因，便夸大了倭寇的作用。在反清复明的斗争中，云台山是一个据图恢复的好地方，为晚明志士们所看重，先后有鲁王和新昌王在这里聚众起事。它山高林密，与大陆一水相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逃跑起来也很方便。可惜大势已去，轻轻一击便土崩瓦解。不多久鲁王远遁，新昌王逃到淮阴被抓住杀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说那是迁海的近因也搭不上边。 导致迁海最根本的原因，是清廷对郑成功的畏惧。清军入关，长驱直入攻下了江南的许多重要城池。这时正统的明朝虽亡，但南明小朝廷却依然有一定的活力。唐王在福建即位，号隆武；鲁王到了台州，称监国；旧臣郑成功、张煌言等在东南沿海攻城复地，从未停息，多次占领了江浙的重要城池，得到沿海民众的纷纷响应，势不可挡，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以致一度时间曾有退回辽东老家之想。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郑成功、张煌言会兵台州，北上金陵。郑成功有战船400艘、拥兵25万，以及两队枪炮装备精良的黑人士兵。守卫南京的主要是汉军和500名满兵，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采用了围困的办法。围城持续了20天，城里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人自杀。遗憾的是，只围不攻，给清兵赢得了重新结集的时间，最后迫使郑成功的部队败回大海。尽管如此，但郑成功的实力和声势，以及老百姓的拥戴情绪，已经令顺治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丧魂落魄，把郑成功视为洪水猛兽，这才果断地实施了大规模的迁海政策。迁海一举误苍生
迁海是坚壁清野，所有房舍一律拆除，所有住户一律搬迁，所有田产一律荒废，将迁海范围内变为无人区，以隔断郑成功与大陆之间的一切联系。迁海手段相当残酷野蛮，一声令下，晴天霹雳，居民马上就得卷铺盖滚蛋，能带多少带多少，带不了和无法携带的东西只好忍痛抛弃，好端端的家园一夜之间便化为乌有。 云台山顺治十八年（1661年）实行迁海，康熙十七年（1678年）复山，经历了十八个春秋。当年它虽然僻居海上，但良田沃壤，饶富渔盐，居民稠密，生活安定，仅大型村镇便有十八处之多，且文明昌盛，所谓“云台十八村，村村有贤人”。云台山里的三元宫，明代谢淳开山后，庙宇三十六处，“僧众数百人，香火几万家”。法起寺肇自汉代，为苏北鲁南最大的丛林。郁林观、延福观、老君堂等，又是道教著名的古宫观。迁海令下，遭遇到的祸害自然和其它地方无异，所有古建筑和民居俱皆拆毁，百姓携老扶幼，仓皇撤离，一片狼藉。今天我们在云台山里所能见到的庙宇，基本上都是复山以后所重建，特别是道光年间陶澍发起大修的留存，很少有明代以前的孑遗，足见裁海破坏程度之大。 复山后不久，江之茝刊刻《复山集》，里面收有相当数量关于迁海复山的文档和诗词，可惜这本书至今没有见到，似乎已经失传。载于《云台山志》的几篇有关文章，也都是谨慎小心，句斟字酌，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谈恢复不及其余；有的原则笼统，不伤大雅。如大臣帅颜保给皇帝的《题复云台山奏疏》中说：“云台山系屏障海口，为黄淮之尾闾，自从废为禁地以来，壅沙日积，黄淮漫决。以致淮扬水患频仍，而运道民生俱有堪虞。” 大臣哲尔肯的《题复云台山奏疏》说：“山内旧有寺庙村庄俱已拆毁”，“自从此山禁弃三官神庙停祀之后，河道每年屡经冲决者，实由废弃云台山之故。”陈台孙在《复山集序》里说：“顷者鲸波未靖，朝禁甚严，人民往来者绝迹。往之琼楼玉宇久已荡为荒烟，鞠为茂草。而岁比不登，民食寡少。”徐越《复山集序》只讲：“会是潢池弄兵，鲸鲵未戮，遂以沿海一带悉为清野之区。”如此而已，见不到什么具体情况。 现在只好参照外地的一些记录，来体会云台山百姓迁海后的斑斑血泪了。例如《觚剩》记载划界的方法是：“先划一界，以绳直之。其间多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广东新语》中说：“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资携累，仓卒奔逃，野外露栖，死亡者载道，以数十万计。”搬迁的时间限定在三天之内，而且是“仓卒奔逃”，其驱赶迫害的程度可想而知。嘉庆年间的《澄海县志》追记：“三次迁斥，城堕民散，全县几废。村落蔓蒿，城郭为墟。”明崇祯十五年澄海人口数为69488，到康熙十一年，只剩下男丁6376人，妇女1572人。当地的秀才佘元晖有《迁海界怅望故里》诗一首：咫尺天涯隔万重，道旁回首正春浓。
燕辞故垒花争落，狐入空庭墓漫封。
万灶烟深余废井，千山冷月照孤松。
哀鸿遍地归何日，只索吞声说旧踪。
新会县在迁海移界的劫难中，毁田50余万亩，占全县田亩的6成；被迫迁离的居民约8000户，占全县户数的5成。当地诗人黄居石写有《徙村行》一诗，读来一字一泪。诗云：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诏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苍黄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馈饷。犹恐菲薄慢王师，计田派饷日公仪。民力竭矣胥吏饱，岂无老弱死鞭笞。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负子出门行，旷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圩。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阳三日火，顷刻烟尘起青琐。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谁绘郑侠图，流连载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乌。 又如香港的命名，是因为当地特产一种叫做莞香的香木，远销江浙一带。香市每年收入白银数十万两，与合浦的珠市、罗浮山的药市、广州的花市齐名，并称“四市”。迁海后，漫山遍野的莞香林毁坏殆尽，抛荒二十多年。复海后，原先的香农或贫病而死，或不知下落，返回到原籍的寥寥无几，栽培技术因之失传，莞香林不复再现，只残存下了这个古老的地名。迁复不是个人的功过
《苍梧片影》书中，作为云台山四大历史之一的“书生复海”，吴铁秋写道：当顺治十八年，朝命兵部尚书苏纳海等，亲莅海州，察勘情形，作迁海的预备。……他们若得亲临云台，相度形势；加以士民陈说地关门户咽喉，或可动王公大人的清听，云台尚在可迁可不迁之数。不意衮衮群公，方才舣舟板浦，正待解缆，猛然看见黄风掀浪，黑雾弥漫，就胆战心惊，拿个人性命做前提，那里还顾得锦绣河山呢？决计不再问渡了！糊里糊涂的遂把国家大计，仓卒解决。 显然，这是把迁海的罪责，一股脑全推给前来勘界的兵部尚书苏纳海的身上，好像是那一天偶遇大风，吓得苏纳海不敢渡海，才导致草率决策割弃了云台山。 关于复海，吴铁秋又写道：“那知上面的神圣君主，下面的封疆长吏，所生怕更张万难转圜的事，竟被一介书生，冒死陈言，斡旋大局，居然以衔石填海的苦心，成就了反日回天的异绩。就是海州生员江之茝、杨肤功、郑三乐、江之雍、成天章等，所干的‘复海‘的大业了。五位先生中，要以水流村的江之茝先生，字杜若，为首功。因为发纵指示，南奔北驰，运筹决策，都是他一个人。……（复海的问题）江先生提出来，人人都知道是对的。然而当苏纳海作俑裁海以后，何以没有一个内外诸臣批他的逆鳞，草一篇抗议？过了十好几年，也没有一个敢翻成案，轻议朝旨。直待江先生上筹国计，下利民生，一再上‘金城方略’，这才永奠边陲。可以说是内外诸臣的功，皆江先生的功；云台山屹然为海防重镇的功，皆江先生的功。” 当年我初读《苍梧片影》时，确曾被书中描述江之茝的功绩所感动，也恨苏纳海轻抛国土草菅民命的行为。后来接触到一些迁海复海的材料，越来越发觉先前的许多说法与史实悬殊过大，颠倒了主次关系。其实，史籍记载决定迁海大计的既不是苏纳海，也不是一般的“内外诸臣”，而是顺治皇帝和他的满族诸王和重臣。 发布迁海令之后，朝廷分派大员到各地监督施行，从山东到广东，几千里海疆无一幸免。苏纳海仅仅是执行者，他来海州的使命，就是划定迁海线的具体位置，监督把界外的居民赶离家园。至于亲自过海也罢，不过海也罢，都无关大局，他就是想不迁也不行。《苍梧片影》里苏纳海被风浪吓退的情节，源自于胡启睿的《复东海序》，那不过是书生意气，捕风捉影地议论一番而已，当不得真。迁海线如何划法，关系着一个地区的生死存亡。云台山是一群海岛，按规定凡岛必迁，没有回旋余地。那么海边就得从孔望山脚下算起，向西延伸三五十里，整个海州城及数倍于云台山的村落田畴，便均在迁海的范围之内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样定，可见苏纳海尚有体恤生灵之意，将云台山当作内陆，把计算海边的起点定在了云台山的东部，用必迁之地保全了沿海一带的居民。后世对苏纳海大加责难，说他是迁海的第一罪人，真有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 江之茝等人为图云台山的恢复，奔走呼号，冒死陈言，爱乡护乡之情彪炳日月，值得称颂，也值得我辈学习。但他们的作为在复海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定，不能感情用事，违背史实去无限夸大。 不久前有篇文章甚至把复海的功劳归之于陈天章，那就更加离谱了。迁海没过几年，便暴露出诸多严重弊端。不许片帆入海，既剥夺了渔民的生活来源，又阻碍了内外贸易和交通途径，导致沿海广大地区民生凋敝，饿殍载道，盗贼蜂起，社会秩序一片紊乱。特别是为了封锁海口，凡能行船的河道，入海处俱广钉木桩，造成水流阻滞，泄洪困难，汛期到处溃堤，海州地区受害尤深。《清实录》还记载，兴化县的白驹场，原建有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这里离海较远，不在迁海范围之内，清政府依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了苏北地区的大量田亩。灾患发生后，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京城，很多大臣直言迁海之害。早在康熙四年（1665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即上言请求：“数年以来，令沿海居民迁移内地，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更渔，庶苏残喘。”康熙七年（1668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广东巡抚王来任也上疏请求复界。清廷在慎重衡量得失之后，更改了原先的政策为：“以海边为界，修复废毁诸营，听民出田界外。”就是说，取消原先迁海所划的禁区界限，老百姓可以回老家种田，不过仍不准下海。这个新政策称为“展界”，它的出台，比江之茝等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上书请求复海，要早十年左右。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虽然有了展界的政策，但各地执行起来进度差便很大。许多地方官惧怕海上的反清武装卷土重来，给自己增添麻烦，往往宁左勿右，一再拖延展界的全面实施。一般说来，广东执行得较好，福建、浙江两省较差。康熙十二年（1673年）范承谟上《条陈闽省利害疏》说：“我皇上停止海界之禁，正万姓更生之会。而闽地仍以台寨为界，虽云展界垦田，其实不及十分之一。”至于江南省应属最差，直到江之茝等人上书时，地方上尚没有展界之举，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从要求实施现行的展界政策入手。后来康熙十七年（1678年）帅颜保在云台山主持的恢复，不过是一个迟到了的展界，只是复山，并不涉及复海。仔细看一看当时所有的奏章、文书，以及江之茝《复山集》的命名，都仅提“复山”，不提复海，便是这个缘故。所谓康熙十七年云台山的“复海”，那仅是《苍梧片影》里吴铁秋先生的一个误会。 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台湾的郑克塽降清，去掉了心腹大患，清廷这才决定全面复海，公布施行，结束了长达二十三年的迁海政策。各省派去了钦差大臣处理善后，皇帝耳提面命一再叮咛要“察明原产，给还原主”。据后来的报告，由于迁海时间过久，返回家乡的人不过十之二三，而且老人大都过世，年轻人又说不清楚，以致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土地无人认领，被充作官田，由驻军屯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清初的迁海复海，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它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采取了整体的统一行动，并不是单单针对云台山的个别事件。云台山的人不论作多大努力，怎么样去奔走呼号，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法外施恩。江之茝等人的举动，只能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起到一定的呼应和推动作用。要说靠着书生的奋斗得以复海，那不过是一个幼稚的童话罢了。（摘自《连云港史志》，作者：彭云）
因族谱导致家破人亡，乾隆为什么非要干预民间修谱？
历史研习社2018-06-24 16:39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关注文|王宇丹 清朝对于民间修谱的态度曾发生一次重大转变，即乾隆朝谱禁，此乃谱牒编修史上一大事。本文参照郑小春博士的文章《清乾隆朝谱禁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进行简单论述。 原本，清朝统治者为弘扬宗族伦理和稳定社会秩序，对民间修谱的态度是鼓励和支持的。但是乾隆朝却一改以往的态度，对民间谱牒的内容、格式大肆干预，而导致此事发生的导火索，主要包括我们熟知的文字狱、以及满汉党争等问题，这些使得乾隆皇帝对族谱格外关注。 全国范围内的谱禁正式开始于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发现该省存在同姓不同宗的家族合族建祠的问题，而且民间纂修的家谱随意攀附，十分荒谬，于是他奏请查禁祠宇流弊。乾隆帝予之高度重视，在上谕中要求各地督抚留心稽查，着手整顿。此后，乾隆朝的谱禁政策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严禁的范围由一省推广至全国；二是严禁的内容是对谱系中僭越现象进行规范；三是严禁的对象是全国各地宗族普遍的修谱活动。 乾隆中后期，谱禁力度逐渐加大，谱禁内容不断扩充且具体化，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前后。清廷借修书的机会，彻底清查全国书籍，在此期间遭到禁毁的书籍无数，全国各地的谱牒和方志等也难逃厄运。这期间由于犯禁而招致严厉罪责者并不少见，比如乾隆三十年福建胡学成兄弟刊修家谱案。乾隆朝采用政治力量干预民间修谱的谱禁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出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 具体来看，谱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各地存在差异。有的宗族因此家破人亡，谱毁无存；有的宗族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核查重修，适当变通。后者较为普遍。当然，这也和各宗族的应对态度有关。在谱禁政策严格执行的情况下，宗族若主动配合审查，积极重修，或许能逃过一劫，息事宁人。比如，徽州张氏、邓氏几个重视宗法和修谱的大宗，灵活地予以回应，重修族谱。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谱禁政策看似严格，但也非百害无一利。编纂族谱本就应以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为核心。但是在实际的族谱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出现攀附等陋习。乾隆朝的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所修正，对提高谱牒质量有一定的意义。该政策的实行影响了族谱编修体例，一定程度上对民间修谱起到了规范作用。比如，在追溯祖先时，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多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作为家族祖先的上限。参考文献：郑小春：《清乾隆朝谱禁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