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孙胡海涛审稿
一、小樊洲胡氏家族溯源及四房族群分布小樊洲胡氏家族发源于晋陕一带。因为族人每谈及此，必提”弯弯槐树”，说明”弯弯槐树”是留在祖先记忆里最具代表性的地物特征。无独有偶，我在查阅网上资料时发现河南某地的胡姓人说他们的祖先也是“弯弯槐树”那里的，这就更值得研究了。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在说明同一个问题，即两地的胡姓人必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甚至不排除源于同一地区的同一族群，因某种重大变故被迫天各一方。人类遭遇的不幸无计其数，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到底何时何故离开故土流落异乡？然而，浩瀚的历史文献里查不到相关的答案。庆幸的是，族谱开头标注了“明朝末年”四个字，其实是告诉了我们一世先祖落户小樊洲的时间。顺着这个时间线索，看看明朝末年发生了什么。翻开中国历史，会看到发生在这一时期所有重大事件，莫过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正是这次起义导致了明王朝的终结。崇祯十六(1644)年三月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朝，不到一年，被入关的多尔衮赶出北京。李自成率残部逃亡到湖北通城县的一个寺庙里，熟睡中被地方武装误杀，这就是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几个所谓的盛世之外，大都在战乱中度过。一次次战乱一次次冲击并改变着原来的部落形态。战乱致多少人无家可归而流落他乡难以数计。今天各民族杂居的形成，同一族群却散居于东西南北。南方的客家族至今保留着中原北方的生活习俗，甚至保留着原本在北方的世系族谱。凡此种种，皆源于战乱，由此可见战乱的频率和烈度。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也不例外。李自成自随高迎祥扯旗造反到败亡达十五年之久。活动范围主要在陕西、山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和河北省区。襄阳是他几进几出之地，所经之地难免有滞留者。崇祯十（1638）年，李自成兵败潼关后潜入谷城，与已诈降明军的张献忠订立攻守同盟，史称“双雄”会。五年后带着重新拉起的队伍南下襄阳，称“新顺王”。次年大举北伐，攻下北京城。有关北伐路线和进程中的军事行动，在不同史家的笔下有不同的表述。李自成被逐出北京的行踪和归宿，同样有多种版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在称“新顺王”和北伐两件事上的时间和顺序，则是众史家的共识。对于他的归宿，我更倾向于他被赶出北京的当年死于湖北通城的观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有一千多件实物发现在通城县是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据此我推断，我们的先祖是在南下途中留在小樊洲的。同时留下来的还有一个章姓的姑舅老表，老表一说虽远不可考，但“章、胡二姓老亲戚”到现在仍是双方认可的。尤其是三百年通婚而辈分不滥，即表明表亲关系并非空穴来风。这种严肃性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从现在的胡继选和章开玉两位长者的通婚可见一斑。他们与自己的配偶是平辈对等关系，这样的平辈通婚例子还有许许多多，从未听闻滥辈现象。虽然现在发生变化，也只是近些年的事儿。我曾试图从其他省份如安徽、江西寻找发源地的可能，却没有任何结果。那里虽然胡姓人众多，却没有与发源相关的任何线索。唯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在时间与空间使立论成立。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此原则下，我具备三个要素：一是重大事件在特定时间的唯一性；二是官方论史资料的权威性；三是包括历史遗迹传说在内的野史与正史高度的趋同性。没有这次农民起义的动荡，就没有先祖们离开故土的起因。没有北伐前的南下和西进，先祖落户的地方就不会在太平店（此前称青泥湾，后被张献忠改为现名）。如果孤立看待某个现象，不具价值，而一旦把时间与空间相重合，把事件与时间相串联，即还原了历史原貌。许多史料论证性文章的出处，网上均可查阅，故不赘述。本文开头的结论就是建立在严肃的考证原则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基于此，也同时回答了河南某地的胡姓人的发源地问题。他们不仅与我们同根同源，并且离开故土的原因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留下来的时间和地点不同。我们的先祖落户于北伐前一年，而他们的先祖是在北伐途中或者溃逃中途经河南时留在那里的。李自成是米脂县人，我们的故土应在米脂周边陕西境内的某个地区，或者为有千年古槐的山西洪洞县。先祖记忆中的“弯弯槐树”是地物特征，并未界定方位。米脂与洪洞相距三百一十公里，看似遥远，但对于战时的军事行动抑或逃难者的生存欲望来说，不是无法克服的距离。洪洞县的千年古槐名扬四海，一直是许多此地后裔朝圣的故地。古槐是否就是先祖记忆中的弯槐呢？因为山西毗邻陕西，也是李自成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而且洪洞县距米脂县只有六百里而已。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发源地在山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这个推理不能成立，那么陕西境内一定有存在弯槐的地方，或者近四百年历史里存在过弯槐的地方。由于李自成、高迎祥是米脂县人，起事当首起于家乡。其思维定势必以陕西为首推。加之一九九五年有来自陕西的胡姓人风尘仆仆地赴小樊洲寻亲之事，更加深了发源地在陕西的印象。假如这位寻亲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有着浓重家族情怀的人，那么我们的发源地在陕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先祖是随李自成而来。至于发源地在晋在陕皆有可能，但并不重要。从崇祯十五（1643）年算起，胡氏家族在小樊洲已三百七十九年，繁衍子孙超二十代。一世育有三子，分别为长子胡琏（瑜字辈），次子胡瓒，三子胡珪。长子胡琏育有六子，只传下一、二、四、六房。次子胡瓒传下一房，即老二房。三子胡珪未见子嗣记载。有人认为宜城的胡集胡姓人就是胡珪后人，但缺乏依据。三世胡霈（雨字辈），是二世长子胡琏第四子，故为四房，四房由此展开。胡霈虽有五子，却只传下长子胡国安(国字辈)一脉。次子以下无子嗣记载，其原因可能与战乱有关，四世所处的年代值康熙朝中后期，在康熙六十一年里，特别是亲政的五十五年里，东征西讨从未消停过。频繁的兵役徭役，生还者寥寥，印证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从留下长子这一点看，倒是证明自古就有“多子留长独子不兵”的传统习惯。康熙帝虽然统一华夏功不可没，但战争致人口锐减和国力消耗的程度不亚于一次改朝换代。四世长子胡国安成为事实上的单传，后来连续单传三代（胡肇先、胡熄王、胡倬云），到八世才兴旺起来。七世胡倬云（云字辈）育有三子，三子皆有众多的后人，形成三系。一系为长子胡近圣，二系为次子胡闲圣，三系为三子胡作圣。三系中除长子胡近圣经商发达后子孙们住进港内（俗称蒋里）的庄子，余下二系均在小樊洲。后来随着时代变迁，有少数族人离开了小樊洲。二系胡闲圣五世孙胡玉花于胡金三兄弟事件之后住进庙儿岗庄子里，其三个儿子的后人还未找到。八世孙胡相道于解放前夕在牛首做生意，后来在雷家湖定居至今。后又将其弟胡福道介绍入赘牛首朱家。九世孙胡家昇于民国二十四年发大水后住进金牛寺至今。八世孙胡欢道浪迹茨河谋生，抗日期间入国军，因战功混得团长一职，后随国民党退台湾，其家眷仍在茨河。三系胡作圣的八世孙胡为乐（又名月亮、滋道），于大革命失败后秘密加入中共，在本地发展党的组织，期间得到其兄大地主胡厚田的大量资助和掩护。身份暴露后，于一九三八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年后任华北财校队长。一九四三年任溧县七区区长。一九四五年任安阳县委财政科长。一九四八年任热河省围场县县长，一九四九年任北京市企业局科长，一九五零年任湖南省长沙市财政局科长。一九五一年任湖南省益阳市市长，一九五三年任广州市国营建筑公司经理，一九五五年任广州市工商局秘书主任，一九五七年任广州市外调办公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任广州市铝厂筹建处副主任。文革时受到冲击，加之积劳成疾，于一九七三年五月逝世于广州，享年六十六岁，其儿孙仍居广州。其侄子胡家森（胡厚田之子），解放后任教于黄集，后留居黄集。我与家森哥素未谋面，与其前妻赵嫂凤英和侄女秀普熟识。他们家的四合院拆毁后，我曾在此废墟里捡过一支蜡台。不久后的一九六零年建街时，这里成了老河洲的宅基地。说到胡厚田还有一段插曲：一九四八年胡为乐秘密回到家乡，劝其兄参加共产党。原话是，你曾经给了我不少资助，多次掩护我们，领导们希望你加入革命阵营，现在全国快解放了，应珍惜过去的贡献，不要留恋家业和保长的位置，否则后悔就晚了。胡厚田虽经一夜思考，最终没能迈出天堂与地狱之别的关键一步。他是这样答复的，我知道兄弟的好意，我并不留恋保长位置，最难舍的是这份多年置下的家业。其实，他找了乡长胡仲元，意在拉上他一起走。胡仲元的答复是，我跟你不一样，没有本钱，（指没有像胡厚田那样为共产党办事，不敢冒险）。胡厚田自信对共产党有功，加之未能说服胡仲元，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胡为乐千里相劝，无功而返。结果，这兄弟俩双双被人民政府镇压。除此之外，早年入赘到刘家河的胡玉男，似有后人传下来。早在一九七一年，我赴陕西白河参与修建襄渝铁路时，与来自刘家河的刘某聊天，他说，他们与小樊洲姓胡的是一家子，原因是他的老太爷（太爷之父）是小樊洲招过去的。并说他与家字辈同辈，他爷爷活着时常说这事儿并不准与姓胡的打情骂俏，当时说说就过去了。现在看到族谱上有入赘到刘家河的记载和有关这事的诸多传说，自然就想起那次聊天的内容。按照他的辈分推算，他的老太爷与胡玉男的辈分相符。如果没有第二个玉字辈的人入赘到刘家河，可以认为他们就是胡玉男的后人。然而，历经一百六十年的繁衍，这支四房血脉已是刘氏大家族，即使愿意认祖归宗，亦非易事。这是二百多年四房族人流动的基本情况。
二、四房历史事件
近四百年家族史上，各房族人竞相展示了勤劳善良、勇敢机智、刚正不阿、奋发进取的家族风格，共同铸就了家族辉煌。在许许多多传颂至今的故事里，本房的四大事件更能体现家族的性格和品质。
（一）相携共进 展望明天
胡倬云父子生活在乾隆中后期，赶上了“康乾盛世”的末班车。
八世胡近圣系胡倬云长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对经商有特别的兴趣和超人的眼光。弱冠之年已是商界高手，从小打小闹起步，十数年间已挣得万贯家产。而立之年，便置下多处庄子和大片山林，成为远近闻名的富人。率先建祠堂，主导修祖庙和公共祠堂（胡氏宗祠）。更可贵的是慷慨资助和垫资带领各房族人做生意，从山货到土地产，五花八门。驰骋在谷城、襄阳大地上。随他打拼的各房族人中有人后来也留在了河西的庄子里繁衍生息至今，胡近圣为家族的发达兴旺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四房祠堂在其父胡倬云的主导下，由他主持兴建，随他打拼的各房族人积极响应，并慷慨解囊。四房祠堂的落成，极大的激励了族人的信心和凝聚力。不久由胡近圣倡导和兜底兴建了公共祠堂（胡氏宗祠）和胡家祖庙以及所应有的配套建筑。随着家族设施的完善，标志着胡氏家族在谷城县地缘政治经济地位的确立。
族人感念胡近圣的人品和对家族的巨大贡献，专为他树碑立传。碑上方刻有他的画像，同时建有功德碑，将捐资者及数目一一刻录在几块碑上。碑文中说胡近圣“率族众，经百商，垫资数巨少归；兴祠堂，修家庙，舍尽私产无怨。”作为纪念碑文应有详尽而全面的记述，可惜随着石碑的失落而失传了。然而，仅从这几句话里，已经充分感知胡近圣博大的家族情怀、天才的经商能力和巨量的财富积累。财富和能力固然重要，而最令族人信服的是他的家族情怀。他矢志不渝携手族人把一个迟到的家族雄踞于众多的先民之上。正是这种胸怀和贡献，倍受族人的拥戴和推崇，赢得族人为他树碑立传，并以此昭示后人。
胡近圣的家业构成中，无非是土地、山林和现银。乃是中国农民兴家置业的老套路,由于资产主要集中在汉江西侧,为持续经营，他的后人们索性在港内自家庄子里住下来，这一住便是二百五十来年。碑文中虽有舍尽私产之说，后来并未舍尽。其原因是在他的感召之下，其他族人的捐资远远超过预期，才使得他免于舍尽。尽管如此，他仍然捐出了最大的份额并做足兜底的准备。如此花费巨大的工程，他做为倡议和主导人不会把希望建立在"大家的事大家出钱"的理念上，必须具备兜底的财力和慷慨，从而保证了所有主体建筑与配套设施得以完美收官。胡家祖庙在历史上存在了约一百九十年，我有幸在此读书三年。胡氏宗祠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除。我对这两座建筑物的位置、样式、结构皆了然于心，凝聚了祖上无数心血寄托了祖上无限希望的神圣之所，在我的视线内一一消失。其失落感无法表达。做为四房一系胡近圣的后人们，就这样离开了小樊洲。他们的谱系续到"新"字辈，在四房族谱上续到"水"字辈，说明有数十年没有人为他们续谱了。这次我是根据族谱上"白虎山"的记载找到他们的。这是近百年来我作为四房续谱人，第一次与一系族人相聚。虽然不曾相见，当得知我是专门为他们续谱而来时，激动地含泪而笑。那种亲近感倍显血缘的魔力。我游览了港内周围地区，此地背靠白虎山，放眼望去是大片的平原和远方的青山。地名中的港字，源于汉江一个回流，在此形成一个深水码头。东、北临汉水，西、南傍青山。陆路水路交通十分便利，选择此地居住是有眼力的。后来因一次特大洪水，溢沙填满了回流湾，码头随之消失。但码头的位置和回流的痕迹仍清晰可辨。我顺便造访了此地大房六房的族人们，得知我是为四房续谱而来之后，其失望与渴望的表情令我心疼。当看到汉江西侧的族人们，自然联想到胡近圣"率族众经百商"的情景，他们的存在以铁的事实印证了碑文内容的真实性。胡近圣不遗余力地振兴家族，其情怀和功德非常值得后人追思和传颂。遗憾 的是，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见证了这些实物的几代人渐渐老去，试想假如没有十九世纪出生的族人的讲述，再多的实物也无法与历史事件连接。社会发展到今天，如今的族人或许无法理解先辈们为家族发达兴旺而如此呕心沥血。
胡近圣虽然驾鹤西去，而我相信以他的情怀没有远去，依然在高高的西天之上，深情展望着胡氏家族的明天 。
（二）百年善举 恩德齐天
“稳先生”胡晟道是小樊洲无人不知的善人之后。他虽然满腹经纶却一生坎坷。人们对他的际遇充满同情。其背后的原因与他非凡的身世相关联。道光末（1752）年，天灾人祸导致社会动荡，逃难者遍布襄阳境内。路边不断有因饥饿而死的老弱幼童。他祖上十二世胡卓廷有丰厚的家底。他心地善良，对讨饭人都施予饭食或零钱，临终时留下遗嘱：凡走到家门口的要饭人，不能让他空手离开。胡玉带时索性在祠堂门口搭起一个稀饭棚，常年接济南来北往的逃难人和贫寒乡邻。到胡贵新和胡继扬这两代后期遭遇二十多年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频繁征粮使得稀饭棚断断续续。即便如此，依然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四代人近百年的善举不知拯救了多少家庭，接济了多少贫苦乡邻，为此耗去了多少钱财。却没有向历朝政府争取一文钱的补偿。如此恩德齐天的壮举古今中外世所罕见。然而在四代善人心里却平静如水。其精神境界是何等的高尚，奉献社会的信念何等的坚定。其社会意义尤其对人性的教化重大而深远。无论怎样褒奖和讴歌都不为过。百年善举虽然没有惊天动地却值得当今之世的富豪用一生去品味。
（三）宁死不屈 豪气冲天
咸丰元（1851）年，广西桂平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期间我四房十二世胡卓金、胡卓银、胡卓铜三兄弟举行万人规模的起义事件。虽然也归于失败。但在家族史册上留下悲壮的一页。父祖辈们时常谈论事件的成败得失。有人痛惜三兄弟满门抄斩未能留下一男半女。有人惋惜没有重视风水，选错了出征方向。认为向北出征被东西两侧的青龙（龙家巷）白虎（白虎山）所镇压才遭致了失败。其实胜败与风水无关，无论从哪个方向出征都无胜算。假设向南出征势必起步就被激流的汉江和对岸山势所阻隔。纵使能过江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抗击以逸待劳的清军，结果必将出师即夭折。而向北出征，凭着高昂的士气轻而易举地拿下太平店，一路高歌直逼襄阳城。可惜的是船只不足，致使率先过江者悉数被清军截杀。未过江者被多路援军围剿而告失败。胡氏三兄弟被杀之后由族人厚葬于庙儿岗，为求全尸据传补了三颗金头。之所以没有胜算，是因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清王朝虽然“气数”已尽，而综合实力不可低估。试看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天王洪秀全雄兵百万，战将林立。爆发伊始，清廷竟一时回不过神来。义军势如破竹，一度占据半壁河山，而最终被曾国藩的湘军所灭。实力远不如洪秀全的胡氏三兄弟的结局便可想而知了。什么龙家巷的竹子“一节一个兵”、“撒豆成兵”等等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还有人认为胡氏三兄弟起义是呼应太平军，更是无稽之谈。两者之间相隔千山万水既无隶属关系又非相识相亲何来呼应之理？扯旗造反历来是九死一生的赌博，这一点胡氏三兄弟自然是明白的。明知是一条不归路，又为何铤而走险并且追随者有万人之众。原因是什么？尽管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同时也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百七十年前的事件自然已无可考。凭主观臆想未免太可笑。唯一的途径只能从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太平店的小气候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得出大致的答案。
众所周知，前朝道光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结局是割地赔款，为了转嫁财政亏空，清政府放弃了二百年前顺治帝“永不加赋”的遗诏。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铺天盖地。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咸丰帝在火山口上登基即位。我们所在的太平店历来被谷城县视为摇钱树，赋税格外重。而太平店的地方势力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对百姓的压榨比官府更凶残。太平店的人命案从不呈报谷城县。以致杀人放火、霸占田产、妇女之事司空见惯。“天下黑暗，黑不过太平店”即是当时的写照。在这种腥风血雨般的生存环境下，谁能保证所有人都选择逆来顺受？任何过激举动，都是引爆的导火索。小樊洲徐家已攫起乡长之位，又以金钱铺路织就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而为所欲为。所有的派粮、派款、派伕均是徐家以外的人承担。如有任何异议或反抗，轻者赋税加倍，重者小命不保。想像一下这种生存环境是何等的血腥！胡氏三兄弟毅然决然扯旗造反，一定是在多重压迫之下又遭遇无力承受的重负或无法忍受的凌辱被迫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小小的太平店一下子聚集近万人，把生死置之度外，正是极限压迫的结果。如果说胡氏三兄弟是头脑发热一时的冲动，那么近万人也同时头脑发热吗？如果不是极限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就无法解释起义的缘由，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和一次次改朝换代的发生。以我的性格若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一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至于三兄弟起义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同一时期，恰恰说明晚清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普遍性。根本不存在主观上的呼应。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有声援之效，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遥想当年我四房祖上，被黑恶势力逼得走投无路，以致铤而走险，与万人之众命断黄泉的惨状。我的心在颤抖，气血直往上涌，油然生出一定要为他们报仇的冲动。因此我无比痛恨那个万恶的旧时代，无比憎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黑恶势力。故使我更加怀念毛泽东主席，怀念那个没有黑恶势力的太平年代。无论过来人或是出生在新社会的人，没有理由没有资格怀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前提是政权性质永不褪色，我们不要羡慕黑恶势力一时的疯狂。更不要试图建立个人的势力圈子，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
胡氏三兄弟事件，无论成败得失本应成为过往，而徐家仍不罢休。十年后三兄弟的侄子们渐长成人，徐家为防复仇又捏造罪名，将小弟胡卓乾五个儿子中的长子胡玉公、次子胡玉子，三子胡玉侯、四子胡玉伯杀害于太平店。为防不测五子胡玉男未成年被迫入赘到刘家河。致十一世胡灌膝下五子除长子胡卓魁传下后人，余下四兄弟均被徐家赶尽杀绝。加上康熙朝殒命的胡国家、胡国定、胡国宇、胡国宙，我四房祖上先后共十一壮男或为国捐躯或死于罪恶的屠刀之下。先辈们宁死不屈的冲天豪气是族人的骄傲，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四）灭徐除霸 平民捅天
光绪六（1880）年，我四房又发生震动朝野的灭徐除霸事件。徐是何许人也？包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只知其小名“徐嬷嬷子”，通常称“嬷嬷子”（以下称徐或徐某）。徐约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与我大太爷胡晶新同庚。两家相距不远，他们祖上曾联姻，是老表关系。徐家老宅在今天十二队西侧，距胡氏宗祠仅百步之遥，是早于胡氏家族的原住民。四房家族早年主要居聚在祖庙周围一带。祖庙建成时距江岸二里地，不足二百年二里之地被江水吞噬殆尽。庙西住户陆续东移。老太爷一大家散居在祖庙东北侧，北邻周家井南靠徐家窝子。小樊洲作为自然村落，形成多个以姓氏、门房为特征的居聚区。如祖庙附近的周家井，即是小樊洲第三大姓——周氏家族的原始居聚地。直到一九六零年出于建街需要，才排成今天看到的一字长蛇阵的格局。
这一时期徐家不仅人丁兴旺，并官运亨通。上有谷城县衙的徐师爷，下有小樊乡长徐万善。徐家便倚仗权势在太平店一带横行乡里多年。徐某是徐家势力最为恶劣的代表人物。他人高马大，一脸横肉，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他犁地没有地界可言，用他的话说，“老子的牛歇在哪儿，哪儿就是界子”。庄稼人都知道耕牛只要上套起步，没有主人的指令是不会停下来的，如是牛累了停歇不知要走过多少人家的地界。即使远系的徐家族人也不能幸免。他出门必带两样东西：一是钉锤，凡是他看不顺眼或流露出反抗意识的人便千方百计找茬，将其脚踝骨敲碎，致人终生残废;二是火具（火石、火镰和纸媒儿）。路过谁家门口房主人如不主动称一声“徐爷”，便破口大骂，如不解气便点燃笤帚放火烧房。那时草房居多。一次，一个不足十岁的孩子在自家门前，徐某指着他说；“叫徐爷！”这孩子翻了一个白眼进屋了。徐某恼羞成怒边骂边点燃笤帚扔到房上。可怜大人们不在家，待邻居发现为时已晚。谁家娶媳妇他要过第一个夜，谁家吃喜酒得请他白吃白喝，其恶行罄竹难书。小樊洲除胡、章两大姓外诸多弱小姓氏家族几乎无一幸免。为了自保以“五姓联宗”形式抱团与徐家抗衡。这五姓分别是:鞠、颜、杨、汪和原住民另一胡姓。时至今日，除汪姓自行消亡外余下四姓均有后人。我曾与这四姓后人鞠发国、颜国正、杨全子和胡发娲聊这段历史。这些后人们对八十年前的徐家仍恨得咬牙切齿。鞠发国说：“那狗日的哪儿是人啊，畜生都不如，多亏了外爷他们救了我们这些小姓人家”。鞠发国是二太爷胡昶新次女之子。胡昶新育有三女，老二老三是双胞胎，长女嫁龚家洲龚家，三女嫁廖家河徐家，三个姑奶奶中我只见过三姑奶奶，一九六二年冬三姑奶奶给我们家送来一只野兔子。那些年每逢过年都要给表叔鞠发国回拜。“五姓联宗”的其他后人有类似的表述，对我们祖上的义举感佩有加。不难看出徐家的恶行到了何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