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湖湘先贤的深厚琴缘
本文所叙湖湘先贤包括籍贯湖南和虽非湖南籍而长期在湖南工作、生活者，但都以有古琴渊源且名著史册者为限。
舜（2255B.C），受尧禅让治理天下，“刑政日以明，礼乐日以备”。孔子编《尚书》，著录文献从唐尧虞舜开始。因为唐虞以前年代太久远，传说成份较多，故删而不录，故此《尚书》被尊为信史。《尚书•虞夏书》记载，舜命音乐大师夔主管乐官，“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又说：“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从声音哀乐以考察治乱。说明舜深明音乐的性质及其政治教育功能。宋朱长文琴史称“舜在侧微，以琴自乐，虽瞽象之难而弦歌不绝，所以能不动其心，孝益蒸也。旧传有思亲操，此之谓乎，及有天下，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天下治。”其辞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方和煦的风呀，吹散人民的愁苦啊）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及时吹来呀，增长人民的财富啊）
《南风》歌一直为后世琴家所称赏，众所熟知的《虚舜薰风曲》即本此而来，三国时琴家王肃《孔子家语辨乐》借孔子对其学生冉有涉及琴音之分析阐发琴音正人心的观点，就曾盛赞：“远古虞舜奏五弦琴，歌《南风》用琴音感化（人民）。故其国生机蓬勃，美德如泉流不绝，至今王公大人讲述，无所遗忘”。清徐祺《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论琴声“正”谓“视琴听音，可见志观治，知世道之兴衰。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以平天下之心，为太平之乐也”。唐朝司马永祯《素琴传》论琴音魅力与社会功能时称“黄帝作《清角》于西山，用会鬼神；虞舜以《南风》之诗而天下理。此皇王以琴道致和平也，故曰琴者乐之统，君臣之恩也”。几千年来，人们谈论琴，几无不尊崇虞舜弹奏的《南风》之曲，它成了中国历代琴文化中关于琴德的文化标志，儒家对琴定义为，“琴者禁也，禁邪思，以正人心也”。虞舜《南风》琴曲被奉为琴道典范，盖因其“德如泉流”，“以平天下之心”，“以琴道致和平”的内涵。“和”是历代儒家音乐美学中最受崇尚的理想境界，古琴曲《南风》正是心平德和的平和之音，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广久远。
《史记》载：“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是为零陵。”舜葬于九疑山，是九嶷山之幸，也是湖湘大地之幸。后世贤者拜谒九嶷舜陵者代不乏人，其著名者有司马迁、蔡邕、颜延之、宋之问、张九龄、李白、元结、戴叔伦、柳宗元、寇准、苏轼、胡曾、元好问等。今天九嶷山更成为全世界华人寻根朝拜的圣地，近代琴学大师杨宗稷出生于九嶷山。正好说明舜帝灵爽泽及百代。
屈原（340B.C.—277B.C.）名平，原籍湖北秭归，但其名传后世的杰作《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都是在流放湖湘时完成的，直至最后自沉于汨罗江，因此，把屈原列为湖湘先贤殆无疑义。屈原出身于楚国显赫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正统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壮岁入仕，“为楚怀王左徒”，“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为佞臣所不容，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共向怀王进谗，原被免职。楚与秦战，大败于丹阳、兰田后，原奉令联齐，归郢进谏怀王杀说客张仪，后又谏怀王不入秦，怀王均不听。顷襄王立，原任三闾大夫、司胄子教育，令尹子兰同上官大夫复谗原，顷襄王放逐屈原至湘资沅澧诸水，亲历湖湘民俗风情。据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屈游沅、湘，其地民俗好祀神、祭神时都有巫师娱神。巫师们音乐动人，但歌辞庸俗（辞甚俚），屈原依其音乐旋律，改写其歌辞。屈原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他把楚南巫学与楚北老庄道学揉为一体，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这些千古绝唱。
《离骚》、《九歌》、《九章》都是琴歌，即都有琴曲，但因年代久远，仅《离骚》之曲流传至今。屈原的学生宋玉、唐勒、景差都文、琴俱佳《昭明文选》载宋玉答《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和者不过数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阳春》、《白雪》、古琴曲春秋战国时就有了，虽然“其和弥寡”但一直为湖湘先贤所钟爱，并和“离骚”一样，成为全华夏子民千古不熄的精神明灯。
蔡邕（132—192A.D.）字伯喈，原籍陈留（河南杞县），青年时即博学多艺，且以擅长奏琴闻名。朝臣向桓帝荐他为官，由陈留太守调他入京都洛阳，邕由家出发，沿途见官吏横征暴敛，百姓号寒啼饥，邕“心愤”不平，行至偃师称病回家。后应辟为议郎，因弹劾权贵被流放至朔方。后遇赦还，又得罪当地宦官势力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太守王智，再次受迫害，“亡命江湖”，长达十二年。在吴时，有一户烧桐木炊饭，邕听火烈声知是造琴良材，取出用以造琴果然音色绝美，而琴尾已烧焦，时人称焦尾琴，至今称琴末端为焦尾即由此典。蔡邕在流亡途中以三年时间创作五首琴曲，即：《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后人称为《蔡氏五弄》，历代琴人都重视《蔡氏五弄》，嵇康的《琴赋》、隋代的《琴历》、唐代文字琴谱《幽兰》卷中都有此五曲目；隋文帝废除门阀世第选官的“九品中正法”，开创有学问就可参加平等考试的科举制度，就规定弹奏“蔡氏五弄”为必考课目，大诗人李白、王维、李贺都曾借《蔡氏五弄》题目作诗。除《蔡氏五弄》外，明朱权编《神奇秘谱》中《秋月照茅亭》、《山中思友人》两首琴曲据题解称也是蔡邕的作品（另有左思作之说，待考）。蔡邕还有专著《琴操》，为中国早期最丰富的重要琴学文献，包括琴的形制、作用、“诗歌五曲”、“十二操”、“九引”、“河间杂歌二十一章”等琴曲的解题和歌曲，故事颇多，史料丰富，现今琴家常依之作为琴曲解题依据。《琴操》今有二传本，一为嘉庆五年王谟辑自《初学记》等类书的《汉魏遗书钞》，署“汉陈留蔡邕撰”，另一为嘉庆十年孙星衍校专著体例《平津馆丛书》本，分上下两卷，署“汉前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两本体例不同，但文字大同小异。蔡邕在文化史上影响很大，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175年A.D.），他建议由官方校定《尚书》、《诗经》、《春秋》、《易经》等儒家典籍，由其本人以丹书石，聘良匠刻碑，立于皇家大学门外，供天下士子临摹以为经典标准，是为熹平石经，揭幕后每天前来依碑校正书文的士子车辆达千余乘，街道为之堵塞。蔡邕在琴道方面的影响也很深远，他在故乡陈留培养阮瑀、阮藉、阮咸、阮瞻等四代擅琴之家，吴国丞相顾雍是蔡邕旅居吴地所传授的得意门生。可以想见，蔡邕拜谒舜陵经过或暂居湖湘时一定曾以琴会友，与湖湘原居琴人切磋交流，促进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融合与互补。蔡邕在宁远九疑山舜源峰舜陵园中有一块文辞典雅、笔力苍劲、字迹整齐、雕刻精良的石刻《九疑山铭》，是蔡邕到宁远拜谒舜帝陵时留下的真迹，它和西安碑林熹平石经一样是中国石刻的珍宝，也是蔡邕作为琴坛圣手为寻访琴道知音和制琴良材曾在湖南游历的物证。
柳宗元（773—819A.D.），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因曾贬官柳州故又称柳河东、柳柳州。21岁中进士、贞元二十一年（805年A.D.）与刘禹锡等一道参加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任礼部员外郎，不久，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湖南零陵）司马，在永州十年，改贬为柳州剌史，四年后逝于柳州。
柳宗元是一位杰出的文化大师，其山水田园诗、山水游记、政论、史论、七弦琴艺都有极高的富有独创性的成就。我们看他所作七绝诗：
《李西川荐琴石》：“远师邹忌鼓鸣琴 去和南风惬舜心 从此他山千古重 殷劝曾是奉徵音”。短短二十七字以诗写琴，以琴鉴史，以史明志，对好友李西川（琴学大师）推崇有加。柳宗元自己琴艺也很高超，永州城外潇水岸，离城二里有朝阳岩，又名西岩，岩石峭拔壁立，岩洞幽邃深旷，怪异多姿。柳宗元常来此赏景弹琴赋诗，作琴歌《鱼翁》一首，流传千古：“鱼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至今在西岩石壁上的琴歌《鱼翁》刻石清晰可见。
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县人，幼时父母双亡，靠舅父抚育成才。因故里有濂溪河，人称濂溪先生，曾任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主簿，清正廉洁，爱民忠职，有政声。后任郴州令，桂阳令达11年，政余以孔孟思想为核心，揉合儒、道、佛三家学说，取其所长，形成以穷尽性理为宗旨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把古代哲学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发展到一个新高峰，著《太极图说》、《通书》40篇。在郴州任职期间，整顿吏治，务农求本，办实事，为民谋利。到任第一件事即建学校，讲学授徒，（理学大师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告诫学生做人要“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所取少而奉献多”。
周敦颐熟悉六经、《乐记》，擅长古琴，按孔子六艺教授生徒，古琴是必修课，教学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圣人”，圣人必以琴治心。他教导学生寻找孔子、颜渊做圣人之“乐处”，并提倡孟子“养生莫善于寡欲”等学说。
周敦颐的琴道美学思想，继承孔子的“乐仁统一”，理性和谐（“中和”）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提出“淡和”的审美范畴，“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通书•乐上第十七》），这是讲“淡和”的由来或依据，接着他指出“淡和”的价值。“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和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同上书），“淡则欲心平”与他提倡“养生莫善于寡欲”，做人应“所取少而奉献多”的思想是一致的。人生观、政治伦理、音乐审美观三者达到统一，这对从思想上防范官吏贪污腐化是一幅清凉剂。他作为地方行政领导对下属官吏励行廉政爱民，就是从此种精神严格要求并以身作则带头力行的。后人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州官，曾在郴州城内建了一座书院，名为濂溪书院。古琴曲《爱莲操》源自周敦颐的散文《爱莲说》，称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表达了作者理想人格。大诗人黄庭坚称赞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古琴曲《爱莲操》正是表达这种“风光霁月”境界的君子之乐。
胡安国、胡宏——湖湘学派的首创人。胡安国（1073—1138）原藉福建崇安，23岁中进士，曾任湖南提举学士。因性格耿直，得罪权贵，受到打击排斥，不得已在南岳紫云峰筑碧泉书院，讲学著述，倡导尊王贱霸，安夏攘夷，志在匡济时艰，恢复中原，排斥屈辱和议，著《春秋传》、《资冶通鉴举要补遗》二书，切中时弊，风靡江左，负笈从游者络绎不绝。
胡安国第三子胡宏（1105—1162）继承父学并有突出成就，20岁入京师太学，曾补右承务郎，因不满秦桧专权卖国，辞官归隐，在衡山一带讲学二十余年，著《知言》、《皇王大纪》等书，创文定书堂，培养了包括张栻在内的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碧泉书院和文定书堂名震海内，胡安国、胡宏父子被誉为湖湘学派的开山祖、一代宗师。
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的湖湘学派以理学为宗，既重经世致用，又重民族精神，强调春秋尊王攘夷、政治大一统、明华夷之辩的大义。以加强中央政权，抵抗金人，收复失地为目的。湖湘学派士子在以后的抗金抗元斗争中，都表现了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和贡献，这与胡氏父子民族主义精神教育的薰陶是分不开的。
胡氏父子办学继承孔子六艺教育传统，《乐记》，琴学是必修课，胡氏父子本身也擅琴，但因其开创湖湘学派厥功甚伟，一般人只震眩于其主要光环而对此未予注意，我们要全面知人就不可忽略这一点。
张栻、朱熹——湖湘学派的双子星座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A.D），真宗帝祥符八年（1015）御赐“岳麓书院”匾额，书院名闻天下，但书院真正辉煌时期，当属南宋后期张栻、朱熹共同主教之时。
张栻（1132—1180）原籍四川绵竹，抗金名将张浚之子，张浚被秦桧陷害谪居永州时，张栻随父入湘，其时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之子胡宏在衡山讲学，张栻拜胡宏门下，探求孔孟周（敦颐）程（颐、颢）学说。绍兴三十一年（1161）到长沙住妙高峰，邀众学者相与讲习，并在自己寓所建城南书院（遗址在今天心阁映山楼旁），1165年主持岳麓书院教事，传授理学，享誉四方。与此同时，朱熹（1130—1200）在各地讲学，门徒日多，著书立说，吸收佛道二家思想，建立了一套涉及哲学、政治、文字、教育、自然科学的完整的理学体系，成为理学领袖。闻张栻受名儒胡宏先生亲授，深明儒家学说精义、主持书院、声誉甚隆，遂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率得意门生林用中由福建来长沙访问张栻，两人一见倾心，日夜畅谈探讨道学义理。张栻时复邀集大批学士分别在岳麓、城南书院听朱熹解说儒学真谛。实际是朱熹的闽学派与张栻的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四方来岳麓书院听讲、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马钦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盛况空前，以致不得不在道林寺旁另建宿舍以安顿日益增多的求学者。朱熹曾登岳麓依次为山景题匾，“道中庸”，“道乡台”、“极高明 ”、顶峰题为“赫曦”以颂此山峻拔宏伟，首沾朝晖，并为书院手书“忠孝廉洁”四碑。张栻邀朱熹于朔风凛列大雪纷飞之季步行南岳作七日游，“天寒饮我酒，酒罢赓君诗”，数日内写出149首唱和诗，后由张栻序，朱熹跋刊印《南岳唱酬集》。
张、朱二人皆擅七弦琴，日间唱和吟诗，入夜则各以诗意谱入琴弦。张栻、朱熹的音乐美学思想继承儒家“乐仁统一”、“尽善尽美”、“思无邪”、“成于乐”等积极成果，而有所发展。朱熹强调音以其自然之节“体现中和之德”，他在《答潘恭权》书中谈到“诗经”“风”时说：“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他在自己最爱的一尊紫阳琴底题刻一首琴铭：“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沉”。表达了他弹琴的理想与态度。
张栻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培养人才，其教学内容既有儒家经典，又有七弦琴音乐，《张南轩先生文集》第61—62页记载张栻办学目的与施教内容：“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仁义礼智之彝，……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而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其方。故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齐其耳目，一其心志，……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其教育目的是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当然这样的大事要有程序和方法，先从事“小学”和“六艺”学习，通过“弦歌颂读”以陶冶性情，达到“齐其耳目，一其心志”。由于张栻“报国利民”务实教育熏陶，“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生在国运艰危之秋，不怕牺牲，坚持民族气节，与岳麓书院教育和良好学风薰陶有密切关系。
真德秀（1178—1235）人称西山先生，原籍福建浦城，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曾任潭州（今长、株、潭地区）知府，勤政爱民，主张抗金收复失地。学术继承朱熹，琴乐美学思想亦承袭朱熹“乐以载道”、“弦歌教化”的思想，推崇古琴为惟一正声。真德秀青少时就喜古琴，他《赠萧长夫序》云：“始念少时，读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谓其忧深思远，有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而淳古淡泊，与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为之喟然抚卷太息曰：琴之为技，一至此乎！”真德秀还有赠萧长夫诗。“古音之寥寥，听若欲睡兮；新声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战国已然，况今之世兮；嗟嗟萧君，娱众所弃兮；我琴可破，志不可徙兮！彼断方为园，真子所耻兮。霜风修修，裂子之袂兮；子毋好游，从此归兮。予将俟子于仙游，从子于武夷兮。”对身怀古琴绝技，固守古调之希微，不逐时尚，以致“贫寒流落”，宁肯破其琴也不放弃淳古淡泊琴风的萧长夫备加称颂赞扬，说明二人音乐美学观点相同，是琴学理论的“知音”。真德秀官职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很多琴人抱琴登门献艺，因而真德秀几乎接触遍全国琴人，其中以玉笋山道士萧守中具琴、诗、美学识见三绝，与真德秀倾心交谈，最为相得。萧守中深得道家尤其是《庄子》养生论与音乐美学思想精髓，真德秀对萧守中称赞备至。真德秀以优越的政治地位，奖掖琴人，扶植琴坛，作了很大贡献。
郭楚望（南宋晚期）名沔、原籍浙江永嘉，以琴知名于世，南宋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曾在参知政事张岩府任琴师，张岩从郭学得《乌夜啼》，被时人称为张乌夜，开禧3年（1207年）宰相韩佗胄发动北伐以收复失地，宋宁宗听信奸臣妄奏，杀韩佗胄向金求和，支持北伐的张岩被罢官，郭楚望离京流寓湖南衡山隐居，他愤感朝廷腐败，时代黑暗，痛心疾首，创作了《潇湘水云》、《泛沧浪》、《秋鸿》、《岁月》等琴曲。
在开禧北伐期间，郭楚望积极支持北伐抗金，受到过主和派的不少非议，常为自己不被人们所理解而深感苦闷，曾作诗明志：我心如明月，万古无成亏。偶逐区中名，遂为尘所欺。抱影长夜吟，别鹤同离思。行矣归故山，探云结幽期。
他创作了《泛沧浪》琴曲，借泛舟高歌的形象抒发了他的心志，朱权《神奇秘谱》、《泛沧浪》、序云：“志在驾扁舟于五湖，弃功名如遗芥。”他的《秋鸿》琴曲，则是借秋天的鸿鹄在高空飞翔，以喻自己不愿与浊流合污的高洁情怀。朱权评论说：“以达人高士，怀不世之才，抱异世之学，与时不合；知道之不行，而谓道之将废，乃慷慨以自伤，欲避地幽隐，耻混于流俗，乃取喻于秋鸿，凌空明，干青霄，扩乎四海，放乎江湖，洁身于天壤，乃作是操焉。”郭楚望隐居衡山时，乘船在潇水和湘江汇合处，看到两条奔腾的江水互相撞击，波涛四起，浪花飞溅，眺望远处被云水笼罩的九嶷山，百感交集。此情此景，恰似壮丽的山河在异族入侵践踏之下已不可重睹一样，高高的九嶷山为“云水所蔽”，激起了他对南宋朝廷腐败无能的强烈不满，对异族疯狂入侵的愤恨，他把这不满和愤恨化作音符，创作《潇湘水云》。《五知斋琴谱》云：郭楚望“因泛沧浪，远望九嶷，云水掩映，感慨系之”。这首琴曲借描绘自然景致，抒发忧国情怀，既优美动听、感情丰富，又充满着激动不安和悲愤之情的深沉曲调，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愫，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郭楚望传其谱于刘志芳，刘又传于毛敏仲、徐天民，毛、徐都是著名琴家，是宋度宗时少师杨瓒的门客。杨瓒也擅长琴艺，曾资助毛敏仲、徐天民拜刘志芳为师，由江西谱改学郭楚望谱。毛敏仲、徐天民又协助杨瓒汇集订正调意、操弄四百六十八首，编为《紫霞洞琴谱》十三卷，成为收录最丰富的大型谱集。他们的“浙谱”取代了风靡一时的“江西谱”，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浙派，郭楚望实为身住湖湘的浙派创始人。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住衡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自幼勤奋学习，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为秀才，24岁中举，清兵入关后，曾坚持12年艰苦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姓埋名，潜心著作，所著涉及天文、历法、乐律、数学、历史、文学、哲学等100多种，400多卷，近700万字，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发挥，如《尚书引义》、《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二十余种，对诸子学的诠释，如《老子衍》、《庄子解》和后期儒家著作的注解如《张子正蒙注》，对佛经教义的解释，如《相宗络索》以及独立发挥自己学术见解，如《黄书》、《噩梦》、《俟解》、《搔首问》、《思问录内外篇》等近二十种，史学著作如《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数种，文学著作如《楚辞通论》、文选评、诗选评、词选、自作文、诗、词集、杂剧等四十余种。王船山毕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写出如此大量著作，抱负为其动力。“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堂联），“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自撰墓志铭），其自撰堂联和墓志铭集中反映了他政治和学术思想的抱负。政治上坚持华夷之辩，坚持反清复明，“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唯不可使夷类间之”，反映了高度民族气节；而对政权管理则提出了“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天下非一姓之私”等民主观念；学术思想上，总结宋明七百年心物斗争经验，承扬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高峰。
王船山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先秦儒家的“崇尚礼乐”及“乐者和也”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提出“理乐居本”，“人情皆协”的观点。从“礼乐居本、衣食居末”我们看到他崇尚精神生活和在物质匮乏条件下仍然坚持文化研究，为后世留下巨量精神财富，这种辉煌人生的自觉自律，真正找到了“孔颜乐处”；从“人情皆协”我们看到儒家“协和万邦”，“乐者天地之大和”理性和谐审美观的精神承传。王船山弹奏七弦琴是他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礼乐居本”思想的生活体现。王船山用过的的《独幽》古琴现藏湖南博物馆。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阳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浏阳人。戊戌政变死难六君子之一。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尤好今文经学，苦读王夫之《船山遗书》，甚赞龚自珍、魏源，对自然科学尤致力探讨。能文章，好任侠，喜剑术，擅操琴。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蘖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智术日长。弱冠从军新疆，曾数次往来于直隶、新疆、甘、陕、豫、鄂、湘、皖、江、浙、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加之童年经历影响，较早即有“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惨败，谭嗣同愤感“创钜痛深”，因而“摒弃一切，专精致思”，立志变法，筹建算学馆，“先小试于浏阳”作为“湘学之先导”，主张革除书院旧章，以崇实学，又要求改变科举考试制度，1896年入北京，结识梁启超，作康有为私淑弟子。以父命为侯补知府，在南京闭户读书一年。“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写成《仁学》一书，阐发君民关系原理：“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同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须“为民办事”，臣须“助办民事”。1898年2月与维新志士在湘筹办新政，建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商办矿务、湘粤铁路、内河轮船等，创南学会（实为学会与地方议会统一体），嗣同实为学会领袖，每七日集会讲演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听者千数百人，湖南全省风气大开。1898年7月到京参与戊戌维新，八月初三夜劝袁世凯于天津阅兵时杀权臣荣禄以救光绪，袁告密于太后，初六日发生政变，谭嗣同谢绝走避，八月初十被捕，十三日（即1898年9月28日）慷慨赴义，年仅三十六岁，实践了孔子不忧不惑不惧，佛家大无畏教义，对此后的辛亥革命发生很大影响。
谭嗣同擅长古琴，而且能识制琴良材自己制琴，他曾自制很多琴，其中一具是雷火烧残梧桐木制的，他自《题雷残琴铭》：“破天一声挥大斧，斩断枝柯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鸣咽哀鸣莽终古”。预言了自己最终遭遇。他藏有文天祥的“蕉雨琴”，在其《文信国日月星辰砚歌并叙》中说：“余旧蓄信园焦雨琴，亦旷代罕见，行将相质，而诗以先焉”。谭嗣同善作琴铭，其友黎壬生有良琴名仃云琴请他作铭，他欣然命笔：“欲雨不雨风飓然，秋痕吹入鸳鸯弦，矫首转弄心涓涓，同声念我，愿我高骞。我马驯兮，我车完坚。汗漫入表周九天。以琴留君，请为君先”。清末社会上已有“鄙促激厉”品位低下的媚俗之乐流行，谭嗣同对其非常不满，他在《石菊影庐笔识》第二十三章说：“昔人所谓淫声，靡靡而已。今则专尚鄙促激励，视古之靡靡，且如《咸英》、《韶》、《濩》。此风会之大变，治乱之大闲，华夷之大辨，生死之大源。然非精审独至，不能察也”。可见谭嗣同非常警惕“溺音”流行的社会后果，提到“治乱之大闲”，“生死之大源”的高度，以深爱高尚古琴音乐而且锐意改革的谭嗣同，如果生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必定会对关系“治乱之太闲”的“鄙促”溺音流行现象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的，可惜当时大环境太差，以致像谭嗣同这样的志士仁人不得不用年青的生命去换取大环境的改善。而将“弃淫声”的任务留给后人。
杨宗稷，（1865—1933）字时白，湖南宁远县人。十四岁入县学（满清时称邑庠生），二十岁开始学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科举制，办现代学校，长沙人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聘杨宗稷为支应襄办。1904年被选为学部主事。1908年去南京，从大琴家黄勉之（1853—1919）学琴三年，黄勉之说：“我几十年教了数百名学生，杨时白的琴艺是最好的”。老师的表扬极大地鼓舞了杨宗稷，从此更加专心致志，广泛调查收购古琴，经常节衣缩食，典当衣物换琴购琴近百具。1916年曾一度任南县知县，但生性不喜官场应酬，于1917年10月辞职回北京定居教琴，自号九嶷山人，称居室为百琴斋，创九嶷琴社。1922年春受聘入北京大学教授古琴，同年冬受阎锡山聘教授古琴于太原。1933年病故，葬于北京西山之麓。杨氏于1911—1931年编写琴学著作43卷，约70万字，包括《琴学漫录》2卷，《琴粹》4卷，《琴话》4卷，《琴谱》3卷，收琴曲32首，《琴学随谈》2卷，《琴镜补》3卷；《琴瑟合谱》3卷；《琴学问答》1卷；《藏琴录》1卷，后人合刊为《琴字丛书》。《辞海》1215页有介绍。
杨氏藏琴甚富，其中多有自己题刻的琴铭，如《大成琴铭》“大贤法物，名流护持，音谐金玉，贵逾鼎彝，旷代希遇，荘对忘疲，禁淫制邪，永为我师”，另有很多，兹不具录。
杨宗稷在北京教了很多学生，其中管平湖名声最著，1977年8月20日美国发射的“旅行者一号”宇宙飞船向外星人发出的邀请函（兼作地球人类身份证）为中国古琴曲《流水》，即由管平湖演奏，因其出于九嶷山人杨宗稷门下，我在赠管平湖先生的诗中有一联云：“九嶷高山传天籁，一曲流水洗太空。”可以说明安卧于九嶷山的舜帝的德泽是多么源远流长。
第三章 迎接古琴文化的复兴
前面回顾了历史上湖湘先贤与古琴的因缘，古制“士无故不撤琴”，在清末废科举以前，凡文士无不弹七弦琴，本文所列的只是十几位最显著的代表，但从这少数代表可以看出：无论他们工作多么繁忙，处境多么困难，生活多么艰苦，他们都坚持弹琴弦歌不辍。这是因为他们深知古琴音乐具有宏大的教化功能，为了正人心，挽时运，一方面他们以古琴天籁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其中获得浩然正气和充沛的力量，一方面他们以古琴音乐作为整个教育工程的组成部分。使莘莘学子从中享受到益智、辅德、健身心的好处，使他们受到高尚的薰陶，从而提升素质，成就卓越的人格，如此代代相传，这是湖湘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一项内在动力。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古琴文化在二十世纪趋于衰落，（今天大家对她都感到陌生），而成为濒危的文化遗产？这是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因是清末废科举。废科举肯定是一项进步，但任何进步都是有代价的，废科举，兴办西式学校，实用专业教育取代了通才教育；被置于次要地位的音乐课程也完全是西乐内容，古琴被排斥于教育系统之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被当作“封建四旧”而备受摧残。几十年来，以美国为发动机的大众流行文化全球出击，无形间使传统文化（包括古琴）被挤入边缘，古琴的音乐形式和社会地位逐渐被现代学校体制和市场艺圈舞台所代替，这些都是古琴趋于式微的原因。然而作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古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古曲《流水》的进入太空，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入选，说明古琴的卓越价值已被世界有识之士所认识；因救亡任务过于沉重而在当时与古琴失之交臂的当代湖湘革命志士，已在其安度晚年时补上古琴欣赏之课；不满足于时俗艺圈喧哗而希望提高精神素质的青少年（以及部分中老年）渴求学习古琴已渐成风气。20世纪古琴与国运同衰，21世纪古琴必将与国运同兴，古琴的复兴以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为标志已经开始，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杨州、杭州、广东等地已有琴社、琴会等学习或研究古琴的团体组织，作为古琴发祥地的湘楚（湖湘）岂可落后于人？发扬湖湘文化就要发扬湖湘先贤视为生活（甚至生命）组成部分的古琴文化；岳麓书院更不能没有古琴，这个千年学府如果没有古琴教学和研究就丧失了张栻和朱熹的一项传统，一份神韵。古琴文化复兴是政府与民间的共同责任，其中政府起关键作用。政府应制定保护和发展古琴文化的法律和政策；每年从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规定教育制度中素质教育和古琴教育的地位；发展古琴文化事业；支持古琴文化产业的发展。
复兴古琴文化艺术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我们古琴界同仁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我古琴界同仁一定要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团结奋斗，勤奋练习，潜心研究，发扬古琴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世界各民族之长，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不断增强古琴音乐艺术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湖南大学统计学院
2005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