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胡文虎“媚敌”、“投敌”结子
1979年3月，洪卜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问题得到彻底的平反，重返教学岗位；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他从教育系统被抽调去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担任副主任（主持业务和日常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在这一段时间及其退休后的十多年内，洪卜仁焕发了青春，他又跨上了骏马，驰骋在文史这个领域里，在方志文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可喜的成绩。
洪卜仁受到人们普遍赞誉的一件事，便是他根据确凿的史料揭开了爱国华侨胡文虎“东京之行”的谜团，解开长期来盛传的所谓胡文虎“媚敌”、“投敌”，是个“大汉奸”的结子，还胡文虎爱国、爱乡、面对强虏敢于抗争的历史本来面目。
胡文虎，1882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下洋中川村一个开中药铺乡村医师家里（其父后移居缅甸）。父亲去世后，胡文虎与他的弟弟胡文豹继承父业，悬壶济世，后又在新加坡开设“永安堂”，研制、生产居家必备的常用丹药万金油、八卦丹等，销售量很大，遍及中国及南洋一带，人称他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一生办报，先后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几种报纸，形成“星系报业”，人称“报业大王”；胡文虎一生好善乐施，捐资办学，赈灾济民，有“中国的洛克菲勤（美国大财团、慈善家）之称”。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与祖国人民同仇敌忾，投身抗日行列，“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一·二八”淞沪抗战、“七七芦沟桥”事变等，胡文虎都带头捐赠巨款和大批战备物资（药品、纱布等），支援前方抗敌的祖国军队。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文虎被当成“大汉奸”对待，许多人指责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有“媚敌”、“投敌”巨大嫌疑。1946年12月16日厦门记者大会第二次会员大会还通过了决议，称“《星光日报》董事长胡文虎曾充当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现仍逍遥法外，本会决定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美国人包德华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胡文虎”条亦云：“1944年，胡文虎被选为华人协会主席（日伪汉奸组织）”。解放后文史学界因手头没有“第一手材料”，对上述说法莫衷一是，一直因循“胡文虎‘媚敌’、‘投敌’”的说法。
说胡文虎“媚敌”、“投敌”，是个“大汉奸”主要有两点：
其一，胡文虎曾出任过香港维持会汉奸组织的会长；
其二，胡文虎曾于1943年香港沦陷时期亲赴东京拜访日本首相、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且与日本人合作做过军用物资生意。
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闽南文史工作者的洪卜仁，对于同是福建人的胡文虎的遭遇特别关注；更何况当时洪卜仁受某出版社的邀约，正着手搜集材料，打算写一部《胡文虎传》，自然想弄清上述这两个问题，解开胡文虎历史疑案之谜。
对于第一个问题，“胡文虎出任伪职”一事，似乎比较容易弄清楚，因为只要查阅当年香港报纸和敌伪档案便可明白。为此，洪卜仁利用自己到香港出差之便，到香港大学等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在香港沦陷时期里，香港根本没有成立过“维持会”之类的敌伪自治组织；日本人倒是曾经组织成立过“华人代表局”、“华人合作局”两个汉奸组织的，但是两个机构的成员中，胡文虎始终“榜上无名”。然而为什么会“空穴来风”，刮起一阵“胡文虎担任过伪职”的说法来呢？进一步的查阅资料，洪卜仁终于在一位名叫康吉父发表的一篇《胡文传补遗》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原来当年日本人在酝酿成立“香港维持会”时，确曾有意请胡文虎“出山”，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一职，并曾为此，把胡文虎与另一位被软禁在香港半岛酒店里的知名人士颜惠庆（民国初曾任国民政府总理、代总统）施加压力，逼他们就范，但遭到颜惠庆、胡文虎的断然拒绝，胡文虎推说自己是“一个生意人，根本不懂政治”，不肯接受，后日本人只好作罢，维持会最终也没有成立。洪卜仁还查到抗战胜利后、香港的福建同乡会、崇正总会都推选胡文虎出任会长的史料，从而推断香港的福建老乡和客家老乡，绝不可能把一个当过汉奸的人捧上会上宝座，那么胡文虎当汉奸的说法也就未必属实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胡文虎“媚敌”、“投敌”一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胡文虎确曾于1943年7月赴东京见到过日本国首相东条英机本人，且胡文虎曾在“东京之行”归来三个月后，在香港的《香岛日报》上发表他撰写的一篇长文《何事赴东京》，说明自己是在日本“有力之士”（则日本特务）挟持之下去东京与东条英机会面的，共会谈了“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希望同意从缅甸运大米来香港救济香港难民）”、“关于华侨爱国分子自由问题（声言‘中国人爱中国，为国民天职’，不得因此对华侨加害）”、“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要求放宽华侨汇款赡养内地家眷限制，要求准其募集资金办一家华侨银行）”、“关于香港治理问题”等四方面内容。洪卜仁认为，从这篇声明文章的四个内容看，胡文虎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被挟持状态下、在随时有生命安全之虞状况下，被逼去东京会见东条英机的，绝非如有的资料中所议的“自动请行”，意在“媚敌”；而且，胡文虎面对战争狂人，从容不迫，如此义正词严，为香港及海外华侨的自由、生计愤起力争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但不是什么“媚敌”、“投敌”行径；相反的，这是大义凛然的爱国行为，胡文虎是一位爱国侨领。但是《何事赴东京》毕竟是胡文虎本人的一份“自辩词”，且又是发表在日伪主办的报纸上，似乎难以服人，只有找到当年胡文虎与东条英机谈话的原始记录才能解开这一谜团。然而要看到这样一份绝密的历史档案材料，谈何容易，为此，洪卜仁不得不暂时把这件事搁置在一边，但他心中始终没有把它忘记掉。
或许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1992年7月，应日本九州大学之邀，洪卜仁到日本东京参加有关中日海上贸易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有一次洪卜仁与担任会议翻译的日本东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廖先生闲谈中，谈起自己想查阅胡文虎与东条英机谈话的记录一事，在廖先生帮助下，洪卜仁买到一本《东条英机总理大臣机密记录》的书，这本书是东京大学战史研究室根据当年档案编辑而成，作者广桥真光是当年东条英机的秘书，1990年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明白无误载述：东条英机首相于1943年7月13日1时15分至15时30分，在他的家里与胡文虎谈话，谈话记录全文四千多字，是用内阁信笺打印的，其内容与胡文虎写的《何处赴东京》提及的四个问题基本一致，但更详细，比如在谈到要求准予从缅甸运载大米来香港赈济难民时，东条英机曾以要胡文虎利用自己的身份从中国内地运载钨砂、棉纱、桐油、药品去日本，以作为交换条件，对此胡文虎以“自己实在是不忍看着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才提出从缅甸运大米来香港赈济难民的请求，无心与别人做生意，把东条英机的话顶了回去。胡文虎最后还向东条英机诉说他尚处于被软禁的境地，东条英机佯称自己“不知其情”，表示要查问一下……返香港后胡文虎利用日本特务放宽对自己的监视的机会，便逃身去澳门，自始至终没有与日本人“合作”，做过任何一笔生意。
从日本归来，洪卜仁以一位正直的文史工作者的学术良心，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孔永松教授合写了《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论文，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一期上发表，把胡文虎东京之行的真相告白天下；继之《港台信息报》、《望》、《视点》、《福建日报》、《统一战线》、《厦门日报》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天天日报》等境内外报刊、杂志或登门采访，或摘登消息，报道了这件事关一位爱国侨领大节的事。胡文虎“媚敌”、“投敌”的结子终于由厦门文史学者洪卜仁手中解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