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转] [复制链接]

众所周知，湖湘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强调经世致用。从宋代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安国、胡宏到晚清的魏源、曾国藩等人，尽管他们的治学路向、价值观念都有差别，但在讲究经世致用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如胡安国治《春秋》，即以经世致用为帜志；胡宏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的学风多有批评；魏源治经学也强调“以经术为治术”；曾国藩则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提倡“以礼经世”。由此可见，自宋以来的湖湘学者，不管是宗汉学还是崇宋学，都重笃实践履，不尚性理空谈；提倡通经致用，不拘名物训诂。

　　所谓“经世”，用《左传》和《周礼》的话来说，就是“经国家”、“经邦国”。其内涵包括积极入世、直面社会的人生态度，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并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手段和表现路径。湖湘学者治学以经世为取向，就必然要求把书斋里的学问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即使治经讲学也以关注国计民生为旨归，崇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到了近代，当中国社会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转型时，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便很容易转化为湖湘学者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思想动力和接纳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也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魏源便以一个“走出湖南的湖南人”的身分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西方的侵略。其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魏源的主张落实到具体实践的层面上，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愤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在维新运动中倡导变法图强，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有朝气的地方；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又在承接维新运动遗产的基础上，以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如果说湖湘文化中呈现出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是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接纳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土壤，那么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则是促使一批又一批湖南士人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奋斗的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是对国家和民族一种很强烈的感情。湖湘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可以上溯到屈原和贾谊。他们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贬逐到湖南的共同遭遇，却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士人。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被一代又一代湖湘士人发扬光大。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一大批湖南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举其大者，谭嗣同为求维新变法之成功，四处奔波，竭尽心智，最后抱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遗恨而从容就义；黄兴为求民主革命之成功，百折不挠，断指犹战，带领几百湘军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蔡锷为求民主共和之不被颠覆，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虽身患重病，仍冲锋陷阵在前，最终使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顿成黄粱美梦。更有烈者，陈天华、杨毓麟愤于国民之不醒、国威之不振、外患之日急，以身蹈海，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虽然湖湘文化独特的个性与内涵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但它毕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及制约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理学型文化，其强烈的道统观念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守成性。这一特性到了近代，就成为力拒外来文化、固步自封的思想武器。中国传统文化的“夷夏之辨”、纲常名教也使近代湖湘士人难以摆脱天朝大国的心态，往往滋生出一种封闭自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意识。无论是在洋务运动中，还是在维新运动中，湖湘士人虽有一大批首倡者、支持者，但同时反对的力量也很强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往往十分激烈，双方辩得死去活来。从这一意义上言，湖湘文化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阻碍作用自不待言。

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 [转]
作者:日安 
湖南长沙岳麓山下有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大门前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惟楚有才”，下联是“于斯为盛”，联语的口气颇为自负。湖南人杨度甚至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口气之大，也找不出第二人。不过，近代湖南三湘大地的确是人才辈出，对于中国的革命和中华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率先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以操练湘军起家的曾国藩；从维新主将谭嗣同，到革命志士黄兴。晚清以来的军国大事，几乎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湖南人的身影。近代以降，湖南人在政坛上的地位日益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湖南人占到19%以上。1955年授予元帅、将军衔，也以湖南人居多。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湖湘文化已卓然独立于世。 

追溯湖湘文化的源头，也许我们会把目光投向那遥远的年代。2 000多年前，当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吟哦徘徊在三湘大地，最后自沉于汨罗江时，是否已为2 000多年后湖湘文化的复兴埋下希望的种子？近代湖南人血液中的反抗精神，湖南人善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和毅力，是否和楚人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这一切都是那样遥远，“悠哉渺矣，不可得而详”了。 

…… 

湖南人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始于“洪杨之难”，其标志就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的崛起，这是不错的。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启迪、孕育湖湘文化的，却不能不归功于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 

早在晚清之时，湖南人就开始走出湖南，面向世界。魏源是第一个发出向西方学习呐喊的人。嗣后，郭嵩焘出使英法，曾纪泽出使英俄。维新运动失败后，湖南人纷纷出国留学，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2 395人，其中湖南籍373人。“五四”前后，湖南人走出湘省更加频繁，在第三次留学高潮中，先后就有300多名湘籍人士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们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先后数次奔赴北京、上海等地，热烈地搜寻一切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后，这批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湖湘志士返回湘省，积极致力于介绍西方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在湘省新文化运动日益高涨的浪潮中，湖湘文化又一次呈现出勃勃生机。近代走出湘省的湖南人，每走过一个时代，都毫不犹豫地把时代的精髓及时地输入湖湘文化的躯体。湖南人的视野开阔了，湖湘文化的深层内涵和精神境界也随之拓展。湖南人走出湖南的历史，正是湖湘文化日新月异、不断开拓的历史。湖南人走出湖南的历程，也正是湖湘文化走出三湘四水、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历程。近代湖南人才在湘省山水内外的不断流动循环，在开阔文化视野和吸收文化新知上，大大促进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成为湖湘文化得以复兴的一大契机，并构成近代湖湘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湖湘文化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敢为天下先。” 

当晚清之时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时，湘人贺长龄、陶澍、魏源等率先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一部《皇朝经世文编》，洋洋300万言，将有关治世之作搜罗殆尽。当时代吹响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号角时，湖湘文化更把它经世致用的文化主题与“师夷长技”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脚踏实地从事洋务运动，开我国近代工业之先河。甲午战争后，国势危殆，在举国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又一批湖湘士人迅速把握住这一救国救民的新主题，再一次站到了变法维新的最前列。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等，前赴后继，层出不穷。戊戌变法失败后，湖人再接再厉，开始政治变革的又一次尝试，陈天华、杨毓麟、赵必振等积极著书立说，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另一些湖湘藉人士如宋教仁、章士钊等集中精力研究和探讨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并逐步成长为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中坚人物。“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又有成批的湖南有识之士如饥似渴地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湖湘文化在这一代人手里又转变为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导先驱。蔡和森、毛泽东、易白沙、李达等人成为新兴湖湘文化的先锋旗手，还出现了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蔡畅、邓中夏、何叔衡、李立三、林伯渠、徐特立、向警予、左权、陶铸等一大批身体力行的革命家。 
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髓，体现在人才类型上，湖南人才以政治、军事人才为主体。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一书列举了1840年～1988年间的9 904位人物，湘籍达893位，占全国总数的9.02%,居第1位。《中国现代人物传》列举了240位人物，湘籍49位，占20.42%，居第1位。胡兆量等先生所撰《我国武将地理分布初探》一文统计了民国将领434人，其中湘籍72位，占16.59%，居第1位；统计了红军、解放军将领345人，其中湘籍102位,占29.57%，亦居第1位。湖南以军政人才见长，而在文化人才和科技人才方面就显得逊色多了。 
 
湖南人才的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地域不平衡性。长沙为湖南人才之渊薮。号称"民国元戎"的革命家黄兴和理学大师唐鉴皆出于长沙，还有如郭亮、徐特立、萧劲光、杨开慧、陶承、田汉、章士钊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附近的湘乡、湘潭、宁乡、浏阳亦为杰才辈出之地。湘军曾以骁勇善战而称著，湘乡为其重要策源地。原湘乡荷叶塘（现划归双峰县所辖）就出了曾国藩一族。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后，湘军势力为之鼎盛，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湘军将领14人官至总督，13人担任巡抚，至于当过布政使、提督、总兵、参将、州府道员的更不可胜数。毛泽东为湘潭县韶山人（韶山于1968年从湘潭县析出设市）。彭德怀也是湘潭人。宁乡出了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著名革命家。浏阳籍驰名者如谭嗣同、唐才常、胡耀邦、杨勇等。根据《湖南历代人名词典》，在所列的2 049位近选代著名人物中，长沙、湘乡、湘潭、宁乡、浏阳5地共665位，占37.5 %。湖南人才分布地域趋于集中，以湘中偏东和湘东为密集，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因此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近代以降，湖南的人才可以划分为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4个人才圈。 
 
三湘大地，人才群星璀璨。环洞庭湖区（华容-岳阳-湘阴-益阳-常德）也为群才拔萃之地，这一带涌现出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宋教仁（桃源）、蒋翊武（澧县）、何长工（华容）、任弼时（汨罗）、林伯渠（临澧）等风云人物。在湘南，出现了罗荣桓（衡山）、陶铸（祁阳）、黄克诚（永兴）、邓中夏（宜章）、李达（永州）等著名人士。湘东北山区，在近代甚至古代的历史上，默默无闻，人才寥寥。而在现代，革命在这里风起云涌：湘东的秋收起义、平江暴动以及随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一场大的革命活动每每造就众多革命人物，其中最优秀的人才被推到历史潮流前列成为革命领袖。湘东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一带成为现代湖南著名人物辈出之地。平江出了大批军事将领，如傅秋焘、苏振华；浏阳涌现出众多革命家，如杨勇、王震、胡耀邦；醴陵培育了上百名著名人物，如左权、李立三、程潜。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被授予中将和以上者共254人，其中平江籍和浏阳籍各达14人。在湖南，还有一个家族或家庭培育出众多著名人物。毛泽东一家，仅革命烈士就达6人之多。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均为中国现代著名的革命家。 
 
综观整个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湖湘人士几乎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为国家的改良，社会的进步而呼号，而奔走，而冲撞，而牺牲，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弄潮儿，革命的敢斗士。在时代的风雨洗礼中，塑造了湖南人敢说敢做、正直不阿、大气磅礴的性格。正是这些棱角分明、爱吃辣子的湖南人，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其他领域的变化走向，使得湖湘文化成为近代中国文明百花园中最为艳丽的奇葩。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作者:陈独秀 

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甚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玻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等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不仅仅是一个复活的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甚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甚么？真生命是甚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底大问题。　 

Oliver ffeth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他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六卷六号《新青年》六零一页）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底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 

值得一读。

请楼主注明一下资料来源。谢谢！南山

《湖湘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转自《光明日报》
《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转自《地图》杂志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转自《陈独秀文集》

“敢为天下先”，一敢，二先，三为天下，道出湖南人的文化特色，而其本源于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救世达用）文化内涵。好帖！

请教铁华兄：
    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如果用几个词语来描述湘潭人的性格特质，应是什么？
    据说有人用一“蛮”（执着）字，您觉得确切吗？

复赛标兄：
你说的很对！在本网中我转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湖湘文化之源其“蛮”的特质》，请参阅。在我们的口语中经常有这样的话，“这个人太霸蛮了！”“你莫霸蛮罗！”“这个人霸死蛮！”“这件事不霸蛮不行！”.......。“蛮”有执着、强迫、反抗、敢闯等意思。

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个案分析


“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逃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毛泽东是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杰出代表，他25岁前未出过省，而且是在湖湘文化氛围最浓郁、底蕴最丰厚的湘乡、湘潭、长沙成长，必然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的思想和活动也打上了湖湘文化深深的烙印。因此，我们以毛泽东为例来说明湖湘文化对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影响。要真正吸收湖湘文化的精髓，离不开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揣摩研习。


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等名师的导引下，对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学说做了仔细研究，从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融铸在他博大的精神世界之中。首先，我们来看毛泽东毕生景仰的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对毛泽东的影响。王船山曾提出民族至上的“三义说”，即君主一姓之兴亡是“一人之上义”，人民之生死是“一时之大义”，民族之兴亡是“古今之通义”，三者关系是“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其《讲堂录》中也多次记下王船山的话。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影响着毛泽东，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中国近现代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中，毛泽东始终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最主要的矛盾。他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最为坚决的浴血奋战，他一直都有顽强的信念，“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信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当之无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其次，我们来看湘军领袖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军事上。蔡锷1911年曾编过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认真阅读并将其运用于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在该本书第八章“仁爱”中有曾国藩一段训戒之言：“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生命根本之事。”曾国藩所作长达五百余字的《爱民歌》，表现了他对军民关系的重视。例如，其中“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毛泽东为红军同样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两者的关联，毛泽东对军民关系极端重视的思想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都有一定渊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也记录了许多对曾国藩的学习心得，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8］所以毛泽东会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谭嗣同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流传广泛，他在里面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清王朝对毛泽东有很大触动，一直以来毛泽东都反对封建主义，同封建腐朽势力抗争。谭嗣同在《仁学》中强调“冲决网罗”的思想：“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次须冲决天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这给毛泽东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他将“冲决网罗”的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伟大事业相结合，真正实现了“冲决网罗”。因此，毛泽东对谭嗣同异常敬仰，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其实，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出发来探讨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在湖湘士子身上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在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民主革命意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且毛泽东将其融合演绎得更为充分与精彩，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在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毛泽东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把知名人士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产生很大影响。1918年4月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成为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此外，毛泽东积极利用新闻媒体来宣传革命思潮，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自己的伟大政治抱负有机结合通过文章表现出来。


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湖湘文化培养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基本素质，使其成为湖湘文化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湖湘文化中“热于政治而冷于经济”的局限性也在毛泽东的言行中有体现，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变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央的首要与中心任务了，可是毛泽东却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生产力发展、科技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至最后酿成十年“文革”的悲剧。



湖湘文化这片沃土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修养、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处世原则。湖南是毛泽东思想最初的发源地，尽管毛泽东后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湖湘文化精神、文化性格在他身上一直都闪耀着光辉。在今天看来，以湖湘文化为丰富养料所孕育出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它是湖湘人在生存、享有、创新、发展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积累，积淀并沿袭传承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其中大力提倡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民族主义意识、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卓厉敢死的牺牲精神、注重实践的实干作风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而新时期的种种实践、种种思想不会给湖湘文化以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以湖湘文化为底蕴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也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超越与创新，炼就出引领风骚的精英！


来源：镇议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