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胡雪岩籍贯是安徽绩溪还是浙江杭州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7-01-07 02:4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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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岩籍贯之争的再探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王振忠
（一）缘起
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对于世面上的热点问题一向并不十分敏感。关于胡雪岩的籍贯之争，学界内外的争论向来颇为激烈。对此，十数年来我的介入纯属偶然，而且，前后发表的两篇小文加起来，统共不超过三千字。我以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胡雪岩籍贯之争原本是个再小不过的问题，倘若不是一些人罔顾历史事实，以拌嘴式的意气用事代替真正的学术探讨，写三千字乃至更少的文字本来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事情还得从今年年初讲起，根据新发现的清代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2006年1月16日），文旁左上方配有日记的一页书影。之所以取这样的题目，本来以为，第一手的新史料之发现，胡雪岩的籍贯之争问题已然解决，从此可以不必再费口舌争论了。殊不料，杭州历史博物馆的高念华研究员近日提出一个惊人的疑问――“《南旋日记》真的是清代人所写的吗？‘近年来，为提高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各地大打名人牌，希望能以名人效应带动经济效应，胡雪岩也成为争夺的焦点。我对《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杭州的报导进而提出：“《南旋日记》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要证明《南旋日记》的真伪，恐怕要到北京、上海的古籍权威机构，请专家在技术、墨迹和纸张等方面进行鉴别，事情才有可能水落石出。”（新华社浙江网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报》）
高先生的质疑及相关报导让我着实吃惊不小，这涉及到对于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基本态度――难道是有什么人在伪造历史文献？还是究竟有什么人罔顾历史事实，故意发表不负责任的惊人之语？兹事体大！看来，学术问题再小，态度都必须认真。这的确是个不得不予辩明的问题。
（二）现籍与祖籍――“杭州人”与“徽州人”的争吵
红顶商人胡光墉字雪岩，为清同治、光绪时人，曾在浙江巡抚王有龄幕中办理粮械事，同治初年因故受左宗棠赏识，命其总理粮台，夤缘际会而富甲天下。左宗棠西征之际，胡雪岩殚思竭虑为其筹措军饷，新疆军事结束后，左氏特别为其请功，破格赏穿黄马褂。胡氏商业全盛时期，所开的阜康钱庄和胡庆余堂药铺遍及杭、沪数地，为世人所艳称。后因经营湖丝出口，与外商竞争失败破产，被革职治罪，忧惧而死。
胡雪岩长年活跃于杭州，关于其人源出何处，向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其人原籍徽州绩溪胡里（即今湖里村），后迁往杭州。历史学家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甚至径直写道：“胡光墉（1823－1885），安徽绩溪人。”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胡雪岩应当是杭州人。这种争论由来已久，不过，在去年却再次掀起波澜，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2005年9月2日，高念华先生首先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文；接着，安徽省绩溪县宅坦村村长胡维平先生发表《对〈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几点辨析》（《中国文物报》11月25日），对此提出反驳；2005年12月16日，高念华、张倩、段虹三位先生再次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重申了此前的观点。胡维平主要利用徽州乡土史料，尤其是胡雪岩后裔的口碑资料来证明胡氏的祖籍。而高念华为了说明胡雪岩是杭州人，举出了六条证据：
1、 日本铜钟与“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题名；
2、 胡雪岩自撰的“王坟碑”称自己为“里人”；
3、 《杭州府志》记载胡雪岩为杭州人；
4、 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的奏折中称胡雪岩为浙江人；
5、 与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录称胡为“杭人”；
6、 陈蝶仙称胡雪岩“世居浙江”。
上揭的六大证据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在论证胡雪岩是杭州人，即使全都靠得住，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胡雪岩长年生活在杭州或现籍为杭州，却无法断定胡雪岩的祖籍究竟源自何处。而在事实上，上述的几条证据并不完全符合逻辑：以第1条为例，清乾隆时代前往日本经商的一些商人往往自称是“吴趋（亦即苏州）”人，在自署籍贯时也常常写作“吴趋某氏”，但其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徽商，只是活跃于苏州或从苏州出发而已；再如其他5条，同样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譬如，一些方志、文集和奏折记载乾隆时代的大盐商江春（鹤亭）是扬州仪征人，为扬州盐商，但江春作为著名的徽商却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常识。这些，都牵涉到徽州人的现籍和祖籍的问题。
明清以来，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商的如日中天以及徽州文化的繁盛，使得许多徽州移民对于桑梓故里，有着异乎寻常的自豪感和强烈的认同感。清代著名学者汪中之子、扬州人汪喜孙在宋《罗愿〈新安志〉跋尾》一文中指出：“吾家先世居歙西古唐，高祖快士先生始迁江都，喜孙少孤，不获闻先世佚事，每遇人自歙来者，必敬问家乡风俗及遗闻佚说，听之忘寝食矣。”显然，不少徽州人后裔均孜孜以家乡为念。在这种背景下，祖籍与现籍一样受到徽州人的高度重视。民国时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摘录了北京歙县会馆中的题名榜，其中专门注明那些进士的现籍所在，而这些进士，其祖籍无一例外均出自徽州。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名著《明清社会史论》中也曾指出：“徽州府、县方志的编纂者做了大量工作，将官方注籍徽州获取功名者和寄籍他府考中进士的人加以区分――这是因为徽州是一个移民异常之多的地区。但是其他许多方志却没有作这种重要的专门性区分。”可见，对于祖籍和现籍的关注，是明清徽州一府六县极为显著的特色。对于一般的徽州人而言，祖籍与现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揆诸实际，高、胡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一方说的是现籍，一方说的是祖籍。不明白这一个关键，“杭州人”和“徽州人”的争吵便会无休无止，即使争吵一万年也未必会有结论。
（三）祖籍认同感和乡土意识：祖籍认定的关键
十多年前，笔者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过学术散文《斜阳残照徽州梦》（1994年第九期），后来，因黄山市的一位作家对我提及的《儒林外史》中两名徽州文人的籍贯问题存有疑义，我遂撰写了一篇不到五百字的小文《胡雪岩及二牛“籍贯”》，其中谈到明清徽商祖籍和现籍的问题，首度涉及胡雪岩的籍贯之争。当时我指出，在谈及中国人的“籍贯”时，首先应区分究竟指的是祖籍还是现籍：
……说（胡）光墉为徽州绩溪人不误，为杭州人亦不误，何故？一祖籍，一现籍耳。根据明清政府的规定，凡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二十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入籍当地。故而徽州人所到之处，纷纷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不少侨寓异地的徽州）人的现籍虽非新安，但在自我感觉上却认为自己还是徽州人。（《读书》1996年第五期）
按照我的看法，说胡雪岩是杭州人还是徽州人都没有错，关键在于说话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对此，有人曾提出疑问――既然有祖籍和现籍之分，那么，迁居多少年（或多少代）后还可以算是祖籍？多少年（代）后又可以不算了呢？否则，岂不是人人的祖籍都可以上溯到中原？上溯到华夏先祖？
这个问题问得的确很好！其实，关于祖籍，这不是一个可以纯粹用多少年或多少代来计算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当事人及其后裔的祖籍认同感及其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他们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侨寓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来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侨寓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
安徽绩溪胡氏有四个不同的分支，即龙川胡氏、金紫胡氏、明经胡氏（李改胡）和遵义胡氏。胡雪岩的一支属于绩溪胡里的明经胡氏，对于胡里这一祖籍地，迁居杭州的胡雪岩有着明显而强烈的认同。这从当时发生的一场官司诉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里邻村，为周、王二姓所居，名中王村，村中之庙称中王庙，庙内原塑九相公、玄坛和土地神像。在庙前有胡姓祖墓，距离庙门二十余丈。为此，周、王二姓与胡氏纠纷不断。咸丰七年（1857年）因王善庆造屋结讼，后蒙中人调解，庙神各照契税管业。光绪八年（1882年）王姓重塑九相公等像，但胡姓提出，“中王”是胡姓祖先在宋朝的封号，而不是普通的地名，以此彰显胡氏的产权；而王氏则认为“庙以村名，村有王姓，故名中王村，亦名中王庙”。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在这场耗时近十年的官司中，胡里人利用胡雪岩的名势，与上庄胡氏（包括胡适先生的族叔公胡贞照、四叔胡介如等人）一起，与王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绩溪县湖里村民间保存有一册《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就是这场官司中控辩双方诉讼状词的真实记录。其中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生员王含贞等禀词称：
……胡文翥、胡位中纠率势豪胡运昌、胡贞照、胡玠等，假生村名，冒伊祖封号，捏称伊祖延政公宋封中王，肆行混争，并毁神像，复串通江西补用道胡光墉越控抚宪，谎捏诬控……
同年同月二十八日，王含贞上控徽州府的禀词中，称胡雪岩为“富绅胡光墉”。而在翌年二月十八日的禀词中，则提及：
……江西候补道胡光镛迁杭已久，原籍族谱有虚有实。省、府、县志照谱入，墉未查知。祖宗是否封王，必有信史可考，墉未查知。阳宅阴基，民间争讼，总以国课为重，墓碑家乘不足为凭，例有一定，墉未查知。庙敬九相公，非独身周、王二姓，凡近生村十里二堂各乡居民人等，无不到庙敬香，人口如碑，可传可质，墉皆未及查明，惟据胡位中等面，遽即上渎抚宪，札饬县主讯断……
这是胡里胡氏的对立面王含贞的控词，他指责胡姓族谱“有虚有实”，“虚”的部分是指双方争讼的焦点，亦即胡姓自称中王庙系因胡氏祖先宋时被封中王而得名。从中可见，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深深地卷入了绩溪胡里的这场纠纷。而王姓则很明确地指出――胡光镛（雪岩）系从胡里迁往杭州，胡里正是胡雪岩的“原籍”所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绩溪胡里有着强烈的祖籍认同，否则，他何以需要在绩溪中王庙的诉讼纠纷中出头越控？
除了胡雪岩本人外，其后裔也有强烈的祖籍认同。2004年10月28日，胡雪岩曾孙胡文莹曾亲笔写下《关于胡雪岩籍贯的一点说明》：“我叫胡文莹，是胡雪岩的嫡曾孙，我父亲叫胡渭卿，母亲叫章芝仙，都是安徽绩溪人。”这些，也同样可以作为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的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早在胡雪岩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到访胡雪岩芝园的徽州人，就已经证实他的祖籍出自徽州绩溪。
（四）稿本《南旋日记》――胡雪岩同时代的证言
去年，我在皖南收集到一册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其中有一段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林的记载，这是考证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最为过硬的第一手资料。据此，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该文首先引证了《南旋日记》的记载：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谈及胡氏花园，飰罢，即嘱韶五兄偕余及禹翁、矩兄、其兄进城往游。园名芝园，主人名光镛，字雪岩。未至门，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至门，韶五叩问阍者：胡姓师爷可在内？阍者答以在家，并指点其住处。旋至大厅，胡君出见，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人甚朴诚，坐谈片刻，即嘱价带游芝园。其大厅上悬御赐“勉善承荣”扁额，进大厅后数武，见两（石）门，一额左图，一额右史，左图为内宅花园，右史即芝园，有两花厅，楼极高耸，画栋雕梁，五色炫目，厅前有鱼池，以红丝磁琅玕为栏，旁砌假山，中嵌名人石刻，池畔两亭对峙，木刻楹联书法甚佳。过亭穿石而上，另有一亭，为宸翰亭，较之厅上之楼尤为高耸，凭栏而望，满城屋宇如在井底，城隍山、西湖皆望可尽。惜楼过高，且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而弹琴、下棋及吟诗、作画之室，俱付阙如，据云用去朱提百万方克蕆事，以予观之，实觉俗不可耐，不堪久留。良以园主（乃市井中人），胸中邱壑，故布置未能适当耳。欲作一诗以形其景，姑俟之异日……\n该段描述，是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芝园的珍贵史料。对于上述的这段记载，我接着分析：
“乙亥”即清光绪元年（1875年），其时，正值胡雪岩的事业如日中天。芝园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得名据说是为了纪念胡雪岩的父亲胡芝田。从《南旋日记》中的文字来看，日记作者与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提及，管园的胡姓师爷为胡雪岩的侄辈，“是绩溪人”，仅此一点，即可反映胡雪岩的生平来历。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这种特色迄今仍体现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间。另外，园内建筑“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见，这个耗资百万两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
文章刊出后，《文汇报》“笔会”即收到高先生的争鸣文章。高先生大文的前面部分此前已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了，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他所驳斥的一些观点，也都是针对绩溪县胡维平的，与我毫无关系。但其中针对我的小部份，却对拙文的论证过程作了避重就轻的曲解。因该文后来未被《文汇报》采用，在此我不便征引，这里只引用他在其它地方正式发表的看法：
新焦点在王振忠的文章中，认为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新证据就是———胡雪岩故居里的芝园铺着“阔而且洁”的石板，乃是徽派建筑。对于这一点，长期从事古建筑和传统建筑研究的高念华认为，王的观点是错误的，胡雪岩故居是杭州传统建筑及部分西欧装修结合的晚清建筑，并非徽派建筑。（新华社浙江网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报》）
上述的观点与他投寄《文汇报》的争鸣文章一脉相承，如果没有读过我的原文，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我的论证逻辑是“石板－徽派建筑－祖籍”，而在事实上，这完全是故意曲解我的论证过程。《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发表后，《文摘报》曾摘引观点：
王振忠在1月16日《文汇报》上说，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因其常年活跃于浙江杭州，学界向来有不少人否定他的祖籍来自徽州绩溪。然近读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内有一段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的记载，提及管园的胡姓师爷为胡雪岩的侄辈，是“绩溪人”，由此可断定，胡雪岩祖籍为安徽绩溪已毋庸置疑。（《文摘报》1月22日）
从这段文摘中可见，如果不是刻意曲解，任何明眼人都可以清楚看出，在我的考证中，《南旋日记》提及的胡姓师爷为“绩溪人”才是立论的重点，建筑则并不是重点。因此，高先生认为我以徽派建筑来断定胡雪岩的籍贯，根本不是事实，完全是他避重就轻的故意曲解。
不过，既然高先生对“古建筑”颇有偏好，在此，我也很愿意与他讨论一下古建筑的问题。
高先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他以为：即使是外地人到杭州，也只会入乡随俗，按照杭州的“传统建筑”建造园林和房子。事实上，这种见解完全是错误的。著名的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就曾说过“少时见杭城建筑，其构架有不类浙中者”，其中尤其是以湖南会馆最为典型，这与太平天国之后在浙江活动的湘军有密切的关系，故此，“建筑犹湘中做法也”。（见《浙江今存湘式建筑》及《杭州之会馆》二文）可见，在杭州，外地人根据家乡风格修建聚落，并非罕见的例子（其实，这在全国各地都不乏其例）。陈从周先生是杭州人，他从小就听长者说过许多胡庆余堂的旧闻。他说：“胡（雪岩）为安徽绩溪县人，徽州府所属产药，采购亦方便，其名渐驾叶种德堂之上矣”。在《梓室余墨》一书中，陈从周曾多次述及徽州风俗习惯对杭州城市的影响。而在事实上，外出的徽州人在侨寓地构建徽派建筑，这在明清时代司空见惯，“徽式新屋”甚至一度风靡全国各地。今湖北汉口的紫阳书院（徽州会馆），就是从徽州请来工匠建造的徽派建筑；今江苏扬州南河下，明清时期“乡音歙语兼秦语”，有不少徽商聚居，他们在当地建了诸多园亭住宅，颇具徽派色彩，让人强烈地感受到皖南的乡土气息，以致“奉宸苑忆旧时乡”。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无庸赘述。
《南旋日记》的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对此，我之所以解读为“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是因为民国《歙县志》曾指出：徽州歙县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虽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这种城乡景观，在徽州人所到的聚居经商之处也随处可见。如扬州、淮安河下一带的徽商聚居处，也都表现出类似的景观。而就杭州而言，从徽州沿新安江而下，便到了杭州，钱塘江滨有“徽州塘”，便是徽商登岸之所。据明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杭州的南北二山，原本是杭州居民坟墓集中的地区，成化以后，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徽商纷纷“在此图葬”，“冒籍占产”。1936年，陈训慈在《歙县金石志序》中指出：“康、乾之间，徽歙人南迁吾浙者数百家，至今严、杭、绍兴沿江诸邑，其后裔聚居犹蕃。”现存于国内外各收藏单位的浙江余杭《鲍氏宗谱》、汪氏《重修迁杭支代表》、《杭州汪氏振绮堂小宗谱》、《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杭州《汪氏小宗谱》、《汪氏振绮堂宗谱》、《平阳汪氏迁杭支谱》、歙县《新州叶氏家乘》和《戴氏迁杭族谱》等，均反映了徽商迁居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杭州城市所受徽州风俗文化的影响亦极深，皖南山水对于杭州更有重要的影响，对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指出：
明中叶以后述皖南山水之诗文，绘皖南山水之画图，流风所被，盛于江南，至若徽属之人移居杭州、苏州、扬州三地者为数特多，皆宦游经商于其间，建造园林，模山范水，辄动乡情，致移皖南之山水，置异乡之庭园。（《江南园林叠石所本乃皖南山水》）
因此，在侨寓地，徽商修建徽派建筑或在江南园林建筑中吸收部分徽派元素，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胡雪岩的芝园而言，我从来没有说过芝园完全是徽派建筑，但在《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中，我根据《南旋日记》中清人的描述，判定胡雪岩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芝园的建筑风格如何，而是《南旋日记》提及管园的胡姓师爷“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这一点，才是这次讨论的关键。此前，高先生反复强调――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说法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现在所有用来证明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资料，全都是凭推断和猜测的，既没有实物依据，又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把这些误传的口碑当成铁的证据，这在学术研究、考证等工作上是忌讳的。
而稿本《南旋日记》提供的新资料证明――胡雪岩是绩溪人的说法早在清光绪年间（也就是胡雪岩同时代）就已存在。这一新的确切证据无疑击中了高先生的要害，让他完全无法自圆其说，故此，他干脆断然否认《南旋日记》的真实性，声称：
我对《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
我不清楚高先生如何对拙藏的《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他只见过《文汇报》上的一页书影，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得出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对高先生专长的“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这些，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高先生这种对于历史文献的态度让人颇感滑稽――按照这种逻辑，凡是看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证据，岂不是都可以闭着眼晴一口咬定说那是假的？那么，朗朗乾坤之下究竟还有什么严肃的学术考证？
不过，高先生不负责任的猜疑倒是提醒我们――究竟是清代人看不懂现代的“古建筑”？还是当代的“古建专家”无法理解（甚至读不懂）清代的历史文献？
（五）历史文献的真伪之辩
笔者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近十数年来尤其专注于徽州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一己之力，在皖南陆续收集到数千册的徽州文书抄本、稿本，其中不乏珍稀的历史文献。对于徽州历史文献，以我粗浅的知识积累，大概还有一点起码的判断能力。在皖南，单张的契约（尤其是明朝万历至清初的契约）容或会有赝品，但我还从来没有发现现代人有能力无中生有地臆造出一部明清时代十数万字的文言历史文献――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稿本《南旋日记》是我在安徽歙县收集到的珍稀文献，我当然非常清楚这部稿本的真伪。《南旋日记》计有二册，第一册日记墨迹书写于朱丝栏簿册上，每页7行，封面题作“南旋日记 上”；第二册封面已佚，日记原文书写于“寿誊山馆”的朱丝栏簿册上，每页8行，首页即“南旋日记”，书名下题作“寿轩居囗（士？）”，可能是作者的自号。该册除《南旋日记》之外，还抄录了“往扬日记”、“（接）癸未南旋日记”和“辛巳往扬日记”等。第二册的开头这样写道：
乙亥九月二十七日，晴，午后偕胡禹囗（引者按：囗表示缺字，下同）、胡矩臣茂才、竹林上船，船泊徐凝门外，送至河干者七人：何君受囗、吴君琬如、汪君义山、宋君子囗、胡君绍梁、鲍君晓农、许甥有章。有句云：何吴汪鲍多情甚，握手殷勤送上船。是日顺风解缆后，晡刻即到三汊河，舟行甚速……
“乙亥”也就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文中提及的何、吴、汪、宋、胡、鲍、许等人，我未暇查考，但上述诸姓基本上都是徽州的著姓则断无疑义。而作者上船的徐凝门又叫徐宁门，为清代扬州新城的七个城门之一，此处为扬州中河下和南河下的分界。在清代，从新城钞关东沿内城脚至东关为河下街（分为上河下、中河下和南河下），是著名的盐商社区，为徽州人鳞集麇居之处。作者一行人从徐凝门上船，沿大运河南下，到无锡时，“至锡、金盐公栈，……与宗人秀庭聚谈片刻，栈内同事甚多，兼卖零盐，与两淮盐栈迥异”。可见，作者对于两淮盐栈相当熟悉，故对无锡、金匮盐公栈与两淮盐栈的区别瞭若指掌。另外，据《南旋日记》所载，作者的起点是扬州的徐凝门，终点则是徽州歙县北乡的许村，这里与胡雪岩的祖籍地――邻县的绩溪胡里村相距不远，自明代以来便是盐商辈出之地。根据这些，我在《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中判定“日记作者与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月初五日，日记作者到达杭州，对此，《南旋日记》的记载如下：
初五日，阴，微晴。六点钟开船，十点半钟至杭州，泊孙老娘船行后门，随将行李等件，由行叫担，挑至凤山门外豫隆茶行。余与禹翁叔侄并禹翁价步行约数里，即见西湖诸山带笑相迎。进武林门，已一点钟矣。街甚阔，然极冷落，惟镇海楼一带街市招牌金碧辉耀，如铺锦焉。两点半钟，出凤山门。三点钟，至豫隆行，夜宿行内，楼上执事章辅堂，人极朴实，款接甚殷。章，绩溪人，与禹翁有葭莩亲。
可见，日记作者到达杭州后，即住在凤山门外的豫隆茶行。茶行的执事章辅堂为徽州绩溪人，他与日记作者同行的禹翁是亲戚。而这位“人极朴实”的绩溪人，也正是十月初六日提及胡氏花园、建议日记作者等人前往胡雪岩芝园参观的那位“章君”。日记作者显然得到绩溪人章辅堂的介绍，才得以进入同乡胡雪岩的芝园游览。因此，这一段记载在内容上没有任何疑义。在这种背景下，日记提及的胡雪岩侄辈――胡姓师爷“是绩溪人”，显然可以征信。根据这一同时代人的证言，胡雪岩出自徽州绩溪，自属无庸置疑。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到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的两句话：“鉴定古物须结合文献”、“考证研究不可轻下结论”。想来，这应当是作为建筑大师的有感而发。高先生的“古建筑”造诣如何我不太清楚，但他对历史文献的处理一向极其轻率却显而易见。前文提及的绩溪县民间保存的《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数年前我就曾仔细阅读过该抄本的复印件，这份诉讼案卷详细记录了清光绪年间胡氏为位于中王村头的祖庙归属所打的官司，其中曾提及“胡光墉迁杭已久”，完全可以作为胡雪岩祖籍绩溪的旁证。不过，由于《仝王姓交涉公事》中存在一些俗体字，与现代的简体字相同，高先生等人在《中国文物报》上批驳胡维平的见解时，仅仅就根据这一点，轻率地否定了那份历史文献的真实性。事实上，现代简体字的确定并非完全向壁虚构，毫无渊源，其中的不少本身就是采用民间相沿已久的俗体字，与现代简体字相同或相近的俗体字在不少民间文献及实物中早已出现，而在明清徽州文书中更是屡见不鲜。高先生等人的观点，完全是缺乏文献常识的表现。（关于这一点，此前杭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就以古代的简体字为研究课题，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并已通过答辩。高先生等倘能就近向他请教，或许就不会如此轻率。）
（六）余论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胡雪岩的籍贯之争本来是个极小的学术问题，原本二三千字的小文即可解决的小问题，结果却不得不写更长的文字，浪费了报刊更多的版面以及读者更多的时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其实，祖籍徽州，现籍杭州，这样的学术结论丝毫无损于绩溪与杭州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新安江的血脉贯通，促成了明清以来人群的流动和地域文化的交融，这本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通识。有容乃大，或许这才是人们超脱狭隘地方利益所应有的胸襟，也是我们解决胡雪岩籍贯之争本应具备的理性态度。
丙戌惊蛰于沪北嘉华苑
附识：
1、本文成稿后，偶读安徽省博物馆及黄山市黄山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一些徽州文献，发现那位建议《南旋日记》作者等走访胡雪岩芝园的绩溪人章辅堂之事迹：其一，光绪戊寅年（1878年）初刊的《唐栖新安怀仁堂征信录》（黄山学院藏），所载“同治四年乙丑至光绪二年丙子十二载总共募捐数目”中，列有章辅堂的名字，他曾捐洋一元。（页20上）唐栖亦即杭州附近的塘栖，据近代黟县典当商余之芹的《经历志略》，胡雪岩在当地开在典当铺。其二，安徽省博物馆所藏杭州《新安惟善堂征信录》中，有光绪七年（1881年）《呈送议定章程禀》，末尾所列的新安惟善堂董事名姓中亦有章辅堂。这些，都可从一个侧面印证稿本《南旋日记》中的记载。
2、杭州的“胡雪岩故居”是由高先生负责修复的，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保存了昔日胡氏豪宅的旧貌实在不得而知。别的暂且不说，“故居”中有一块匾叫“勉善成荣”，这与《南旋日记》作者看到的那块“勉善承荣”匾不同，到底哪一块是正确的？今查《李文忠公奏稿》，李鸿章在《林维源母請匾額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四月间，经陕甘督臣左宗棠奏请，……赏给胡光墉之母‘勉善承荣’匾额一面，钦遵转行在案。”看到这样的原始文献，我不禁为当代的古建专家捏一把汗――胡雪岩及其同时代的人倘若有幸再度步入芝园，看到眼前的“古建筑”以及文字错讹、半通不通的“御赐匾额”究竟作何反应？是哑然失笑？还是哭笑不得？届时，恐怕被嘲笑的就不是“市井中人”的“胸中邱壑”了！
3、古建专家根据陈蝶仙小说《胡雪岩外传》等对杭州“胡雪岩故居”的修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随着稿本《南旋日记》的发现，以及其中对芝园的详细记载，大要重新检讨之必要。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倘有需要，笔者将另行讨论。
（本文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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