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祖母 网上浏览，发现这几天又是什么“节”、什么“日”的，当然，是些泊来品。前天是什么世界问候日，昨天又是什么感恩节。这一节一日放到一起，挺合适，毕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心情---感恩之情。说到感恩，我想说的很多，首先当然得感谢给我生命的父、母，更重要的是还得感谢抚养我长大成人的祖母。
奶奶出生在大别山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到大也没个名字，家里人管她叫“毛女”，同辈份的叫她毛姐、毛妹，低辈份的则叫她毛姑、毛奶，典型的传统女性，裹着“三寸金莲”，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晚清、民国时的乡下女人没什么二样。奶奶出生于1902年，约十八岁嫁给我爷爷（我们这里都称爹爹，与北方的称呼不一样，这很麻烦，每次都得如此解释一番，原因就是怕把辈份弄乱了。以下该入乡随俗称爹了。）从此，毛女的名字略有改变，称毛姑、毛奶的都改称“胡婶”、“胡奶”了，妻随夫姓嘛。那时我们家很穷，爹爹兄弟三个，均随父往庐江打铁，相当如现在的外出打工。爹爹由于常年受火炉熏烤及铁屑的溅伤，使得害了眼疾，后来竟几近失明。打那时起，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奶奶的身上。奶奶虽是山姑农妇，但聪颖过人，她性格刚烈、热情爽朗，有股什么事都不服输的劲头。奶奶很快学会了做豆腐、做挂面，并以此为艺养活了一家子。随着我父亲和叔父的先后出生，这个贫苦的农家才开始有了生气，有了希望。奶奶常说，我父亲和叔叔小时候长得多么的可爱，“象两个粉团。”她这么形容。奶奶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两个儿子身上，再穷也要让儿子读书识字，可那时的山村里想培养知书识字的孩子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加之兵荒马乱，连生存也有了问题，哪还能上得起私塾啊。那年，因为族下摊派一个庙会费用的事奶奶与族尊（即胡姓掌头人）闹翻了，凭着奶奶的脾气，别说什么族尊，就是县长来了她也不放在眼里，一气之下，带着两个儿子砸了木头菩萨，大闹一通，使得十里八乡都知道这个毛姑奶奶的厉害。当然，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肯定没好日子过，于是，奶奶作出了个极其大胆的决定：举家迁移出山，这真有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侠义味道。从那个小山村到县城有百多里山路，奶奶，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女，牵着失明的老公，拖着两个不喑世事的孩子，沿途乞讨着走出了黑云密布的重重大山。临走时，奶奶扔了块石头说：“此石为证，我毛女不带儿子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乡！”这年，父亲九岁，叔叔七岁。
县城，其实还没有现在的一个乡镇那么大，可象奶奶这样的人到了县城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虽然无亲友可投，但奶奶还是挺有办法的。当时全县各乡村的大姓人家几乎都在县城设了名为“学社”的接待所，相当于现在设在北京、上海的办事处。我们胡家也不例外，与辛姓共设了个“辛胡学社”，专门接待下县办事的本族人及族下考学的孩子。奶奶一下县就住进了这个“辛胡学社”并找到驻县的族长，要求接手承包“辛胡学社”，理由是为你们胡家培养人才，抛家舍业投奔县城求学。族长为奶奶的豪气所折服，且当时也确实需要找个人接管“辛胡学社”，于是，“辛胡学社”就成了我们的家。从此，奶奶的故事又翻开了新的、也是更为艰辛的一页。 历史的东西，年代久远，许多记述不那么全面和完整。昨天晚上与老爸通了电话，和他说了我写奶奶的一些事，老爸说，你遗漏太多，许多事都不是那样的。于是，爸爸滔滔不绝的讲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下到县来，哪那么容易能够入住“辛胡学社”？开始的那一年，可吃尽了苦头，一家四口，住在县城里的宝塔里，宝塔四面通风，寒冬腊月，一家人依偎在一起冻得瑟瑟发抖。白天，爹爹带着两个儿子出去讨饭，由于爹爹眼睛不看见，就把儿子当眼睛使，儿子们一前一后牵扶着父亲踏上了乞讨之路。奶奶找到一家卖小吃的店里，给他们当下手，混口饭吃。由于奶奶有做豆腐的手艺，不久便帮东家做起了豆腐，从此，一家人搬出了宝塔，住进了这家小吃铺子，爹爹和他的儿子们也帮着东家卖油条、盖粑。不久，听说当地在修一条通往武汉的战备公路，爹爹带着我爸去修路了，那年我爸才十岁，每天牵着失明的爹爹到工地上挖土、搬石、捶石子。爹爹的一切劳作全靠年幼的儿子指挥着。奶奶带着小儿子仍然在小吃铺里当帮工，就这样，挣得了一家人的衣食
一年后，在奶奶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租下了“辛胡学社”的一间私房，租金是靠爹爹带着我爸到离县城二十多里地帮东家收割稻子及其它农活抵付。住进了“辛胡学社”才有了接触那些本家大佬的机会，慢慢地，“辛胡学社”的饭店经营权才弄到手。此后，奶奶靠利用空余时间帮当地驻军洗衣服挣俩钱把两个孩子送进了“福音堂”学堂。当时的我家仍然困苦万分，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了下顿，有口饭吃也是住客吃过剩下的残羹、锅巴等。记得奶奶多次对我说过，有一年春节，店里没客人了，家里也揭不开锅了，一家人正发愁不知如何过这个年，因为孩子上学了，再去讨饭不可能，爹爹眼睛看不见，全家仅靠奶奶撑着。那天凌晨，奶奶发现阴沟里有碗隔壁人家到掉的硬稀饭，奶奶高兴地把那碗稀饭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洗去贴地面的脏迹，加水加菜煮熬，于是，这年的年饭就这样解决了。奶奶每次说起这事都痛哭不已，说对不起两个孩子，小小年纪，跟着吃这么大的苦。那时爸、叔虽然小，但很懂事，经常放学回家看见没吃的，就喝碗水，唱唱蹦蹦地又上学去。他们在奶奶面前必须装得不饿的样子，其实，走到没人处，兄弟俩常常抱头痛哭啊！
艰苦的环境最能磨砺人，我爸和我叔虽然吃的不如人、穿的也不如人，但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小学三年级的我爸写的论文参加全校比赛，得了个第一名。捧回奖状和奖品的那天，奶奶乐了，露出了少见的笑容。
苦日子还在继续，奶奶从来也没动摇过供养孩子读书的决心。而两个孩子也一天天长大了，爸爸读到小学毕业时感到家里实在太苦了，想提前出来找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以保证他弟弟能够读完初中。爸爸读书读得晚，小学毕业时就成了小伙子了。由于他的成绩好，考什么都容易。那年，爸爸毅然决然地考上了在笠煌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并加入了国民党。那是国民党在地方举办的招收县政府公务员的培训学校，入党也是集体填表加入，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从那里出来后，爸爸就开始了他的所谓“伪职员”的工作。就为这，爸爸的一生就没平静过，批来斗去，吃尽了苦头。谁知现在的国民党却成了香饽饽，真是事实难料啊。
爸爸工作了，奶奶的日子才好过了点。
全国解放，爸爸他们被共产党收编，列入南下进城接管的行列。叔叔继续着他的学业，只不过越学越远，最后分配到黑龙江的鹤岗市工作，听说那里离苏联仅一江之隔。爸爸在安庆专员公暑工作，在那认识了我妈，不久便有了我哥，再不久又有了我，嘿嘿！
初解放，奶奶参加了妇女识字班，学文化的人没个正名可不行，于是，识字班的老师就给奶奶取了个大名：詹镜清。奶奶姓詹，从此才有了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了。不过，这名并不被大家认可，直到奶奶晚年，人们仍然称呼奶奶为“胡奶”、“詹奶”的，但我们家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奶奶的大名。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时局不稳，国际上抗美援朝，国内三反五反，我却赶着这个时候来到了人世，且我出生时哥哥才一岁，尚未断奶，爸妈均因历史问题麻烦不断呢。奶奶当机立断从太湖跑到安庆带起了不满三个月大的我，并断然要求我妈在我不满一岁时把我送到太湖县城。
从此，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安庆，在爹爹奶奶身边生活。那时的我什么事也不懂，谁给吃的就和谁亲，在我的印象里只记得妈妈走时抱着我哭的样子。
离开爸爸妈妈后奶奶给我请了个奶妈，大概喂了三个月的奶就断了，奶奶用米粉糊和米汤喂养我，椐说，我吃这些东西却很发旺，长的挺好。
开始记事了，奶奶用讲故事的方式教育我，当然，讲得最多的是她的苦难史。另外，神仙、鬼怪的故事也没少听。依稀记得，奶奶讲那些故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我学会做人，要诚实、忠厚、勤劳、刻苦；二是要我长大出人图地，光宗耀祖，作个有用的人。在平日的生活中，奶奶也是用这样的信条教育、要求我的。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到我家对面的“状元桥”玩，桥旁有很多的菜地，各种蔬菜长势很好。那天我摘了一根黄瓜吃了，这事被奶奶知道了，不但打了我、骂了我，还非要拉我去“投案自首”，要我去“坐牢”，说我是“小偷”。那时的我以为真的要坐牢呢，吓坏了，死活拉着门槛不撒手。这件事令我终身难忘，我从此记住了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更不能沾任何小便宜。在奶奶的教育下，我健康的成长。幼儿园开始我就是班长、学习委员，年年得奖，不过上小学后，官越当越小了，少先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组长。原因是男孩越过越调皮，毛病也越来越多。后来，当“官”的大多都是女孩子。
转眼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年代，爹爹营养不良死了、外婆也饿死了，小妹不满一岁竟也死了。奶奶牵着我和大妹挖野菜度日，有次我挖到一个象山芋一样的东西，兴奋不已，拿到手就啃，谁料这东西入口便封喉，我立即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醒人事，这可把奶奶吓坏了，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由于抢救及时，我才捡回了一条命。那段苦日子在前面的博客里也写到过，就不多赘述了。
爹爹死后，我们在县城里也过不下去了。奶奶决定把房子卖了（土改分给我家的房），回老家山里去，说山里再么没吃的，山芋还是买得到的，实在没法，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也不至于饿死。于是，爸爸回家料理完家事，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到山里老家买了几间瓦房，让我们“落叶归根”去了。我和妹妹也迁到山区的南阳小学上学，那年我十岁。爸爸不到十岁为生存乞讨着背井离乡走出大山，而今我十岁同样为了生存舍弃城市生活回到大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轮回？
奶奶虽不是衣锦还乡，但她还是有光宗耀组的资本，大儿子儿媳妇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小儿子是工程师，在这穷乡僻壤里哪找到象我们家这样的呢？所以，七乡八邻均对奶奶刮目相看，知道我家底细的无不啧啧称赞：“胡奶了不起，一个女流之辈把孩子盘出书来还有了这么光彩的工作，了不起！”因此，在这山村里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小小年纪的我似乎也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爸爸、叔叔每月寄钱回来，虽然不多，但有乡亲们帮衬着日子过的也还凑合。我和妹妹却彻底的改变了城里公子、小姐的生活习性，除了上学，有空就得上山打柴，下地种庄稼，十岁的我和七岁的妹妹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了。
在山村里，我生活了十一年，1973年，我考入太湖师范，离开了奶奶，离开了山村。一别七年，我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分配到比我老家更远的山乡文化站工作，看来，我这辈子是与山结缘了。1980年初，我成家了，不久儿子出生了，又一代人的来到使奶奶高兴不已，可奶奶却一天天变老了。 晚年的奶奶略显凄凉，这是我一生感到痛心的事。
奶奶一生的信条就是培养孩子们出人头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导至了晚年的凄凉。记得那年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与奶奶争吵时说过：“胡奶奶，别看你儿孙满堂，个个脱产，可你是个苦命，你死时没人给你送老！”事实印证了这句咒语，奶奶把儿子们送出了家门，成为国家有用之材。她的儿子虽然没有当官却也声名显赫，我爸曾一度成为当地有名的中学语文教师，而我叔叔则是煤矿设计院的教授级主任工程师。他们均在各地成了家，奶奶也不愿意过城里的生活，留给她的便是无尽的思念。爸爸说过，当年把我和大妹妹送给奶奶养是正确的，至少现在在奶奶身边有个伴。可是，七三年我考学走了，七九年大妹妹顶替妈妈也走了，这到是符合奶奶的意愿的，因为，她就是希望孩子们有出息。这一走，奶奶更寂寞了，整日生活在对儿孙的思念中。
奶奶一生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好打抱不平。许多人怕她，那是因为她看不惯的事敢于顶撞，不给人留面子；许多人喜欢她，那是因为她乐于助人，心直口快，在我们家那地方，几乎家家都向奶奶借过钱，也几乎没几个人还过她的钱，可奶奶从来不要，总说人家有困难，谁有钱不还呀？爸爸和叔叔寄给她的钱，她省吃俭用，大多做了善事了。原来下放在我们家那里的一个学生，现在在江苏泗洪工作的小王（现在应该是老王了）前不久重游故地时还不断的说我奶奶是个很好的人，他很怀念她老人家。
八零年，我成家了，大妹妹到安庆参加工作了，留下奶奶一人在家。我和爱人商量，把奶奶接到我们一起来。那年，我们请人用软篮（山区的传统交通工具）把奶奶给抬到了我工作的文化站，从此，我和奶奶又生活在了一起。那年年底，我儿子出生了，奶奶乐得忙前忙后，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那两年，恐怕是奶奶过的最幸福的两年，重孙的出生，小孙子陪在身边（我叔的小儿子，前文中说到过），我夫妻俩服侍着她，奶奶甚是高兴。虽然寄居在文化站里，却也其乐融融。
八一年，为了强弟的前途，也因为他突然想念他的爸爸妈妈了，我把他送走了。八二年年底，我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文化站的这个温暖的家不得不拆了。奶奶又重回老家跟大伯伯过，妻子带着我儿子住进了学校里。此后，奶奶也曾到安庆跟大妹妹生活过一段时间，由于过不惯城里的生活仍然回到老家与大伯在一起。大伯死后，奶奶又被托付给二伯照顾（二伯也是堂伯）。
八七年年底，我到市委党校大专班学习，奶奶身体开始日渐衰弱，八八年摔了一跤后就再也没能起来。总记得奶奶经常说：“我一生没过坏心思，死时是不会有床债的。”可可怜的奶奶偏偏就驮了床债。躺在床上的奶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二嬷嬷照料着奶奶的一切，虽然我们是按月给了钱的，但“久病床前无孝子”啊，二伯伯一家埋埋怨怨，要我们把奶奶接走。那时，我在学校学习，且面临毕业，妹妹上班，还要带着孩子，妹夫和我在一起学习，那时真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我和妹妹商量，实在不行，我们轮流回去照顾奶奶吧。记得那那年年底，我和妹妹含着眼泪给奶奶洗蚊帐、被单，蚊帐、被单上全都是奶奶吐的浓痰和拉的屎尿，手摸上去滑滑的直翻胃。可为了奶奶，我和大妹妹忍了，至今，这也是我觉得有点安慰的事，毕竟为奶奶做了最后的事。那年春节，叔叔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我一家三口回来了，大妹妹一家三口回来了，守着已经昏迷的奶奶。我清楚的记得奶奶说的最后的话是：“上学的上学去，上班的上班去，我没事。”
春节，在揪心中过去了。奶奶的病有所好转，我们也到了该上学的日子了。爸爸和叔叔吩咐我们走，他们留下看护奶奶。好象是正月二十几里，我们刚刚回到县城，还没有去上学呢，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奶奶走了！奶奶走时爸爸和叔叔也不在身边，他们以为短期内奶奶没事，准备各自回去了。奶奶的突然离去，让我们伤心不已，守了一个寒假了，刚刚离开就......，那该死的咒语！
我和妻子带着儿子立即赶回了老家，奶奶半张着嘴，默默地躺在棺材里，象是有没说完的话要告诉我们。大妹妹往奶奶嘴里塞了颗奶奶最爱吃的蜜枣，哭着送了奶奶最后一程。我忙着布置灵堂，写挽联、挂挽帐，并用我带去的收录机播放着哀乐和奶奶生前的录音。在奶奶走后的日子，我想让奶奶尽可能的走得风风光光。
那年是1989年，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年是有重要的记述的，因为，那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我的妈妈没于2003年，那年非典肆虐，人类遭殃；而我奶奶没的这年也遇上大事件的发生，难道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费解！
奶奶的故事草草地讲完了。但奶奶的形象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以后的博客中还会经常写到奶奶的，因为我的一家无论如何也少不了我的奶奶！
[ 此贴被胡子民在2008-04-10 15:05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