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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访胡珲之研究 （修改稿） 胡丰炘
2006～2008年的新一轮地方志修纂中，我们在民国19年(1930)修成的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中，发现了卷首旧序载有盛唐大诗人李白写的《乾元己亥谱序》，这一发现为大诗人李白与胡珲“白璧易白鹇”的掌故事找到了真实的佐证资料，这一史实至今已被尘封了1260年，它不仅是太平地方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也给李白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李白与《乾元己亥谱序》
李白所写《乾元己亥谱序》，是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中旧序的第一篇，原文如下：乾元己亥谱序
余在翰林，为同列者所谤，诏命散迹江湖。适采石而过黄山，访翰林同事故友胡公珲，退休养白鹇以自娱。主其家稍久。一日，以谱图示余，曰：“钦奉我太宗皇帝诏、高士廉岑文本，取天下谱谍，参诸传，作《民族志》修，是以应诏。得余本，窃附己意，增新而遗诸后。敢请一言，以弁其首。”余受而观之，为之叹息不已。胡盖舜之后也，周封其裔孙胡公满于陈，子孙以谥为姓。世居咸阳，代有显人，曰刚，为汉大司农；曰贡，为交趾都尉；曰广，为太子太傅；曰福，为姑孰刺史，避乱歙之黄墩；曰裕，为尚书，福之弟也，因隋亡于唐，隐遁宣之黄山。传至邦公，迁宏潭。惟公家碧山。今作是谱，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予所以观其图而叹息也。呜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后哉！然历世浸远，支脉日分，盛衰隐显之迹，有不齐矣；死生患难、庆吊救恤之礼，不能以相及矣；同气相视如途人矣。是故无谱非贤子孙莫能修也，有谱非贤子孙莫能传也。珲，亦胡氏之贤子孙哉！自有虞至于今，上下数千百年，蝉联奕叶，而文献足征矣。《传》曰：“公候之世，必复其始。”未有先世功德深厚而其子孙不能繁衍盛大者也，胡氏之族其可量也哉！故援笔序此，以复其请云。
峕（即“时”）
乾元二年己亥秋七月初浣陇西李白太白书序
以上就是李白为胡珲编修太平胡姓的第一部家谱《胡氏宗谱》写的《乾元己亥谱序》。乾元是唐肃宗李亨的年号，乾元二年是公元759年。当年甲子纪年为“己亥“。文中“主其家稍久”一句，“主”同“住”，表明在胡珲家时间较久，也说明二人交谊甚厚。
先理清这一段纪年。唐玄宗天宝纪年是天宝元年至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42年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于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月破洛阳，第二年天宝十五年六月攻破潼关，唐明皇开始逃难；七月，唐玄宗大儿子李亨称帝为肃宗，改元“至德”，所以天宝十五年也就是至德元年了。公元758年，肃宗又改元为“乾元”，公元760年又改元为“上元”。而762年，肃宗退位，代宗即位，则改元“宝应”，李白去世。
李白认识胡珲以后的游历
关于胡珲，后文另有论及。但为了理顺李白访胡珲的时间问题，先把李白天宝元年入翰林以后及其最后去世之间的游历，按郭沫若编的年表形式加以简述。
天宝元年（742）。李白四十二岁。春季在山东，四月登泰山，不久南下浙江，结识道士吴筠为友，住剡中（今浙江嵊县境）。秋天，吴筠应玄宗召入京，荐李白，白于是应召入京为翰林。是时，胡珲虽家太平碧山，但曾祖胡裕是从咸阳迁居太平的，高祖胡乐陵有名望，编有《胡氏统谱》。胡珲的父亲胡松，曾任御前常侍官。据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载，胡珲是翰林，可知已在翰林院了，故李白称为“翰林同事故友”，可见，李白在天宝元年秋天入京为翰林后，就认识胡珲了。
天宝二年（743）。李白四十三岁。在长安。有名的要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而“醉写蛮书”，就在这一年。
天宝三年（744）。李白四十四岁。春天在长安，应召写《清平调》词三首，把杨贵妃、唐明皇、牡丹花结合描写，遭高力士、杨玉环、张垍等人进谗，被玄宗“诏许还山”，赐金放归。三月间离开长安。会杜甫于洛阳，娶宗夫人于开封。当年在河南、山东两地，年底住兖州的任城。而胡珲仍在长安。
天宝四年（745）。李白四十五岁。整个上半年在任城。秋初到兖州会杜甫。秋末经扬州，再到浙江。年前到苏州。
天宝五年（746）。李白四十六岁。正月在苏州。春夏往来于扬州、淮安等地。秋初回扬州，住到过年。
天宝六年（747）。李白四十七岁。在扬州过年后，二月到南京。五月到当涂，在当涂横望山住到秋天，再去浙江会稽，不久回南京，此后在南京住了两年。
天宝七年（748）。李白四十八岁。游了一趟安徽霍山、庐江，不久回南京。
天宝八年（749）。李白四十九岁。在南京。
天宝九年（750）。李白五十岁。五月，从南京顺江去九江。秋天到开封、洛阳，在洛阳过年。
天宝十年（751）。李白五十一岁。春天从洛阳到山东兖州。秋天游河南西南部一带，不久到梁园（今河南商丘），然后游塞北边陲，写下许多边塞诗。
天宝十一年（752）。李白五十二岁。春天游今河北南部邯郸、广平一带，夏天在今河北中、北部，秋天到了幽州（今河北北部和辽宁一部分），忧心安禄山造反。
天宝十二年（753）。李白五十三岁。春天从幽州回到魏郡（今河北魏县）。不久重游太原。不久经洛阳回梁宋（今河北、河南、安徽交界处，古属魏、宋等国），又经梁园南下。秋天到了宣城、秋浦。入冬回到南京。
天宝十三年（754）。李白五十四岁。春去扬州，魏万从山西王屋山南下游浙江，到扬州相遇，同游南京，李白把已作《李翰林集》诗稿交于魏刊印（此集今已不存）。与魏万分别后，曾住贵池秋浦长时间，往来于秋浦、宣城、南陵等地，曾游陵阳山、黄山。
天宝十四年（755）。李白五十五岁。在宣城时间多，后去九江。宗氏夫人从梁园寄来信，李白《秋浦寄内》诗自叹：“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于是秋天回梁园。当年十一月安禄山反乱，只能和宗夫人南逃，山东兖州老家一子一女无遐顾及，避住九江，而往来于宣城、南京等地。
天宝十五年（至德元年）（756）。李白五十六岁。春天往来于宣城、当涂、溧阳等地，秋天去余杭，不久经南京到秋浦去九江，上庐山隐居屏风叠。永王李璘三次请他谋划，宗夫人阻止，李白心想报国，不从，入永王军。
至德二年（757）。李白五十七岁。正月为永王幕僚，作《永王东巡歌》。二月永王兵败，李白避去彭泽，被捕囚九江，宗氏夫人奔走营救，宣慰大使崔焕、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昭雪，释放出狱，参谋军事，赴河南讨贼，并上书肃宗荐举李白而不果。十一月，李白卧病安徽宿松山，肃宗判李白长流夜郎（今贵州北部桐梓一带）。
乾元元年（758）。李白五十八岁。开始流放，逆江而上，沿途时步行时乘船，多有友人勾留。十月，肃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独不赦白。
乾元二年（759）。李白五十九岁。春二月，沿江上行至白帝城，关中春旱，肃宗大赦天下，李白被赦，立时到江陵。南游岳阳，适贾至贬岳州司马，同游洞庭，游零陵，与怀素相遇。（着重号由笔者所加）。
上元元年（760）。李白六十岁。春天，从零陵回岳阳，即去江夏（武昌一带），复到九江、庐江，后去了南昌。
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春游南京，后来往于宣城、和县之间。大将军李光弼镇守临淮关，李白决计从军，行至南京发病（胸肋发炎、腐烂，叫脓胸症），半途返回。入冬，归当涂太守、族叔李阳冰处养病。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六十二岁，在当涂养病。三月间上横望山向道士吴筠告别。脓胸症已向胸壁穿孔，成为“腐肋病”。十一月死于当涂。死前将诗稿托付李阳冰编集。
对于李白这二十年的行踪，要明确几个问题。
一、李白在天宝三年春三月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长安了，因此在乾元二年流放遇赦前，没有和胡珲见过面，因此访胡珲不在天宝十三年。
二、胡珲在李白离开长安后，当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打破潼关，玄宗逃难后，他才设法回到碧山的。可见从天宝三年三月以后直到天宝十五年六月，李白和胡珲没有再见过，故尽管天宝十二年秋，李白已到宣城，天宝十三年长住秋浦且常往来于秋浦、宣城、南陵之间，而且上了黄山，天宝十四年春夏仍在宣城一带，但胡珲仍在长安，李白应该会知道这些的。所以，“李白天宝十三年访胡珲”，是不可能的。
三、留心读郭沫若关于乾元二年李白的行踪，春二月遇赦，立时回到江陵。而游岳阳会贾至，已经是九月的事，故其行踪空缺了六个月，整整半年。这就是我在上文加着重号的缘由，注意这段时间的空缺。又，郭关于乾元二年至上元元年李白行踪也有不合情理之处，即宗夫人在庐山，族叔李阳冰在当涂为官，而李白都置之不理，却去湖南兜了个大圈子：江夏——岳阳——零陵——岳阳——江夏——再到寻阳——又去南昌，即五十九岁、六十岁都在湖南，次在江西，颇不合情理。而本文下文中的王琦的《李白年谱》却有“入寻阳”添注，入寻阳就会“适采石”，与上文的谱序写作时间的衔接就自然了。
李白乾元二年访胡珲
现在学界一般公认李白在天宝十三年（754）游陵阳山和黄山，《求白鹇》诗也作于这一年，也即访胡珲就在这一年。但现在《乾元己亥谱序》的发现，和上面李白的天宝元年以后的行踪，可以帮助说明李白访胡珲不在天宝十三年，而是在五年后的乾元二年。
下面我们先看看有关资料的记载。
《詹瑛系年》（即詹瑛之《李白诗文系年》）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是这样说的：“白之得释，当在二月。还江夏、岳阳，旋赴零陵，去时在本年秋季。据《巴陵赠贾舍人》诗考证，贾至抵巴陵在乾元二年九月，李白诗当亦在是时。”巴陵即湖南岳阳，而零陵在湖南南部，“去时在本年秋季”，阴历九月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关于李白的年谱也持此说，就是说李白遇赦是在二月，但直到八月，他只在江夏，即只在今武汉一带。可是李白《乾元己亥谱序》却是在“秋七月初浣”写的，即阴历七月上旬写的，并且“主其家稍久”，说明李白应在夏六月就已到了胡珲家了。而胡珲请李白写序，是天假其便的，李白是突然来到的，胡珲才动请李白写序的心思，要陪李白游玩一段时间后，才可启齿。
再看《王琦谱》关于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未至夜郎，遇赦，还江夏、岳阳，入寻阳。”寻阳即今江西九江一带。这里，王琦谱比詹英谱增加了李白“入寻阳”的行踪。李白在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应永王璘邀请时，和宗氏夫人就是隐居在庐山屏风叠的，抱着“为君谈笑静胡沙”的热望下山后，不想永王败亡，自己亦被判罪长流夜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十二月，和宗氏夫人于寻阳分别后，起程溯江去夜郎，直到乾元二年（759）二月遇赦，和宗氏夫人分别已十五个月。按人之常情，遇赦后，首先要见的人是最亲的人，也就是他的宗氏夫人。故王琦谱“入寻阳”一说是完全符合情理的，理应是看夫人、去采石后，再去湖南，才有合常情。
其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其380页下，辑李白诗前，对李白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永王）兵败，白坐长流夜郎，会赦得还，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这里，与詹谱和王谱比，又多出李白得赦后奔李阳冰的行踪，即：“白往依之”。李白虽遇赦，但罪犯“叛逆”的戴罪之身，不免仍有余悸，所以先要投靠族叔李阳冰，以解决归宿问题，就完全在情理中；顺道访胡珲这位共事头尾三年的故友，而且早年来过黄山，熟悉路途，也完全是自然合理的事。
其四，今黄山区前身太平县的清代嘉庆《太平县志》卷八之《流寓》目，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李白：“天宝末，由翰林供奉流放夜郎释归，往来宣、南、泾、太间，杖履遍于川原。犹雅爱黄山，访胡公晖（珲），笼双白鹇以去。”这段话也说得很清楚明白。当年具体主持修这部志的是太平县教谕孔传薪，他在《序》中对记载人物有这样一句话：“登载一代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那么关于李白访胡珲的史事，他在修志时当是确查以后而得出的结论。
其五，李白《乾元己亥谱序》所说的“适采石而过黄山”，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到采石去而经过黄山”，“适”是“到……去”、“往……去”的意思。据此我们可推测李白的行走线路应是：由寻阳沿江东下，经今贵池（他已很熟悉）下船，再经青阳到石埭、到陵阳山、仙源、福固寺、胡珲家，再经仙源，下麻川，顺青弋江，下长江而去采石。
太平建县在唐天宝四年（745），天宝六年唐玄宗敕封天下名山，现在黄山区境内的陵阳山和黄山，一并受封，同时，唐玄宗还改“黟山”名为“黄山”，敕建陵阳山的仙坛宫；敕建黄山轩辕峰下的颓圮很久的轩辕古刹为福固寺（按：轩辕古刹始建于晋代），该寺与轩辕峰腰的神仙洞，同时供奉观世音。现在看福固寺石基遗迹，主庙共有五进，可见规模宏大。当时香火旺盛，信士弟子遍及池、徽、宁三府。从太平县治仙源到谭家桥罗村的古官道，福固寺为必经之地，从福固寺偏东北顺山间步道折向东，就到了碧山胡家村口绿柳桥，步道约15华里左右。太平建县后首任县令李偁很是勤政，可以推想，从仙源经福固寺到翰林家碧山，路途会是十分通达的。
解读李白的《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一诗，也可证明李白这次是得赦归来之作。这是一首应答韩侍御的古风诗，共30句，其中第13、14、15、16四句，含蓄地表达了他此前的一段险恶经历：“时泰解绣衣，脱身若飞蓬，鸾凤翻羽翼，啄粟坐樊笼。”天宝十四年十二月应永王李磷之邀下了庐山，本来为了报效国家，脱绣衣而从戎，身心很轻松，他自比像鸾凤一样要大展羽翼，岂知却很快就“坐”进了樊笼。从所引四句诗可见，这诗是写在流放遇赦以后，当是访胡珲而经陵阳山之作。
其六，《白鹇》诗结尾“笼寄野人还”，也告诉了我们李白是乾元二年访胡珲无疑。李白自称“野人”，“野人”是在野的人，就是老百姓，正和他流罪释归的事实相吻合。而认为他天宝十三年访胡珲，当时他仍有翰林身份，恰恰违背了“野人”这个史实。乾元二年释归后，翰林的头衔身分已被褫革。他才是“野人”一个，故完全可以肯定李白访胡珲就在乾元二年，而绝非天宝十三年。
根据以上六点，我们对李白在乾元二年的行踪可作如下推断：二月得释，还江夏、岳阳，入寻阳，上庐山会宗夫人，与夫人沿江东下，由贵池下船，至陵阳山，到仙源，经福固寺到碧山罗村胡珲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沿青弋江而下，至当涂族叔李阳冰处，停留一段时间后，启程赴湖南岳阳、零陵的。李白有诗叫《沿高溪下陵阳三门六刺滩》，高溪是黄山区麻川河在唐时的名字，青弋江上游。高溪流入舒溪河，舒溪河在唐时又名陵阳溪。六刺滩在黄山区新明乡三合村的麻川河段。麻川河在历史上一直是正常通行的水道。这首诗所写的就是三门六剌滩的水景，可见李白带着白鹇当从仙源乘船，沿麻川河，顺青弋江入长江，顺流而到采石去的。李白这首诗是三联小律，录于后：“三门横峻滩，六刺走波澜。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何惭七里濑，使我欲垂竿。”经访问三门当地老年人，认为李白此诗写得很实际。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李白年谱，认为李白投靠族叔李阳冰是上元二年（761）的冬天，即遇赦后的第三年的冬天了。郭氏可能因获得相关史料有限而未能作正确判断。上元二年李白已61岁，此时他已明确患了脓胸症，行动很困难，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一月，62岁的李白即因脓胸症胸壁穿孔流脓在当涂采石去世。所以，到族叔李阳冰处，以《全唐诗》的说法较为合理，是乾元二年流放遇赦以后，途中访问了胡珲以后的事，而不可能带着重病还在外飘荡许久才去归依族叔的。
另一说是“李白上元二年（761）访胡珲”，虽有可能，但是不确。这时候，他的关注点是想报国，曾想到临淮关投军，结果在南京发病了。因为患病了，活动范围缩小了，只是以当涂为原点，在南京、和县、宣城之间活动了。
李白访胡珲的机缘
李白是在天宝元年（742）秋天因唐玄宗召入长安而供奉翰林的，天宝三年三月，即因为行为“疏散”，被讥谤为“褊促”，而被唐玄宗“诏许还山”，即李白自己说的“诏命散迹江湖”了。被永王邀请下庐山，正想抒展宏图大志，满兴而来，却获罪流放。据郭沫若考证，在唐明皇面前进谗的有张垍、高力士和唐明皇的宠妃杨玉环，唐明皇曾三次授李白官职，就被杨玉环阻挠了三次。而他只有在翰林院的文人圈子里才感到舒心些，所以称胡珲为“翰林同事故友”是情理中事。可是天宝三年离开长安后，和胡珲便一下十多年没见面。
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在“珲公”名下有注：“唐学士，隐碧山。”按《辞海》1125页“学士”条解释，学士是官名；并特别说明“唐代翰林学士亦本为文学侍从之臣，因接近皇帝，往往参与机要”，这就和李白《乾元己亥谱序》所说相吻合了。那么结合当年大的政局形势推想，天宝十三年李白来黄山，正当盛唐后期，政局仍稳定，胡珲既为学士，还会仍在翰林院，李白既离开长安，和胡珲就不会有见面机会。“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明皇避难四川，凄惶不已，他只会带领亲近之人和护驾部队，像翰林学士这样的文学侍从官员是不可能随驾的，胡珲自然要回到出生地隐居。江南没遭安史之乱的破坏，仍很安全。计算时间，安禄山是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叛乱，立即向西进兵，十二月就攻占了洛阳，第二年六月攻破潼关，唐玄宗即仓皇西逃。设或胡珲就在唐玄宗开始逃难时回家的，那么李白乾元二年六月来访，胡珲已经到家三整年，他修家谱，养白鹇都有足够的时间了。乾元二年来访，二人真是劫后重逢。
李白有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心，这种心情一直维持到他去世前。当年玄宗的召见，他认为机会大好，结果好景不长。永王李璘征召为幕僚，兴高采烈地满怀希望却差一点连命都送掉。正因为李白有政治抱负，他更是大诗人，富有天真幻想，所以遇赦释归后，尽管满腹冤屈，却仍希望唐肃宗“勿弃贾生才”，自比汉代贾谊而希望得到录用。不过，历经了一次生死劫，他对李唐王朝和自己的政治前途的看法，又清醒了许多，这个“清醒”，正是促使他包括访胡珲在内，希望见到老朋友以一吐压抑许久的心曲的心理和情感的动因。而访问胡珲，因为胡珲是他的“翰林同事故友”，上述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推想，尤其想和胡珲见到面，以释忧怀。
现在再读李白流放夜郎和遇赦释归过程中的几首诗，来看李白的心理与情感变化，可以探究到李白访胡珲的情感机缘。
先看第一首《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这是逆江上行至湖北黄石西塞山时所作，现仅录最后六句：“我行望雷雨，安得霑枯散。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心情是很悲苦的。年已花甲，却要去千里之外荒野的夜郎了却残年，东归无日，春光尚有几许？迫切希望天降雷雨，解救他“枯散”的残生。但却又明白知道那是如同屈原泽畔行吟一般，空有愿望，而这种愿望只有向朋友、知己们说说而已了。
释归回到江陵以后，那首《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就更加明白了：“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常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王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满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子虚赋》是汉代司马相如假托子虚、乌有这些假人名写的赋。李白得释，心里自然高兴，“蛟龙笔翰生辉光”，可是君王，你想我再给你写好听的颂词，我却是不愿再那么做了。他想干什么，诗句说得很明白，那就是和朋友知已寄情诗酒，托迹山水，白日放歌，痛抒胸臆去。可是，“圣王还听《子虚赋》，相如却与论文章”，他的心中却仍存与君王论文章一念，能解此一念的，胡珲当是最合适的对象。
再读他在江夏写的《江夏赠韦南陵冰》，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情绪就更激烈了。韦冰曾为安徽南陵令，李白游南陵、宣城，是李白的东道主之一，好朋友，而这时也仕途遭贬。故人相见，惊喜非常，勾起满腹悲愤，诉说不已。全诗共34句，前面大段追忆往昔交游，爆出积压已久的不平，暗含着对肃宗朝廷的讽刺，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现录最后4句：“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捶碎黄鹤楼者何？为韦冰极度不平也！倒却鹦鹉洲者何？要为自己翻此不白之冤的案！但是黄鹤楼捶碎不了，鹦鹉洲也倒却不了，极大的悲愤中包含着回天无力、无可奈何的悲伤。满腔的爱国壮志、济世雄图，只不过是自己一场天真的迷梦，一场真实的悲剧。
但就是在这同一首诗中，却有这第7、8两句，“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流放途中想念故友已不可能见面，可他还是梦魂紧系着国都长安，希望“勿弃贾生才”的梦想之路，他还是不想堵死，找到胡珲，这种梦想或许就能找到部分答案。
联读这几首诗，再读他的《乾元己亥谱序》，如果他从江夏直接去了岳阳、零陵，笫二年春天再回来“入寻阳”，而不是释归后尽快地去庐山见夫人，倒显得其情感有些奇怪了。无论从王琦的李白年谱看，还是读李白这些诗，他释归后入寻阳，接着“适采石而过黄山”，更为符合李白当时复杂的思想感情。詹瑛、郭沫若的李白年谱中，就恰有这一段时间空白，漏掉这一段史实，显得可能，而王琦谱就能和《城南胡氏家谱》和《李白鹇》顺畅衔接，自然而合理。
现在不妨再推想一下，李白访胡珲想说些什么话？根据以上资料和情况，其一，和胡珲是“翰林同事故友”两重友情，是不同一般的，离情别绪是满肚子话要说，包括那一段冤情；其二，李白一向有政治抱负，尽管遭了不白之冤，满腹怨愤，可是仍不忘长安，不忘关心政局，以关心自己前程，而胡珲颇为熟悉朝廷内部情况，从朝廷归隐林下才三年，当是朋友中最适宜询问的人。无论倾诉衷肠，还是打听政局，访问胡珲都是最合适的。
胡珲何许人也
胡珲何许人也？这需要从中华胡氏得姓缘起作简要说明。李白在《乾元己亥谱序》已有简约交代：“胡盖舜之后也，周封其裔孙胡公满于陈，子孙以谥为姓。”据江西九江市胡观文先生于世纪之交主编出版的《中华胡氏人物大典》载，周武王灭纣后，追崇舜帝之德，查到自己部下有专管陶器生产的虞阏父是舜帝的第三十一代孙，即封其子妫满为陈国国君，并以己女太姬许配为妻。妫满长寿，死后谥号为“胡”，这便是今天中华胡姓公认的本姓氏的缘起。
据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世系表看，妫满传至五十八代孙之一的胡乐陵时已是隋朝。胡乐陵生有二子。长名胡福，隋炀帝时，为姑孰（今当涂）太守，隋大业年间（605-617）天下大乱，胡福避乱迁居今黄山市屯溪黄墩，成为今徽州胡和江西婺源清华胡始祖。次名胡裕，隋炀帝的兵部尚书，大业年间，避居在今黄山区三口镇尚书里，成为太平胡姓始祖。其居住地尚书里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尚书里的古桥，据说是胡裕所建。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在胡裕名下注有“隋尚书，隋亡遁黄山”一语。
据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记，胡裕单传一子，名胡仁；单传一孙，名胡松。松生二子，即胡裕的曾孙，长名邦，迁今黟县宏潭，为宏潭胡始祖；次即胡珲，为唐学士。清乾隆、嘉庆《宁国府志》之“冢墓”中“太平县”目，记有“学士胡辉（珲）墓”：“在县南碧山。辉与李白友善，尝赠联云：‘溪水流声十里，笙歌从地出；山峰拱秀千年，图画白天香’。”该志由清代当时著名学者洪亮吉总纂，2006年10月出版点校本，胡珲墓内容载其第1089页。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与《宁国府志》所记胡珲及其故里事，事实相同，只是人名用字有异。
胡珲为什么成了学士而与李白结了缘呢？这得从李白《乾元己亥谱序》所记的“世居咸阳”说起。胡姓是西周陈国的开国国君妫满的后代，原住河南东部，但后来大多迁向了西北的甘肃东部、宁夏、陕西一带。中华胡姓公认的郡望“安定郡”，汉武帝元鼎三年（113）设，范围在甘肃东和宁夏一片。从西汉至隋，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十分发达，出了很多达官闻人，“安定胡”因此出名。
长安即西安，除西周建都名镐京、秦建都名咸阳外，从西汉到唐代，先后共11个王朝，以为国都，名长安，它成为士宦商旅的聚居地就是自然状态。太平胡姓始祖胡裕的祖辈“世居咸阳”，胡裕本身就是高官，隋就建都长安（隋炀帝时迁往洛阳），家住咸阳更是正常。这就是胡裕的祖辈“世居咸阳”的来由。
现在再看胡裕隐居太平尚书里后，他的儿孙辈情况，也即胡珲的父亲、祖父的情况。明嘉靖时，赐状元及第的江西吉安人罗洪先，为当时的太平《胡氏宗谱》写的《嘉靖甲申谱序》（嘉靖三年，1524年）的一条信息：“裕之后，常侍公松，太邑之胡所由始也。”常侍公松，即胡裕的孙子、胡珲的父亲胡松。“常侍”是官名。《辞海》1663页有注：“魏晋以来有散骑常侍，为经常在君王左右之官，简称常侍。”明万历年间，赐状元及第、司马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秣陵（即今南京）人焦竑，为当时太平《胡氏宗谱》写的《万历丙午谱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恰好为罗洪先的谱序做了注脚；其中说到胡松：“日松、日学，为常侍，剿反寇功不让于单骑。”松，即胡松。学，是迁居屯溪黄墩的胡福的曾孙，迁往江西婺源清华，为清华胡姓始祖。他俩都因功当了常侍官，能在皇帝面前走动。可以推想，胡珲搏取功名，会比一般人有条件，且得以进翰林院，既有机会接触皇家图书资料，又有时间走访祖居地族人。
上文罗洪先写的谱序开篇明义：“胡氏统宗谱者，统胡氏之宗乐陵公者也。”胡乐陵，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明载，即胡福、胡裕的父亲，胡珲的高祖，还没出五服。他“世居咸阳”，两个儿子都是隋朝高官，他整理他的祖辈谱系会有条件。那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全国献谱牒而修《氏族志》，他整理的《胡氏统谱》定已收藏皇家，胡珲当了翰林定有机会读到，这就为他退隐碧山重修家谱提供了条件，李白作《乾元己亥谱序》，也就有了着落。
从《乾元己亥谱序》可以读见李白和胡珲的关系，即后人称说的“友善”，李白“主其家稍久”可证。该谱序落款是“秋七月初浣”，即阴历七月上旬，那么可信李白在六月就已到达。
朱熹《乾道辛卯谱序》及其他
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保留了自唐至清多次修谱由他姓闻人和本姓名人写的谱序共8篇，外姓闻人朱熹等五人的序都论及李白、胡珲之事。
现在需要说明一个问题。社会一般认为，过去的族谱宗谱有攀扯同姓或他姓著名人物的嫌疑，李白为太平胡姓宗谱写了《乾元己亥谱序》，也有人因此存疑为“作伪”。故本节内容，特别举出宋代大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为当年太平《胡氏宗谱》写的《乾道辛卯谱序》为证，还有明嘉清年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明万历年间翰林院编修汤宾尹和上文已引的明嘉靖状元、江西人罗洪先和明万历状元、南京人焦竑为当年太平《胡氏宗谱》写的谱序。
南宋孝宗乾道辛卯年，理学大家朱熹为当时太平《胡氏宗谱》写了《乾道辛卯谱序》（乾道七年，1171年）。该谱序对胡姓缘起，胡福、胡裕南迁繁衍，胡姓对社会的贡献都作了论述，其中尤其是对胡珲与李白的关系作了肯定。兹将该序有关胡姓缘起和胡珲与李白的关系一节，加以句读，抄录于下：
“阅及宗谱，备查胡氏根本，方知出自舜之后也。武王克商，寻舜后而封胡公满于陈。以后生齿渐繁，星居分野，在先多住咸阳。及裕公、福公南渡，迁于徽、宣之间，碧山、清华乃其始迁也。复迁浙之龙泉、绍湖等处，闽之崇安等处，江、广之西北庐陵等处，并池、太、秣陵一带诸宗，皆一脉流传者。向仕于汉者固多，刚公、广公其杰出者，实有名于当代。仕于唐者甚众，学公、珲公其最高者，一与李克用并功，一与李白友善，后访至于其家，赠诗而作谱序，故胡氏修谱自此始矣。”
朱熹对胡珲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是“仕于唐者”中的“其最高者”至于胡珲与李白的交往，说得更是明白不过。太平胡姓修谱即从胡珲开始。
上文所引秣陵焦竑《万历丙午谱序》，在讲到“曰松、曰学，为常侍，剿反寇功不让于单骑”后，接着说“珲居翰林，督四夷，馆学不下于谪仙”跟朱熹一样，认为胡珲很有教化之功，学问不比李白差，评价也是相当的高。
关于李白访胡珲、作谱序、求白鹇等情节，太平仙源《城南胡氏家谱》所保留的旧有谱序中，还有资政大夫、南京吏部尚书、前翰林学士、知制诰国史湛若水写的《嘉靖戊戌谱序》（嘉靖十七年，1538年）和赐进士第、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年青侍生汤宾尹写的《万历丙午谱序》都有论及。湛序说：“珲修谱，李白为之序。”汤序说：“珲公家碧山，有白鹇之异，谪仙以双璧易之。”这些都为李白《乾元己亥谱序》作了注解。
现在从福固寺走小路到碧山，柴林茂密，已经不通。而乘车从迄溪桥往西可以顺山间公路直达罗村，到了罗村就到了碧山。
胡珲以碧山为隐居地，可真是个风水宝地。以胡珲故居地为标志看，村庄座南向北。按传统居住地风水，讲究后靠前平，左高右低。后有来龙山，略高，前有踏马岗，低平。这两条垅岗都源于夫子峰，就像夫子峰伸过来的两条胳膊抱着村子。夫子峰在西，左首，高耸入云，源于夫子峰的凤溪自西向东，穿溪村中，从东边村口桥绿柳桥下流入龙溪。据村中老人说，凤溪两岸以前桃柳成荫，风景很美。
绿柳桥，是传统的村口镇风水的水口桥。两桥的石块略泛红色。桥面中腰外侧的桥名刻石，虽年深日久，字迹仍可清晰辨认为“绿柳桥”三楷体字。桥长8米多，宽5米，高至水面约6.4米。桥身苔蔓、枝覆、藤缠，桥下水浅、沙明、流清。桥的北端曾经有个“太白书院”，“太白书院”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废弃的纸厂和牛栏。“问余亭”立桥南头，跨路，是个砖木结构的亭子，北面对着“绿柳桥”，东西两面，山脚小径通行亭中。南面靠来龙山，原供有护法神韦陀菩萨，联云：“三眼能观天下事，一鞭惊醒世中人。”亭柱有两副对联。一副即清嘉庆《宁国府志》所记李白赠联，上句“溪水流声十里，笙歌从地出”，写源于黄山夫子峰的凤溪河，源远流长，汩汩有声；下句“山峰拱秀千年，图画自天香”，写村西远处高耸云表的黄山夫子峰，真正拱秀如画。另一副是胡珲答联：“绿柳桥边山径，青莲马上诗机。”问余亭千年不圮，“文革”中被拆，近年重建为不影响通车，改建于绿柳桥上。
站在绿柳桥上看胡珲故居方向，沿来龙山脚进去，有一里多路。
宅基的遗址还在，中段呈弧形向前微微拱出，两端略略向后曲进。东西开间，全长约60米，南北进深约54米，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左右 。1200多年来，胡珲的后代居住原地的子孙，对于他们的祖基保护得很不错。据村人介绍，安徽电视台曾为胡珲原宅基地拍过纪录片。宅基正向前三米外，有一口半圆形塘，近门塘塝呈直线，长约17米，就是胡珲养白鹇的“玉潭”。胡珲的后人介绍说：“这叫半月塘”。池塘不大，成半月形，四周石砌依然完好，只是没有了“影照玉潭里”的那个玉潭的秀澈。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太白求鹇定在此处！
池塘对岸，据老年人讲，原有一棵十分漂亮的树，枝叶纷披，十分好看，可惜被人用钢筋箍死。黄山区《谭家桥镇志》记为“琪树”。
查《辞源》1120页注引《全唐诗》481页李绅的《琪树序》云：“琪树垂条如弱柳，结子如碧珠，三年子可一熟。每岁生者相续，一年绿，二年碧，三年者红。”村人所言该树形和《辞源》所载形貌概同。真正可惜了这棵宝树，令人唏嘘不已。
碧山之所以叫碧山，名字来历很可能是源于琪树。因为琪树人们认为只有仙界才有。特别是它的籽如同碧珠。而胡珲居住此处且有这一棵鲜有的仙树，结有这特有的碧珠，因而有了碧山之名。
胡珲故宅基西北向踏马岗南坡，原有太白庵一座，相传是胡珲给李白建的常来常往的旅居处。门朝西向黄山夫子峰，三间两进，中有天井，其木雕石刻十分精美。因年久失修，已于1951年倒塌，现仅存遗址。
清嘉庆《宁国府志》所记的“胡珲墓”，就在其故宅基东北向对面踏马岗，目测直线距离不到200米。
李白访胡珲之诗作
提起李白访胡珲的诗作，人们就会想到那首《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并序》和《山中问答》；而二轮修志中，谭家桥镇还有新发现，那就是李白写的已被尘封了1260多年的《访胡公珲》诗。
谱中所载：
闻安定世家有双白鹇鸡，盖是家鸡所伏。自小驯狎，长无惊猜。以其名而呼之，皆能就掌取食。然此鸟其性耿介，尤难畜之，因余酷好，竞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与余，惟求一诗，余闻之，欣然适意，援笔答之。
解余双白碧，易君双白鹇。白鹇白于雪，白雪耻容颜。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
社会流传：
闻黄山胡公有双白鹇，盖是家鸡所伏，自小驯狎，了无惊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鸟耿介，尤难畜之。余平生酷好，竞莫能致。而胡公辍赠于我，唯求一诗，闻之欣然，适会宿意，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以赠之。
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照影玉潭里，刷毛琪树间。夜栖寒月静，朝步落花闲。我愿得此鸟，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辍赠，笼寄野人还。
两下相较，社会流传的诗，似颇多失真。
从题目看，前者称“碧山胡公”，较后者称“黄山胡公”为亲切。碧山是当地沿用已久的土名，而“黄山”是新改才十多年的名字，故当时从使用习惯上还是以“碧山”名自然顺口些，又前者因是胡公赠而颂白鹇，而后者却是“求”，两者相去颇远。
序文中有三处颇为突出。一处是前者序文称胡珲为“安定世家”，恰和李白读胡珲家谱资料，为胡珲写谱序密切呼应。另一处是前者“因余酷好”，是看见白鹇后而才爱好，而后者却是“余平生酷好”，于理不通。因李白诗唯此诗专唱“白鹇”，其他诗中均未见“白鹇”字样，所以说“平生酷好”不通。第三处是序文之尾，后者有“因援笔三叫，文不加点”，李白作风虽狂放不羁，但在胡珲“翰林同事故友”处当不致如此卖弄。而且，“援笔三叫，文不加点”这些词句，历来都是评论那种“倚马可待”“一挥而就”的文思敏捷者作文的用语，李白怎么会在写给“翰林同事故友”胡珲的诗中这样自己夸耀自己呢？以评价别人写文章的用语来写自己，情理欠通，根本不符合李白之才情。
最突出的是诗的头两句。前者是“解余双白璧，易君双白鹇”，因胡公辍赠，觉得受之颇丰，故解下身上佩璧以交换。白鹇是鸟中珍禽，而璧是士大夫才可佩带的贵重饰物，应该说易之相当，也才符合李白与胡珲的故友关系。然而后者却是“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便有些不妥。明明是胡公赠，为什么却提出“买”呢？文题中是“求”，诗中又“买”，不符合李白与胡珲的“友善”关系，李白又何以用语如此矛盾呢？
以上是两相比较而存疑，没有肯定与否定的意思。
下面是二轮修志中谭家桥镇发现的李白《访胡公珲》一诗：
千重云水万重山，谁识胡公隐此间。
饲得珍禽足娱老，白云如海任飞盘。
此诗是谭家桥镇罗村村在广泛收集村史资料过程中发现的，是李诗还是伪作，详情待考。但其首句所描写的景象，确是进入罗村而到碧山之所见，在碧山胡家村展眼西望，夫子峰正是山色有无、白云如海，极符当地特色。诗为七绝，押韵合辙，通俗流畅，夸张合理，可以说和李白所写的绝句类短诗，风格是一致的。若与《山中问答》合并品读，便觉得韵味一致，表现了李白十分喜爱胡珲居处的心情。
李白游太平的综述
从前面的李白行踪可知，李白来太平究竟有多少回，很难说清，但是时间段可以大致肯定，一个是天宝十二年秋到天宝十五年春之间，社会流传的天宝十三年间是个能肯定的时间；一个就是本文所说的乾元二年六、七月间，访问胡珲。现在就李白游太平结合本文的陈述和太平民间的传说，做些简约的综述。
天宝十二年秋至天宝十五年春，李白住秋浦时间颇长，常往来于秋浦、南陵、宣城之间。天宝十四年春，宗氏夫人从梁苑寄来家信，他有《秋浦寄内》诗说道：“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说明在秋浦住得很久了。而且他来往于秋浦、南陵、宣城，交通似不是以长江为主，而多以舒溪为主的。除了“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登敬亭南望怀古赠窦主簿》）、“欲往泾溪不辞远，龙门蹙波虎眼转。杜鹃花开春已阑，归向陵阳钓鱼晚。”（《泾溪东亭寄郑少府谔》）、“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等诗作外，还有和汪伦的交游，新丰十景和李白的关系，说明这几年间，李白的足迹踏遍了太平不少去处，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也不必拘泥于那么确切的做李白行踪表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白对中国“道”一直是追崇的。唐玄宗就崇道，天宝六年封禅了黄山、陵阳山，敕建了黄山福固寺、陵阳山仙坛宫。天宝十三年，福固寺、仙坛宫，肯定是钟磬融融、香烟袅袅，李白信道，肯定要上陵阳山参拜窦子明的，而且真的在仙坛宫前遇见了黄山白鹅岭隐士温伯雪，道中朋友，自是见契，陪送温伯雪回黄山，给黄山留下了如同“醉石”一样的许多遗闻趣事，写下了《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旧居》。这首诗描写了黄山的山势山貌，写了温伯雪的修炼，写了一路的行程，表达了重来黄山的愿望。
“去去陵阳东，行行芳桂丛。”真实写出了李白自己舍不得离开太平的“行行复行行”难舍情志。要去的地方是“陵阳东”——泾县、南陵、宣城等地，可是走走又回来。太平虽然当时建县才七八年，可是仙源早就有植桂的传统习惯，桂花树很多。仙源当时不叫仙源，就叫桂城，“仙源”之名是宋元时期才开始的。中唐诗人许浑来太平当县令，把太平比作武陵溪，可见当时仙源风光如何秀丽，李白到仙源比许浑为县令早近一百年，那句“行行芳桂丛”，可见对仙源是何等恋恋难舍了。
李白这次是从仙源乘船顺麻川河下行的，行经三门时，被三门的山水又勾留住了，于是又写下了《下陵阳沿高溪三门六剌滩》，为太平留下了另一首好诗。高溪就是麻川河，隋唐时叫高溪。这是李白天宝十三年游太平的基本情况，游陵阳山而上黄山，再从仙源走水路回去的。
李白访胡珲是乾元二年。他顺江东下，贵池下船，是熟门熟路，这回路经陵阳山，登上了陵阳山最高峰——中峰天柱石，写下了《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他心中其实有一股熊熊烈火不得熄灭，就像在江夏写给老朋友而被贬官的南陵县令韦冰的诗那样，要捶碎黄鹤楼、掀翻鹦鹉洲那样，本来是“拥兵五陵下，长策遏胡戎”而遏止安禄山的。谁知反而“鸾凤翻羽翼，啄粟坐樊笼”了，本来有志报国，却变成了“反叛逆贼”了。陵阳山是他崇拜的窦子明的升仙之地，这回他是想登上石柱石仰天长啸一番的。由此可以推知，他遇赦东归，是不会如郭沫若所说的到湖南去兜一个大圈子的，而想早一点见到能了解一些情况的人。胡珲是他此时最理想见面的人，而且几年同事，他对胡珲情况自然了解。
《乾元己亥谱序》说李白在胡珲“主其家稍久”，除了上属情况外，还有些补零。
碧山北的平岗叫“踏马岗”，传说李白来碧山后，胡珲常陪他在这里骑马趟马的踏马岗西头南麓，胡珲还为李白建了“太白庵”，供李白常来住地，三间两进，粉墙石雕。千多年来维持不倒。1951年倒塌，现遗址尚存。
罗村有一条史传有名的龙岭驿道，其南端有个地名叫黄泥汘，唐宋时期是一处九十九家商家集镇，造纸、酿酒是这里的强项，纸的质量好，上好的米酒味醇香浓，这两样东西正合李白心意，你想，胡珲家离此不远，哪有不来光顾品赏之理？
不远处的黄帝源有个溶洞群，其中最大的洞深300米，内分八宫，多处莲花形岩。当地传说，胡珲陪同李白游过，因此史传名为“青莲洞”，因为李白号为“青莲居士”。
石门峡口地名叫白亭，是长岭的岭头，现建有白亭检查站，原来这里传统建有供人休息的路亭。这里西倚黄山，凭高临下，风光万千，传说胡珲陪同李白曾来此处，李白驻足良久，赞赏不已，于是后人在这里建亭，名为白亭。
鹊岭下的留杯荡，也有李白留杯的传说。留杯荡成为一个湖虽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事，但如果不是鹊岭山体大滑坡，原来这下面是个偌大的芮姓村镇。隋朝末年，绩溪义军领袖汪华，为了支援太平义军领袖左匡政，就派部队打通了鹊岭和箬岭，所以岭下芮姓大村庄可能在那时就非常繁荣发达了。发源于天星洞的桃树汘，流到村中，就是一条不小的河了。集镇繁荣，河水滔滔，崇山峻岭，绿树葱茏，这种地方，胡珲自然要陪同李白来游，自然要享受一下当地的酒菜，而留下一段美丽传说的。
李白游太平，从现存李白诗看，大有可能在两次以上，但行程最清晰的是天宝十三年、乾元二年，这两次都是从贵池、秋浦南下，经过陵阳山，而后由仙源乘船东下的。
这些传说恰好充实了李白为胡珲写的《乾元己亥谱序》中的“主其家稍久”的内容，愈觉得和这些民间传说相映生辉。
几句题外话
社会上有种不好的风气，好攀龙附凤，于是就有了一个推而广之的比附：“修谱攀名人”，就是以前修撰宗谱好拉上一些名人，言下之意，宗谱上拉上一些名人，是修谱人虚构捏造用来给本宗族添彩的，因而至少是不实在的、虚伪的。由此可见，《城南胡氏家谱》有李白给胡珲写的《乾元己亥谱序》，很有可能是胡珲后人甚至胡珲本人所为，是为《胡氏宗谱》装门面的，李白根本没有这回事。
自然不排除历史上有某种故弄玄虚的事情，但是李白访胡珲是社会公认的事，尤其是《赠黄山胡公求白鹇》、《山中问答》都是康熙年间御制《全唐诗》上有名的诗，这可是史实！再说，唐太宗修《氏族志》，牵动各姓氏广修宗谱，胡珲的高祖，也即上文提及的胡福、胡裕的父亲胡乐陵公，就修了《胡氏统谱》，当时在咸阳。胡裕南迁太平，传到胡珲是第四代，他隐居碧山而修谱，也很自然，上文已论及。李白这时来访，机缘巧合，可谓天假其便，天缘促成。至于其中往来，本文已从多层面、多角度，结合事实，作了尽可能的分析，已然有了一个完整的结构。
另外，还要补说一句。我们的古人是尊重史实的，正如清嘉庆年修编《太平县志》的教谕孔传薪说的那样：“必详细确查。”想来胡珲或胡珲后人不至于虚构出“李白作《乾元己亥谱序》”这种亵渎大诗人李白的事情来。再说，太平胡氏始祖胡裕的孙子胡松，迁居黄墩的胡福的重孙胡学，已是皇帝亲近的常侍官；胡松的儿子胡珲已是学士翰林，《胡氏家谱》都已注明是朝廷命官，又何必去借重李白呢？而当时李白已是一个罪判流放刚刚赦免的野人，胡珲有必要去借重一个“叛逆”的名头吗？胡珲请李白作序，完全是和李白性情投合，私交甚重的缘故，而且是天缘巧合，事先并未预约。所以那种“比附”只是简单且无根据的类比而已，而这种不经证明的比附，用来作学问，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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