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文化之源其“蛮”的特质[转帖] [复制链接]

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这个“蛮”，首先是一个地域的和民族概念。 　　商周之际，长江以南为吴、楚两大诸侯国的封地。两国未立之时，这里都是蛮族居住的地方。太伯初至江南，得到千余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不如吴早，熊绎在周成王时始封于楚，比太伯作吴的时间晚了大约一百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在对待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吴对黄河文化，特别是周文化采取一种认同的态度。在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并自觉地向黄河文化学习。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楚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和要求周给予王的称号时，往往打出“我蛮夷也”的旗号，要挟对方。这种以蛮夷为标榜的事实，说明了楚人对蛮夷文化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楚人把自己推到了周人的对立面，使周人对他怀有戒心和敌对情绪。楚文化及楚人受到周文化和周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未能促使楚人象吴人那样去向周文化学习，反而使楚人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在“蛮”的特质的方向上发展。
　　司马迁在述及吴、楚两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荆与楚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荆蛮也就是楚蛮。但是，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称荆蛮不称楚蛮，在《楚世家》中只称楚蛮不称荆蛮，可见，荆蛮与楚蛮在司马迁那里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十分清楚严格的。从两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大概推知，以太伯作吴为界线，太伯作吴以前，江南之蛮通称荆蛮，太伯作吴之后，司马迁就改称夷蛮，或直呼之为吴了。名称的变换表示着内容的变换，表明蛮人的一部分与吴人融合、同化，一部分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司马贞《索隐》说：“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指的或者就是这种情形。居住在湖湘一带的杨越(粤)，也就是蛮族人的一支。它构成楚蛮的一部分。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蛮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薜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好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露蓝蒌”(《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蛮，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属于第三个层面的，还有一种自强的精神，从先王熊绎立国荆山开始，楚人就具有了一种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周王室分封不公，“齐、晋、鲁、卫，昔封皆受宝器，我独不(否)”。(《楚世家》)这种待遇之不公，促使楚多次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的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只是后来由于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自强之心并未泯灭，如上所述，秦灭楚之后，民间便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而秦亦竟为楚人所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作者:罗敏中，1944年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船山学社理事，湖湘文化教育精神“蛮”的特质的观点最先提出者。

论湖湘文化之源其“蛮”的特质（二）
——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

    当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首推毛泽东。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可以看出湖湘文化的深刻印记，包括他的湘音，包括他的饮食，更包括他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早年的毛泽东，是一个传统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里所谓传统，是指自王夫之起就已经开始了的反满革命。这个革命伴随着满清王朝，二百多年间从未间断。至孙中山、黄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加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爱国主义比起王夫之以来又进了一大步，不只是单纯的反满排满，还加进了反封建的内容。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后，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传统的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加进了反帝的内容，把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毛泽东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实践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就是传统的湖湘文化“蛮”的精神，即毛泽东自己所称的“湖南人之精神”。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表现是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湖南领导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其中，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和领导部署，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后，毛泽东便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十年内战，还是八年抗战，乃至解放战争初期，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果没有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说：“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以后又多次重申这一观点，表示其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战略上的藐视。

　　必须指出，毛泽东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与高度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的。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是靠高度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延安，他先后数次给抗大学员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可见其对灵活性的注重。直到晚年，他还以极大的灵活性，打开了僵持了数十年之久的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灵活性是湖湘人物蛮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蛮”的特质，并不完全等同于从词义角度解释的“野蛮”、“霸蛮”等意义，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灵活性相结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决态度和坚持到底的精神。这才是文化意义上的“蛮”的特质的含义。

　　作为一个坚决的彻底的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带有湖湘文化“蛮”的特质的民族自主和独立意识，倍受后人景仰和尊敬。终其一生，毛泽东从未屈服过任何人或任何势力的压力。相反，压力只能增强他的反抗力，更加坚实地走自己的路，充分表现其湘人的蛮性精神。从顶住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错误意见，到顶住斯大林以长江为界，实行南北分治的错误主张，都表现了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接受任何外来势力控制的刚强性格，很具有湖湘人物的“蛮”性精神。

　　建国以后，五十年代，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六十年代，苏联撤走在我国的专家，停止对我们的援助，都未能使毛泽东屈服。他多次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这种毫不屈服的精神，也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都根源于湖湘文化的蛮性精神。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同样表现出湖湘人物的“蛮” 性精神。他的外表朴实文雅，沉着持重，带着质朴的蛮的特性，很能代表湖南人的性格。而谈话用语通俗，隽永有味，带有泥土香，更加接近湖湘一般民众的生活，更具有湖湘文化的特色。

　　作为湖湘文化“蛮”的特质的乡土感情，在毛泽东身上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毛泽东对韶山的亲友要求很严，对他们的工作要求、进京要求一般都严词拒绝，但在经济上尽可能予以接济。毛泽东对他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关怀备至，对夫人杨开慧的深切怀念，都是乡土情结的表现。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住了两天，看了故居，扫了父母的墓，到邻居家里小坐，到韶山学校参观，还到韶山青年水库游泳。流连往还，乡情缱绻。有七律《到韶山》纪其行。其后，毛泽东的思乡情结日见强烈，他回湘居住的日子增多，作为湖湘文化“蛮”的特质的重要表现的乡土意识，在毛泽东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