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与湖南人才现象[转帖] [复制链接]

    湖湘学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地域性儒家学派。南宋绍兴年间，因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主要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思想的活动都在湖南，故得名。
        湖湘学派形成于南宋建炎以后。当时著名学者胡安国与儿子胡寅、胡宏等，因不满南宋朝廷的黑暗政治和投降政策，由福建迁往湖南衡山附近定居，潜心研究理学并授徒讲学，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积极从事传播理学的工作，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完成了他的名著《春秋传》，这是宋代理学家以义理之学研究《春秋》的代表作品。它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重，成为科举取士官方规定的必读科书。其子胡宏也在衡山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知言》，被誉为“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知名度不在张载的《正蒙》之下。胡安国的《春秋传》专讲“华夷之辨”，而胡宏的《知言》则阐明“性”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湖湘学派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张栻。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张栻曾师从胡宏于文定书堂，因学识超群，被胡宏赞为“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学成后归长沙，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在胡宏病逝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不仅继承了胡宏之学，而且还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并与同时的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
        湖湘学派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各具特色，曾对后世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思想方面：湖湘学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湖湘学者坚决主张抗金，收复中原。如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胡安国就建议朝廷“当必志于收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胡宏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愿与主张妥协投降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张栻更以力主抗金闻名于世，并把抗金复仇作为治国大纲。他：“自古为国，必有大纲，复仇之义，今日之大纲也”（《南轩集·戊午谠议》）。朱熹称他为“慷然以奋发仇虏，收复神州为己任”。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们不仅主张抗金，不少人投笔从戎，亲赴抗金战场，成为优秀的抗金将领。有鉴于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湖湘学者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民主张。胡宏说：“养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知言》卷三）他主张“治道以恤民为本”（《五峰集·与刘信叔书》）张栻认为：“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张栻及其弟子还把这种重民思想体现在他们的政事活动中，他们注意问民疾苦，访求利病，改革地方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为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弊端，他们主张变法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风俗等方面提出了锄奸恶、清仕途、用贤才、明赏罚、均田地、整师旅、罢监师、易风俗等一系列革新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和重践履的经世务实学风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特征。论“性”说“道”，是湖湘学者讨论的中心议题。胡宏在《知言》中将性分为“天地由此而立”的本体之性和具体的人性物性。他认为“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知言》卷四）“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知言》卷三）他还认为具体之性和本体之性虽有区别，但二者仍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他得出“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知言》卷二）的结论。他在论证心和性的关系时，指出“未发只可言信，已发乃可言以”（《五峰集·与僧吉甫书》），这表明作为本体的性是通过人的“已发”之心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张栻继承了胡宏“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思想，他说：“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南轩集》）心“能统万理”并主宰万物，这就是湖湘学派以性为本体的理学思想的特色。湖湘学派还提倡重践履、重经世的务实学风。胡安国向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安史》本传）著称。胡宏也是以力行训导学生。张栻更以“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而强调躬行践履的重要性。湖湘学者重视务实学风。胡宏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详实而高谈性命，张栻为学注重经世，教育学生在日用酬酢处用功，他的弟子也由此走向经世致用的道路。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出现了分化，大部分学者转投其他名师，如张栻弟子胡大时改从陈傅良、朱熹问学，后来又师事陆九渊；蒋元夫也求学于陆九渊。因此，湖湘学派作为独立的地域性学派已不复存在。后来虽有明代学使陈凤梧作《湖南道学渊源录》，表彰湖南学者，但也只是流风余韵，其影响在元、明两代并不显著。
        直到清代，康熙《岳麓书院志》专辟“湖南道统”一节，为胡安国、胡宏、张栻及其他湖南学者列传。乾隆时，乾隆皇帝又为长沙岳麓书院亲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湖南学者传播理学之功。特别是在晚清，湖湘学者更为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如唐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等人都认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是晚清著名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又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等人虽然潜心于学术，通贯经史，但他们“以经术为治术”，主张经世致用。他们的这些思想特性，都继承了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和作风。
        湖南除出现湖湘学派，理学上在全国有自己的特色外，在经学、史学、地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也都有非凡的建树。宋代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有宁乡的易祓，武陵的丁易东，永明的周尧卿；史学家有湘潭的路振、路纶，祁阳的陶岳，湘乡的王容，衡阳的郑向、曹衍，浏阳的汤璹，桂阳的黄植，茶陵的谭世选，龙阳的袁申儒，武陵的丁特起；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南岳道士陈田夫，衡阳宋刚仲，武陵柳拱辰等。北宋时湖南文学方面无闻人，至南宋时所出的名诗人有潭州人刘翰、宁远人乐雷发；名词人有湘潭的王以宁。散文家有潭州人邢天荣、营道人义太初、湘潭人钟将之、衡阳人廖行之、衡山人侯延庆等。书法家有潭州的刘次庄、沅陵的单炜；画家有潭州的武洞清和衡州的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的朱佐与衡州的宋永寿；考据学家有潭州的王观国和桃源的戴埴等。
   
    湖湘学派主要代表：周敦颐 胡安国 胡宏 张栻 赵棠 王夫之 曾国藩 杨昌济

二、湖湘学派的近代化进程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看中国是否走上了近代化主要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并非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因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访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年间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有了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都无一例外的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涵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使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加以排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不意竟遭到湘人的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把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义败而无成。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仍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的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古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的社会。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很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出一种虚骄狂妄之气。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随时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具体的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才一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甲午战争中，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大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西学”产生了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祥考数十年之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已从人取于人以为善”。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首先表现为传统观念形态发生变革。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淼无垠的宇宙，宇宙之中有无数的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

　　二是宣扬“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西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西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以醉心“西政”，而湖南却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一是湖南开风气太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一些激进派亦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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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著。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他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思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综上所述，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里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

三、近现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原因及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人才群体的兴旺景象，超过了前此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群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论如何估价湖南人的贡献都不为高。

　　近代湖南为什么能够产生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才？我认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特定的地域环境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创造了客观条件。湖南地处内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湖。自古民性倔犟，风气不开。经过几次大的移民之后，到了近代，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带来了移民所特有的开拓性与进取性；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联姻，衍化出一种湖南人所独有的质朴笃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刚劲尚气的性格，使得湖南人不甘寂寞、勇于实践而成才。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随着交通逐渐发达，湖南人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新的文化思想和观念因此得以传入，促使湖南人走上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成才之路。

　　二是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近代湖南人才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养料。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与时俱变，但通经致用，经国济世的传统一直未变。经世致用的传统概而言之，就是强调积极的面世态度，树立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即学以致用。近代湖湘人才的成长崛起，与此种精神养料的滋润不无关系。

　　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与动荡的社会局势，为近代湖南人才的兴起提供了机遇。近代湖南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是全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曾国藩组织湘军与太平天国相抗，因此受到清朝的重用，也因此为湘军人物崛起创造了机遇。甲午一役成为湖南求变的契机，也可以看作为湖南第二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20世纪初，清朝实施新政，出现了留学热潮。一批湖南留日学生中产生了后来在国内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叱咤风云人物。从“二次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一直是南北交锋的战场。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又为湖南第四批人才兴起创造了机遇。这第四批人才中的许多人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四是湘籍人才之间互相帮带、扶植和举荐形成了人才链，是造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出现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曾国藩最为典型，由于他的举荐，湘军将帅多由湘乡等县的人为主构成。湘军如此，湘军以后的湖南其他每个人才群体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形。

　　分析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人们会惊奇发现：近代湖南人才格局是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为主，而经济和实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几乎未见。近代人才格局除了结构不合理，地域分布也不均匀。有人提出湖南近代以来人才群落的出现，存在着明显的“高能为核”的人才圈现象，而且又集中在长沙周围。从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四个人才圈，以每个人才首领或领袖的籍贯湘乡、浏阳、长沙、湘潭等县为圆画四个圈，会发现这四个圆圈相连的县市内的名人达百余人，占同期全省历史名人的一大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其实，这也正好说明人才的地域分布不均，恰恰是人才作为群体出现的必然结果。

四、湖湘文化的负面因素　

　湖湘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但同样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湖湘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类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一直不够发达。进入近代，异常强固的守旧势力使得湖南对于来自沿海地区的欧风美雨深闭固拒，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30余年。但近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为湖南政治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经世致用的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价值取向又为政治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思想养料。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型人才十分匮乏。另外，时局不稳，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投资者心存疑虑，观望不前；再则，湖南人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也促成了此种局面。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湖南创办近代矿厂72家，其中39家短短几年就倒闭了。大官僚袁树勋（湘潭人）手中积累了大量货币，然而他不去发展近代实业，却以少量资金在家乡开设粮行与典当行。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而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无一是湖南人。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的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却忽视了理论的建构。湖南人多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儒家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过于关注现实生活，而缺少理性的思辩，缺少对于宇宙终极、人生终极作出理论的探讨。故许多思想观念难免显得杂乱无序，彼此孤立。过分讲究实用，也就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容易使士人失去独立的学术品格。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人才，很少有人在思想学术领域引领风骚。

　　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这不仅表现为对于沿海省份开展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异乎寻常地积极，并且走在了全国各省的前列。湖南人不仅反洋教，而且对与外洋相关的一切人和事，都要反击。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使湖南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湖南开始大力学习西方，广开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等，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当时湖南维新派当中的激进人物及其主张，在全国引人瞩目。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审视湖南古往今来的人才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成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个中原因，主要是湖南闭塞保守，因循守旧，不具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几乎从晚清时起，湖南的有识之士便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湖南人一定要走出湖南才能成才与成事，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看法，即如果不是湖南当局与各个部门对于本省的人才重视不够，就是湖南的软、硬环境留不得人！

　　湖湘文化的缺陷远不止上述四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情急躁，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

　　如今我们已跨入了新世纪，新一代湖南人应当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更应当批判地继承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且大力弘扬文化遗产中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为湖南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我认为，湖湘文化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发掘弘扬：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始终未变。二是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这种传统其实也就是奋斗的传统。三是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这种传统促使湖南人永远探求新知识奋发进取。今天我们弘扬湖湘文化中的开拓创新精神，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湖南的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因循守旧，不抱残守缺，敢于探索创造，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此外，我们还要发掘并弘扬湖湘文化中兼收并蓄、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传统，克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