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长流，青山不老,武汉大学迎来了建校一OO周年大庆。回顾当年在校攻读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几位老师的身影，仍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心中。任时间的淘洗也难于抹去。
那是1942年秋季，正当抗战末期，我毕业于柳暗花明、绿草如茵的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考取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等三所学校。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师范学校毕业，从事教师工作多年。她们极力反对我再去学师范，力主我入武大，于是我就进入了母校的哲学系。
武汉大学当时早已西迁乐山。乐山是川西小城，经过日寇飞机的轰炸，更形荒凉。校本部和文法学院设在城中心文庙，对面是月珥塘新生宿舍。我第一年即住月珥塘宿舍。教室和宿舍均因陋就简。宿舍是大开间，上下两层铺位挤满了人，连自习室也没有，夜晚同学们大都半躺床上或坐在床沿上温习功课。上铺的同学下床时每每踹着下铺同学的头，所以须得特别小心。白天没有课时，多半都挤在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附近茶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备课。第二年起，我迁入兴发街的第五宿舍，被同学们戏称为“黑宫”。那是一间特大的寝室，床铺首尾相接，上百人挤在一起，可算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了。屋内没有窗户，黑黝黝的，白天也要开灯才能看清人影。宿舍不但有老鼠，而且有蛇。据说，大梁上曾有一条大蟒蛇，掉在伺学的床铺上，被一个广东籍的同学捕捉来当了美餐，可见其年久阴湿了。自习室倒有一间，安放着两排长条桌和长凳，学习时简直是肩挨着肩,稍不注意就会撞着邻座的手脚。而伙食也特别差.同学们多数是沦陷区来得,即使是川籍同学,富裕的也不多.学校不收学费,还分别情况,发给甲乙两种贷金作为伙食费,但是金额不多.每餐多是豆芽、青菜、萝卜等小菜,大约两周之久才打一次“牙祭”,尝一点肉味.米饭质量更糟,倒渗了一小半谷子和砂子,有时还有霉味,大家叫它为“八宝饭”.身体弱的同学常有胃痛呕吐发生.有的因此得了肠胃病.那时生活条件之艰苦,也可以想见了。
然而,处在这样困顿的物质环境中,据我观察,同学们从不埋怨叫苦,都能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人人发奋求学,弦歌不辍,其乐融融.原因何在呢?乐山自古以来,彼岸时蜀中山水名声之区,课余之暇,坐在岷江青衣江交汇之处,静观千年庄严的大佛法相,葱郁深幽的凌云寺和乌尤寺,尽收眼底;远眺清秀妩媚的大峨、二峨、三峨山,相对忘言,胸中尘虑顿消.山水之乐,启迪青春年少的睿智和英勃之气.但更为重要的是,武大迁来乐山后,人文荟萃,地灵人杰.母校的教师不乏名重一时的清纯饱学之士,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他们自甘淡泊,敬业勉行,培桃植李,不遗余力,堪称为人师表,使莘莘学子深受熏陶.尤其是王抚五校长德高望重,表率群伦,力倡学术自由、民主办学、言传身教,上继五四的开明精神,下开母校一代勤奋、好学、高尚其志的优良学风.其人品,其胆识,乃巍巍然长者贤者之风,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为我辈后学所终身景仰.
由于师长的熏陶和山川的灵秀之气,母校师生的勤奋、清贫而又好学蔚为一时风气。假如一一道来，当时在校诸君都能如数家珍。记得外文系教授缪朗山先生，初来母校讲学，首开俄语课程。开讲的第一天，文庙的小教室早巳爆满了系内系外的同学，只得临时改换一间大教室，然而还是容纳不下众多向隅的听众，最后再改在老霄顶的大礼堂，也还是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据说还有校外闻讯赶来的旁听者(后来改在高西门外的三育教室)。缪先生光秃秃的头顶，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两眼炯炯有神，声如洪钟。他教学也别开生趣，不首先从教字母入手，却在黑板上大书俄语“同志”一词，教大家反复；高声朗读；并讲“同志”在英语是什么字，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中又是什么字。接着就教读几句日常简易的俄语问答。课堂上热气腾腾，同学们莫不极感兴味。
哲学系的教授中应当首先提到张颐先生。先生曾留学英德两国，荣获双重哲学博土，是大名鼎鼎的康德、黑格尔专家，有“东方黑格尔”的美称。先生主讲“西洋哲学史”，是系里的重点课程。他五短身材，身体有些发福，平时总是一袭布料长袍，秋冬季则加上一件玄色马褂，脚穿软底皮鞋，举止雍容大度，优雅端方，但却平易近人，没有丝毫洋学者大名人的架势，一望而知是传统士大夫学人的本色。先生上课认真，从不缺课或迟到早退，讲课时深入浅出，而析理精辟,旁徵博引，听者折服。先生虽然胸藏万卷，学识渊博，却绝不自炫高深，更不尚浮名，不慕荣利，述而不作，故没有著作传世。先生号真如，晚年皈依佛学，融汇东西哲理，卓然而为一代宗师。我自悔当时少不更事，心有旁鹜，沉醉于响往的学说，分散了太多的精力,以致未能专注于先生的教诲，如入学术宝山，空手而归。但先生当时的一些教诲，至今我依然记得。他说：“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的名言。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思想，是独立思考判断，不可盲从。我们要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执着精神。”“学历史，知人论世，必须看到它的变化发展，看到一个方面是不行的，而要看到各个侧面，甚至它的反面。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不要相信什么绝对真理。人的一生都应不停止对真善美的探索。”这些训诲，我当时还不能全然领悟，经过时间的推移，阅历渐多，才深切感到先生教诲的份量，受益匪浅。
担任哲学系主任的是万卓恒教授，也是一位独立特行、博学多才的教授。他曾留学美国，获得过博士学位。我在母校时，他主讲三、四年级的“形式逻辑”和“西方哲学名著选读”。他不但精研西方哲人哲理，造诣甚深，对于文学戏剧理论也很有素养，还能清唱几段精彩的京剧。遗憾的是，万先生年轻时过度用功，身体孱弱，瘦削的身材，满脸的病容，戴一付近视眼镜，那时已不能走到教室去授课。但他不愿耽误学生的学业，仍然力疾要我们去他家中听课，他住在那一条街，已记不甚清楚，我们几个学生通常按时走进他那间卧室兼书房，然后围绕着他成一个半圆坐下来。他讲的很小声，很吃力，一面喘着气，呛咳着，不停地擦眼睛，我们很过意不去，劝他休息，他总是说：“不要紧的”。有时讲得过度劳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们怕惊醒他，就安静地坐着自修，直到壁钟敲响十二点，他雇的女工端进午饭来，我们才叫醒他：“万先生，十二点钟了，吃午饭吧。”他生活简朴，午饭多半是半碗面条加两个鸡蛋。他却仍要站起来送我们出门。此后，我于1945年暑期，因上了黑名单，离开乐山到犍为、秀山、宜宾等地的中学避难，直到1947年春季方回到珞珈山武大复学。回校第二天我就去看万先生，那时他已因肺结核恶化，时常咯血，病倒床上。但他仍强撑病体，倚在病榻上谆谆嘱我好好念书，不要辜负青春时光。此情此景，恍惚犹在昨日。此后不久，先生就与世长辞了。先生身后凄凉，他终身未娶，没有子女，送殡时记得只有解子光、侯春福、戴伯淮、我和一位黄姓的同学，此外就只有万先生的一个姐姐。中文系黄焯教授执笔为万先生写了墓志铭，系主任刘博平教授亲自伏在墓石上书写铭文，足以让先生不朽。先生长归道山寸不过五十来岁，中年早逝，英才未展，实在令后学者深为惋惜。先生遗体葬在风光如画的珞珈山麓东湖之滨，朝夕与湖光山色相伴，想不寂寞，差可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了。
最使我难于忘却的是讲授“论理学”(逻辑学)胡稼胎先生。他似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没有籍籍的名气，也缺乏显赫的背景，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教授。他的外表古朴，布袍布鞋布袜，偶而还戴一顶瓜皮帽。他的脸色凝重，近于严峻；讲话地方口音很重，显得不甚流畅，真有点“刚毅木讷”，悲天悯人的样子，活像一个乡间的老学究，是道地的“土教授”。稼胎先生讲论理学，其实都在宣扬孔孟之道。他把孔夫子作为伦理的化身，认为孔学是齐家治国、待人接物的至高学问，孔子也就是天地间惟一的圣人。我那时年少自负，不自量力，上课时还不免故意向稼胎先生辩难，以至有一两次还顶撞了先生，弄得场面颇为尬尴。但先生毫不动气，总是耐心教导。溯自五四运动倡言“打倒孔家店”，对儒家学说不加分析一概抹煞，本来就有过当的地方，以后愈演愈烈，真有点“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的形势，导致在“文革”后期发展到丑恶的荒谬绝伦的“批孔”闹剧。那时像我这样心浮气傲学无根底的学生，当然不能体会先生的用心了。后来，经过事实的严酷教训，我终于明白了稼胎先生其实是值得尊敬的有心人。他性格耿直，又目睹抗战后期民生凋敝、贪墨盛行、鲜廉寡耻、道德沦丧的末世景象，当然不胜其愤懑了。先生力倡仁义，而且身体力行，实想以此救治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扭转社会的腐败颓风。可是，先生乃不见经传的一介书生，人微言轻，他的努力自然只能化为泡影。他自己也深知无力回天，但依然择善固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可贵的孔孟精神。至今思之，我对先生不能不肃然起敬。我早已过了耳顺之年，常兴；浮生易逝、人海苍茫之感，为了求得心地平安，我不禁时时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我那些值得追怀的老师和同学。那个年代虽然清苦，但却纯洁、真挚、温馨，充满人情味和希望。人生能再么?让我重温—回青少年时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