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三、通谱的姓系（谱）学特征
中 国历史由秦汉入三国，在官僚铨选制度上出现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魏文帝根据陈群的建议，吸取前朝在察举、推荐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并推行了“九品官人之法”（即所谓九品中正制），用地望（家世的地位和声望，即门第）来取代战争时期单一的“唯才是举”政策。
陈群是曹魏三代重臣（曹操时任御史中臣、领丞相东西曹掾；文帝时为尚书、顾命大臣；明帝时开府，为司空），一向雅杖名义，以正色立朝，鄙视那些既无家族背景、又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军政暴发户，称他们是所谓“秽德秽行”之徒，深知无法靠这批战前和战时的无赖来治理国家。于是就有了这一以力纠时弊为目标的制度改革。其设计目的，是为了保证将各地方的精英，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右姓”成员选入各级官僚机构。这样，冠于人名之前的“姓”，就作为一项重要的标志，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姓”不仅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其基本规定中还同时包含着地缘关系；同姓、异姓不仅是同或不同的血缘关系的标志，而且就其起源来说，还是同或不同的地缘关系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地缘关系决定了同姓和异姓之间的区别。以上这些特点虽然主要表现在姓氏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但在姓、氏已经合一，姓、氏的数量较先秦剧增的秦汉以后，同样构成了姓氏学的基本原理。当人们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显赫姓氏，并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身价时，必须具体指明本人或本人所属群体曾经所处及现在正处的地域范围，以及这一地域范围与他所希望联结的某姓之地域范围之间的源流－派分关系：包括共同的姓源和始祖，自然出现的世系分支，因某种历史原因而发生的分支迁移过程，等等。总之，只有具备了血缘和地缘两方面足够证据的“同姓”，才可被认为具有历史合理性；否则这种“同姓”的真实性将受到广泛的质疑。宋人吕大钧读史，就读出了如下重重疑问：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元城之王耶，宜春之王耶，邛城之王耶？刘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陶唐之刘耶，奉春之刘耶，元海之刘耶？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鲜矣。氏之马者，未必能辨其为马服之马及马矢之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卫之石及后赵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简而知之者反少。
因此，得到当时社会正式认可、并能成为身分依据的，并不是单纯的血缘意义上的同姓，而必须是拥有同一姓源、同属一个地域范围的同姓。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的同姓，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姓。在魏晋以后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所谓“郡望”，就是这样一个以地缘范围来明确血缘团体性质的术语。郡望，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尊敬的显贵望族，如清河张氏、颍川陈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等。还有著名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秦观《淮海集》卷二二《王俭论》：“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与国同其休戚者也。”同郡，俗称小同乡，故郡望又称为“乡望”。《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梁武帝敕曹景宗：“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胡注：“曹景宗，新野人。韦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阳，既同州乡，而韦为望族。”郡望又称为郡姓。《资治通鉴》卷一四○《齐纪六》，记齐明帝亲自批准，河东薛氏“乃入郡姓”。胡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除郡姓之外，根据该姓所居地的远近、方位和行政区划的性质，还有州姓、县姓等多种名称。如《隋书·经籍志》谱系篇叙：
中 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
《新唐书·柳冲传》引柳芳所论，提到另一些名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