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更有将“钓鱼翁”挂靠华林系之说。其因有二：一是黄启昌列有“华林胡氏‘瑜公——胡夔——安国’世系”；二是有樊明芳既列“胡瑜——令仪——安国”世系，同时同文中又列“胡瑜——令濬——安国”世系，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一、关于“胡瑜——胡夔——安国”世系说。
抛开华林系是否陈国灭亡后“玙顶谥为姓”之支系不论，单说胡瑜。笔者未能见到黄启昌先生此说的原文，但据王立新教授《胡安国族系考证》中所引，黄启昌在《中华姓氏通书•胡姓》中将“崇安胡氏世系表”，列为“胡瑜——夔——□——敏——容——罕——渊——安国”。对照真实的崇安《胡氏族谱》，黄启昌先生除了确切地知道“夔”与“敏”之间还有一代人，只是不知其名外，自“夔”至“安国”，共七代人，是正确的；唯独把“夔”，安在“胡瑜”之后，不仅错误，而且大错特错！
“胡瑜”者，何人？不妨引用樊明芳《华林山的胡氏渊源》的说法：“五代胡瑜……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大家都知道，陈留县，本是秦置县，治所即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陈留城，虽然西晋曾将其废入小黄县，但自隋开皇六年（586年）复置，直到1957年才废入开封县。胡瑜之父胡城（875～945年），生子珰、瑜等。后唐在公元936年，被后晋替代。而公元929至936年之间，高堂城公尚在，作为次子，胡瑜岂能抛下花甲之父，从中原徙居崇安？退一步说，胡瑜子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天启”，是“南诏”年号（848～860年），此处应为“天禧元年（1017年）进士”。而“钓鱼翁”胡夔，则生于南唐显德六年（959年），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且世系为“钓鱼翁”胡夔——光仁、春生——敏——容——罕——渊、从、聳——安国，是七代人；而樊明芳先生所列胡瑜的世系则为：胡瑜——令仪——绍——美弼——罕——渊——安国，也是七代人。从世系辈分看，“胡瑜”与“钓鱼翁”胡夔相当，是同一辈分，何来“父”与“子”之说？何况，“钓鱼翁，讳夔，字朝佐，号龟山”，而“瑜，字可佩，号雪宝”，二人毫无相似之处？黄启昌先生此说，不过是抄自未经考证的某个资料罢了。然而，由于黄先生对此说的失察，导致《中华姓氏通书•胡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不免令人遗憾。
其二、关于樊明芳先生“胡瑜——令仪——安国”说。
樊明芳《华林山的胡氏渊源》说：“五代胡瑜，字可佩，号雪宝，后唐明宗天成（926～929）年间，官陈留令，徙崇安，为陈留、崇安之共祖，卒葬华林宅后。原配吴氏，生子三：令仪、令濬、令熊；续娶刘氏，生子三：令绵、令延、令弦。令仪天启元年（1017）进士，迁淮南转运使，生绍；绍生美弼，美弼生罕；罕生渊；渊生安国；安国生宣（寅？宁？）、宏，宏生常原……令濬生羽仪，徙崇安，生休征；休征生良弼；良弼生光岳；光岳生世用；世用生建国、安国；安国生寅、宏、宪；宏迁广丰胡坊”。
此一说法，当然也是抄来的。而不论是否别人代抄，作为樊明芳先生，难道就一遍也不看吗？倘若扫上一眼，也应感到奇怪——此文中的两个“安国”，既然都生寅、宏，当然是一个人，怎么既是令仪之后，又是令濬之后？何况，令仪与令濬，又是同胞兄弟？如此明显的错误，竟然招致众多不加分析的引用者，岂不是滑稽而又滑稽？如此之“渊源”，哪里还有一点可信度？
四、“钓鱼翁”确系安定堂系，宋代早有定论
无论别人怎么说，崇安的胡氏宗谱，只要是“钓鱼翁”后裔所续编，直至清代，都视自己为“安定堂”系。 其中，“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次甲辰秋八月，增贡生范启刘”在《新序》中说：“安定胡氏，故宋儒文定公后也。渊源有自，代毓闻人。其家乘之由来，又已载……其世系昭垂丝联，缕续源流较著，派衍支分，远而祖宗事蹟，近而子孙名分，上下数百载，一目了然，直使后之子孙，咸知各寻其绪，昭穆遞传不紊”（见图12、图13）。
湖南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