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246】全宋文卷五五一六 朱熹〔八九〕
答胡广仲
熹承谕向来为学之病，足见高明所进日新之盛。一方後学，蒙惠厚矣。然以熹观之，则恐犹有所未尽也。盖不务涵养而专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养'，又今日切身之病也『一』。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养之功以补其所不足，窃恐终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内外之道。必也尽弃今日之所已知而两进夫涵养格物之功焉 ，则庶乎其可耳。盖来书所论，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陈者，伏惟幸垂听而图之。
夫太极之旨，周子立象於前，为说於後'，互相发明'，平正洞达，绝无毫发可疑。而旧传图、说皆有缪误，幸其失於此者犹或有存於彼，是以向来得以参互考证，改而正之。凡所更改『二』，皆有据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旧本图子既差。而说中“静而生阴”， “静”下多一“极”字，亦以图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论，必以旧图为据而曲为之说，意则巧矣。然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又谓先有无阳之阴，後有兼阴之阳，则周子本说初无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谓无截然为阴为阳之理，即周子所谓互为其根也。程子所谓升降生杀之大分不可无者，即周子所谓分阴分阳也。两句相须，其义始备。故二夫子皆两言之'，未尝偏有所废也。今偏举其一，而所施又不当其所，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後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静，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时便是浑然天理也。“感物而动，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发也。程子於《颜子好学论》中论此极详，但平心易气，熟玩而徐思之，自当见得义理明白稳当处，不必如此强说，枉费心力也。程子所谓常理不易者'，亦是说未感时理之定体如此耳，非如来谕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义》所谓“情亦天下之达道”。此句诚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蓄意曲折备矣。盖非喜怒哀乐之发，则无以见其中节与否；非其发而中节，则又何以谓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晓然。今不暇别引证据『三』，但以吾心观之，未发而知觉不昧者，岂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发而品节不差者'，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贯幽明、通上下，无所不在，不可以方体论也。今曰“以情为达道，则不必言心矣”。如此则是专以心为已发，如向来之说也。然则谓未发时无心可乎？此义程子答吕博士最後一书说已分明『四』，今不察焉而必守旧说之误。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与恶对，此本龟山所闻於浮屠常总者，宛转说来，似亦无病。然谓性之为善未有恶之可对则可，谓终无对则不可。盖性一而已，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对恶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别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虽非同时并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为对也。今必谓别有无对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说诚有未当，然其说之病正在分晓太过，无复馀味，以待学者涵泳咀嚼之功。而来谕反谓未曾分晓说出『五』，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分晓就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须赞叹，只得将它骨子实头处说出来，乃於言性为有功。故熹只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无非是道，亦离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谓“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而已，曷尝有孝弟来？”此语亦可见矣。盖父子之亲、兄弟之爱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谓之仁，而不谓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谓之义，而不谓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礼曰智，无不然者。盖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为倒说，而反谓仁义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体用之语，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盖中者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和者所以语情之正而显道之用。熹前说之失，便以中和为体用，则是犹便以方圆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