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孟子天资本英明刚大，他又去集义养气上做工夫，所以才气愈刚大。
人之学先在持其志，志一则动气，如人昏困，是气昏也。若悚然自持，则志立而气自清，故持志在敬。盖严肃之地，昏惰不生，集义养气，亦由于此。
清明刚大之气，须要养，只是循天理不为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离乎气，气清明者理亦明，气浑浊者理亦昏。气刚大者，承载任荷得道理起，气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气粗者虽能承载，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义养气，扩前圣所未发，程子每称之，天地间正气须养，养只要直，直只要有。
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
必有事焉，此心便无他适，乃操存之要，穷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气便馁，气一馁，道义便亏。此是一串事，只集义便无此病，必有事焉。是要无间断，勿忘勿助之间，是本心正处，天理天理妙处，人欲静处。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则学大进矣，此既是集义。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处。人，人无所事，则心悠悠荡荡无归者，必至外驰。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义尤精。孟子虽是说集义，亦以见敬为义之礼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为敬，是发明言外意，又可见敬是义之骨子，非敬无以集义。
必有事焉，即主一无适，故程子以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为集义，因上文而言，敬在义中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养气只是个知与行，致知而至于知止，则知言矣。力行而至于仰不愧，府不作，则浩然之气自生。
言之披淫邪遁，原于心之蔽陷离穷，知言由外以知内，故心学不可不讲。欲心之正必明理，心与理元非二物。
孔子贤于尧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为颜曾思孟子之功，贤于稷契皋夑，程朱之功，贤于伊吕孟子以后。若非程朱，则天下贸贸焉，人欲肆，天理灭，高者人于老佛。卑者趋于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天地生人物，赖圣人为综理，然后能随其性，得其所。圣人理人物，又必赖礼乐政教之施，然后风化美，治功成，然则成天下之功者，圣人也。成圣人之功者，礼乐政教也。或曰：圣人不得位，礼乐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圣人之功，所以难成也，也不得已传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于后世，使后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从此而学焉。故圣人代天而理物，礼乐政教代圣人而行事，经籍代圣人而传道，事虽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贤于尧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为上便不费力。伯者虽不用自修工夫，然施为上最费力。盖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处置他，自然顺而易，伯者自身本无此理。人不感化，假这道理去处事，去制伏他，用尽智计，方做得成，故王道简易，伯道崎岖学者所宜精择。
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无事，伯者是有所造为。
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从人，有何不可。人为私意所蔽，故偏执己意，不能来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浊美恶，二者皆是也。论太极本然之理，以为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论动静阴阳，错综交运，安得不由清浊美恶之殊。知孟子之说，则知吾性之本善，当求复乎此。而尧舜可为也，知程子之说，则知人不善者，乃气质之偏，当变恶为美，以致克复之功，其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非浅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为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为恶，韩子在气质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扬子见道不明，故曰善恶混。程朱通兼本原气禀而言，斯为明备。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论善不论气不备，故程张兼气质而言。自程子之说出，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为密。
孟子在赤子入井时，忍取真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张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所感，遂肯发愤。盖思叔家贫，须如此，然后贫贱富贵，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于贫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贫富又何足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动奋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