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晚年的秘书----胡颂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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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颂平先生1904年出生于（福建乐清）虹桥镇杏庄（现建强村）一个耕读人家。乃父子和，为邑廪生，以医术闻名乡里，著有《临症辨证》、《菽茸子医案》。颂平在家排行第五，字企常。颂平三岁时丧父，母亲代行父职，亲自督教诗书，并一度从读家塾，后肄业于虹桥高小。



生平略记：

        一、1922年考入温州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曾师从朱自清、马孟容等名师，1926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翌年其母病故，他辍学返乡奔丧，越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继续读书，曾从伍叔傥习汉魏古文，1930年毕业，得法学学士。颂平自幼天资聪颖，精读经史，过目不忘，思路开阔，志向高远。他在温州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曾作联语云：立志应期名有寿，读书岂仅俗能医。其师特为此批十六字：语壮才宏，必伸其志，名垂久久，勉矣胡生！

        二、颂平先生从中国公学毕业后，一度担任过上海敬业中学和浦东新陆师范学校教员，1933年转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室秘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追随昔为中山大学校长、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到杭州任职。此后20年，他的命运就和朱家骅联系在一起，其职务亦与朱家骅同进退。1938年4月，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其时抗战形势紧迫，政府可能内迁，胡颂平感到自此将要背井离乡，决定回家乡探一次亲。这是一次他与家乡父老的生离死别，此后他未再回过家乡。他大哥颂同的挚友赵丹秋先生曾作一首七律《赠别企常》，对他的这次匆匆返乡之旅作了一次情感摄录。诗云：

        遍地干戈行不得，果因轸念旧林泉。
        青山有喜迎初客，春水添愁又去船。
        幕府梧桐明月夜，高楼翠柳艳阳天。
        修途无限叮咛意，重整乾坤便即旋。

        政府内迁重庆后，朱家骅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1949年去台后，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不管伺主职务变迁，地位升降，胡颂平均一如初衷为之服务，他自己的职位也升为简任四级秘书。朱家骅晚年口述回忆录，胡颂平为之笔录，历经数载成稿，后缩编为百万字《朱家骅年谱》，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1957年秋，朱家骅请病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翌年4月8日，胡适结束了在美国做“寓公”的生涯，取道东京飞回台北，10日在简短的仪式之后，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继蔡元培、朱家骅之后第三任院长。胡适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时，胡颂平刚好就读该校的社会科学院，他除了听胡适讲思想史、文化史的课以外，还曾到胡适家里去请教、谈话。1946年7月，胡适由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每次到南京教育部办事，胡颂平总是抽空拜谒，并代为办理一些琐事。因此渊源，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胡颂平就顺理成章地以五十多岁的老学生的资格做了胡适的秘书和助手，直到胡适逝世为止，历时近四年。

        假如颂平先生一任其几十年的习惯，熟门熟路地做起秘书，那么他后半生的历史就要改写。颂平先生是个读书人，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一个懂得新伺主价值的人。在做了几个月胡适的秘书后，他回忆道：

        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我先有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复旦大学创始人，爱国神父。笔者注）九十岁生日时，适之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我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四十七年十二月里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日记。

        这样秘密记录大约一年后，事情被胡适发现。一开始胡适很紧张，不知颂平先生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在得知原委后，胡适很豁达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为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院士而特别举行的酒会。会毕客人离去，胡适与一些告辞的人握别，正要转身与谁说话，突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一代哲人，因兴奋过度，猝发心肌梗塞，撒手人寰。

        同年10月，继任院长王世杰在院务会议上组织一个“胡故院长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根据同仁意见，一致推定由颂平先生负责胡适的年谱。颂平先生一开始诚惶诚恐，不敢承担此一重任，曾建议由前辈中几位更为理想的人执笔，但王院长坚持非其莫属。几经敦促，两年后颂平先生终于接受此番任务。王院长及同仁们坚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有机会观察胡适最后四年的一切言行，并且做了精心的记录。此后十五六年，他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了胡适年谱。

        他依照南宋史学家李焘的“事远则略，事近则详”的原则，试用长编体裁。他先考定胡适一生的行止、著述与地点，然后按照时间先后，将所收集的资料及其历年所记的胡适的言谈编进去。在经历十几年紧张繁累的搜集、整理、编写之后，一部煌煌十卷本、凡300多万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终于1982年付梓， 1984年5月由台湾明经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当年，即获台湾出版界最高荣誉“金鼎奖”。著名学者余英时专为此书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序，称此书比之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取材丰富好几倍，“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由于该书中最后四年的记载几占全谱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匀称上不成比例。所以颂平先生将这部分记录抽出来，另编一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该书在大陆有1993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版本。以上两书，成为此后研究胡适的必读书。

        四、为编写年谱，颂平先生在这十几年里，可说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寝食不安。在把年谱交付出版后，身释重负，书成如箭之飞离，人如弓之松弦，身体与精力每况日下。在过80寿辰时，送客不慎跌倒，伤及肢骨；又被诊断为结肠癌，医生因其年迈，未行手术治疗。只得终日卧床，经年缠绵。颂平先生病体延至1988年8月14日，终因心脏衰竭而长眠。其追悼会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原台湾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先生题写挽幛。研究院的悼词对亡者的人品和道德风范作了如下赞评：

        先生智慧如海，天性纯诚；处世以庄，待人以诚；任事惟勤，治学严谨；温文尔雅，谦光挹人，固彬彬君子也。

        他的骨灰由其子女带到美国，埋在衣阿华州衣阿华城的山丘上，以便其后辈经常去祭吊。

        五、1949年秋，胡颂平挈妇将雏，一家八口从重庆慌乱飞往台湾。此后虽然江海阻隔，音讯难觅，但他对家乡父老的思念，对大陆故旧的记挂无时或释。还在1964年年底，他嘱咐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通过信件以祝贺我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方式，与其在上海的侄子胡宏远联络，试图找到胡宏远一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开始松动，他到处打听在大陆的亲属下落与后辈的成长情况，特别关心他们是否读书上进。当他得知有位侄孙仍在虹桥务农时，痛心疾首地责问为何不去读大学。

        在他得知沙孟海先生经历历次运动仍健在，且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时，特地嘱咐其儿子和侄子去杭州拜谒、问候。他们两家在抗战胜利还都南京时，曾寓居西郊玉泉路的一栋洋房内，先是一家住楼下，一家住楼上，后来两家各住一栋。两家大人亲密无间，两家小孩也情同手足。沙家两小姐均以“之”字命名，受之影响，胡家二女儿也名宏之。四十几年后，当胡家的小儿子宏逵特地赶去杭州医院看望沙孟海时，沙老已病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但当宏逵自报家门后，沙老惊奇地睁开眼睛，欲将手从被窝里伸出，牵一牵他看着长大的胡家公子的手，却办不到。于是困难地一字一字地念叨：“胡颂平，我知道，老朋友。”就再也说不出什么。十天以后，沙老驾鹤而归。

        颂平先生曾听闻其早年温州师范的同学苏中常（渊雷）先生被关在狱中的消息，多方托人打听，后经证实苏已在“四人帮”倒台后，恢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甚为高兴。

        晚年他回首家山，自触覊绪离情，祈望两岸融合，曾撰七言联云：道远无须问昼夜，年高总自望清平。

        六、1934年，胡颂平与宁波镇海女子薛妫珍在上海结为秦晋。此后54年，两人风雨同舟，恩爱如初。薛妫珍温婉端庄，善良贤惠，主持家务，井然有序，无论寒暑，井臼亲操，还烧得一手好菜。因颂平先生收入不丰，一家全靠她精打细算，克勤克俭过好日子。胡适曾打趣说她把颂平‘惯坏了’，变成了老太爷。晚年颂平缠绵病床，她设法系一长绳于身上，一旦需要，颂平先生抽紧绳索，她便放下家务，赶来伺候。前几年，她变卖了台北的家产，被儿女们接至美国颐养天年。

        胡薛夫妇生有子女六人，三男三女。夫妇俩生活简单，自奉甚廉，但对子女的教育是极为重视的。他们悉心培养六位子女成才，其中一位为博士，四位为硕士，一位为学士，在各自的职位上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且孙辈也都兰桂腾芳，各有建树。颂平先生完满地传承了中国乡村读书启蒙、做社会有用之材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