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胡适、冯友兰 [复制链接]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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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www.yantan.org/bbs/thread-82680-1-1.html
　　
　　作者简介：胡文辉，1989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工作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笺释陈寅恪诗一书，未见出版。 （南山注：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上下册）已于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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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言
　　一、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和伟人史，但一部学术史，确实相当程度就是杰出学人史。古典体裁的学术史，如正史的《儒林传》，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无不以人为纲。故以“点将录”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并非纯属文字游戏，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选择何种人物，即呈现何种学术观，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
　　
　　二、作为著述形式，“点将录”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看似轻松，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其实远为困难；因为这一工作，虽不要求学术史文献的堆砌，却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不熟知百家，则不足以论一家。以诗学为例：近人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
　　
　　三、近时有所谓“国学大师”的评选秀，虽不免鲁莽灭裂，但也是触发撰写“点将录”的动机之一。而此录的性质，则不以“国学”为本位，而是以“学术” 为本位；不以“大师”为号召，而是以“学人”为号召。在评估学人成绩上，偏向现代标准：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此外，以新方法的引入、新领域的开拓为可贵，以有独特个性、有自家面目为可贵，而学力深、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如俞平伯、高亨、姜亮夫、张舜徽、吴世昌、程千帆等，则宁可舍弃在外。
　　
　　四、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相比之下，专攻“西学”者，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终难有原始的、系统的理论创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语，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故“点将录”的选择标准，亦侧重于“中学”本位的文史学人，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
　　
　　五、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之语；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入民国来，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里应外合，推波助澜；故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更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大气候。这决定了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几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只有 “考据家”，没有“理论家”；只有“学问家”，没有“思想家”。与此相对，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以熊十力为例，其“思想家”的气魄有余，而陷于“六经注我”式的比附，在“学术”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在“思想”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故“点将录”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
　　
　　六、民国以来学者如林，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见仁见智，取舍为难，不偏不倚，谈何容易。事实上，所谓“文无第一”，论人尤难于论事；盖考辨事实，尚可能接近客观，而品评人物，势难避免主观。此外，为了切合各人的身份、特征，甚至为了增加娱乐性，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
　　
　　七、在体例上，“点将录”以人为纲，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取向及方法，以见其学术史地位；再述其轶事逸闻，以知人论世，并增风趣；最后附以绝句一首，不拘一格，以留余味。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糅合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刘成禺《洪宪纪事诗》的体裁，实为“点将录”与“纪事诗”的结合。
　　
　　八、“点将录”的通行格式，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另冠以旧头领一员，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共一百零九位。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论现代学术史，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故别出心裁，突破体例，另选择有重要成绩及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据《水浒传》第一百零五回，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得降将计十九员，故以此为据，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正榜头领之一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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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胡适正可谓现代学术史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氏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是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中年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氏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以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至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他与胡氏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方法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此外，胡氏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再选一篇，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对此公之名没有不熟悉的。慢慢看，细细品，“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胡文辉的《点将录》在下面网址可以找来看看，有兴趣可去买一本回家来。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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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头领之十二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室名三松堂；河南唐河人。
　　
　　按传统的学术观念，哲学(义理之学)为学问中心，近人如太虚称“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冯友兰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又谓“哲学是太上科学”。承此风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治，亦居于现代学术主流。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
　　
　　冯氏晚年比较自己与胡适的异同，曾有准确的分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盖胡适虽亦哲学专业出身，但他认同“哲学取消论”，尤其不满形而上学，治哲学史实取史学本位；而冯氏则反之，自身认同实在主义的正统哲学，治哲学史取哲学本位。故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冯氏的优胜处，尤在于能借鉴西洋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晰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
　　
　　五十年代以后，冯氏弃旧趋新，否定自我，“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六十年代更另起炉灶，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书前题词有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所谓“望道”之道，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的道路。
　　
　　《新编》在六十年代仅完成两卷，八十年代以后，冯氏重作修订，去世前最终完成七卷本《新编》。冯氏在写完末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自觉已臻“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并表示“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其实《新编》的识见，殊未能超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气候，当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如批判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指出毛 泽东的极 左思想错误，今日视之，固卑之无甚高论。所谓“海阔天空我自飞”，近乎鸡鸭展翅耳。故论《新编》的纯学术价值，远不能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相匹，惟可见作者本人的思想变迁而已。
　　
　　藉《中国哲学史》一书，冯氏得以确立学院派地位，乃另著“贞元六书”，提出其复古的哲学体系；此亦如钱穆凭考据学扬名立万，转而有非考据学的《国史大纲》之作。“贞元六书”为哲学，《国史大纲》为史学，各成一家言，而皆成书于抗战期间，皆成为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作。
　　
　　冯氏的哲学体系，以理学始，以理性主义展开，而以心学终，归结于神秘主义。其神秘气味最体现于《新原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而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取决于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高低，正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与此相呼应，冯氏更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为王前驱，纵不必深责，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从迎合蒋 介石，到歌颂毛 泽东，乃致媚谄江 青，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冯氏哲学虽极高明，又何补于冯氏本人的精神境界？
　　
　　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逛语耳。
　　
　　冯氏在抗战时始蓄须，与闻一多的胡子齐名，故拟为美髯公朱仝。
　　
　　诗曰：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