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迁民的原因 [复制链接]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军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郭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太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八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入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和郑州荥阳、河阴大水。。。。。。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连年饥馑，民不聊生。”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葬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采纳了萄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时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参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乃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余级”，白沟河一仗，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类，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役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灾害，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的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南一带比较安定，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四百五十四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经过移民及其繁衍，到了弘治四年，河南省的人口就和山西一样了。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洪洞地处交通要道，明时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把洪洞作为迁民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了。为此明朝政府便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广济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中之地。                    （来自《洪洞大槐树迁民志》）2008、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