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 8】全宋文 卷四三八五 胡 宏〔三〕
与彪德美书
辱示以所见，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着落，空言泛泛，何益于吾身？上蔡先生"仁"敬"二字，乃无透漏之法门，惟益勉旃，以副所望。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知公如何分解，须是指摘分明说出，难为模糊说也『一』。看《通鉴》有得，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惟不志于功利，死而后已者，可与共进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更曾细观语录，入思虑否？"阴阳亦形而下者"，此语如何？理趣须是自通贯，随人言语，是不可也。某见侯先生说此句『二』，信以为是，更不致思。前日顿省，犹未是也。经可易读乎？如尹先生《语解》，亦未可轻易，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如何？
某年齿往矣，虽摧颓，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庶几不丧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未发、已发不同，体用一源，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宜深思之。
又，所见果分明，不必虚为谦让，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讲，然后可望上达。天命至微，自非亚圣、大贤，孰敢便为已贯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几日日有功，不至坠堕也。
又，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志近，思得也；迫切，则苦而不可久；悔过而不能释去，则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圣贤，以未见近切而自谓，恐终不能至。则大非所望也。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不特为政，学亦如是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此养心之要道。今欲进学而不终，其去仁也远矣。吾友勉乎哉！
又，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进不已，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纪、世次、兴亡，大致尝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鸿荒之世，所可知者，则未尝深考之也。今博取群书，取其中于理、不至诬罔圣人者，用编年为纪，如《通鉴》然，名之曰《皇王大纪》。考据三代，虽未精当，然亦粗有条理，可辨王伯，不至纷纷驳杂，如前史所记也。
又，黄、沈有《论语说》，某因其说，亦有数段学问，不可不讲，讲看，便见病败也。前辈凋零殆尽，续之使不绝，正在后辈。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须如粥饭，不可少一顿，可也。又况欲张而大之乎？呜呼！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而已矣。切不可不戒也。
又，社祭礼秩视三公，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证？伐鼓于社，以助阳也，非责社也。变置者，更新坛位，尽敬焉耳，非责罚也。更试思之，有可见告者，无吝，反复明道。所谓不有益于此，必有益于彼，不可寝默但己也。
又，闻有相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因是虎变，亦未可知也。若苟且近功，譬如万户棋子争胜负，能提先手超迈等伦乎？
又，天帝精义，须自有说，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经》之言为不是，须反复思索，可也。帝喾郊稷，却似无可疑者。太王为狄所攻，屈己事之，岂得已哉！可谓之乐天乎？
又，郊祀之礼，建正之义，考之颇详，然恨未精也。如蜡祭，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社主报啬，其祭在春，首见于何经？地固配天，谓当立北郊方丘，与天分庭抗礼，恐于义理不然，更思以见教。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鉴》纪秦、汉已遵用矣。《大纪》中固已纪实，更精者，《通鉴》可也。
又，"思曰睿，睿作圣"。岂可放下？若放下时，却是无所事矣。无所事，则妄人矣。若太劳，则不可，诚如教语也。
又，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观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盖修短有数，一定而不可变，虽圣人与造化同，于修短亦听之，未尝别致力也。此所以为圣人欤？在众人则不奈何著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饮水曲肱，安静中乐，未是真实乐，须是存亡危急之际，其乐亦如安静中，乃是真乐也。此事岂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后已也。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众人汩没，不自知觉，可怜！可怜！
又下谕：《卫》所以为变《风》之首者，伊川云："以卫首坏王制，并邶、墉之国，故也。"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伊川云"卫首并邶、墉"，据《诗》而言，可信也。故各系其国，以见卫之罪也。文中子为《小雅》为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为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从如云、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何以言之？盖民从君者也。君从之，然后臣民从之。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
又《关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诗人之意也。"此虽先生之说，然录者亦多误，未可全信也。先生之说，何以未可信？为《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徳故也。若是诗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徳矣。后妃之徳，以不妒忌为至，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进其贤而已。非以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徳，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一切消磨扫除尽，虽欲发，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谓"女贞"者也。深考此说，则伯氏之非苟发矣。
又《大纪》工夫不敢辍，首盘古不可移也。事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理则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于三皇之世，载些语言，甚有意思。俟回见求益也『三』。来书末后所赞鄙言，因事愤发，既以自警，又以奉告。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临死而后悔之，则无及矣。徳美当有见处，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大抵情所重处，便被驱役，自以为是，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与天地同徳，乃自弃于一物，可惜哉！某为此言者，非谓徳美为事物驱役也，大概相警发耳。其为事物所驱役，不为事物所驱役，惟徳美自知之，某不得而与也。勉之勉之！
又，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纲也。商鞅、王莽事甚明白，在所不论。董子限田之策，欲渐近古，而唐时府兵之制，亦师古者也。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幸甚！
周之宗庙只在镐，却于经无可据之文，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当时周公营洛邑，郊于此，社于此，烝于此，诸侯朝于此，祼太室、行封赏于此。似宗庙在洛无疑也。故康王命毕公之文，直以洛邑为王室。唐、虞五载一巡狩，周制六年，王乃时巡。车徒简易，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四时来朝享，何难之有？洛在畿疆之内，无告行之礼，若适诸侯，则告行亦非难事也。诸侯来朝享，礼必行于庙，报功行赏，亦必于庙，则洛邑固已朝诸侯、行封赏矣。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惟告朝一事，思天子以祝文遣使，命东郊大臣代告，疑亦可也，但无经文可证耳。主命之文，为出疆设祭祖祢，告命为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为文，况祭祀必于宗庙，而可行于疆外乎！或谓设虚庙于洛，载主在于是，遇时祭则祭，如烝于文王、武王是也。《礼》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则庙不可虚设矣，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
又曰："明堂见于太山。"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成周宣榭火，是周东迁，平王都于此矣。其有固宜，又何可引以为证也？切更思之。
又，郊社之义，谨按孔子曰："礼者，义之实也。"王者祭天于郊南，面阴也。阴气者，地之体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牛、羊、豕为太牢，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牛羊乎？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王者父天母地，不必事事同，然后为礼。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有等降也。只如人事父母，其孝爱之心则一，其事则不可同矣。礼以节文为主，若无节文，乃非礼也。《周礼》成于刘歆，歆是不知三纲之人，其书不可引以为证。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当以活法观，若以死法观之，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乃得为诸侯大夫者。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四』，成甚说话！谓变置社稷，如天子变置诸侯，若欲变置土谷，则土谷不可变置；若欲变置勾龙周弃，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五』，不可以比，无道诸侯，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
又，旱干水溢，人君当反躬修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果何义耶？《曲礼》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来教谓："《礼》曰：‘天子祭天，祭社稷，祭五祀。'"出于何篇也？《曲礼》下篇又曰："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地，虽为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诸侯各以其方色。是诸侯虽祭地，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诸侯方祀，殆为是乎？夫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按孔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六』，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又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又曰："夫礼必本于天，殽地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虽无明文，犹当以义起，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
又，示谕数端，皆列圣因革大致也。漫具鄙见，幸却指其未到。建正，自黄帝、尧、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禅，因而不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建子者，为天道至微，所以因时易命改建。所以发明三阳之义，以诏天下后世。其旨深远，不可浅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服色恐是随五徳之运，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尚黑；汤征伐，西方金，故尚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尚赤。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
忠质文之更，尚承忠之弊，以敬。太史公之言非是。忠与质相近，大抵虞、夏、质，殷、周文，殷人以木辂为先辂，是尚质也。周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王十有二，玉笄朱纮，其文可知也。圣人欲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文质参用也。周以王辂为先辂，今乘殷之辂，谓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亦可也。
礼、乐之仪章器数，须有本文为之记，可也。不可谓之经，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礼》之理，《乐》之义，则存乎《易》、《诗》、《书》、《春秋》之中矣，故通谓之六经。
贡赋，王畿之内，谷粟自足用。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故任土作贡，各以其所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
又，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隐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让桓，则与有罪矣。《传》说未可非也。
首止之盟，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无亏之杀，义系于宋襄，而不系于齐人。齐昭杀孝公之子，三《传》不载，未详其事，不可鉴也。春秋之时，天子无号令，甚矣！卫惠既死，王命讨之，虽为后时，然犹胜终不讨也。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亦得轻重之宜矣。为卫侯者，即日因齐桓之京师，请归罪于司寇，以忠孝盖前人之愆，可也。齐师以是日至，直以是日与之战，甚矣。故义系于卫，而非系于齐也。圣人权轻重，不失毫厘，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岂苟然也！
凡有疑，则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大有益耳。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人之用。
又，承讨论《春秋》学，某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问？姑道所见：大一统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更当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阳之发，天道至微，圣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于易民观听也。易月之意，无可疑者。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惮乎？一个"春"字，便是行夏之时，正次王，王次春，则立意又别也。以《周书》考之，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逾年之制，方欲讨论深思，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春秋》之法，大复仇，然不为复仇而作也。复仇，《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宠褒姒，黜申后，废嫡子，立伯服，破灭宗周，其罪甚大。故其父子间，圣人所难言也。及其赗仲子，蹈履车之辙，然后书而深罪之也。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其意所见，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故谥法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不能改也。隐公若不自立，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则可免矣。《传》谓隐无正者，正，谓不请王命耳。故仲氏以摄为无正，为非义之所存也，故纪侯之去，与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国"书之，而不书"奔"。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以名书之也。可谓权轻重，不失毫厘矣。伊川先生未成书，故不能无毫厘未尽善处也。
公子郢虽当立，孔子正名，必须请王命，然后为正也。田常弑君，告于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岂得不告？告而从，则必请王命，王若能从鲁请，兴义师，便为平定天下之端，不为东周矣。
又首年之义，恐不可泥于一说，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统之义。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其国史记，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乱也。当时诸侯纪元，乃是实事，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圣人于元上见义，若诸侯无元，则亦不成耑君矣。如元亨利贞，乾坤四徳，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谓《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载其理，《春秋》见其用，恐义亦当如此也。
祔礼必行之于庙，但皆不见其制度。《书》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无征不信，不敢遽立说耳。
圣人释栾书，归弑于一国之人。若圣人事亲，在手当诛一国之人乎『七』？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
窃意《春秋》当以复仇责平王，而圣人不责之意，亦别有说乎？不然，愚说亦有味也。
隐公不请王命，固不是；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义，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执一也。若纪侯者，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则多守其国者也。去太王则远甚，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故圣人书法如此。舜之为子，烝烝乂不格奸，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
天下有大义，亘古亘今，不可磨灭，要在识之而已。
以众授齐侯，亦圣人与狂狷之意，非尽善也。无情反复，然心之精微，言岂能宣？涉着言语，便有滞处，历圣相传，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
又，先儒之说，须傍附义理，不可轻破，要在自以意观之。所谓以田为地统者。为是二阳也；偶便是坤矣。若阴，则从阳者也，岂可以为统乎？明者，阳也；晦者，阴也；见者，阳也；不见者，阴也。寅正三阳，发见明，孰加焉！故先儒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必以此为正也。《五峰集》卷二。
『一』糊：原作「胡」据陆抄本改。
『二』侯：原作「俟」据陆抄本、清抄本改。
『三』面：原作「回」据清抄本改。
『四』若：原作「者」据陆抄本改。
『五』英：原作「矣」据陆抄本、清抄本改。
『六』社：原作「地」据《礼记•礼运》改。
『七』乎：原作「手」据陆抄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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