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耀邦：共产党人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2010年10月13日 09:37:20 来源：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0-10/13/c_12653799.htm这篇源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文章原本题为“胡 耀邦：卓越风范励后人”，昨天一度是新华网时政栏目排名第一的热点新闻，其中大量描述一生清廉的胡 耀邦种种工作及生活点滴，着重凸显当年中共高级干部崇尚道德、无私奉献的良好榜样。 本文选自《党史纵览》，作者：梁俊英
胡 耀邦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1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高贵品质至今仍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里。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瞻仰过胡 耀邦故居陈列室的人一定会记得，胡 耀邦亲笔写给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的那封信。
这封写于1961年11月12日的信这样写道：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现在耀简（胡 耀邦的堂弟，笔者注）先回来，耀福（胡 耀邦的胞兄，笔者注）过四五天后也要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这样会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就更不对了。中央曾三番五令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外出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钱，交耀简带回去，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地请求你们，今后再也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
时至今日，龚光繁老人仍然保存着这封近半个世纪前的来信，信纸已经有些发黄。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龚光繁在胡 耀邦家乡所在的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队建了一座小型水库，但在当地买不到发电机，经大队党支部研究，请胡 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两人一同去北京，向胡 耀邦求助。
因为这是给公家办事，路费可以报销。那时胡 耀邦的母亲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两人就顺便给老人家捎了一些冬笋和芋头。同时，公社党委也准备了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老人。可是，胡 耀邦却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找机会退回这些款物。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他给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
胡 耀邦虽然帮助家乡人民买了发电机，但他不同意大队为胡耀福和胡耀简解决路费。
龚光繁在写信时客套了一下，也被胡 耀邦批评：
“要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也不许隐瞒。你们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听说我叔叔的儿子耀焘哥生活较为贫困，我没有能力过多地帮助他，送给他两件旧衣服，请你们转告他，让他好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提出再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他无论到哪里，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总是轻车简从；他艰苦朴素，身体力行
胡 耀邦在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期间，出访和考察十分频繁。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他绝不私收任何礼品，每一次他总是轻装而去，轻装而归。
胡 耀邦在访问日本期间，收到大批礼品，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件。归途中，他专门召开会议作了布置，一再叮嘱工作人员礼品一律归公。有一次，外国友人送给他两套录像设备，他将其中一套送给了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另一套留在了中南海办公室作为公用设备。
有一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送给他一套《辞海》，他当即付了钱。随后，他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人家送的东西不要往家里拿，这样会贻害子孙。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 导人的胡 耀邦，直到逝世前一直乘坐的都是国产“红旗”牌老式轿车。曾有外国朋友赠送给他好几辆轿车，他都原封不动地转交到了有关部门。
在日常生活中，胡 耀邦严格限制家人用自己的车去办私事，他甚至不让自己的专车停在家门口。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子女们很少乘坐父亲的车，他的夫人李昭也常常是搭乘别人顺路的车去办事。
在国内出差考察，胡 耀邦也是轻车简从，提倡艰苦朴素。1985年，他带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内蒙古视察，途中，他坚持不乘小轿车，而是和大家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胡 耀邦一家就居住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的团中央宿舍。1984年，为了警卫工作的方便，他才搬到了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 耀邦在富强胡同的老房子里一住就是29年，这套房子只在1976年修过一次，大门的漆早已斑驳，也未重新进行油漆。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他配置些家具或调换房屋，都被他拒绝了。胡 耀邦搬入的新家也是所旧房子，只是简单地做了些室内装修。由于胡 耀邦不同意全面整修，房屋如果有破损，大家还得趁他出差时才能进行维修。
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 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走进他的卧室，被屋内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记者掀开床单，只见褥子上还打了补丁。再掀开枕巾，枕头是用一件破旧的白色针织背心缝制的，里面填装的是一些旧布。
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用了十几年的青瓷座台灯，破裂的灯口处包了一层厚厚的胶布。
胡 耀邦住院时换下的最后一套衣服也摆放在卧室里：一套洗得已经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一件衣领已经发黄的衬衫、一双白色线袜、另外的两件针织背心，一件留有汗迹，另一件破了十几个小洞。
胡 耀邦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对记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首长遗体穿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衣服已经穿脏了，前天才从人民大会堂洗干净取回来。”
胡 耀邦生前曾经常对人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廉洁。他一直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胡 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82年，胡 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1974年，胡 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给母亲写信，希望父母为妹妹上学托人找个门路。不久，胡德华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你相信这种没落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下去，你就不但不配做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甚至连一名资产阶级进化主义者都不如。胡德华看完信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要求，直到1976年，胡 耀邦的小女儿才在所在工厂的极力推荐下入了学。
1977年，胡 耀邦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他征得父亲同意，决定到外地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许多年来，亲戚朋友们都想让胡 耀邦将小儿子调回北京。可是一直到了1986年底，小儿子才转业回到父母身边。
对自己的亲友，胡 耀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许亲友进京找他办私事，更不许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私事。
1962年，胡 耀邦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哥哥胡耀福闻讯赶来，请他回家吃狗肉，这是胡 耀邦年轻时最喜欢吃的菜。可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回去。胡耀福向他诉说了家里的许多困难，他拿出10元钱给了哥哥，说道：“我是地委书记，要管一个地区的事，家里有困难不要找我，要靠自己来解决。”就这样，他的哥哥嫂子及两个侄子一直在老家当农民。直到胡 耀邦逝世，胡耀福全家仍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家中的摆设也非常简陋。
1982年的一天，胡耀福的儿子胡德安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让对方帮忙找个工作的想法，那位领导曾与胡 耀邦相熟，便答应了。胡 耀邦得知此事，大为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后来，胡耀福到北京去看他，兄弟相见，胡 耀邦又旧事重提：“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德安在农村呆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
胡 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曾专门给家里写信说：“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有一次，胡 耀邦的侄子从家乡来看他，交谈了一阵子后，他便严肃地对侄子说：“你来看我，我欢迎。但是，如果你要打着我的旗号搞东西，我不同意。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不仅如此，胡 耀邦对家乡人也十分“苛刻”。他曾经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许他家乡的人向国家要物资、资金和特殊政策。他自己也一再向家人说：“我不能为家乡谋取特殊利益。”
他一向谦虚，从不居功，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
20世纪50年代初，胡 耀邦曾在川北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在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便获悉要编写川北日报报史，于是专门作出批示：如果讲川北历史请不要突出我个人的作用，个人的作用任何时候都是第二位的。如果只突出写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并且夸大其作用，这样做就歪曲了那个时期的历史事实。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 耀邦当选为中共 中央委员会主席。他在当选为主席后发表讲话说：
我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原来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应该由邓小平同志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主席，我觉得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此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
以上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掌声。邓小平在全会闭幕时说：“胡 耀邦刚才的讲话证实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
当选为中共 中央总书记后，胡 耀邦露面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他一直保持低调，不让舆论过多地宣传自己。
1981年9月，《华北电力报》通讯员给工人日报社寄来一篇题为《胡 耀邦同志和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的稿件。文章记述了13名通讯员去中南海参观，看到有十几位同志正在瀛台东岸打扫卫生，其中就有胡 耀邦，他们不由得也主动参加了劳动的队伍。劳动结束后，胡 耀邦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生动，当时《工人日报》准备发表并上报到了中央办公厅，胡 耀邦得知后说：“现在千万不要报道，等中南海在卫生上真正成为全国表率时，同意作为历史资料。”
1986年，胡 耀邦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陪同到甘肃视察。汽车从兰州出发，一路颠簸，但他每到一地，总是不顾旅途疲劳，与当地干部群众亲切交谈，询问生产和生活情况。当时，甘肃省新闻单位要宣传报道他的视察活动，都被他拒绝了。于是，省委领导亲自替记者们说情，胡 耀邦还是不松口。直到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书记又对他说，您来过甘肃好几次，但田纪云同志还是第一次来，不报道不好。再说您跑了这么多地方，许多讲话精神群众还不知道，这怎么行。最后，胡 耀邦总算同意了。不过，他一再叮嘱说：“报道的内容要尽量简单些。”
凡是熟悉胡 耀邦的人都知道，他干起工作来几乎是到了不要命的程度，说他夜以继日地干工作一点都不夸张。胡 耀邦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紧挨着中南海，但他只有在每周六晚上才回家吃饭，其余的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全都是住在办公地勤政殿。在担任总书记的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办公到深夜，很多人都知道，胡 耀邦办公室的灯熄灭得最晚。考虑到他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工作人员劝他注意休息，可他却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工作雷厉风行、紧张有序也是胡 耀邦的一贯作风。1984年1月，胡 耀邦到贵州安顺考察工作，吃完晚饭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太好，省委陪同的领导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再走，但胡 耀邦坚持要连夜前往。深夜12点，汽车行驶到一个小县城，实在走不了了，大家只好找地方住下来。当地条件不好，县委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有张单人床。就这样，胡 耀邦就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一行人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街上很热闹。这时，他看到路边有个小摊正在卖贵州米线，便说：不要再找人家去安排了，就在这里吃吧。说完，他便坐在长条凳子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了起来。当周围的老百姓认出这是胡 耀邦总书记时，纷纷围过来热烈鼓掌，胡 耀邦站起身来，给大家鞠了个躬，饭后便返身上车继续赶路。
有一次，胡 耀邦要到西沙群岛考察，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劝道：那个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过去的，咱们去了会给人家添麻烦。胡 耀邦却坚持说：咱们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让人家招待咱们。我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光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地区，我们有机会也要去这些地方看一看，走一走。在他任总书记的4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甚至还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去考察。
胡 耀邦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因为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的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始终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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