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权威的胡适传记
2011-05-20 02:20:44 来源：长江商报 【大 中 小】 评论
http://news.cnxianzai.com/2011/05/331597.html 现在网消息 今年是“五四”的领袖人物之一胡适诞辰120周年。上月底，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的“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中国台湾以及海外地区的学者、作家也纷纷在大陆出版关于胡适的著述。其中，法律出版社本月推出了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编辑、胡适所著：《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一书；新星出版社则启动了哈佛博士、旅美学者江勇振的鸿篇巨制《舍我其谁：胡适》的出版，刚上市不久的《璞玉成璧，1891—1917》即是这套全传的第一部。
《舍我其谁：胡适》以传记的形式，追踪胡适从小学到大学全部求学过程，细节详实、丰富再现“中国思想界第一人”如何长成。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用详实的材料和严谨的考证说话，澄清以往关于胡适的许多重大误会，作者通过比勘不同版本，阐释《四十自述》里脍炙人口的故事背后的真相；重新塑造“上海时期”胡适的思想状态，挖出被胡适淡出乃至完全湮灭的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修身进德的焦虑。
“我的理想是希望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出他的学术、思想、生活与事业，并透过这部传记，来重建胡适所处的社会、时代的风貌——不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功成名就于斯的中国大陆也好，还是他留学、访问、持节出使、以至于流亡的美国也好，甚至是他龙困浅滩以至于终老埋骨的中国台湾。”江勇振的这部传记虽未全部出版，但第一部面世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誉为“学界公认最权威的胡适传记”。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江勇振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2006年）。
最新著作《舍我其谁：胡适》预计共分五部。第一部，从1891到1917年；第二部从1917到1927年；第三部从1927到1937年；第四部从1937到1942年；第五部从1942到1962年。
所有的“人云亦云”、“胡云亦云”，都先要推翻
锐读：胡适其人、其文对您有何影响？为何会选择他为研究对象？
江勇振：我在台湾成长的阶段，由于知识、思想才开始萌芽，胡适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潜移默化方面。他的文字隽永、思路清晰。在那看似理性的语言之中，其实蕴藏着无比感性的诱力。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对研究胡适开始动心了，倒是迟迟不敢动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恐惧。胡适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不但著作等身，而且涉猎极广，在许多学科领域里，都能自成一家，树立典范。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知识有限，无论中学或西学都比不上胡适。终于能克服我的恐惧来研究胡适，是因为我找到了新的观点，可以重新诠释胡适。
锐读：可否用一句话来形容，胡适在您眼里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的哪一句话，最打动您？
江勇振：胡适是一个天才加努力的人。他聪明过人、悟力超群，能取人之长、化为己用。胡适很擅长于铸造一些隽永、动听、令人难忘的词语。留美的时候，他曾创造了一句格言：“捕捉感觉、印象最好的方法，是用语言文字去把它表达出来。”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他所说的：“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现在最喜欢的是：“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锐读：这部传记，据说计划出版5部，每部50万字，为什么规模会如此之庞大？
江勇振：我在〈前言〉里就说了：这个写作构想“下笔不能自休非其咎也。所有的误解、传说、人云亦云、胡云亦云，套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都需要先去‘推翻’、‘打倒’。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抽丝剥茧、解构之余，还必须更上一层楼，要去重新分析、重新诠释，并重新编织出一幅不为胡适所预设的图案所羁、而且比它更全面、比它更花团锦簇的胡适的一生。所有这些，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予岂喜辞费哉？‘予不得已也！’”。
不能让胡适牵着鼻子走
锐读：这本书腰封写着一句话：“颠覆余英时、唐德刚、林毓生、周质平等名家旧说。”请问相比之下，您的这部胡适传记的创新点有哪些？
江勇振：腰封上的这句话是出版社促销的用语，是出版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建议用胡适说的那句：“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我希望这本书里，确实是用了“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至于是否真的做到了不让胡适牵着鼻子走，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锐读：对于上述提及的几位胡适研究专家，您有没有很推崇哪一位？或者说，哪一位的某个观点让您最接受不了？
江勇振：学术的成长是累积的。没有前人的努力，后人是不可能后来居上的。我们在援引、补充、修正前人的成果的时候，会有好恶之心自然是难免的。但最好不要让它浮现到台面上。同时，我们也须体认到自己的努力，让后人去援引、补充、修正、批判，甚至推翻。这是学术进步的轨迹，也是学术能日新月异的基础。
锐读：您说：“研究者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任收编为他的推销员。”那么，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对于胡适经过修饰的《四十自述》《胡适日记》这类传记资料，您以怎样的标准来取舍？
江勇振：胡适的《四十自述》、日记等自传资料自然是传统方法学上所说的第一手资料。但所谓的第一手资料也都是建构的产物。要如何能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还是要有“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胡适在留美的时候常常用来砥砺自己的话是：不要以耳代目。这也就是说不能人云亦云。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到底是说了什么，一定要自己去看过才算数。我们研究胡适，也必须去读胡适所读过的书；去追寻胡适思想的来源、时代与脉络；去追问胡适对杜威（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了解如何；去细思实验主义所说的是什么？胡适所说的实验主义又是什么？
锐读：您认为：“正由于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于胡适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舆论界的领袖、宗师与巨擘，他的一生正是用来管窥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知识、舆论界最理想的透视镜。”这样的评价是否有拔高之嫌？
江勇振：我说胡适的这些话绝对不言过其实。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祭酒”、是知识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可以作正反两面的诠释。宗师、巨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术霸权、舆论权威的意思。而所谓“霸权”、“权威”也者，也可以有负面的意思，要看读者如何拿捏。
胡适掌握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的资源。我在《世变中的史学》的话说过：“作为一代宗师，他订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评论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他根本上是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味；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者，他塑造了舆论；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透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站在顶尖的地位。”换句话说，胡适在学术界的龙头地位，让他能够掌控学术资源，让他在学术界扮演了把门、把关的角色。作为当时主要学术、拨款机构的领导人物，他一方面可以安插人事、巩固并扩充地盘；另一方面，他可以决定研究议题、方向与标准。人事权与研究臧否权，两相在握的结果，就是学术霸权的建立。所有这些，都请看我《舍我其谁：胡适》后头的几部。
胡适与鲁迅，没必要帮他们“一争高下”
锐读：您怎么看待胡适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巨人的关系？比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胡适与陈独秀同为倡导者与领袖。您觉得两人所起的作用有什么不一样？
江勇振：坦白说，这个问题我还没仔细或系统地想过。但这是我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所必须处理的问题。由于这套胡适新传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希望我在第二部里能够好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锐读：胡适与鲁迅被很多大陆学者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您又怎么看待胡适和鲁迅各自的地位和贡献？
江勇振：胡适与鲁迅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巨擘，都各自有他们的地位和贡献。我个人觉得没有扬此抑彼的必要。去争论胡适鲁迅的高下，就好像去争论贝多芬还是柴可夫斯基谁比较伟大一样，是无谓的争论。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都听、都喜欢。我没有必要从中选一，划地自限，无谓地失去我能欣赏优美的音乐的乐趣。天下好文我都欣赏，也都可以拿来作我的注脚；就好像所有此曲只有天上有的天籁，我都想把它们拿来人间听几回。
锐读：但是，中国大陆学界曾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尊鲁贬胡的倾向，1950年代还掀起过批胡运动，直到近年来胡适其人其学才得到了重新评价与更广的传播。您觉得，胡适在大陆和台湾的境遇为何如此不同？
江勇振：毫无疑问，对胡适的评价，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够开放。即使今天学术界对胡适的重新评价，其实未尝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一切研究、一切评价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由研究者的出身、性别、学历、身份地位、族群认同等因素所型塑出来的。
锐读：关于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在1933年写过回忆文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对此，您在书中认为胡适不但不是被“逼上梁山”，而且，即使他是上了“梁山”，那也绝对不是违反初衷，而其实是梦想成真。为什么这么说？
江勇振：毫无疑问，我这段话的目的就在解构胡适自己建构出来的文学革命的历史。我们不要忘记，胡适这“逼上梁山”的自白，是他功成名就以后、要为自己在历史作定位的《四十自述》里所建构出来的故事。
我们用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里所津津乐道的“历史的方法”的话来说，这历史的方法，就是“祖孙的方法”，就是“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被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换句话说，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胡适的文学革命，我们就必须去追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上英国文学的课，从而自己实地试验，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诗格律来练习写英诗，再从英诗的写作、英诗汉译与汉诗英译的经验里悟出心得与信念，再把这些诗国革命的心得与信念和友朋演练、论战的整个来龙去脉。从这个历史方法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记者观察——
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胡适的一生是灿烂的。他曾任北大校长，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学术界领导过新文化运动；而在他人生的巅峰，国际是他的舞台。他一生中与之往来唱和，在思想上平起平坐的，是思想上的奥林帕斯巅峰上的众神及其山腰上的众仙；在他的大使任内，往来的冠盖，有美国罗斯福总统、国务卿及其司长、著名大学校长以及显贵富豪的社交圈、各国驻美使节、访美的王公将相等。
几经浮沉后，在其诞辰120年之际，胡适的名字仍是热点。海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胡学”真可谓蔚为大观。
至于今天我们重新来研究胡适这个人，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江勇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研究胡适，做得成功，首先就是研究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即“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
其次，就可以了然胡适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天才加努力的结果。孟子说：“登泰山而小天下。”相比于“登上过泰山”的胡适，平凡的我们则多半是无缘“泰山”之巅的。但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指标在哪里呢？那就是：平凡的我们即使上不了泰山，即使只有做井底之蛙的宿命，我们还是可以立志做肯读书、能思想的青蛙。那读了书、开了眼界的井底之蛙说不定终究可以不为井底所囿，因为知识与思想有解放的作用。
诚然，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凭借天马行空的思考，便能说出很多天才的口号与思想，其远见卓识也是不容忽视。但是一味拔高胡适的地位，却不能鉴别其思想的幼稚一面，恐怕也非明智之举。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所言，这些天才的口号与思想，由于一棍子打倒或者缺乏严谨的论证的历史环境束缚，往往流于大话空话，破坏多于建设，所以抬杠的成分并不少，有价值的学理探讨倒在其次，尤其需要当代学人的审视。
站在21世纪之初，我们中国人重新审视五四一代启蒙人物，尤其不能跟着他们的尾巴后面，拾人牙慧，而忘了创新。矫枉过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重新反思的时代必将来临。在这个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古老文化价值正在熠熠生辉，重新崛起，那么中国的民族认同与自豪感也需要重新崛起。
卢欢/文
今天我们对胡适的研究是否又到了一个可以更全面、更客观但又同时对于现实中国更有针对性价值的新阶段？一方面，“回到胡适”的客观真实性由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新史料的发掘整理而更有条件，另一方面在时代思想的撞击中胡适思想的中国意义更鲜明地凸显，胡适研究汇入中国政治与文化前景研究的时代呼唤更显得迫切。
——李公明
我读胡传第一部，有点像在读武侠小说。胡适就像初入江湖的少侠，他广泛的阅读就像到处找人过招，那些读物就像各个门派的武士，武士的功夫有好有坏，读物的水平有高有低，但少侠胡适天赋异禀，他能将每个武士的一技之长，每本读物的一得之见，化为己有，终于练成绝世神技纵横天下。
——小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