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紀二戰期間，著名作家蕭乾作為《大公報》駐英特派員采寫了大量通訊報導，人們大多以為蕭乾是深入歐洲戰場採訪“惟一的中國戰地記者”。其實，當時也有一位元中國女記者穿梭在蘇德戰場上，其足跡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莫斯科和波羅的海, 在蘇聯衛國戰爭的腥風血雨中,處處都曾留下過她的嬌小身影。她叫胡濟邦，是中國駐蘇使館的外交官，兼任《中蘇文化》駐蘇記者。她是中國外交史、新聞史上的一位傳奇女性。
胡濟邦1911年1月生於浙江永康縣古山鎮一個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其祖父有五個子女，只有她父親胡仁鍥讀了幾年古書。胡仁鍥曾經通過科考取得了安徽“候補知縣”名份，遺憾的是他一直沒有機會“補”上這個職位。他只能靠在外地謀點小差事，積蓄點錢，培養胡濟邦的幾位兄長。除大哥胡濟美種田外，餘皆學有所成。二哥胡濟川涉身外交，官至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參事；三哥胡濟人曾任永康縣參議會的副議長；四哥胡濟時是國民黨兵工署少將預算處處長。
當胡濟邦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那位後來外出謀生、貧病交加而暴卒的大哥顯得十分不悅。“又多了一張嘴巴！”大哥嘀嘀咕咕著，一個勁兒地抽著那劣質的旱煙。長子為父，他的肩上擔著全家的生計啊！
由於幼年失怙，胡濟邦的童年在十分艱難與清貧的生活中度過。憶及往事，胡濟邦後來說，飽受婆婆虐待的母親賈淑蘭平時做點豆腐，由大哥挑到街上去賣了補貼家用。幼年的胡濟邦半夜醒來，常常看到寡母推著沉重的磨盤，蓬散的頭髮零亂地飄在蒼白清瘦的臉上。她自己是“在地上爬來爬去爬大的”。
胡濟邦自幼非常聰明，模仿語言的能力很強，又非常好學。在家人的支持下，她才得以進入家鄉一所鄉村學校——崇正小學（即古山小學）學習。在這所簡陋的鄉村學校，她接受了一位善良的孀居校長呂瑩玉女士的英語啟蒙。
1923年秋，12歲的胡濟邦從崇正小學（即古山小學）畢業，考入永康縣的初級女子師範學校就讀。3年後，她千里迢迢來到山東濟南，投奔當時還在津浦鐵路局工廠的次兄胡濟川。胡濟川設法將小妹妹安排到濟南東城根中學讀書。常年以窩窩頭就鹹菜充饑的胡濟邦學業優異，成績在班上每每名列前茅。
一年後，胡濟邦重返江南，在杭州考上了一所女子法政學校，在100余名考生中她占鼇頭。1928年，正當如夢花季的胡濟邦又依靠自身努力，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濟南、安徽等地赴南京請願要求抗日的學生代表，會同南京學生共3萬餘人聯合舉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喊愛國口號，散發抗日傳單，前往中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遞交請願書。當遊行隊伍行進到珍珠橋時，早已部署在此的軍警，對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了血腥鎮壓。當場30餘人被殺害，屍首被扔進河裏，還有100餘人受傷，100餘人被捕。珍珠橋事件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各地學生和愛國群眾紛紛舉行抗議活動，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統治、反對內戰、要求抗日的高潮。
這時，早已加入反帝大同盟的胡濟邦正在讀大學三年級，是進步學生的骨幹分子，也參與其間，而且是“中大”13名護校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為了營救被捕的同學，胡濟邦不顧個人的安危，憑藉永康同鄉關係，逕自到胡公館去找國民黨中央監獄長胡逸民。
“胡伯伯！我叫胡濟邦，‘中大’學生。喔，對了，胡伯伯大概認得我四哥吧，他是兵工署的胡濟時呀！我三哥是胡濟川，前些日子才外放朝鮮元山副領事哩。”
趙逸民見來訪者是位妙齡姑娘，身著陰單士林旗袍，操著正宗的永康家鄉話，稱呼他親昵得宛若家人，早有好感，連聲應道：“好，好，原來是同鄉兼同宗的胡小姐。在這異地他鄉喜相逢，真是萬分有幸。哦，胡小姐今日光臨，莫非有什麼見教？”
胡濟邦也不拐彎抹角，直截了當提出了要求。胡逸民這幾天正為大批學生被捕、南京監獄人滿為患而大傷腦筋，擋不住小同鄉的再三要求，經調來新收捕的學生案卷一看，無非是些年輕人氣血方剛，行動過激，並無紅帽子真憑實據，就賣了個人情，將‘中大’的學生都放了。從此，胡濟邦成了胡公館的常客。
未幾，胡濟邦因思想激進、參加進步活動而被“中大”開除。於是她重新北上，在北京大學借讀，在那裏與一些朋友組織研究小組，從事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後來因生活所迫，又返回南京。
回南京後不久，她去找胡逸民，說她被“中大”開除後無所事事，請胡伯伯幫她尋個生活出路。此時，胡逸民已經曉得這位小同鄉真不簡單，她的人品與才華頗受覃振賞識。覃振（1885~1947）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驅人物，歷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代理院長，司法院副院長兼中國國民黨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曾與鄒魯、謝持、居正等人（又稱“西山會議派”）進行反 共、反對國共合作的活動，同時又與毛澤東、林伯渠保持很深厚的個人友誼，並同情與支持中共的抗日活動。胡濟邦是覃振這位國民黨元老介紹入黨的國民黨特別黨員，他胡逸民自然刮目相看。
正巧那時俞大維託付胡逸民為他物色一名家庭教師。 俞大維也是浙江人，不過在湖南生長，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他曾在德國學習軍事（包括兵器製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1932年回國後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經胡逸民一介紹，胡濟邦便進了將軍府，當了教授俞大維獨生公子英語的家庭教師。胡濟邦工作盡心盡責，與所教學生的關係親密如姐弟，將軍對這位美麗、機靈、性情溫和而且本份的家庭教師也很信任。
胡濟邦在南京有一位要好的朋友王昆侖。王昆侖出生於江蘇無錫一書香門第，素有“江南才子”之稱。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時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中共先軀李大釗先生即是其恩師。1922年曾於上海拜見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孫先生的啟發和鼓勵下加入了國民黨。北大畢業後，到廣東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後隨軍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秘書長。國民政府成立後，被立法院院長孫科委任為立法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目睹日寇對中國的侵略，努力尋覓拯救中國的正確道路，思想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33年夏，在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書記盧濤介紹下，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爾後，他在南京組織南京讀書會，聯絡進步青年；在滬、寧兩地廣交女界朋友，組織領導婦女抗日救亡運動。胡濟邦參加了南京讀書會，與王昆侖等人成為同一條戰壕裏的親密戰友。
這時，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蔣介石徵召調集人馬，準備向中央蘇區發起聲勢浩大的第五次軍事“圍剿”。事前，他請來德國退役一級上將、一次大戰時期的陸軍參謀總長漢斯•馮塞克特擔任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這位德國人為蔣介石制訂了全新的作戰計畫。當時的共產黨上海地下情報科負責人王世英找到王昆侖，要他儘快搞到蔣介石“圍剿”中央紅軍的詳盡計畫。王昆侖經過一番認真思考，認定俞大維一定有蔣介石的“剿共”計畫。因為兵工署長必須熟悉兵力部署，不然無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彈藥。這樣，王昆侖立即找到胡濟邦，想通過她來獲得這份情報。
從王昆侖處領命後，胡濟邦一直關注俞大維的起居行止，不敢有絲毫懈怠。因為胡濟邦教學工作一絲不苟，又丰姿綽約、俊俏秀美、善於交際，早已深得俞大維一家的喜歡。更兼是自己的心腹部屬胡濟時的胞妹，俞大維對胡濟邦深信不疑，從不防範，甚至在公務之餘，還毫不避嫌地主動與胡濟邦談論一些國民黨的內幕消息。
有一天，俞大維奉命上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集的重要軍事會議後，回到南京家中，頗為得意地對胡濟邦說：“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軍的詳細計畫。我看朱毛紅軍這次恐怕不長了……”
胡濟邦沒費多大周折，就找到俞大維從廬山上帶回的一大摞軍事檔，其中包括蔣介石為制定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紅軍行動方案而召開的廬山軍事會議的絕密材料。她以最快的速度用特殊照相機一一拍照。一切做的是那麼天衣無縫，不留蛛絲馬跡。當晚，這些材料就送到南京中央路305號“正元實業社”（中央特科的一個重要聯絡點），很快就轉到李克農將軍手裏。
當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紅色通訊社刊出這些絕密材料的時候，大驚失色的蔣介石及其謀士氣得差點暈了過去。他們怎麼也搞不明白，是哪一位“法力無邊”的高級“共諜”，竟能把何時行動、各路司令是誰，包括德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精心炮製的“碉堡政策”、“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圍剿、分進合擊”的重要戰略戰術，甚至為配合“圍剿”而制定的《封鎖匪區辦法》、《匪區食鹽、火油、藥材、電器封鎖辦法》等詳細條文，也搞得一清二楚。其時，胡濟邦還祗是一顆含芽待萌的紅色種子哩。
1933年底，胡濟邦進入了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
促成她涉身外交界的有利因素很多。
首先，她是國民黨元老覃振介紹加入的國民黨特別黨員，又掌握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語，特別是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胡濟邦的二哥胡濟川20年代中期曾是山東濟南津浦鐵路局工廠的一位普通技術員。1928年５月日本帝國主義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血腥事件“濟南慘案”。當時，由於日本封鎖消息，南京國民政府當局還蒙在鼓裏。胡濟川這位頗有愛國思想的繪圖員置生死於度外，化裝成日本人，飛快騎上自行車，機智地闖進濟南火車站，奮不顧身爬上火車來到南京，向國民政府報告“濟南慘案”詳情。胡濟川的義舉頗得當局的賞識。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意將胡濟川招入部內。年輕有為、富有才幹的胡濟川從此平步青雲——從外交部亞洲司科員起步，旋即外放，數年中連連升官，從駐朝鮮元山領事館副領事，迅速升任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參事。胡濟邦所以能輕而易舉地進入等級森嚴的國民政府外交部，胡濟川的說合是顯而易見的。
胡逸民、俞大維和胡濟時的推舉介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促成此事的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何浩若。作為恩師，何浩若對自己的得意門生頗為賞識，更主要的是，“九•一八”事變後，何浩若的愛國主義傾向表現得十分強烈，他曾領導學生救護隊，並參預護校行動。胡濟邦的不俗表現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何浩若遂向南京國民政府當時的兼任外交部長汪精衛極力推薦胡濟邦。
經過國民政府考試院的核准，正當如花似月好年華的胡濟邦跨進了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大門，成了朱鶴翔為司長的外交部國際司五科（護照科）的一名年輕的女科員（屬於薦任級官員）。
在五科工作期間，胡濟邦為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從外交部搞到16本護照，解決了部分同志的赴蘇難題。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還誇獎胡濟邦等：“多虧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1934年，在王昆侖等人的動員下，胡濟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兩年後，胡濟邦被任命為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隨員（新聞專員），這是中國正式派駐國外的第一位女性外交官。
當時，蘇聯對妙齡少女胡濟邦來說，是一個非常遙遠而神秘的地方。１９３６年初，她在上海獨自登輪，乘一艘蘇聯破冰船，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後坐了９天９夜的火車，穿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王昆侖、王楓兄妹十分佩服胡濟邦的壯舉，曾經感慨地說：“一個小姑娘，孤身一人，到那麼遠的異國他鄉，真不容易啊！……”
為了儘快熟悉蘇聯的情況，以便開展工作，胡濟邦到莫斯科使館後不久，就跟一位懂英語的打字員學俄語。
在駐節莫斯科13年的悠長日子裏，胡濟邦繼續為國內的革命事業奔波。據原南京國民政府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姜治方回憶：“胡濟邦是一位活躍在東歐外交界的中共地下黨員。------她曾到華沙托我為國內代購電訊器材。”
另一位知情者這樣寫道：“據筆者所知，胡濟邦是……中共地下黨員，奉黨派遣進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門派駐蘇俄。她的共產黨身分始終未被查覺，特別是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時，傅對胡更是信任關愛。”
不過，使胡濟邦的外交生涯增光添彩的，是她的記者生涯。
早在1936年底初到蘇聯時，沈茲九、羅瓊主編的《婦女生活》已專為遠在冰封雪飄的莫斯科的胡濟邦開闢了一個“新世界巡禮”的專欄，這是胡濟邦從事記者工作的“濫觴”。
1937年全面抗戰以後，胡濟邦兼任中蘇文化協會駐蘇代表，這一兼職後來又使她兼任了《中蘇文化》駐蘇記者。十數年間，胡濟邦把外交官和“無冕之王”的職業有機地結合起來，誠如她後來所說， “一生就是幹新聞和外交，這兩者互相補充，關係緊密”，記者身分使她的外交官職業插上了翅膀。
蘇德戰爭從爆發到結束，胡濟邦一直待在蘇聯，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這場戰爭，並且以記者資格與各國駐蘇記者同往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莫斯科戰場、克裏米亞、波羅的海及烏克蘭各戰區，採訪紅軍。在採訪中，她親眼目睹德軍的進攻，還參加戰鬥，對撲上來的德軍開槍。
作為蘇德戰爭全過程的見證人，她用手中的筆寫下了一生最為意氣風發的燦爛篇章，向中國人民報導了蘇聯軍民誓死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一幕幕壯烈情景。其中，《列寧格勒的九百個日日夜夜》這樣報導：“戰爭初期，希特勒的上萬輛坦克嘩嘩地從蘇聯西部大平原進來，銳不可當，一下子推進了幾百公里……在紅軍西北路總司令伏洛希洛夫元帥、列寧格勒市委書記、市長的協同指揮下，列寧格勒市民和四郊居民動員了起來……德軍殘酷地封鎖了872天，德軍設想的閃電戰，變成了持久的消耗戰。1943年1月25日清晨，敵軍被擊退，從此列寧格勒再聽不到敵人的炮聲。列寧格勒東北部有一座公墓，那裏長眠著被德軍圍困的900天中死難的47萬市民和將士。”
當蘇聯軍隊最初敗退時，許多同盟國駐蘇使館武官和記者普遍感到悲觀，只有胡濟邦有與眾不同的眼光，在《莫斯科保衛戰》的一篇通訊中，這樣寫道： “我忘不了莫斯科大戰，我永遠忘不了德軍集中百萬以上的軍隊對莫斯科實施‘颱風’行委過動，飛機狂轟濫炸投下的炸彈像秋天的落葉一樣多；我忘不了德軍就在城郊，而史達林卻在紅場檢閱部隊。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最終在莫斯科破滅了。”
在蘇聯期間，胡濟邦以記者或新聞秘書的身分採訪過史達林、羅斯福、杜魯門、張伯倫、邱吉爾、戴高樂、鐵托、卡達爾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雲人物；參加了戰時及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的記者招待會。她的語言天才在此放射出璀燦的光芒。如與蘇聯史達林會話，她能以流利的俄語說得令這位嚴肅有餘的大元帥驟然開顏；拜會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英國首相張伯倫、邱吉爾，她駕輕就熟地以出色的英文與他們談笑風生；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是位標準軍人，不輕易接受採訪，但在與胡濟邦交談時，常常被她那極具神韻並且動聽的法語樂得雙肩亂聳，興致盎然。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匈牙利領袖拉科西和卡達爾都幾次成為她的專訪對象。她那一口嫺熟的日語、拉丁語也都無可挑剔，叫外交界、新聞界同仁們刮目相看。
正因為胡濟邦的語言天賦，故而能掃除交流方面的第一障礙，廣泛與各國朋友、領導人自由廣泛地交談。被採訪的政要名流以及與胡濟邦一起採訪的各國記者對胡濟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讚揚她是一位思維敏銳、大膽潑辣、很有才氣的記者。
在蘇聯期間，胡濟邦曾赴歐洲各國考察。1937年曾赴英國、法國、德國、瑞士各國；1942年春赴伊朗、埃及兩國；1945年夏隨蘇聯紅軍赴羅馬尼亞、波蘭；1946年考察瑞典、芬蘭、丹麥、南斯拉夫、法國；1947年考察捷克斯洛伐克、波蘭；1948年又出訪捷克（斯洛伐克）和義大利、法國、瑞士各國……
1949年３月，根據組織上的指示，胡濟邦以到歐洲讀書為藉口，脫離了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館，于同年４月下旬經英國到達香港。幾天後，她便和郭沫若、於立群夫婦一起回到了和平解放不久的古都北平，住進了南池子一帶的翠明莊招待所——那裏是中共中央外事組駐地。
此後，她參加了新中國外交部的籌建工作，是以周恩來為首的、最初40餘位建部人員之一。
這年11月８日，外交部在北京東城區外交街31號舉行正式成立大會，胡濟邦出任外交部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
建部伊始，外語人才奇缺，有過外交生涯的更是鳳毛麟角。一貫主張“能者為師”的周恩來請來一男一女兩位“總教習”。男“教習”是閻寶航，而女“教習”就是胡濟邦。胡濟邦真是誨人不倦，除了教授外語，她還不厭其煩地從衣著、談吐、行走、化妝、髮型、用餐……等方方面面，給未來的大使夫人們講解並做示範，教她們學習外交禮儀。
1956年，根據劉少奇提出的“應該派一些老記者出去走走”的指示，胡濟邦依依不捨地離開外交部，重操舊業——調至《人民日報》國際部擔任記者評論員，同時擔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這期間，她親臨匈牙利，采寫了大量新聞報導。
1979年至1985年，丈夫畢季龍（中央大學同學）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胡濟邦也到美國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他們兩人被外交界讚譽為“最美好的一對”。
1995年2月7日，胡濟邦在上海逝世。
[ 此贴被观海卫木兰在2014-06-17 22:0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