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淮：清史研究视野里的张问陶文化世家
时间:2017-11-30 来源:立身国学网 作者:综合 点击:453次
【图语：胡传淮先生】研究应该人无我有 具有本土文化特色
钟永新：胡先生，您好，您是巴蜀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成果很多，首先请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文史研究之路的?同时您曾受龙晦教授教益较大，蜀中前辈学者给您的治学启示有哪些? 胡传淮： 1964年8月27日我出生于四川省蓬溪县文井镇百恒村。因河南历史文化名城淮阳是胡氏得姓始祖西周时陈国第一任国君胡公满的封地，也是胡姓发祥之地和血脉之源，故取名“传淮”，以示不忘胡姓传统根脉在淮阳。 小时候，我就喜欢刨根问底。因为常听老农忆苦思甜，就向他们讨教村史社情的文字记载，老农告诉我：“哪有什么文字记载哟，全部是凭脑子记、口头传下来的。”那时我就想，将来我有文化了，要把农民们讲的东西记下来。 读中学时，见《历史》教科书后附有“乡土教材，各地自编”。我就问老师：“我们有自编的乡土教材吗?”老师说：“我们这里还没有。”于是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编本乡土教材。 后来在读大学的岁月里，我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认真研读历代诗词小说，准备毕业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由于人生有了目标，精神便有了寄托。然而怎样才能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呢?我的老师、四川教育学院(今成都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著名国学研究家龙晦先生曾对我说：“四川的学者应该把研究的目光瞄准在本土历史文化上，就如同土特产，人无我有，具有特色。” 又说：“要研究清诗，先选择一个地域、一个小群体、一个家族或者只是一个人，仔细读去，不要被《清诗纪事》中那些评价迷惑，这样庶几可得清诗之真。” 这些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匪浅。我想，许多外地学者都重视巴蜀文化，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岂能视而不见?心中的盲点蓦地消失，心情自然舒畅起来。故而我把研究目标瞄准在巴蜀文化，定位在明清文学上，并集中到遂宁籍宋代学者王灼、明代女散曲家黄峨、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三人。
张问陶画像 里程碑意义的张问陶研究
钟永新：您对被誉称为“清代蜀中诗冠” 的张问陶研究最为着力，能否简述一下您在张问陶研究领域的主要经历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如何看待张问陶在中国清诗史上的地位成就? 胡传淮：大学毕业后，我教了几年高中语文。至1993年7月，我调到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专门从事巴蜀文化、地方文献和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 我用力最多的研究对象是清代乾嘉年间的大诗人、书画家张问陶及其家族。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乾隆进士，官至山东莱州知府，祖籍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遂宁市蓬溪县金桥镇黑柏沟两河口翰林村)，后世刊行有《船山诗草》。由于过去政治因素的干扰，一些文学史对张问陶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谈。 1988年，在成都读大学期间.我就开始搜集有关张问陶的资料。节假日，我从四川教育学院乘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抄阅资料。一坐就是一整天，当离开图书馆时，常常是夜幕降临。短短几个月，我便抄录了26卷《船山诗草》约50万字。 十余年来，我相继出版了《张问陶年谱》《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问陶研究文集》《船山诗草全注》《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张问陶资料汇编》等研究张问陶及其家族的著作10余部，发表有关研究张问陶的论文30余篇。这些著作发行至欧美、日本、韩国和台港澳等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具有开创性的成果为： 一、编著《张问陶年谱》 1998年4月，为编著《张问陶年谱》，我到张问陶故里蓬溪县金桥镇两河口，搜遗考古。寻拓古碑，查阅族谱;扶桑牵桐，翻山越岭，考察了两河口唐家湾月亮坪张问陶墓址及张氏家族墓群，并与张氏后裔张隆俄、张清廉等人座谈，记录了几大本有关张氏家族的珍贵史料。 为研究张问陶，我还把古代文学史、目录学、绘画史、书法史、佛教史、道教史等，都仔细梳理一遍，同时反复研读张问陶原著。2000年1月，《张问陶年谱》编著完成，在巴蜀书社出版发行，深受好评，如： 浙江大学教授、《全清诗》编委会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清诗研究专家朱则杰教授说：“《张问陶年谱》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张问陶年谱，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对张问陶研究，就是对整个清代诗歌的研究，无疑都是一件大好事”。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蒋寅研究员说：“船山于清诗地位甚为重要，研究者渺见。足下钩沉发覆，成此一编，沾溉学界匪浅。清诗浩繁，必得如足下者，积思广益，或望有陶冶功成之日也。” 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来新夏教授说：“船山先生为清代一大诗家，我少年时即读船山诗集，堪称大家。今阁下为之撰谱，可称功臣。”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收藏了《张问陶年谱》，并致函说：“《张问陶年谱》对新修《清史》中《张问陶传》的撰写，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5)在《清代文学研究综述》中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了胡传淮撰著的《张问陶年谱》。张问陶是清代性灵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撰著者历数年遍查资料，编成此书。该著概述了张问陶的世系及其家族诗人，记录其生平和创作成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合编《张问陶资料汇编》 2016年，我与黑龙江大学许隽超教授合编了《张问陶资料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48万字，此系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首部清代诗人资料汇编，为张问陶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新成果。本书也是四川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巴蜀全书》系列成果，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委托项目。 三、张问陶诗歌的历史地位评价 张船山是清代乾嘉时期大诗人兼诗论家，在清代诗歌史和诗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清代性灵派重要诗人，与袁枚、赵翼合称“性灵派三大家”，主张诗歌应专注性灵，抒写真性情。他说：“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 “文章体制本天成，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 其诗题材广泛，主题鲜明。直抒胸臆，虚实结合。语言平易自然，精当犀利。风格雄奇奔放，空灵清新，沉郁苍秀，冲淡平和。内容可分为政治诗、山水诗、爱情诗等类，其中山水诗是张船山诗歌中数量最多的诗篇，成就也最高。张船山数次过三峡，写下了数十首三峡诗。如《巫峡》云：“云点巫山洞壑重，参天乱插碧芙蓉。可怜十二奇峰外，更有零星百万峰。”将巫峡刻画得山明水媚，气象万千，堪与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媲美。 朱文治是清代最早以诗歌来论述张问陶的人，他在《书船山纪年诗后》云：“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也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评价张问陶诗具有气势，富有创新，性情真实，语有生气，内容多忧国忧民，寄意遥深。 清代道嵘《船山诗草•序》和顾翰《船山诗草补遗•序》，则是清代两篇全面评价张问陶诗歌的文章。道嵘《序》介绍了张问陶的为人和张问陶诗崇尚自然、独创，追求诗中有我，“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领导表新，自成一对，乃诗中豪杰。顾翰在《船山诗草补遗•序》中云：“余读之飘飘有仙气，心窃爱慕之。又数年，有以先生《宝鸡道中题壁》诗抄示者，余始骇然以惊。见其跋涉关河，崎岖戎马，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表明张问陶诗，有的近乎诗仙李白，有的与杜甫相似，是惊世骇俗的大作。评价全面准确。 此外乾嘉诗坛盟主袁枚称誉张船山的诗“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可谓中肯之评。 四川清代著名学者孙桐生在《国朝全蜀诗钞》谓张问陶：“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期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认为船山主性灵而重独创，源于李白，风格超妙沉雄，越义山而近子美，乃有识之见。 及至当代，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杨世明《巴蜀文学史》、王英志《性灵派研究》等专著，都列专章或专节评论张问陶，给予张问陶充分的肯定。尤其钱锺书、钱仲联等主张以张问陶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集团，即以袁枚、赵翼、张问陶为“乾嘉诗坛三大家”。著名学者刘扬忠则提出“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 我认为，总体来说，张问陶在中国清诗史上成就卓著、地位崇高。他是清代乾嘉诗坛射雕手，中国杰出的天才诗人、诗论家，著名书画家。其诗天才横溢，价重鸡林，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书法直追米芾的清代书画大师，亦是东坡之后，一人而已。
胡传淮先生合著及专著书影(部分) 新见史料推动学术研究辨析
钟永新：在备受好评的《张问陶年谱》里，您提出并且撰写发表《洗百年奇冤 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认为“汉军高氏”非高鹗，而是高扬曾，请简要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考证辨清此问题的? 胡传淮：从清末至今，红学界许多人认定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主要原因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二月，张问陶出京师齐化门，祭扫四妹张筠(又名张问筠)墓，归作《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四首。在这四首诗诗题下，张问陶加了一个小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汉军高氏”即是高鹗，但是忽略了“汉军”中姓高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定是高鹗呢? 受上面因素影响，震钧、恩华、胡适、俞平伯、王利器、周汝昌等许多红学家都误以为高鹗是张问陶的妹夫，只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但又不能坐实张问陶的妹夫到底是谁。 最早说高鹗是张问陶妹夫的人是清人震钧(1857—1920)，说这话时距张筠死后120年，他在《天咫偶闻》书中称：“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野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兰野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野”，应作“墅”)这番话似乎言之凿凿，其实乃道听途说。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1922年俞平伯《红楼梦》的考证文章，也持此说。自此以后，高鹗就被误认为张问陶的“妹夫”了。 十余年来，我在搜集张问陶家世资料、编写《张问陶年谱》过程中，先后发现了张问安、张问陶、张问莱兄弟三人于清嘉庆二年(1797)合写的《朝议公行述》、光绪九年(1882)刻本《遂宁张氏家乘》及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遂宁张氏族谱》等重要史料。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张问陶之四妹张筠所嫁“汉军高氏”原来是汉军高扬曾，并非高鹗。 证据之一： 张问陶之父张顾鉴，于嘉庆元年(1796)卒。因曾任云南开化府知府，故按清“职官志”及封赠制规定：知府官阶从四品，封赠“朝议大夫”。张氏兄弟所撰《行述》中有“朝议”之称。《朝议公行述》中说：“有女二人：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次适汉军高扬曾，四川石柱厅同知讳瑛子”。“次”者即张筠，“瑛”者即高扬曾之父高瑛，字东冈，汉军镶黄旗贡生，乾隆四十年(1775)任四川蓬溪县县丞，其后曾任四川昭化县知县、四川雅州知府、四川石柱厅同知。 证据之二： 张崇阶《遂宁张氏族谱》卷一历述世系时，张顾鉴为十二世，张问陶三兄弟即为十三世。张顾鉴有两个妻子，即李氏、周氏。张问陶、张筠乃周氏所生。在子女题名上又有“女二人：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显然，张问安兄弟三人合撰的行述时间最早，收入《遂宁张氏族谱》内，再加上《族谱》第一卷世系所载，这是最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足资征信。所以，张筠的丈夫是汉军高扬曾，而非高鹗。 《朝议公行述》《遂宁张氏族谱》及《遂宁张氏家乘》的发现，对张问陶家世生平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而《张问陶年谱》之所以能够得到完成正是得益于这些重要史料的发现。而且我相信这些史料必将对张问陶的思想、诗文艺术的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其次，由于张问陶家世史料的发现，澄清了红学研究史上的一大疑案。张筠所嫁的“汉军高氏”是高扬曾而非高鹗，已由上述史料所证明。 因此，我将《遂宁张氏族谱》中的记载不断公诸于众，用以澄清红学研究中的一大疑案，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如：《<遂宁张氏族谱>解开红学研究中的一大悬案》《张问陶的妹夫不是高鹗》《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等。 这些文章发表后，在红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撰文《玉宇澄清万里埃——读<张问陶年谱>随想》说：“辛巳(2001)春，四川蓬溪县胡传淮先生寄赠一本他所著的《张问陶年谱》，令我不胜喜悦和感谢。因为在这本《年谱》中，作者以确凿的文献根据向读者，特别是那些研究高鹗并发表过评论的权威学者们揭穿了一桩延续了近百年之久的大谎言，证明了所谓‘汉军高氏’非高鹗，而是高扬曾，从而使沉冤百年的高鹗得到了昭雪。” 著名红学家胡邦炜教授说：“近百年来，在红学研究领域中，大多数人都相信高鹗与张问陶的姻亲关系，并写入论文中。这一资料的发现，使这一说法彻底崩溃，无可再议了。至此，红学研究中的这一悬案可以说彻底解决，可以划上句号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其功劳自然应当归于胡传淮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扬忠先生说：“胡传淮先生的《张问陶年谱》和他考证高鹗并非张船山妹夫的文章，已经在清诗研究界和红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胡传淮先生的学术成果，当然主要是他的学识和才力的产物。” 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在其所著《红学通史》中，引用了我的论文并赞同我的考证结论。
张问陶书法作品
张问陶绘画作品
文化涵养深广 植根中华民间
钟永新：同时您对遂宁家张氏家族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先后出版《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张鹏翮研究》《张鹏翮诗选》《张问安研究》《张问安诗选》《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烬余录注》《张文端公全集注》等，请问如何理解认识巴蜀文化世家的影响和意义? 胡传淮：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上，巴蜀文化是极具特色、极有分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色和分量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涵养深广，植根民间”。在巴蜀大地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有一批数代传承、各具特色的文化世家，这些文化世家在中华文化殿堂上熠熠生辉。其家族中，文化人才群落辈出，文化成果不断涌现。因此，探索蜀中文化世家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巴蜀文化史，都是非常重要的。 蜀中遂宁，据涪水之上游，乃东川之都会;水陆交冲，佳气盘结;风教重地，文献名邦;人才辈出，风俗淳美，为巴蜀第一奥区，传统文化根基殷实丰厚，文化世家延绵不绝。 明清遂宁诞生“席、黄、吕、李、张”五大家族，经济文章，代有闻人。产生宰相三人(席书、吕大器、张鹏翮)，尚书四人，侍郎三人，通政使一人，总督二人，巡抚三人，布政使二人，榜眼一人(李仙根)，进士十五人;入《明史》、《清史稿》人物传八人，入国家贤良祠一人(张鹏翮)，入《辞海》三人(黄峨、张鹏翮、张问陶)，入《中国通史》一人，入《中国文学史》二人，入《四川历史文化名人辞典》十六人;入《中国文化世家》三家。真乃人文踵起，可云极盛，为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宣传、研究和弘扬光大。 清代蜀中遂宁黑柏沟张氏家族是一支兴盛时间长达两百年，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重要影响的大家望族。遂宁张氏家族既是清代政治望族，又是文化望族、精神望族，他们“以功德显，以文章著，以孝友称”。据民国十三年(1929)刻本《遂宁张氏族谱》载：张氏原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白獭河绿柳村(今湖北省麻城市龙池桥办事处白塔河社区)，明洪武二年(1369)，迁入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属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居住，入川始祖为张万，至今已繁衍22代，广泛分布于蜀中遂宁、蓬溪、安居、大英、潼南等地。黑柏沟张氏从明初入川至清代400余年，家族人员考中进士者6人、举人18人、贡生18人;为官者80余人，有诗文著述流传至今者50余人，可谓“一家男女尽能诗”。 张问安、张问陶、张问莱三兄弟及其妻陈慧殊、林韵徵、杨古雪三妯娌分别被世人称为“三弟兄诗人”和“三妯娌诗人”，为古今中外诗坛所罕见。有文学家13代80余人。这一代代众多的作家个体对文学的情有独钟,不断地续写出这个家族在文学上的辉煌,为其在当时文坛上赢得很高声誉，论者赞云:“风雅之盛,萃于一家，海内所罕见也。”，人称“清代蜀中第一家”。
遂宁黑柏沟张问陶墓 (2015年3月16日 钟永新摄)
学术聚焦深研致志方有收获
钟永新：作为蓬溪县文史委主任，您对乡邦文献和先贤也进行了大量挖掘，先后整理出版《王灼集校辑》《诗书画大家吕潜》《南明宰相吕大器》《榜眼李仙根》《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遂宁历史名人研究》等具有重要文史价值的文化典籍和名人资料，能否谈谈您在地方文献研究方面的体会与经验? 胡传淮：中华文化是由多个地域文化相互接触、影响和交融而成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地域文化。若连地域文化都不了解，又怎见得是了解中华文化?因此，探索地域文化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非常重要。 二十余年来，我一直从事遂宁文献整理和研究，出版专著7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我的体会与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选择确定研究方向，广泛阅读第一手原始资料。 读大学时，我就把研究目标瞄准在巴蜀文化。清代《四川通志》《潼川府志》《遂宁县志》《蓬溪县志》，张崇阶《遂宁张氏族谱》等数十部川中地方志、家谱，我都或购买或抄录过;巴蜀历代诗文总集、别集，尤其是遂宁历代乡贤之诗文集，如唐代陈子昂《陈伯玉集》、宋代王灼《碧鸡漫志》、明代黄峨《杨夫人乐府词余》、吕潜《怀归草堂诗集》;清代李实《蜀语》、张鹏翮《张文端公全集》、张问陶《船山诗草》《船山诗草补遗》等数十部乡邦文献，我都仔细研读过。其他有关乡邦的正史、方志、野史、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县志资料、党史资料、遂宁文物、碑记等也有广泛涉猎。 第二、排除干扰，专心致志。 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排除干扰，专心致志，排除包括人事、权利、物质、娱乐方面的干扰。做学问的人只有抵制住方方面面的诱惑，才能有所成就，正所谓“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文章乃千古事，著书立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能草草了事，要让后人相信它。 第三、集中精力，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般说来，太阳光线在散射的状态下发出的热量并不是很强烈的。然而，如果我们用一面聚光镜把散射的太阳光线集中在焦点上，那就能达到较高的温度，甚至能使纸片燃烧起来。人的精力也和太阳光线类似，如果处在“散射”状态下，很难达到一定的热量。只有把精力高度集中起来，深入钻研一方面的学问，才有可能取得原创性的成果。 几十年来，我的研究范围和关注热点始终没有离开张问陶和遂宁乡邦文献。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做学问缺乏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相反，盲目地跟着自己的兴趣转：今年忙着学外语，准备出国;明年又去学绘画，希望自己在艺术上有所造就;后年又去开公司，做生意等等。结果是爱一行，干一行，丢一行。轻则事倍功半，浪费精力，重则蹉跎一生，一事无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有所造就，就一定要集中自己的精力，努力去做自己愿意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工作。
张问陶故里遂宁黑柏沟风光 (2015年3月16日 钟永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