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秦桧是高宗和议策略的执行者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晚，高宗皇帝“幸秦桧第视疾”——亲自到秦桧家中看望病情。秦桧病重已不能讲话，见高宗皇帝亲来看望，眼泪鼻涕流了满面。高宗拿出自己手帕赐予秦桧，秦熺帮助其父擦拭。送高宗皇帝出门时，秦熺顺势问高宗：吾父之后，谁适合接续宰相职位？高宗答了六个字：“此非卿所当预”。
天亮前，秦桧命归黄泉的奏章，就已传到朝廷。
第二天早朝，执政奏事，高宗对群臣说：“桧力赞和议，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言罢，伤悼久之。
八天后，高宗追封秦桧为“申王”，赐谥“忠献”，亲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作为秦桧神道碑额。
秦桧死后，被贬主战派人士渐得复官，朝野反和主战情绪再起。为防止这种过激情绪扩散，高宗于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下诏：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造诏命，召用旧臣，献章公车，妄议边事，朕实骇之。仰惟章圣皇帝（指北宋真宗）子育黎元，兼爱南北，肇修邻好，二百馀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谟，守信睦之长策，自讲好以来，聘使往来，边陲绥静，嘉与宇内，共底和宁。内外大小之臣，其咸体朕意，恪遵成绩，以永治安；如敢妄议，当置典刑！”
高宗一直主张和议，秦桧确实只是执行者。绍兴十八年秋，有大臣奏天下安宁时，“上顾谓秦桧曰：‘卿之功也。朕记卿初自金归，尝对朕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讲和之议。朕心固已判然，而梗于众论，久而未决。今南北罢兵六年矣，天下无事，果如卿言。’桧顿首谢曰：‘议和之谐，断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
可见主和确是高宗坚定不移的本志，并非秦桧所鼓荡，秦桧所以能得长期执政，也并非只是善于弄权，而是有效地执行了高宗的旨意。得失、正误姑且不论，只说秦桧之恶，就国家层面而言，不在与金议和，而是借助议和之成，长期把持权力，培植党羽，排斥异己，伤害善类。此等恶行，均在第二次任相之后。首度任相和此前的行为，当年甚为天下称美，正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称：“靖康末，桧在中司，以抗议请存赵氏，为金所执而去，天下高之。及归，骤用为相，力引一时仁贤，如胡安国、程禹、张焘之徒，布在台省，士大夫亟称之。为吕颐浩、朱胜非所排，遂不复用。”
第二次任相独揽大政之后，“擅权不去，……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中正之士，多避山林间……荐执政，必选世无名誉、柔佞易制者，不使预事……”之类。如曹泳、汤思退等，皆桧晚年所信用者，曹凶狡尤甚。
后来的一些南宋学人，将秦桧与曹泳，看成同样的“小人”。朱熹却提醒门生们，两者是有原则差别的：“秦老是上大夫之小人，曹泳是市井小人。”
朱熹还对学生们说：“此老（指秦桧）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胡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是不归附他。”
朱熹说秦桧“留意故家子弟”，主要是指程门的两位高足杨时和游酢的子侄。“游、杨之后，多为秦相所屈。胡文定刚劲，诸子皆然。和仲不屈于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
胡宏及其兄胡宁，对秦桧“招引”的态度，与当年程门大佬弟子区别甚大。全祖望在《宋史•胡安国传》后附言说：“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先生，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
胡安国及其数子，人生目标崇高，人品信实正直、性格刚毅，不入流俗，均不曾为势力所屈。这是胡安国平日家教的显著成效，同时又与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体会关系至密。理学造人，尤其在南宋时代，确有不宜轻加妄议的真实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