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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父子与秦桧的交往关系----王立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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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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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国父子与秦桧的交往关系
王立新
本文转载于：微信公众号“南海陋叟”



一、游酢告知胡安国：秦桧有荀彧之才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文定，福建建州崇安（今武夷山市）人，曾为北宋钦宗和南宋高宗的身边近臣。胡安国性格耿直，尊奉孔孟，以孔孟的教导引领自己，一切言行均向圣人看齐，居官坚守道义，北宋末即因此遭受权相蔡京等陷害，宁可忍受排挤、打击，却从不向恶势力低头，《宋史•胡安国传》，借助程门高足谢良佐的话语评价称：“胡康侯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胡安国是赵宋南渡之初的儒学大家，广受天下士人敬仰，而其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春秋》学”大专家，著成传世的《春秋传》。这部《胡氏春秋传》，在元明清时代，被官定为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教材”，胡安国更因此广为天下后世所熟知，所尊重。但胡安国与权相秦桧的深密关系，也常常被后来者所点指。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北宋末重要大臣，南宋擅权宰相。秦桧是中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宰相，与诸葛亮有同样的知名度，只是后世评价，恰处善恶两端。


胡安国结识秦桧，是因为北宋二程（程颢、程颐）的高足弟子游酢的引荐。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廌山，学者称广平先生，福建建州建阳人。与谢良佐、杨时、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高足”。因吕大临原本是张载门人，张载去世后转师程颢、程颐兄弟，浸润程门时间不长，所以在后世的程门续传中，地位不及谢、游、杨，后世因此又将谢、游、杨单列，称作“程门三先生”。游酢曾任北宋地方和朝廷官员，程颐曾对杨时评价游酢，称“游君德器粹然，学问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

胡安国并未见过二程，但对二程的学问人品，极其服膺，并通过游酢、杨时和谢良佐，间接了解、学习二程思想、人格。程门另一著名弟子侯仲良，对当时士大夫中人，只服程颢、程颐，其他皆不“许可”，后因躲避战乱暂居湖北荆门，与胡安国相处两三年后，将感受告知同道中人：“某以为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复有斯人也。”


后世有误判胡安国为谢良佐门人的说法，其实谢、游、杨，都是胡安国的挚友，而不是胡安国的老师。三人虽皆年长胡安国二十岁上下，但就对二程学问的传承而言，他们应属同辈，是同道忘年交，只是胡安国礼敬三人如师而已。全祖望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描述最精准：“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游、杨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胡安国对谢、游、杨三先生敬服、信重，凡三先生所言，俱皆珍视于心。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游酢53岁，辞掉监察御史官职，归乡养亲。途经密州（今山东诸城），往见知州翟汝文（字公巽，1076—1141），问询所识人才，翟以秦桧对，并邀秦共席。其时，秦桧刚中进士不久，被授予密州（今山东诸城）州学教授，年虽只有26岁，但却给游酢留下极其深刻印象。此事约略发生在这一年的五、六月之间，而就在这一年正月初一，女真族首领阿骨打，正式称帝建金。


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因为父亲胡渊去世，胡安国礼请游酢为作《墓志铭》，交接过程中，问及天下人才，游酢以秦桧对，将秦桧比作汉末荀彧。胡安国从此留心秦桧其人。


后来朱熹学生问及胡安国与秦桧“交厚”之故，朱熹回答说：“秦会之尝为密教，翟公巽时知密州”，“游定夫过密，与之同饭于翟，奇之。后康侯问人才于定夫，首以会之为对，云：‘其人类荀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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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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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中丞豁出身家性命，胡安国敬服称叹不已

胡安国与秦桧的最初接触，大约在北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秋。那年六月，胡安国被召赴汴京，七月受到钦宗召见，授予中书舍人，负责下传朝廷重要文件，同时对不合理的官员除授与奖罚决定之类，也有实施“封驳”，使不下传，返回重新讨论的责任。胡安国因为耿直而有坚守，得罪了当时的宰相耿南仲和中书侍郎何㮚等，因此被奏贬。当年秋末，胡安国离开朝廷回到湖北荆门家中。其时秦桧担任殿中侍御史兼左司谏，胡安国与秦桧最初的接触，即当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文献证据，但可约略可以推测，两人于此间初得相识，尚无亲密交接。

胡安国离开朝廷不久，金兵逼进并很快包围宋京汴梁。当年底，秦桧升任台谏长官——御史中丞。胡安国长子胡寅（1098—1156，字明仲，号致堂）时任校书郎。在金兵围困京城前后，胡寅几次想见秦桧，推测是征询秦桧对时局的看法，同时给秦桧建议，采取相关策略，使之上奏钦宗之类。此事《寄秦会之书》开篇有记：“某顷于丙午之冬，屡欲进谒，既而不果。”丙午，是靖康元年。如果不是胡安国首先与秦桧相识，胡寅便无理由非要去见秦桧，可见在靖康元年秋天，胡安国确实已跟秦桧有过一些简单的交往。

虽然胡寅这次并未得与秦桧单独面谈，无法得知秦桧在北宋大厦将倾时的想法，但秦桧在翌年三月间的杰出表现，却给胡安国父子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印记。

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兵攻占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三月初，金兵扣押宋徽宗、宋钦宗，准备携以北归，同时拟立张邦昌，以建傀儡楚国。金人挟持宋臣在立张邦昌为楚帝的“议状”上签字，以表明遵行态度。胡寅与张浚、赵鼎三人友善，一同躲避到太学生宿舍里，未在《议状》上签字。当时的监察御史马伸，忍不住当众声言：“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而不吐一辞？当共入议状，以存赵氏。”秦桧时任御史中丞，是谏官之长，独自给金国统帅书写《单状》，“请存赵氏”，欲将钦宗留下，担任金人所建“楚国”的皇帝。

秦桧首先历数赵宋九世之德，泽在生民，天下人尽皆思念，不忍舍弃。接着又为金国元帅开陈利害，明言金国当时无力灭掉整个宋朝国家，只是兵强马壮，一时得手而已。建议保留赵宋君王，不宜用异姓张邦昌取代。如果非要取消赵氏，赵家宗族难灭，必起报复，就算能灭尽赵氏，“中国英雄亦将复中国之恨矣。”

秦桧警告金帅：“祸莫大于灭人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秦桧分析说，赵宋所以到今日，都是童贯（北宋六贼之一，当时任枢密使，执掌兵权）、蔡攸（北宋六贼之首蔡京之子，当时为北宋枢密副使）辈侥幸得利，与金合计攻辽，致使辽亡之后，自己反遭亡国之祸。“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离间之论，而矜一己之功，其为国计，亦云失矣。贯、攸之为，可不鉴哉？”秦桧的意思，是金国建伪楚立张邦昌为帝，是想用此为计，离间宋朝旧日臣民与皇族赵氏的亲密关系，这种做法，与当年童贯和蔡攸离间金国跟辽国的关系，企图用鱼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获利，本质上并无不同。童贯等因为行此劣计，致使北宋遭受毁灭之灾，金国如果照用此策，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所以应当引以为戒，免蹈童贯覆辙。

秦桧在所上金帅之《单状》中续称：“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岁而罪中国，入境征战，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罕练，将帅未得其人也。使异日士卒精炼，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能必其胜负哉？”

秦桧告诫金国统帅，立张邦昌为新建楚国皇帝，实在缺乏远虑：“世之兴亡，必以有德代无德，以有道易无道，然后皇天佑之，四海归之。若张邦昌者，在上皇时，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以为大金屏藩矣。如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也”。

秦桧在《状》末昂声抗言：“桧不愿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鉴忠言，复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也。”

秦桧不顾身家性命，将自己单独所书另《状》，交付金帅，之后立即称疾致仕，宣布退休不干了。

秦桧的《单状》，未能打动金帅，却将自己推向深渊。


金国统帅虽然掠走了徽宗、钦宗、王室中人和很多大臣、工匠等，但还是留下不少宋臣，用做傀儡政权楚国的运作。秦桧本来没被金国统帅列入“掠走”名单，只因上了《单状》请求存留赵氏，使继续主政中原，金国统帅临时决定，将秦桧及其家眷，一并作为宋俘，押赴遥远的金国。秦桧一家，等于被判了死缓，只等至期执行。

秦桧这次，可说是“危难之处显身手”，此举赢得了当时北宋旧日臣民的普遍赞赏。胡安国“闻而壮之”，称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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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安国与秦桧：相携并进，同舟共沉

建炎四年（1130）秋，金帅挞懒（亦作挞辣）奉命攻宋楚州。

十月二日，秦桧意外从挞懒军中逃归。此事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所以当时和后来许多人，都怀疑秦桧是被挞懒故意“纵归”。

秦桧逃归一月后，入见高宗皇帝，第二天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


秦桧逃归朝廷受任礼部尚书一事，很快传扬开来。胡安国闻听，高兴得喜不自胜，寄望秦桧早日得以执政，佐助高宗皇帝复兴大宋，造福苍生。“胡康侯初甚喜之，于《家问》中云：‘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为政，必大可观。’”

绍兴元年（1131）二月十四日，高宗皇帝鉴于秦桧在靖康二年“抗死力陈”，以存赵氏的卓异表现，同时又知其能力出众，而且了解敌情，任命为参知政事。

胡安国闻听此事，兴奋得彻夜不眠，致书友人称：“吾闻之，喜而不寐。”

秦桧得以入参，是当时知枢密院事张浚（字德远，1097—1164）所荐，张浚所以大力举荐秦桧，是因为胡安国的极力引介。“京城破，虏欲立张邦昌，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惟会之抗疏以为不可。康侯亦义其所为，力言于张德远诸公之前。”

“后会之自海上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尤切，尝有书疏往来，讲论国政。”秦桧入参后不久，即向高宗举荐胡安国，胡安国因此被除授中书舍人，朝旨敦促赶赴行在。胡安国初辞未赴，致书秦桧，劝其向高宗皇帝，“及时建白前定之计”，以便“君臣合谋，早定大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胡安国于此信中，为秦桧提了很多朝廷和地方政治改革具体方略的建议。在这封信的末尾，胡安国郑重奉劝秦桧：“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


绍兴元年八月，秦桧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再度举荐胡安国，朝廷重申前命，以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详细时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在绍兴元年十一月二日。

在朝命一再敦促之下，胡安国于绍兴二年二月，在两个儿子胡寅和胡宁的陪侍下，乘船沿长江东下，赶赴行在。七月到达行在所，高宗召见之后，正式就职。

《宋会要•崇儒七•经筵》，载绍兴二年七月十五日：“上谓辅臣曰：‘儒臣讲读，若其说不明，则如梦中语耳，何以启迪朕意？将来开讲，欲令胡安国兼读《春秋》，随事解释，不必作义，朕将欲咨询。昔英宗皇帝时，司马光为讲筵官，有请乞诘问，若知则进献其说，不知则退而讨论。此于帝学，最为有补。’”

《春秋》本来记载的都是春秋时代诸侯鲁国发生的事情，据传后来经过孔子删削，加进褒贬功能，于是有了所谓“微言大义”。后世儒者尤其是宋代理学家，喜欢就实事拔高，习惯将春秋时期鲁国发生过的任何一件小事，都提升到价值和善恶的层面去论说，他们所强调的往往是其中的道义层面，称作“义理”。《春秋》作为记事的史书，因此被当成论说义理的经典。高宗皇帝大约只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前后经过之类问题，而胡安国讲《春秋》，却偏要提升高度，陈说义理所在。高宗大约不喜欢这种讲法，所以才说出了上面一通话语。

宋高宗将《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拿给胡安国，请胡安国帮助点句、正音。胡安国却上奏曰：“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顽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史书虽载“高宗称善”，大约只是单指其中一方面。高宗欣赏胡安国的耿直性格，对他的学养也很钦佩，但对他讲书一定要拔高，非要与意义、价值之类联系上的做法，心里并不喜欢。而对胡安国事无巨细都要上奏，不久便产生厌倦情绪。高宗把这种心思告诉了秦桧：

“比来台谏论驳，多涉细事。朕谓宣和间言事者少，千百中无一，今朕尽令人言，不间疏远，所以人人敢言。”高宗对秦桧说这句话，明显是不满意胡安国“多涉细事”。所以才有秦桧下面的回答：“陛下听言，臣下所以敢言。臣亦尝谓胡安国，凡有论驳，当务大体，若或细事，第可申朝廷改正。”

秦桧的这段话，明显有委婉回护胡安国的意思，但也有明确表示，已经劝说胡安国，不必涉及太细，不必故意提升意义。

有关胡安国经常为细小事件上奏，《先公行状》也有记载“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论，至于大事又不敢论，是无时可言也。’”这段话语虽然是靖康元年胡安国在钦宗朝时所说，但却是他一贯的作风，在高宗朝时一样如此。所以才有高宗的不满和秦桧的劝告。

胡安国论事，还经常引述《春秋》作说辞，高宗也有意见，因此下诏群臣，有事就事论事，不必非要引经据典。

秦桧出任右相时，吕颐浩担任左相。两人不合，互相排挤，秦桧汇聚清流雅士，吕颐浩则引旧臣为助。一时间形成相互对立的两股政治势力。

绍兴二年八月五日，胡安国入对。论靖康间京都围城中人，乞请再行责遣，同时力荐李纲可用为相。高宗问胡安国何以知李纲？胡安国答曰：“纲为小官，宣、政间敢言水灾事。”高宗曰：“纲固以此得时望，然尝用为宰相矣。如纲昔拥重兵，解太原围，与官属只在怀州，相去千余里。纲多掠世俗虚美，协比成朋。朕今畀以方面，于纲任亦不轻。”

次日，高宗将胡安国欲荐李纲再度为相事告语宰辅，吕颐浩借题发挥说：“朋比之风，自蔡京始。靖康伏阕荐纲，亦本其党鼓倡，乃至杀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风不可再也。”

吕颐浩与胡安国本无过节，此前不久，胡安国还因为两件事分别致信吕颐浩，为陈大义。吕颐浩大约不满胡安国“教训”式的口吻，又见秦桧力荐胡安国，知胡安国与秦桧关系亲密，遂趁机指胡安国与李纲为“朋党”。

此处须先叙旧事，以见原委。

建炎元年（1127）高宗登位当月（五月）底，任李纲为右相，六月初罢贬张邦昌之后，李纲升为左相。李纲因为斩杀宋齐愈，被张浚（当时任侍御史）连上数章奏贬。

李纲杀宋齐愈的理由，是靖康二年金人欲废赵氏而立异姓，几位亲金的宋臣王时雍、徐秉哲、吴圱、范琼等，一时摸不透金人心思，不知金人倾向推举哪位。宋齐愈刚好从金营出使归来，取片纸（一说于手心中）书“张邦昌”三字，王时雍等顺势便将张邦昌抬举出来。


宋齐愈是张浚密友，张浚不忍其被杀，遂以高宗皇帝刚刚即位，杀近臣损害国君威严，不利建立新皇权威为说辞，连续上奏，必欲至李纲于绝境：

“纲虽负才气，然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第一奏）“（李纲）任官图事，无毫发之功；抱怨害民，有丘山之罪。强悍凶狠，悖慢无君。……原其用心，尤肆奸恶。”（第二奏）张浚称李纲为“国贼”，必欲去之，甚至杀之而后快：“纲邪险不正，崇设浮言，足以鼓动流俗。非窜之、殛之，上无以谢宗庙，下无以谢生民，次无以言君臣之分。”（第三奏）“若纲之事事奸邪，岂止滔天之罪！惟纲不学无术，始肆强忿……陛下若不断自宸衷，早加窜殛，臣恐非所以靖天下。”（第四奏）。后来宋人判断此事原委，认定张浚受黄潜善恩惠，而黄潜善时为右相，正在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联手，倾力想要赶走李纲，以便独揽朝政。张浚连续诬奏李纲，既有为密友报仇之心，又有助黄潜善争权之意。李纲因此被罢免宰相。

张浚确实曾为黄潜善门客，受过黄潜善提携之恩，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避讳。张浚于绍兴五年任相期间，上奏请求给黄潜善子黄秠授官，奏章中明确声称：“臣顷建炎之初，擢预郎曹，实出宰相黄潜善、枢密汪伯彦之荐。潜善以谬戾得罪，死于贬所，骨骸未覆，资产凋零。其子秠仕宦不竞，殆无糊口之计。臣愚欲用初除枢密院事合得有服亲一名差遣恩例，陈乞秠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广覆包涵之仁，下全臣故旧朋友之分。”黄秠因此获虔州录事参军除授。


至胡安国上奏举荐李纲时，李纲被贬数年后刚复起，担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高宗对胡安国所说“朕今畀以方面，于纲任亦不轻”，即指此事。

胡安国认定李纲忠诚，而且能力也出众，因此举荐李纲回朝任相。从后来宋人各种记述性文字看来，这次胡安国举荐李纲，不出于私心，完全站在重振国家的立场上，不是因为跟李纲有私交，与秦桧也并无关联，不是受秦桧指使，也不是替秦桧考虑。

其时，吕颐浩为左相，秦桧为右相，宰相正常时只设二员，李纲如果重回再相，显然对吕、秦都不利。但吕颐浩首先紧张起来，以为胡安国是针对自己来的，于是顺着高宗的说法，以反对朋党为借口，将目标指向胡安国，明显在暗示高宗皇帝：胡安国与李纲为朋党。


当年吕颐浩欲倾秦桧，苦无计策，因事过平江府，知府席益为其献计：“目为党可也。然党魁在锁闼（指胡安国），当先去之。”吕颐浩心中欢喜，决定先去胡安国，赶走秦桧幕后“总策划师”，为日后赶走秦桧，先行扫除最大障碍。

吕颐浩虽然首先将驱逐目标锁定在胡安国身上，但感觉自己倾秦桧力量不够，于是招引朱胜非为助。朱胜非也是旧相，建炎三年苗复、刘正彦叛乱，逼高宗退位时，朱胜非正当相任，明里接受苗、刘无理要求，宣布高宗退位，暗地里却也对高宗皇帝有保护之劳。所以后来朝廷才称其“处苗、刘之变”，而能“调护圣躬”。吕颐浩极力向高宗推荐，高宗同意朱胜非担任同都督诸军事。


胡安国不知吕颐浩密谋，上章坚决反对说：“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颜同在政府，缄默附会，驯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仓皇，国势岌岌，凡下诏令，当本至公，以收溃散之情，冀天安步。乃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许其子孙皆得叙禄。沦灭三纲，天下愤郁。若谓‘事由潜善，己不与知’，此大事也，亦可从乎？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观之，忠邪贤否，断可见矣。方今敌伪交窥，不忘东向，沿江都督，极天下之选，用人得失，系国家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侍御史江跻亦奏：“胜非不知兵。”高宗略退一步，以朱胜非为醴泉观使。

八月十一日，朱胜非重出担任醴泉观使之后，再除兼侍读。

吕颐浩深知胡安国性格，惟恐胡安国“持簶黄不下”，驳回皇帝同意的朝廷指令，特意指使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签署向下颁行，使朱胜非的任命得以成为事实。这类下行任命朝廷文件，本是给事中的职责，但特殊情况允许有此权宜。

《宋史•职官》称，给事中属门下省，“四人，分治六房，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胡安国当时身任给事中，“画黄”、“书行”——在用黄纸书写的敕令，签署通过，向下颁布施行，本属自己职权。吕颐浩却绕过自己，指使检正诸房公事黄龟年“书行”通过。胡安国深感被人耍弄，轻忽跨越，既受伤又愤懑，更不想与朱胜非同时担任侍讲、侍读，每天见面共事。于是上奏高宗：“臣愚陋，致朝廷过举。侵紊官制，隳坏纪纲。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臣待罪五旬，毫发无补，既失其职，当去甚明。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其处刘、苗之时，能调护圣躬。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昔公羊氏以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自建炎改元，凡失节者，非特释而不问，又加进擢，习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奖，方俾以《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倘贪禄位，不顾旷官，纵臣无耻，公论谓何？”

胡安国坚决请求辞职，一时未得回复，就此卧家不出。

《宋史》本传对黄龟年评价不低，但于此事，却认定其“侵权”：“黄龟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宁五年进士第，调洺州司理参军，累官河北西路提举学事。吕颐浩见而奇之，入为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寻除尚书左司员外郎、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充修政局检讨官。乞令检正官察通进司，帝从其请。时颐浩再相，植党倾秦桧，引朱胜非奉京祠兼侍读，恐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黄不下，特命龟年书行，议者讥其侵官。”

八月二十一日，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因论朱胜非被罢免。


吕颐浩指使亲信诬奏胡安国，理由尽在后来胡安国落职的《制》书中：“胡某屡召，偃蹇（因足疾而卧病）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经筵，又以为非，岂不以时方艰难，不肯致身尽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国计何？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

胡安国被论奏罢免，秦桧连上三章，请留胡安国，未得回复，秦桧也如胡安国一样，从此家居不出。

八月二十三日，侍御史江跻入对，极言胜非不可用，胡安国不当责。高宗不听。左司谏吴表臣也跟着上疏：“安国扶疾见君，欲行其所学，今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仍然没有发生效用。

此后三天，吕颐浩为排除异己，又使人奏贬给事中、起居舍人张焘、侍御史江跻等二十余人，台省为之一空。吕颐浩欲除秦桧久矣，席益所献“指其为党”并先去“党魁”的“妙计”，至此得逞。胡寅《先公行状》和李心传《系年要录》均称“台省为之一空”，是说吕颐浩将正直、敢谏的忠君爱国的君子一扫而空；而在吕颐浩和朱胜非看来，则是将秦桧“同党”一网打尽。

历史上的所有评价，如不能站在两端分别观察，便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面。从事实真实性的角度观察，权衡两端，而后得出接近中正的结论，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需要先将自己的价值立场上放下，在满腔善恶激情的激荡下，是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的，更难以实现对历史的真正尊重。

八月二十七日，秦桧既保不住胡安国，自己也不想再担任宰相，于是请求辞职。吕颐浩借机举荐黄龟年出任侍御史（重量级谏官），黄龟年秉承吕颐浩旨意，奏称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黄龟年还于奏章中，将秦桧比作王莽和董卓。有诏，免掉秦桧右相，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九月一日，尚书司勋员外郎兼修正局检讨官张觷、金部员外郎潘特竦、摈部员外郎郑朴、枢密院计议官陈渊等，俱因上章为胡安国和秦桧辩护而被罢。


秦桧被罢免后，朱胜非再任右相，四年四月因母丧去位，七月夺情再起，仍为右相，绍兴四年九月被罢，以听其继续持服为辞，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席益则于绍三年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四年二月被罢。吕颐浩也于绍兴三年九月被罢免左相。绍兴五年二月，赵鼎为左相，张浚出任右相，两人的起伏，不在本文言说之列。

秦桧第一次宰相生涯，从绍兴元年九月到绍兴二年八月，整一年。胡安国的官场生涯就此止步，直到走完人生之路，再未入仕。

高宗深晓胡安国于春秋学造诣之深，礼敬胡安国，令其于家中撰述春秋，指示湖南路给予必要的纸墨、资料等支持、配合。秦桧则从此赋闲数年，绍兴五年六月稍起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绍兴府，同年十二月，因右相张浚再荐，起为醴泉观使兼侍读，七年正月授枢密使，八年三月，再任右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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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秦桧沉溺佛教，胡寅善意规劝

秦桧被贬家居期间，一度心灰意冷，迷恋佛教，手抄《华严经》八十卷，且称《华严经》与《周易》同妙。这是绍兴三四年间事。

胡安国长子胡寅，时正在撰述反佛名著《崇正辨》，闻听秦桧沉溺佛教，致信劝谏，同时表达自己对佛教的看法：“窃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无父无君者崇尚佛乘，益归于性空遗累之习，谓蹈方秉节如相公，犹有取焉。则于自任天下，免民涂炭之意，毋乃始终本末不相符乎？”

由此信可知，当时胡氏父子对秦桧仍寄厚望，不希望他因被罢相而消沉、懈怠，寄望他留心圣人经典，修身养性，以待再起，大显身手，施展抱负，实现理想，为君国建功、为生民谋益。

此后又两年左右时间，秦桧心思渐渐发生重大变化，自忖所以被赶下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心理素质不够坚强，过于顾及士人的看法，太爱面子，“脸皮”不够厚，所以主动辞职了。秦桧借读佛经以求静心，一方面转移心智减少被贬的不快心情，一方面也在自我修炼，为自己将来不再犯主动放弃权力的“错误”，练习心理抗压强度。他在按捺和训练自己，以便在客观时机不成熟时，主观上不致首先躁动不安起来。后来朱熹跟门生们的说法，可为笔者上面的推断提供旁证：

“秦桧闻富季申言，深有感。归，出为富曰：‘元来作相如此！’后来所为，皆得之于此，不知其说，然大率保位之术尔。”

富直柔，字季申，是北宋宰相富弼孙，绍兴元年八月曾知枢密院事，旋被罢免，曾与秦桧同为宰辅，有过共事经历。富直柔将自己祖父富弼当年主动辞去相位事，讲给秦桧听，秦桧从中悟出“元来做相如此”的所谓“秘诀”。

“秦桧初罢相，出在某处，与客握手，夜语庭中，客偶说及富公事，秦忽掉手入内，久之方出，再三谢客云：‘荷见教。’客亦莫知所谓，扣问，乃答云：‘处相位，元来是不当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机，故发露如此。”

富弼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作了很长时间宰相，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以后，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又知神宗又重信王安石，遂主动辞去宰相。之后，又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王安石奏贬。秦桧详闻此事之后，以为富弼后来所以不能如愿，甚至被陷害，原因就是因为自己非要辞去相位。如果不辞，就不会有后来的结局，也不会受后来的委屈。

秦桧在读佛经锻炼耐心的同时，也在锻炼自己脸皮的厚度，他已真切地体会到，脸皮对于做官，尤其是长期做大官的重要性。他不会再像从前一样，羞答答的一听到不同的议论，就主动退步，宣布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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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吕秦争权虬枝蔓展，胡寅身世浮出水面

绍兴四年（1134）九月，侍御史魏矼，论朱胜任相毫无政绩，上疏奏其五罪，高宗遂以“全其丧”为说辞，罢免朱胜非右相，授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绍兴五年（1135）春，因宰相赵鼎推荐，胡寅入朝就任给事中，负责“书行”与“封驳”朝廷重要文件。胡寅感觉给朱胜非如此高待遇，不是罚罪，倒像赏功，无以正天下视听，于是上奏不与画黄：

“臣契戡朱胜非，昨日自知绍兴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读。臣父其时为给事中，以胜非尝附黄潜善，驯至南渡。及苗刘造逆，胜非位居宰执，不能面折奸凶，尽肱股之义，乃依从回互，阴怀二意。其人才如此，实忠臣义士之所恶，叛人仇敌之所轻。恐其入朝，再坏天下，遂具论列。虽臣父缘此以罪去国，而圣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误恩，擢居献纳之地，必谓臣克守家训，事主不欺。考胜非后来罪犯，屡致言章，天下闻之，不可掩也。臣若隐默，则欺君违父，为世大戮。伏望圣慈矜察，别降指挥。所有录黄，臣不敢书行。”

高宗未采纳胡寅建议，胡寅继续上奏，陈列所知朱胜非各种劣迹，又称朱胜非当年指责秦桧执政，有分皇权嫌疑。而根据其所奏章，秦桧只是提拔了几个朝廷与地方的小官，朱胜非比秦桧过分得多：“吕颐浩既为胜非斥逐贤才，开其入相之路，胜非……乃用刘棐、黄龟年章疏，谓秦桧大植朋党，有‘龙战于野’之象。”但是考察“胜非所为”，所引皆不肖之人，布列要位，分处州郡，“方之秦桧，其为龙战，不亦大乎！”

胡寅既上章论奏朱胜非，以为当行重遣，而不应享受优等宰相退休待遇（观文殿大学士），同时也借机隐约替秦桧做了辩护。

朱胜非也并未善罢甘休，在所著《秀水闲居录》中，备言胡寅“凶悍”、“不孝”，借胡寅身世大做文章，讥诋胡寅不为亲生父亲服丧，不为生母尽孝。朱胜非在朝中仍存的势力，借机就胡寅身世兴风作浪，论奏胡寅。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称：

“胡寅者，凶匿躁进之士也。赵鼎荐之词掖，朝士皆畏之，以行事乖谬，众论不容。乃称父安国老病，远在湖湘，乞归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奋移书责之。寅以妾临蓐为辞。伯奋复曰：‘妾产与父疾孰重？’寅诉于鼎，改知严州。鼎旋罢，累月复相，欲召寅，议者以不省父止之。复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见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数日，将行，告之。安国揽衣垂泪而已。寅至行朝，除礼部侍郎，又兼经筵，又直学士院，尚未逾月，安国凶问果至。寅匿之，佯为父书，与交党翰林学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时势尚艰，遣之使行。’欲盖而彰。度其死时，寅尚犹在路耳。”

朱胜非所称：胡寅得家书知父亲已病故，却故意隐匿事实，以等待除授高官，称是父亲亲自写来信件，并称翰林学士朱震帮助胡寅隐瞒事实真相。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录了朱震上奏为请求为胡安国追赐谥号的事情：“翰林学士朱震奏：‘安国正义直指，风节凛然。时晚归衡山，讲道自乐。遭遇圣明，学遂显行。盖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于永州，寅过衡山，安国已病。徘徊不进，欲留侍疾。安国勉令，如期而发。’”朱震明称胡安国亲自写信给自己，告知：“寅已促令上道矣。”朱震向高宗皇帝汇报称：“其书具在”。朱震诚实、守信，所言当属实。朱震确实与胡安国、胡寅旧交很深，但就算想替胡安国说好话，也不敢说谎欺骗高宗，一旦高宗欲见原信，朱震将置自己于何地？

李心传是严谨史家，因此以为朱胜非挟私人怨忿，《秀水闲居录》所载事情，多不可信赖。

胡寅本胡安国同祖父三兄胡淳之子，因其家贫困，且已多男，出生时被抛在盆中，打算溺死。胡安国母亲夜“梦有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挽回了胡寅的生命，后来交与胡安国抚养，嘱以亲生待之，胡寅由此得为胡安国长子。胡寅不知自己身世，当政敌出此撒手锏时，一时无措，问询父亲之后，将此情形向朝廷汇报，此事涉及胡寅与秦桧的关系。胡安国去世前，胡寅已升任礼部侍郎，闻听父亲去世，即刻辞职，奔丧回湖南。

胡寅临行前，宰相赵鼎和秦桧分别前来关心、慰问，并奏请由湖南路佐助丧事，高宗准奏。胡安国由此得以官葬。胡寅料理父亲丧失完毕，致信赵鼎和秦桧，汇报情况并表达感激之情：“已于八月内，克襄大事（安葬父亲）于湘潭县西山（亦称隐山、龙王山），先妣祔焉。……乃蒙朝廷特降指挥，衰荣之典，始卒并举。岂惟先父没身之幸，实自圣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详布。”

胡寅在文中明称，父亲身后能得此殊荣，丧事办理得隆重、光耀，自本朝以来所少见。看来当年的湖南安抚司，接到朝廷“襄助”胡安国丧葬事宜的指令后，确实出了不少官资和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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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战之争是胡氏兄弟与秦桧分歧节点

秦桧再度入相时，胡安国已病重，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病逝。秦桧与胡安国的交往就此终结，但与胡安国几个儿子的交往，仍在延续。《宋元学案•衡麓学案》称胡寅：“先生志节豪迈，……文定素与秦桧善，及桧擅政，先生绝之，故为所恶。”这只是笼罩性的说法，并未深考详细过程。

胡安国去世后五日，胡寅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侍讲，数日后又直学士院。其时，胡安国凶讯尚未传到朝廷，但因胡安国久病在身，胡寅乞外任湖南小郡，以便归养，高宗未允。而胡氏父子在和战问题上与秦桧的分歧，此时已经揭开序幕。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载：“胡明仲与秦桧争议和于朝堂。（秦）但取金人所答国书【此处“金人所答国书”前后顺序有误，当为“所答金人国书”】，以手急卷，箝其两头，只留中间一行，示明仲云：‘不求而得，可谓大恩。’字如掌大。时，虏人初以河南之地归我也。先生亲见致堂说。”此事只能发生在这段时间，因为到五月四日，胡寅便得父亲病故家书，急请辞职归家奔丧，此后便再未回朝为官，没有跟秦桧在朝堂上见面的机会了。

金人许归宋河南地的具体时间，《高宗本纪》载在绍兴七年十二月，那时秦桧虽未再相，却已于年初重归朝廷，正在担任枢密使。宋高宗绍兴七年，是金国的天会十五年，金太祖完颜晟（吴乞买）驾崩已两年，金熙宗完颜亶在位，但未改年号。这年十一月，金国不再信重伪齐国，执所立傀儡帝刘豫，降封为蜀王，伪齐国从此不复存在。刘豫后来又被金国降为曹王，于金熙宗皇统六年（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九月，死于金国。尽管是伪国，但因确曾为皇，也算是驾崩了。

金将挞懒，又被宋人称作“獭辣”，是金太祖阿骨打某兄弟或堂兄弟之子，追随阿骨打屡立战功，是攻灭北宋的金国主要军事指挥官之一。当初考虑金国都城距离遥远，无力统治中原，遂主张于中原建立傀儡国，并力请以刘豫为帝。《金史•熙宗本纪》，载挞懒于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升任金国左副元帅，晋封鲁国王，成为金国重要决策人物。金国欲归还宋朝河南地，即是挞懒的主张，出于什么目的，因为缺乏载记，已无从得知详细。


前已述及，宋人有以秦桧当年为挞懒所“纵归”的说法，目的在于让秦桧回到宋朝，以便屈膝于金。虽然有板有眼，但此种说法实在禁不起推敲。当初无论是挞懒还是秦桧，谁能料到在绍兴七年年底以后，能够双双在各自国家里受到信重，担任关键性职位？他们又怎样互通音讯呢？由此看来，秦桧被挞懒故意纵归以求双方达成和议，显然只是后来泄愤者编造的故事而已。

挞懒于金熙宗天眷二年（宋高宗绍兴九年，即1139）八月，被诬谋反遭杀。金兀术再度用兵，夺回了无条件送还宋朝的陕西、河南地。但不久之后，宋金再度重归议和，议和真正达成，是在绍兴十二年，跟挞懒已毫无关联。由此可见，当年所传“挞懒与秦桧密约，达成议和，以使双方在各自的国家中获得主政权力”的说法，实在无法自圆其说。就算他们都有通过立功从而掌权的想法，尤其是挞懒，攻宋不比与宋和议更容易立功，更容易被金国所重吗？宋人更有“秦相公是细作”的说法，其实只是后来的主战者泄愤，完全找不到任何事实证据。

就在胡安国去世的当月初，宋遣王伦为外交使臣，赴金国商谈“和议”。胡寅就是因为不同意遣使与金和议，又不知详情，才在朝堂上与秦桧发生争执。

另一官员陈诚之，也于庙堂上问秦桧和亲之故。秦桧答以：“某意无他，但人主有六十岁老亲在远，需要取来相聚。”秦桧出示高宗诏书给陈诚之看：“不求而得，可谓大恩”。当年高宗或恐外人议论，将和议之事全权委托秦桧，这份议和诏书，当是密付秦桧。秦桧本不应示人，但被众人一再逼问，无奈之下，只好屡以高宗诏书中“不求而得，可谓大恩”一句，“抵挡”前来询问、责难者。此句并无大伤，不算泄密，高宗知道也不会怪罪。至于诏书其他内容，秦桧保密，其他人也就无从知晓了。

金人虽然掳走徽宗、钦宗，灭掉北宋，但当时其国都却远在今天黑龙江省的阿城县，鞭长莫及，确实无力统辖中原，所以才先立张邦昌建伪楚。张邦昌将伪楚还给宋高宗之后，金人长驱再至，又立伪齐刘豫。直到废弃刘豫，仍觉无法直接统治中原地区，无法有效掌控河南、陕西地。一时不知如何处置，故而才暂时以和议方式还给宋朝。当时金国如有足够信心和能力直接统治这些地区，便不会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了。金国不像后来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没有他们那种想要占据整个世界的野心和宏图远略。有关于此，宋人当年少有知者。秦桧确实精鬼，大约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故意借提倡和议而得河南地，以为己功。

王伦出使金国到达祁山时，金元帅刚好抓获韩世忠、岳飞派到金国的细作。金帅就此对王伦发难，指责宋廷口是心非。王伦答以皇上不知此事，都是边将想要立功，自作主张。王伦保证，回朝禀告之后，此类事情一定不会再度发生。

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王伦出使归朝，带回了金国的使臣，金国外交使臣称：“先归河南地，余事徐议。”

次日，高宗布告朝野：“大金遣使前来，只为尽割陕西、河南故地，与我讲和，许还梓宫（父亲徽宗棺材）、母、兄、亲族，余无须索。虑士民不知，妄为煽惑，令尚书省榜谕。”

二十七日，礼部侍郎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逊、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又兼权吏部尚书张焘，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楼炤，中书舍人兼资善堂翊善苏符，权工部侍郎萧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对，奏请拒绝议和。众多官员纷纷上疏，反对议和。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王伦，并及秦桧、孙近（当时主和的参知政事），悬头高杆，以示不与金和，不受屈己之辱。文章词语雄放，意气昂扬，志节豪迈，激情浩荡。一时间通国传诵，朝野沸腾。虽然和议终成，但主战者人众、疏多，士民爱国激情空前高涨，数千年历史所仅见。

秦桧一时处于舆论围困之中。无可奈何之下，请求辞去宰相职位。秦桧这次的辞职，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真辞职，所以连上三章，直到被高宗皇帝批准为止。这次他已把清高宗皇帝的脉动，知道他真心想跟金国议和。既要真心议和，就不会批准自己辞掉宰相职位，因为当时众多的各级官员，都还沉浸在对金国的深仇大恨之中，难以有效推进和议的政策。

秦桧故意做出辞职的样子给主战的官员们看，同时也在借机暗示谏官按照高宗皇帝旨意，帮他把反对议和的人士，全部奏贬出朝廷。

果不其然，高宗不许秦桧辞职，被贬的不是秦桧，而是众多主战的官员。


胡铨被贬，很多官员试图解救，就连你秦桧自己，也出面向高宗为胡铨说情，“欲望圣慈，更加宽宥。”这显然也是在做戏。此后不久，大批官员因反对议和相继遭受贬谪，一两年后，朝野情绪才慢慢消退，人心渐趋平静。

在后世理性的评论者看来，南宋到底是与金国和议，还是血战到底，不是主和者与主战派哪一方爱国哪一方不爱国的问题，而是收复失地的愿望，与实际军事能力是否相匹配的问题。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和，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祸，掠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故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尤惧其迫。幸而饱掠而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盗贼，措置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疆土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故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策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不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指父亲徽宗棺材）、太皇、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度量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还，不可谓非议和之效也。自胡铨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词又忿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其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矣。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言：‘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在北宋被灭，国家生死存亡关头，秦桧置个人安危和身家性命于不顾，敢于挺身而出，力保赵氏。这是胡氏父子特别看重秦桧，并努力与之交好的主要原因。秦桧再相以后，力主议和，抑制并打压主战派人士，则是胡氏与秦桧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则性节点。

早于绍兴五年（1135），胡寅就曾上书高宗，请求举国丧服三年，“衣墨临戎”，血战到底，誓与金人共戴天。高宗很受感动，但当时的宰相张浚，虽是胡寅的好友，却不同意胡寅的说法，坚持要与金国通使。高宗因此改变了主意。胡寅为此再次上奏：“臣窃闻宰相张浚，有论‘使事为兵家机权’，与臣所论事理不同。”胡寅坚决不同意，闻听张浚已派使臣何苏赴金国“通问”，立即上奏辞职，请求回湖南老家小郡任职，以便照顾父亲，因此被除授知邵州。


胡寅虽在是否派遣使臣问题上与张浚发生严重冲突，但并未影响两人的交往，张浚与胡氏胡寅的良好关系，一直被保持到各自逝去。

秦桧复相时，张浚已被罢相一年，当时左相是赵鼎，秦桧是右相，赵鼎体会高宗心思，一样支持议和，只是议和之事，被高宗全权委托给了秦桧，而且不久之后，赵鼎即被罢免，此后秦桧独相，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中风而死为止。

跟与张浚的关系一样，胡寅并未因宋金议和，遽断与秦桧的交往，因为他深知，和议是高宗本心，秦桧只是执行者而已。

当时宋廷主战人士，皆以金人无信，“必败盟”为辞。不幸挞懒很快受诬谋反被杀，金兀术接续执掌宋金关系大权，果然毁弃挞懒所结宋盟，出兵将还给南宋的河南、陕西地，再度抢夺回去。但经过两年左右折腾，更无另外收获，金宋重归和议。此后除边境州县时有小规模冲突外，整个江南再无兵火，得以休养生息、安定生活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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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胡寅难中求助，秦桧真心关怀

绍兴十年（1140）秋，胡寅服丧期满，回到永州知州任上。其时，胡寅正在受困身世问题，政敌攻势未减。胡寅上疏朝廷申辩，并且直接向高宗皇帝上奏，汇报真实情况，同时也致信秦桧，希望能够帮助说明。虽然秦桧文集不存，无法得知回复详情，但观后来情形，秦桧依然关心胡氏兄弟。

绍兴十二年，秦桧致信胡寅，问询胡寅身世问题，同时关心胡寅两位弟弟，胡寅复信表达感谢：“近蒙崇赐钧函，并及二弟，所以存问之意，虽夐绝千里，如载色笑。下情感幸，无以名言。”胡寅这封《寄秦丞相书》，自标作于“壬戌”，壬戌是绍兴十二年（1142）。

胡寅同时向秦桧说明自己身世情况，希望秦桧在适当的机会，能将事情原委，汇报给高宗皇帝：“过房入继，礼之正也，则当为本生行心丧解官。收养弃遗，则本生之恩已绝，而所养之恩特厚，虽不为本生服可也。……伏乞相公以礼部太常所定，将上于议政之暇，特出片言，谓礼缘人情，以义而起，某比寻常过房事体不同，合为所生服齐衰不杖期。如此降旨，则先子衔恩于九泉，某也戴德于没齿，本宗与伯氏两房大义坚定，缙绅及乡闾浮言帖息，无摇撼簸扬之态，天下之如某者，皆得安其身为人之后。相公之赐可谓深矣、远矣，不可以有加矣。”

根据胡寅信文所称，堂兄胡宪，此前也曾致信秦桧，为胡寅解释身世问题：“日者，伯氏建州教授录示所上相公书，为某辩白物议之不然者，其说甚详。独造端三数语，未免婉曲。盖伯氏于先伯，今为嫡长子，当为亲讳，不得不尔也。”

因为胡宪在向秦桧解释时，出于为“为尊者讳”的传统，只能对自己父母的溺婴行为，做些含糊其辞的说法，胡寅才不得已，再次进行自我申辩。

胡寅致信秦桧的翌年春，便携季弟胡宏一起回福建老家“省觐世母”——看望生母。兄弟二人乘船沿长江而东，先到临安，特意到家中拜望秦桧，感谢对兄弟们的关心。大约是秦桧在复信中，有劝说胡寅回乡看望生母，以消乡人议论的话语，同时又明确希望胡氏三兄弟出仕为官的意思。胡宏《与秦会之书》信中有：“昔孔子成人之美，今相公丈曲敦故旧，欲先人身后不即衰落，将使某兄弟各遂其志，愿人以所长表见于世，此诚莫大之德。”胡宏的上述说法，表明秦桧在给胡寅的信中曾有许诺，可以根据各自特点，为胡氏兄弟安排适合的官位。胡宏此信开首谓：“癸亥春，尝拜起居之间。”

“癸亥”，是秦桧致信胡寅的“壬戌”下一年，即绍兴十三年。

胡宏此信明确交代，胡寅、胡宏兄弟，曾于绍兴十三年（1143）春，曾亲到秦桧家中拜望，表达感谢之情。秦桧了解胡氏兄弟当时生活贫困，得知胡寅欲回福建老家“省觐世母”，特意以白金若干相赠，胡寅敬谢，婉拒未收。

由于秦桧的关心和举荐，胡安国次子胡宁（1101—1159，字和仲，号茅堂）约于绍兴十四年底前后，被召入朝为官，先任敕令所删定官。

一次，胡宁休官假回家，假满回朝之后，秦桧问询胡宁，“您兄长”对今日天下事有何看法？胡宁告以“（兄长说）善类久废，民力久困。”秦桧大约是想听些“形势一派大好，士民欢欣鼓舞”之类歌功颂德的话语，听到胡宁转述胡寅的上述说法，自然不必再说下去。

《宋宰辅编年录》称：“左仆射秦桧与故给事中胡安国及其子徽猷阁直学士寅皆厚善。寅尝以书谢秦桧，略曰：‘愿公修政任贤，勿替初志。尊王攘夷，以开后功。’桧谓其讥己，始大怒之。”

徐自明的说法，跟前述李心传的说法基本一致，但这应是此后数年的事情。当胡宁转述胡寅上述话语时，秦桧仍然表现了相当的容人之量，所以胡宁才能得以继续在朝中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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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胡宏，意外的唯一

宋人做官，有官假，平常每月三次，每次一天，同时也有年节假日，除值班者不放假算加班以外，其他官员都可借机回家几天过年。

大约绍兴十六年，胡宁趁年假回湖南家中，临行前，秦桧问及其弟胡宏情况，希望胡宏自荐适合担任何种官职，以便帮助安排。胡宁回家后告知胡宏，胡宏因此致书秦桧，表达感谢，同时自我举荐，想要担任岳麓书院山长。

“矧今圣明在上，而相公丈端秉化权，念及寒微，下询所欲，傥于是时不显寸长，思自振耀，则真自弃矣。昔孔子成人之美，今相公丈曲敦故旧，欲先人身后不即衰落，将使某兄弟各遂其志，愿人以所长表见于世，此诚莫大之徳。”

胡宏连续以“相公丈”称呼秦桧。“相公”是宋人对宰相的尊称，“丈”是对亲近长者的尊称。由此称谓，可见胡宏当时对秦桧的崇敬程度之高，至少在形式上，相当尽情尽礼。也就是说，直到绍兴十七年（1147），胡氏兄弟对秦桧依旧充满诚挚的期望和感戴，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亲密。

信中的另外两段话语，也很值得留意：


“癸亥春，尝拜起居之间，自是遵禀传业之诲，不敢失坠。”

“先人即世，忽已十载。惟是布衣藜杖，寻壑经丘，劝课农桑，以供衣食。不如是，则啼饥号寒，且无以供粢盛，奉祭祀，将飘零惨淡，无以成其志矣。积忧思与勤苦，而齿落发白，夙兴冠栉，引镜自窥，颜色枯槁，形容憔悴，身之穷困，至此极矣。去年复哭子，而今年又丧妇，自嗟薄命，益不敢有意荣进。然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圣人之训也。苟泊然无意于是，甘与草木同腐，则何以为人子，岂先人平日教诏之所望耶！”

由这两段话语，可知秦桧曾经嘱告胡宏，令其继父之志，不断努力，以继承先人“传递圣学”的正大之业。这段话语透露了数年前胡宏与胡寅到家中拜望时，秦桧曾经以此专门嘱咐胡宏。

胡宏就此“禀告”秦桧，“若用不以其才，则丑拙陈露，非所以成其美矣。”相公既然知道我的心愿在继承父志，传递圣学，而“长沙湘西岳麓山书院”，自国初始建，向来都给固定招生名额，山长位置，见今正属空缺，无人担任，“以某有继述先人之志，特命为山长，依州县监当官给予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

胡宏请求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以成全自己教书育人的真实愿望，而不愿出来担任其他行政官员，纠缠于跟自己理想并不相干的事务性工作。


胡宏在信中毫不隐晦地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标：

“稽诸数千年间，士大夫颠冥于富贵，醉生而梦死者，无世无之，何啻百亿！虽当时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灭，某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至于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徳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是真可谓大丈夫矣。”

胡宏（1105—1165，字仁仲，学者称五峰先生）理想宏大，志趣高远，人格勇毅坚定，人品洁白无瑕，思想智慧非凡，佼佼于宋代理学家行列之中。但将上述高扬理想主义精神的话语，写在给秦桧的自荐信中，似乎有些安置失宜。

朱熹后来说，胡宏直接拒绝秦桧招引，大致不误。胡宏用上述这类话语，表达自己的理想和人格，确实有不想被招引出仕为官的意味，但只是不想被他招引出来，做世俗人看重的那类官员，而却想借机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这个心愿同样真实、诚恳。

胡宏真希望能够担任岳麓书院山长，借以扩展育人范围，张大圣人之道的传扬力度。但在信中如此表达高洁的理想，故意张扬自己人生的根本追求，语气既坚定，声调又高亢，显然忽视了观者的感受。

尽管胡宏只为表达自己理想，并无借机讥刺秦桧的用意，但无意间引发秦桧不快情绪，产生了被讥刺的感觉。换了别人，可能也有相类的感受。

胡宏是位非常杰出的智者，但因一时情绪冲荡，将人生根本追求，书写在写给秦桧的信中，导致阅信人心中不快，从而使自己宏伟的抱负，搁浅在自己纵情表达人生理想的文字里。

从后果来看，这件事对成就胡宏，客观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整个儒学的全部发展史中，胡宏是真正不曾受过一丝政治和官场污染的学者。在整个宋元明清时代，甚至秦汉以后的所有儒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曾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在官场里滚爬过，孔孟虽不同于后世儒者，但他们在有生之年，也都为了做大官而周游列国、游说君王，试图攀高位、掌大权，借以实现自己改造风俗、重建伦理秩序的宏伟抱负。甚至就连老庄，也都未能彻底避免置身官场，庄子还曾做过漆园吏。历史上于世有闻、且具一定影响力的儒者，甚至还包括非儒家系统中的读书人，跟官吏和官府没有发生实质性关系的，似乎只有胡宏一人。他一次都不曾踏进官府之门，也没有当过一天任何官员。他跟现实政治一点边都没沾上，真正是洁白无瑕的纯洁处子。只是为了帮助哥哥澄清身世问题，被哥哥邀约，去了一趟宰相秦桧的家中。

如果胡宏不在写给秦桧的书信中，若彼高昂、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秦桧一定会帮忙，让他出任岳麓书院山长。这对秦桧来讲，太过小事一桩。但岳麓书院山长也是官，尽管跟官府里的官不一样，但因为书院内部事务需要跟官府和官员沟通，从而免不了去跟他们打交道。那样的话，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中，就不会有跟官府一点不发生关系的学者了。

胡宏给历史上的中国读书人，留下了一个唯一，一个挺然独立于官家和官府之外的唯一。换了别人，可能早就贴上去，哪还会表达自己的纯洁理想，只会去表达效忠，表达追随，表达报恩的心思去了。理想很快会被现实淹没，不易再被想起。就算心里始终坚持，也会被官场磨洗褪色，再不会是原本的样貌了。

不在这里故意张扬胡宏的人格光辉，只说不被政治和官府牢笼去，不被官位和利禄、声名引诱去，不被各种难以摆脱的亲友关系裹挟去，而能真正独立存活于世间，活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活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活得坦坦荡荡，心里没有一丝婉曲、绕转；玲珑剔透，光明磊落，心里不存一点侥幸的觊觎，不存一丝过分的奢望，这样的读书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个人了。

胡宏所以能有如此不动不摇的坚守，并不是一时看清了可能的结局，而完全出于平日的修炼和涵养。录一首胡宏的诗就能看出，这是他一生不懈努力的功夫，不是一时的警觉和聪慧：

崇辱无休变万端，

阿谁能向静中看。

消磨利欲十分尽，

免得临机剖判难。


平日缺少足够的涵养，等到事情临头再做判断，就会瞻前顾后，权衡利害，剖判得失，一切都已来不及。世间人所以优柔寡断，主要原因就在这里。歧路亡羊，往往是因为走到歧路之前，心理缺乏准备。

朱熹后来批评湖湘学派学者，说他们只强调“于已发时”做察识（简单解释：发现错误时矫正），缺少平日一段涵养工夫（简单解释：未开始做事时，心里先有善恶是非之分）。认为湖湘学派学者的这类明显偏差，导源于他们的思想宗师胡宏。看看胡宏诗中的说法就能了解，朱熹的批评，明显矢不中的，偏差过大。

胡宏写诗、作文，跟后世尤其是今天的读书人和学者不同。胡宏写出来的，都是心声，他的文字就是他的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以外的东西，也不仅只是借以表达思考和展现生命的外在符号形式。

说更多没用，进不到这样的生命之中去，无论怎么说，也都只是“文字”和“话语”，饶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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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胡宁与秦桧：道不同不相为谋

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秦桧子秦熺，自翰林学士承旨，被除授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为宋廷国防委员会，最高长官是枢密使，之后是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这都是国家一级长官，与左、右宰相、参知政事，同属“宰辅”系列。在枢密使和枢密副使空缺的情况下，知枢密院事，就是国防委员会最高长官。秦熺除知枢密院事时，枢密使由丞相秦桧兼任，而枢密副使空缺若干年，只有签书枢密院事，而且又在不断轮替。也就是说，秦熺如果再来担任知枢密院事，全部国家最高权力，就都掌握在秦桧父子手里。国家政权所属虽是高宗皇帝，但行使权力，就基本全部掌控在秦氏父子手上。

秦桧此时虽已独相七、八年，脸皮也已磨厚，但对舆论仍有顾忌，想了解一下朝臣们的看法，于是去问胡宁：“儿子近除，外议如何？”胡宁的回话直截了当：“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蔡京在北宋徽宗时担任宰相，其子蔡攸官任枢密副使，被时人讥为父子同相。


胡宁的话语带有明显的讥刺意味，但秦桧当时并没有过分怨恨胡宁，而是马上指使儿子连续上疏，请求高宗允许，“乞避父子同政”，辞掉知枢密院事职位。看来当时朝廷中还有很多官员，并不完全站在秦桧一边，秦桧仍然心有余悸。高宗虽然同意秦熺请求，但却仍然给秦熺加官，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待遇视同执政（参知政事）。高宗还为此事特意对秦桧说：“熺出朕亲除，可为士人之荣也。”证明秦熺得到如此高的官职和待遇，不是秦桧指使人举荐，而是高宗自己的意思，并且是自己亲自任命。高宗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本文讨论内容。

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下旬，秦熺再除知枢密院事，高宗不许辞，乃就任。高宗恩赏其上朝时，班位左相之次。父子位置紧挨，上朝排班前两位。

半月后的四月上旬，胡宁由右承务郎、敕令所删定官，改京官，微升为太常丞。

绍兴十八年（1148）闰八月，轮到胡宁面对皇帝（宋代皇帝勤政，规定大约七品以上京官、地方路（省）级长官、转运使等，按规定日期轮流面对奏事，反应实际问题，同时指出朝廷和地方官政之失，不许隐瞒不报。这种制度叫“轮对”）高宗口谕胡宁：“乃父既纂释《春秋》，尚当有他论著，其具以进。”

朱熹后来回忆此事：“太上（指高宗皇帝）一日问胡和仲：‘文定《春秋》外，更有甚文字？’胡曰：‘只有几卷家集。’上曰：‘可进来。’遂进之。……和仲上殿，光尧（亦指高宗）索文定公文集，因以训本呈。”

高宗既出口谕，胡宁急以家书，报兄胡寅。胡安国去世数年后，胡氏兄弟大致已将父亲文集整理好。胡寅既得胡宁家书，加快速度再行续整，将正本献予高宗皇帝，同时又手抄副本，另外送与秦桧。秦桧粗阅数篇之后，请胡宁来家叙旧。

秦桧对胡宁说：“先丈议论好，然行不得。”胡宁问：“既是议论好，如何行不得？”秦桧曰：“仲尼垂世立教，且说个道理如此以示人，如何便一一行得？……《论语》、《孟子》许多说话，哪曾是尽使得？只是也要后人知得许多说话。”

这段话语的意思，就是秦桧认为胡安国的说法很好，只是不能按照这些说法行事。胡宁问：既然说得当理，为什么不能按照行事。秦桧说：孔孟的很多话语也一样，说得都很好，但也不能按照行事，因为道理是道理，做事是做事，做事不能完全按照道理，有道理的说法，只是在道理上说得通，做事时却行不通。所以对于孔孟的说法，不能太拘泥，他们说得虽然有道理，也只是留给后人一些有道理的说法，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说法去做，因为在事实上行不通，如果硬要落实，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倒会害事。

一段时间之后，秦桧又问胡宁：

“贤道‘敬以之内，义以方外’是两事？是一事？”胡宁答：“闻之先人，这只是一事。”秦桧道：“贤后生不识，某看来只是上一句用得。”胡宁说：“此是圣人两句法语，丞相如何道只一句用得？”秦桧说：“某平生所行，只上一句。贤说须著下一句，贤且试方看。……‘敬以直内’可用，某逐日受用便是。‘义以方外’不可行。……我只是敬以直内。”

若果用今天容易被人们理解的话说简单解释，“敬以直内”，就是严格要求自己；“义以方外”，就是用同样的原则要求别人。秦桧的意思是，自己拿圣贤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行，但用这种圣贤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做到，那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能那样做。

根据朱熹后来的说法，胡宁于此后一段时间，曾劝秦桧及时引退：

“相公当国日久，中外小康，宜请老以顺盈虚消息之理。”

秦桧对曰：“此事不然。我当时做这事，尚拖泥滞水，不曾了得。”

胡宁问秦桧“何事未了”？

秦桧答曰：“是未取得他中原。”

胡宁说：“若取中原，必须用兵，相公是主和议者。”

秦桧说：“我从来故不主兵。然虏自衰乱，不待用兵，自可取。”

这段问答发生的时间，大约在绍兴十九年（1149）秋际，表明胡宁与秦桧的交往关系，已经走到尽头，再无回缓余地。

后来门人问朱熹：秦桧是何样人？

熹答：“秦会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错。”

门人又问朱熹：“他何故不就攻战上做？”

朱熹答：“他是见得这一边难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决为战讨计。”

朱熹还曾对门生说：“秦桧自虏中归，见虏人溺于声色宴乐，得之中国者日夜烂漫，亦有厌兵意。秦得此意，遂归来主和。”

根据朱熹的上述说法，秦桧既看懂了高宗的本意，也看清了金人当时厌战而求享乐的心态，所以才主张议和。其实也只有在双方如此的情形下，宋金和议才能最终达成。

朱熹对门生品评秦桧说：“此老（秦桧）千鬼百怪，如不乐某人，贬窜将去，却与他通殷勤不绝。一日，忽招和仲饭，意极拳拳。比其还家，则台章已下，又送白金为赆。”

逐走胡宁之前，秦桧殷勤请吃了一顿告别餐，这是胡宁与秦桧之间，也是胡氏兄弟与秦桧之间“最后的晚餐”。

胡宁被逐出朝，充夔州路安抚司参议的具体时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明确记为绍兴十九年十二月，称是因受其兄胡寅牵连：

“宁本因其父兄与桧厚，故召用之。……桧知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寅之贫，因其往建州省觐世母，遗以白金。寅报书曰：‘愿公修政任贤，勿替初志。安内攘外，以开后功。’桧以为讥已，始怒之。寅尝游岳麓寺，大书壁间云：‘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鸟。’帅臣刘旦方欲捃摭张浚诸人之罪，而旦，潮阳人也，亦大怒。复讼寅于桧。侍御史曹筠即奏宁兄阿附赵鼎。若不罢斥，无以安众心。’”这是李心传陈述胡宁出朝外任的理由。

其实不必受其兄牵连，上述胡宁跟秦桧直接交往的表现，已足够自己被逐出朝廷了。有关于此，《宋史•胡安国传》所附胡宁传中，有关胡宁因受其兄牵连被贬的说法，反不及清人全祖望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

“茅堂还朝，秦相问：‘令兄有何言？’对曰：‘家兄致意丞相，善类久废，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谓茅堂曰：‘先公《春秋》议论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议论。’又问‘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对曰：‘总不若夷、齐，不降不辱也。遂以书劝避相位，以顺消息盈虚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召茅堂饭，意极拳拳，归而台章已下。《宋史》载其蔡京之对，且谓因致堂与秦相绝，遂并罢。不知茅堂自不为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牵连也。’”

有件事情，刚好发生在胡宁被贬之前半月内。《高宗本纪》载，绍兴十九年（1149）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胡寅《先公行状》称，胡安国于本年“郊恩，赠左中大夫。”是否是秦桧提议，没有确凿证据，但秦桧如果作梗，胡安国这次肯定没有机会获“赠左中大夫”。


本年十二月上旬，胡宁被贬出朝廷。事实表明，胡宁被贬出朝廷，并非受其兄胡寅牵连。

秦桧虽将胡宁逐出朝廷，但却并未深究，尚容胡宁在未降级情况下外任，至少在做法表现上，很难以心胸狭隘轻下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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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胡寅被贬，谪居岭南新州

胡寅确实羞辱过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刘旦。刘旦是广东潮州揭阳人，本名刘昉，因阿谀秦桧，绍兴十三年八月自知虔州（江西赣州），升任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一届任满之后，湖南安抚使由陶恺担任，一年多就病死任上。绍兴十九年，刘昉再来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上奏朝廷，说是原来的名字跟“前代不合之臣相犯”，请求更名刘旦，被朝廷批准。其人在湖南政绩平平，不过也有点长处，会写书法，还研究儿科病症治疗，搜集各种民间中医偏方，著成《幼幼新书》，现今中医，仍有医生参照此书治疗儿童病症。

刘昉曾经帮助吕颐浩陷害过衡州知州向子忞，向子忞是胡安国女婿向沈的亲叔父，也是胡寅的最亲密好友。胡寅对此人确实怀有一些怨愤，但更多的还是瞧不起，因为此人能力、人品都很低劣。胡寅鄙视此人，一次在岳麓山醉酒，到岳麓寺跟和尚朋友聊天说话，于寺墙壁上大书曰：“是何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鹏鸟。”有人将此事告知刘旦，刘旦大为气恼，向秦桧密报，诬告胡寅与被贬宰相张浚私下联络，贬损朝政。但当时的侍御史曹筠，奏贬胡宁，只是拿刘昉诬告胡寅“与张浚贬损朝政”做说，究其实，曹筠奏贬胡宁，当是受了秦桧的暗示。因此，不能轻易将胡宁被贬，看成是受其兄胡寅的牵连。

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李光私史”事发。此事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

李光之子李孟坚，与朋友陆升之饮酒，言及父亲在贬所写书。酒后兴奋，随性说出书中有“当朝很多说法改窜事实”之类话语。陆升之于席后，将此事密报秦桧亲信、两浙转运判官曹泳，曹泳又将此事密报朝廷，朝廷委命曹泳负责追查此事。李孟坚被关进牢房，忍受不住拷打，招认父亲“私著小史”，语涉谤讪。李光因此再遭贬窜，昌化军安置。

李光（字泰发，1078—1159），绍兴二年秦桧初被罢相时，吕颐浩和朱胜非诬其为秦桧同党，被贬出朝廷。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主持议和，又将李光召回朝廷，想利用李光在士大夫中的人望，一同在和议书上签字，以压制主战派议论。宋朝自太祖时设立参知政事，以制约宰相权力，规定宰相发表文诰、指挥（宋朝称自上向下传达的朝廷文件为“指挥下行”），必须有参知政事同时签署名字，否则不能作数。

“秦桧与光不相知，止以和议初成，将揭榜，欲借光名以镇压尔。上意初亦不欲用光，以桧谓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足定。上乃从之。”

这是史书的说法。李光当时因见议和能得地，所以才同意议和。秦桧老辣奸猾、深谋远虑，拉李光共同签署议和公告，“以压众议”只是说法，分担怨愤，或许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但李光出任参知政事不久，即因政见不同，在高宗皇帝面前与秦桧发生争执。李光因此请求外任。秦桧借机指使谏官奏贬之，李光遂于绍兴九年十二月被罢，担任参知政事只一年，出知绍兴府。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再遭弹劾，责受散官、藤州安置。又十年，因“私著史书，谤讪朝政”，又遭贬斥，谪至海南琼州岛。

“李光私史案”，牵连人数不少，胡寅被列入第一批“重犯”之一。

案件“审断”之后，右正言章厦，暗体秦桧心思，迅即上奏：“右承议郎致仕胡寅，天资凶悖，敢为不义。寅非胡安国之子，不肯为亲母持服，士论沸腾。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会李纲，后又从赵鼎，建明不通邻国之问。其视两宫播迁，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此其不忠之大罪也，伏望陛下为宗庙社稷长虑，特赐威断。”

这里有个小问题，从前朱胜非在朝中的残余势力，奏贬胡寅时，只说他不为生父持服，这次章厦奏贬胡寅，又称其“不肯为亲母持服”。本文作者已考实，胡寅本是堂兄胡宪的同父母弟弟，胡宪父母就是胡寅的亲生父母，其父名胡淳，其母姓余氏。其父去世于建炎三年（1129），其母大约去世在十八年（1148）。胡寅本来接受父亲胡安国临终前嘱咐（不必持服，但有时间方便回去看望看望），又被朋友刘勉之，可能也包括秦桧的提醒，回乡看望过亲生母亲几次。

但其母去世后，胡寅仍然坚持不为“持服”，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理由就是胡寅认为，父母从小要溺死他，属于“弃婴”行为，表示已恩断情绝。同时，胡寅被胡安国当成嗣子养大成人，胡寅已为胡安国原配李氏和继室王氏“持服”，不想再有“父外之父”、“母外之母”。应该说，他的做法既不违逆人间情感，也不损害古代礼节。只是世俗社会喜欢妄议他人，而这种妄议，恰好为官场上的敌手攻击胡寅，提供了看似有据可查的借口。

章厦的奏章，还提示有心的阅读者一个事实，就是胡寅曾经希望秦桧帮助自己，向高宗皇帝解释身世问题，秦桧似乎答应过。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去跟高宗解释这件事情，否则的话，章厦这次就不会再拿这件事情做说辞，去奏贬胡寅。

胡寅虽然已经致仕（退休），但仍然未能幸免，“坐与光通书，朋附交结，讥讪朝政”，贬为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绍兴二十年（1150）七月，到达贬所广东新州。

胡氏兄弟与秦桧的亲密交往关系，彻底成为往昔。

从表现出来的事实观察，胡氏兄弟彻底断绝与秦桧交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胡宁被逐出朝，特别是胡寅被贬新州。并不像后世半渲染、半想象的那样，是因为秦桧主张并促成与金国议和，胡氏兄弟因为反对与金国议和，才与秦桧分道扬镳。

胡氏兄弟虽然反对议和，但深知议和是高宗本意，公然继续反对下去，显然已无意义，只能以防敌反复、不忘守战劝谏，图为恢复中原，储备力量而已。

其实高宗和秦桧的根本主张，原来也不外此。

胡氏兄弟和其他主战的士大夫一样，都不忍屈己求和。高宗和秦桧也不愿意屈己，但弱国与强敌求和，屈己势所难免。所谓“弱国无外交”，绝不是到近代才有的事情。南宋与金国的议和，还有南宋之前的很多弱国与强敌的外交，早就已然如此。谁都不愿委屈自己，但为势所逼，为存活下去，难免有不得已而委屈自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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