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自传（1） [复制链接]

家世与少年时代

  余父文照，为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业农，至祖父宦游来粤。父治刑名，就幕州郡。母文姓，江西望族，能为诗，且解音乐围棋。余以1879年出生于广州番禺县。幼即从父母流 博罗、茂名、德庆等县。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即拂衣去。生五子二女，食齿繁，故家常贫。母极勤俭。余幼时最见爱于母，既就学，记忆力独强，由是父亦爱之。幼年事无足述者。惟记于六岁时随父 至高州，途中雇挑夫，给以工资，辄为牢头干没，苦役咸咒骂，牢头方施施然从二烟馆出，各从见之，复无如 ，余甚怪各役之懦。又七岁时，寓高州府衙，与老仆过衙中审讯处，适刑扑犯人，犯人号呼如豕啼，余急走避，数月不敢出。此二事印象颇深，故稍长亦未尝有叱责婢仆之事。其时太平天国失败，满清为中兴时代，仍以八股科举取士。余十一二岁时，日能诵数千言，遂尽读所谓《十三经》者，更及《史记》、《古文辞》之属。下笔为古文时，文俱斐然可观。1891年秋，父病殁，由是无力从师，仅自修于家。1893年母复病殁，凡两月始克举殡。家庭生计，盖有不堪言状者。
  父教至严，而余 极孝。父患病以误信庸医者言，沉绵数月，余闻长兄进谏而为父所斥，则亦默然退。至父病革，余哀且愤，骤入厨取刀欲斫杀某医，叔父某掩入，夺其刀，举家以为将自杀以殉，母哭尤哀，余亦伏地哭，而某医闻声逃，十年不复见矣。母死以家计故，与长兄清瑞各课徒糊口。兄与余友于最笃，兄治经最力，余不能也。余年 十六，门徒有十七八 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时应考书院，博膏伙以瞻养弟妹。尔时中国学子皆不识所谓卫生之说，惟夜继日，穷年苦攻。父母见背，而一兄一姊两弟，皆医养不足，相继殂谢，以是常忧伤憔悴，而壮年体弱多病，俱缘于此。幸而知说欢颇盛，又能为诗，忧愁有所发舒，故不至发生厌世思想。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适有中日之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当时学界为之激昂，辄攘臂而谈时务，顾皆无要领，于余心未惩。独孙逸仙博士忽谋革命于广州，则以为空前奇举；然其时实未识孙先生为何如人，且无由与通；惟有间从耶稣教会信徒来往，稍知一二，因孙先生本为教徒。其时耶教乃官府所慑畏，间有秘密出版之书籍，亦由教徒密为输卖，教徒尔时常有同情于反对政府者。如是者十年，其后则反是矣。清廷败于日本，其腐败而无能力之弱点，无从掩蔽，少数较开通之官僚稍欲引进嗜新敢言之士， 与顽固者角胜，其动机亦缘于帝后党派之争。满清袭用中国从来宗法社会制度，西太后以女主握政权者二十余年，谓之垂帘听政。至光绪帝载湉既长，名虽归政，而在朝大官大抵为太后所任 。有翁同龢者，为帝师傅，欲拥帝而排斥后党，于是文廷式、康有为辈由是不次进擢。中日之役，以海军年费辄移入内务府为颐和园用(太后所居)，为召败之一因，军事当局之李鸿章，亦抗疏言之。后党多老朽，既败于强敌，则亦稍敛，以让所谓维新变法之新进，此1896、1897、1898年政局之情形也。

满清钳制汉人之政术
  满清本少数民族宰中夏，盖乘明代内乱而以兵力得之。张献忠、李自成以饥民为流寇，惟事残杀，造成恐怖，明之诸王又皆脆薄，不足与满清抗，清之得中国易于蒙古。顾其钤制汉人之政术，则超出蒙古数等，自握政治中心，权不旁落。稍去明代之严刑苛税，以收民心(如康熙永不加税之类)。奖励儒学，多用汉人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平士夫之气。举族皆兵，如斯巴达之于雅典；且分以驻防各省，防止内乱；疆臣分领兵刑钱谷之事，俱受成于中央，故终满清之世无有以封疆大吏能据地以反者。又大为宣传，其始为君臣大义之说，破古来夷夏之辨，冀以移易汉人民族观念。继则伪造故实，谓满族亦同源于诸夏，收天下藏书著为四库，其对于满清统治有反动者，列为违禁书目，严令摧烧之。康乾之间，字之狱数见，戮尸夷族，以钳其口。然汉人民族思想，终不消灭，托为神诞，以纪念明亡。如《太阳经》之属，纯为崇祯帝而作，文极俚而普遍。民间死则着前代衣冠以殓，谓之生降死不降。明之遗民以文网不可犯，而士夫糜于爵禄，不可与谋，于是创所谓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成一种秘密结社，遍于南北各省，表面则取互相扶助之形式，下层社会争趋之，纪律甚严，刑赏必信。其作始之人，亦知此种会党仅能为革命之材料，与其潜伏之势力，其发动必赖于英雄豪杰之指挥，故洪门又有待真主之言。清康乾间所谓白莲教造反，嘉庆时代林清之反动于北，王三槐等之反动于南，皆以会党起事，至太平天国则尤其彰明较著者。至满清末叶，重以帝国主义之侵掠，民生日蹙，清廷政治，惟有黑暗腐败，满族尚武之精神已衰，日趋于统治贵族坐致灭亡之末运。于是汉人族思想日盛，以至于倾覆满洲。
  1898年谓戊戌变政，其内幕为帝后之争。光绪帝引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之属，杂取所谓西法者，以诏令施行之，其最重要者为废科举、开学校，余则纷然无复条理。谭嗣同等号新参政，后党已颇侧目，且其盘据已久，后之妹婿荣禄，方握重兵，颐指内外。于是康有为、谭嗣同等密谋以兵去太后。袁世凯者初亦与康、谭同为保国会会员，世家子，有干才，自高丽事件失败归，谭嗣同等说帝不次擢用之，袁亦伪与康、谭亲附。旋得掌荣禄所统兵之一部，康、谭乃假帝旨意使袁以兵入京，便宜行事。袁索帝诏书，康、谭不能应，但谓帝意如此，且事系帝之生命，非此无以救帝于太后之手。袁伪应诺，而即驰往告密于荣禄。荣禄以告太后，遂一日尸谭嗣同等六人于市。康有为幸走免，梁启超方在上海，亦不及难。后仍听政，凡帝所行新政悉推翻，而袁世凯且日见任于后矣。康有为始为保国会时，犹放言：“保中国不保大清”；而其后乃专言保皇，结保皇党于海内外，盖历史环境使然。自其对于满清贵族的政治而言，亦为一种反动，而其实则代表新官僚阶级利益而已。其卒不能与革命党抵抗亦以此。
  革命、保皇两党之领袖，皆出于广东，此为地理之关系。顾孙先生之谋革命也至秘密，其第一举事，亦以会党为基本队，而学界无知其事者。康有为生长广州，聚徒讲学二十年，其得志前后，广东学界颇受其影响，惟余则素薄其为人与其学说。盖康居乡，为土豪劣绅之所为，热中奔兢，行不践言；治学则剽窃武断，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当不逮唐之八司马。且是时余之民族思想，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国而变为保皇，其理论尤觉每况愈下，故当时对之，绝对不生一种信仰。康徒每言尊王攘夷，笑应曰：王者孰谓?谓文王耶?

清廷之排外与媚外
  余十九岁后，虽仍以舌耕砚耕为活，然生计已渐裕，交游亦渐广，日与社会接触，而受环境之刺激，益思奋起而改革之。1900年，史坚如埋炸药轰广东抚署，以应孙逸仙先生惠州之师；事不成，遇害。余故识史氏兄弟，且爱坚如之为人；惟是举则未与谋。此役以后，革命实行者俱远适他国，余常独居深念，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犹不足充所怀之志愿。乃决心为留学计，然其时个人经济，尚不能达到也。
  清末义和团事件，不独影响于清政府本身，且影响于全中国，影响于世界各国，即1911年辛亥革命，亦受其影响。其总原因为排外，为受列强压迫之反动；然其内容颇复杂，其分子有农民、会与清室亲贵及守旧之官僚，则各以其阶级地位而观点不同。帝国主义之列强侵入中国，以通商，传教为两大工具。通商则打破中国从来之自然经济，而内地失业落伍者日多；传教又挟有势力以压一切平民，则于信之外，更生反动(耶教人常有怪佛教入中国，不遭排斥，何独异于耶教者，此实自忘其面目。佛教固未尝有如耶教以帝国主义为其背景，作其策援也。故满清末叶排外与仇教，几互为因果，各省闹教之案，几无岁无，以列强为后援，其结果决无公平之判决，平民积恨已深)。北方各省以交通不便，生计落伍者，自较有通商口岸之省为众。教士挟其公使主教之势力，而欺人民之无知，则亦愈横。瓜分海港，本为帝国主义列强预定之计划，为继日本割取台湾后之一定步骤；然表面则由山东杀一教士，而德国乃以为报偿及惩罚之条件，而据割胶州；一时旅顺、大连、威海卫、九龙、广州湾等，纷纷丧失。列强更进而设置其所谓势力范围，声明中国某省某省不割让于他国，如德之于山东；英国之于扬子江各省；法国之于两广、云南，日本之于福建等；俱就其已获得之地域，更延长之，为将来割据之张本。
  中国人民于是时，既惧且愤，故排外为义和团事件之总动机，为帝国主义压迫之反响。其在农民分子，此种民族思想之表现，于革命历史行中有莫大价值，决不因后来帝国主义者之污蔑诟骂，而有所贬损。惟义和团之所以一败涂地，与为此次运动之最大缺点，则指挥领导者当全尸其责。会党首领既毫无政治常识，而以至粗劣之迷为惟一武器，其智识能力，且远在张献忠、李自成之下，视洪、杨更望尘弗及。清室之端王、庄王、毓贤、刚毅辈，更蠢如鹿豕，只欲利用义和团之符咒有灵，炮火不入，以消灭外人之势力，回复清室之威严；且于新旧纷争之中，乘此湔除知识阶级维新革命之思潮与其潜势力。故在当时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辈，皆不敢赞同；即荣禄亦首鼠两端；其以汉大臣为大阿哥师傅之徐(大阿哥系清朝皇太子之号，其时以光绪帝无子，西太后乃援立端王之子溥隽)语人曰：“人说洋鬼子利害，究竟不过东交民巷这几个鬼子罢了，弄完他，还有什么?”其昏●可以代表一斑。刚毅、李秉衡之属，更作《封神演义》一种口吻，稍有识者俱决其必败。义和团又斥谈西法，能操外国语及用舶来品物者，皆曰二毛子，遇之殆无幸免，滥杀焚掠，无复制止者。至狙杀德国公使与日本参赞，围攻各国驻京公使馆，而八国联军遂向北京进攻，清军与义和团悉败溃，团众死者不胜计。清帝后出走，天津、北京备受联军之蹂躏。然联军鉴于中国民气之顽强；而在山海关等处，日、美之兵，几致冲突；俄已进兵满洲，为久据之势；各国至此，乃知不能遂瓜分中国。仍与清政府言和，迫使惩罚罪魁，索赔款四万万，分年摊付，其总额乃为九万万。自是而清廷更慑服于帝国主义者之淫威，一意专心于媚外，而民间亦讳言排外矣。当时有“南革北团”之称，革命党以排满革命为口号；义和团则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其目的绝对不同。革命为解放改造之思想；义和团则惟是野蛮复古之思想；二者更难相提并论。然皆以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而起，其动机如一耳。
  清政府利用义和团以仇外，历史几无其例；惟前此六十年(1866)朝鲜以大院君执政大杀天主教徒之举(死者二十余万)，仿佛似之。俄国军舰自行引退，法舰两次进攻，以朝鲜有备，皆大败。大院君遂贯彻其攘夷锁国之主义于一时。端王诸人殆有羡于大院君，然其形势不同；端王等不修军备，惟符咒是恃，斯更不能望为大院君矣。
  义和团之变后，清廷诸顽固亲贵多以此得罪见废，帝派之言维新者，稍稍复进前之。复以八股取士者，又改为策论。余已绝意于满洲之禄位，欲为人捉刀，得其报酬，为游学费。时方为广州《岭海报》记者，人以其议论纵横，谓必不谐于科举，不愿延为替手。余不得已乃仍自试，遂以1902年举于乡(是年尚用八股试士，余素不乐八股，交游皆知之；又有颇知余已持排满宗旨者，见余应举获售，都不解其故。余曰：“无他，为贫而已。余自有其降志辱身之故，余不效康、梁以应举之事，诿责以其亲也”)。一时始有能文之名。次年秋，余遂得为某氏兄弟捉刀，使俱获售，得金六千余，而数年谋留学之志愿以遂。

游学日本与退学归国
  1903年，余以学师范至日本，入弘文学院。是时清政府稍复使各省兴学校，粤总督模招吴稚晖、钮惕生、董庆堂、陆伟士等至粤，使为计划一切，从其布置。粤人梁鼎芬乃嗾张之洞劾陶，谓陶招纳革命党，其实只吴、钮有志革新耳。余时独与吴、钮订交，尤喜吴之论。吴、钮从日本至粤，方怂恿东京高等师范校长嘉纳氏为中国人组速成师范班。余苦求不得革命之方略，则以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更因吴之赞同，遂往东入同文学校。其年余已娶妇，小产，未旬日，余即东渡入校。三月余，以校中所授课，殊不足副所期望。间与日本所谓在野民党领袖数人谈，亦无所得；由粤偕行之同学，思想平庸，更无可与言者。
  时黄兴、杨度俱在校中；杨以勤学称，黄未尝有所表见。留学生全体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参杂于其间。吴稚晖于留学生总会欢迎会演，亦仅能为痛诋西太后之言论而已。留学生会馆则悬有湖北留学士官之谋武汉革命为张之洞所杀者四人相片，然未有敢公然评论其事实之经过者。余时意志郁郁。未几吴稚晖等以保送私费陆军学生事，闹于公使馆，公使为蔡钧，人极胡涂，呼日本警察自卫。日本使警察逮送吴出境，吴自投于河，为拥救不得死。余遂率同学反对清公使，反对日政府，提出条件于日本教育当局，以退学为要求，日本稍缓和其事；而教育当局更诱胁诸言罢学者。余本为广东同学之领袖，退学之议，又经开会而决定。顾同学多畏祸，则中变而私为悔觉书上于学校。余益愤，遂单独提出退书，径归国，从之者数人而已。

就任梧州中学总教习与宣传革命
  既归，颇有以革命嫌疑中伤余者。陶模方卧病，亦置不问。余遂应广西州中学总教习之聘至梧，锐意讲学；更改梧州传经书院为师范讲习所，兼为其所长，日任讲义至八九小时；更以其间为学生讲民族革命之要，学风骤变。梧之志士黄用甫、陆宠等亦起应为同调。英人侯岸得以探矿至梧，一日辱殴梧州中协某之卫兵，中协不敢问，学生则以书迫英领事使屈，侯岸得赔礼谢罪，梧州知府程道源则大惊。适梧州绅士以传经书院改校，夺所凭藉，而其所谓官绅办之警察，又以不职，为学生指摘，于是连衔讦余于两广学务处。其中有云：“胡衍鸿随时演说，无非革命之莠言，以圣经贤传为陈言，以平等自由为时务。……传经书院恭悬圣祖仁皇帝之御墨，该员则率尔毁弃之，其大逆不道如此……。岁时令节，容许学生披洋衣以揖孔孟；又使其妻若妹，与某总理之十余龄少女偕学生同班听讲，废跪拜之礼，渎男女之防，败俗伤风，莫此为甚。”今日见此等文字，殆无有不捧腹绝倒者，亦可见若辈之龌龊卑鄙。以官绅一致反对，余乃辞教职离梧返粤，学生即全体罢学，举代表十人至粤，争之于学务处。时岑春煊督粤，为新官僚之一领袖。学务处以学生故，不敢与余为难，转浼学生哀余复职。学生以必罢去程道源为条件，学务处又不能从，于是学生卒皆退学。其后辛亥之役，广西从事革命者，多半余当日之学徒也。余知官立学校不易有为，则往香山隆都，为其地方私立学校校长。未逾月，学生毁校地旧有之文昌偶像，诸绅耆噪于校，其阻力不亚于在梧。余因悟于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之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从新建设之，自顾尚无政治学识，则无能为役。

再度游学日本与对梁启超之批评
  适其时粤东派遣学生赴日学习法政，又闻留日学生愈有朝气，支那亡国纪念会与征俄义勇队之举动，虽甚幼稚，然皆为民族思想所表示，余遂决计再留学于日本。濒行，粤吏有举前事谓余为危险分子，欲泥其行。余长馆于广州知府陈某家，力为余争，得竟往，时1904年矣。
  速成法政之组织，由梅谦次郎主之，学科设备一切缘于嘉纳之师范。校中以翻译讲授，余更稍习日文，即可阅参考书。同学多俊秀，亦非曩日之比。余尤与汪精卫、朱执信、张伯翘、李君佩、古湘、陈协之契洽，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汪、朱固有民族革命思想，余尚气敢言，而汪、朱器量之宏远，心思之精密，皆足以匡余不逮，则交益深。顾彼此极意探求，犹未得革命实行之要领。
  是时留日学生约二万余人，以其地去中国近，文字易通，以同为亚洲民族，而倒幕府后维新变法，遂臻富强，则多慕之。俄为族专制时代，侵掠中国最甚，义和团之变，进兵东三省，迄不撤退；而李鸿章未死时，犹为联俄拒日之策，清廷大臣袭用之，日本遂与英国同盟以敌俄。自日本倒幕时，西乡隆盛已有征俄之议，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诸人稍持重，谓须先理内政，然后可以向外发展。西乡愤而挂冠归故里，以有西南之役。然吞并高丽，实日本之素志，甲午之战，纯为争高丽问题。中国兵败，高丽号为独立国，实则转为日本之附庸。然气吞亚洲之强俄，其声势尚足以压日本，而使其志不得逞。俄于中日议和之际，联德、法二国，迫日本吐出辽东半岛，日人当时不敢与较，而阴衔之，朝野皆有十年必之志，内修武事，外结英国。英有其传统之外交政策，正欲用日以斗俄，则益为日助。俄焰方张，其君臣又不若日本之智，则不甚注意。日人更大为宣传，以同种亲善为口号，博中国人之好感，普通人视日本敌俄，几认为纯出于仗义执言之美德，则皆直日而曲俄。俄之败于日本，盖内外形势使然也。中国舆论既善日本，又有地理文字之关系，于是求学者多趋日本。是时日本以其外交手段，亦颇善视中国留学生，留学界乃为空前绝后之盛况，为思想势力之中心。
  吾人须知从来中国所谓舆论非他，只读书人之笔与其舌耳。内地方始言兴学，无程度之可言，喧哔科举之俦，不足以当时务者之一击。欧美政治文化与中土太殊绝，输入不易；且工西文者，其人自童而习之，不能兼治汉学，对于国人殆不能发表其意见。在日本则愈为政治法律社会科学专门之书，即愈为中国人所易读。基此原因，故惟严复以能译《天演论》、《群己权界》、《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及《法意》数书，而海内推为“学贯中西”之哲(今日稍治社会科学者，当笑其弊陋陈腐，而尔时学界则几视为鸿宝)。而梁启超辈一踏东瀛，即能裨贩日文，张其《清议报》、《新民丛报》之帜，其难易相去如此。严复初本治科举，其为文盖得力于管世铭(视康有为之剽窃章金牧者略胜。至章炳麟谓严文旁于八家之庭庑，未免过誉)，自拘于其所谓法度者。不能达原书之意，则篡改之。然只于社会通诠妄下己意，张军国而病言民族，以阴袒保皇派人；其余译本，尚无害也。
  梁启超能裨贩东籍，于是其宣传势力乃轶出其师康有为上，于《清议报》最终期，为康南海传有微词，盖有使人祧康宗梁之意。梁读书以剽窃武断为工，认识浅薄，至不能自完其说，则反复无常，而自夸为“流质尚变”。在日本尝一度与中山先生接，大倾服之，则亦为革命之言论；其《新民丛报》初期“我不破坏人亦破坏”之论调，盖缘于此。及康有为闻其态度，大怒曰：“卓如亦言革命，将置我于何地?”使党徒严责梁，梁又取消前说。其游美洲以惧洪门会党之反对也，则曰：“我名为保皇，其实革命。”既归，益专言保皇；至谓我游美洲而梦俄罗斯也(梦当时俄皇专制之俄罗斯)。其反复可笑如斯，知识阶级之危险性，可于梁见之。梁为文较严复为放纵有胆，且工于八股家开阖取势摇曳生姿之术，而杂取汉籍成语与东译新名为词藻，其时人不习见，则多以为奇，或加以“文妖”之号，梁亦乐受之。然梁于时竟以其能文，屹然为保皇派之巨镇，而指挥海内外言论界之一部，不得谓非民族革命之一障碍物也。

胡铁华宗亲当了总版主，应该可喜可贺！

引用第6楼胡佐湘于2006-11-24 20:34发表的:
胡铁华宗亲当了总版主，应该可喜可贺！

勉为其难啊，请多指点和支持！

胡铁华宗亲当了总版主，应该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