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儒林传•胡安国》载：“胡安国，字康侯，建宁崇安人……”建宁崇安，即今福建省武夷山市。然而，数年来，我们一直被“在崇安，找不到或很难找到胡安国系族谱”的消息误导着。既然文定祠在崇安矗立了数百年，怎会突然踪迹全无？
公元2012年5月25至27日，我们徐州、睢宁（江苏）、泗县、灵璧（安徽）胡氏宗亲联谊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一行四人，专程赴武夷山寻根访祖，往返五千余里，不仅找到了钓鱼翁的始居地、墓地，而且在武夷山市、建阳市，拜谒了文定祠、五贤祠旧址，查阅了大量族谱资料，尤其清和、岭根、南墘三个村族谱资料惊人之多，大大出乎预料。
前去寻访的，既有会长胡明遐，还有年已八旬、心脏被放了七个支架的离休副会长胡居林；最年轻的秘书长胡方亚，也已二线数年；天天集团董事长胡居杰为方便山区奔波，特地安排了商务车，足以表明我们此行的审慎和决心。为避免盲目性，我们还请满公后裔胡氏宗亲联谊会副会长胡林、胡氏宗亲网总版主胡南山，引荐武夷山市的宗亲、福建省胡氏宗亲联谊会常务理事胡良忠等，才事事遂心、处处顺利。仅选择性拍摄的资料，就有七百余幅。
此次寻根，收获多多。历经两个多月的分类梳理、考订辨析，参照历史典籍，并与湖南、如皋等地族谱比对，予以全面审视、综合论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找到了钓鱼翁入闽的始居地、墓地、钓鱼石
钓鱼翁胡谔，是胡安国的六世祖，生于五代末之公元959年（南唐显德六年己未、吴越显德六年己未、后周显德六年己未），为避乱，随官至后唐礼部侍郎的父亲恭己入闽（南唐被北宋灭于975年，吴越被北宋灭于978年），初居今武夷山市城西南不远处的“温岭镇（今属武夷镇）黄栢里之柘阳”（今名黄柏村、柘洋村），“号为柘阳胡氏”。与籍溪刘氏结婚之后，“遂迁居籍溪之滨”，钓鱼自晦。北宋统一中国南方后，选拔人才，胡谔为集贤院学士，雍熙丙戌（986年）任永嘉主簿（永嘉县，隋开皇中以永宁县改名，治所在今浙江温州市），以故又称“主簿公”；晚年仍以钓鱼自乐，人称“钓鱼翁”。卒于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享年六十四岁。有人因为找不到历史资料与遗迹，而疑其只是“传说”。
由于路线不熟，加之小雨不断，我们第一天虽然早上六点就直接上了高速，两千四百余里，却直到晚上九点多，才与福建省胡氏宗亲联谊会常务理事胡良忠宗亲，在武夷山市政府大门前汇合。住下、用餐之后，已过十一点，只能简单交流。次日一早，按照商定的计划，由良忠、秀兴宗亲带领，一路东南，直奔五夫镇。
武夷山市，位于福建省西北部、闽赣两省交界处，原名崇安县，建于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系由崇安场升置；因其境内有旅游名山——武夷山，1989年，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隶属于地级市南平市。其面积虽近两千八百平方公里，总人口却只有21.68万，其行政建置，五镇、五乡、六个国有农茶场。五夫镇，即其五镇之一，在市区东南四十多公里，古名五夫里，南与同属南平市的建阳市将口镇接壤。
虽然是旅游城市，却买不到一张地图，多云天气，不辨东西。幸亏我们为防阴雨，带了罗盘，经专程从建阳市赶来的胡荣春宗亲指引，在五夫村北三里许的籍溪旁，穿越一人多高的荆棘、茅草丛，不仅找到了钓鱼翁的始居地——胡家坪（又称胡塘坪、胡墩），而且找到了钓鱼翁的墓地，以及“太公钓鱼石”。
钓鱼翁墓地，实际查勘的结果，与后来见到的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胡氏重修宗谱》中的《钓鱼翁墓》地图，完全吻合（见图1）。
图1：钓鱼翁墓地图
图后释文曰：
“公葬在籍溪里西山下园中，又名雁飞田。坟前有冢庵，立祭田七十五亩。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初六日，延平道宪（笔者注：延平，元大德六年—1302年改南剑路为延平路，治所在今福建南平市；明洪武元年—1368年改为延平府）来公，讳谦鸣，敬谒墓，命乡长萧禄，在岗来脉栽松。题诗一首：
五夫求古迹，
拜谒钓鱼翁。
溪趋稻田侧，
山延樵径通。
贤孙崇庙祀，
遗蜕委荆丛；
急命增坟土，
栽松望蔚葱。
——大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岁在己卯冬月吉日
二十八世裔孙 达 敬刊”
图2：2012年5月26日，武夷山市宗亲胡良忠（左）、胡荣春（右）、胡秀兴（中），在钓鱼翁墓穴前。
该墓位于武夷山市五夫镇五夫村北。所谓“雁飞田”，是形容钓鱼翁钓鱼之处，籍溪自东向西流，背后诸山，如展翅南飞的大雁；其钓鱼之处，既像“龟头”，又像大雁南飞小憩、正低头饮水。墓在“龟头”与“雁飞”山之间，原有一片田地。其右（西）方，钓鱼翁名之为“胡墩”，后被改为“胡塘坪”（又名“胡家坪”），“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遭洪水推荡，将西园下祀田四十五亩一并推流成溪，反成沙墩”；今更片瓦无存、满眼荒凉。
钓鱼翁墓，因子孙四处播迁，远离五夫，无人看管，千年之后，竟于二十世纪中叶，被人挖地基盖房时无意间掘开，现在只有一处坑穴。
墓穴下方数米，就是钓鱼翁的钓鱼石（当地人称“太公钓鱼石”），依然岿立于籍溪之中。该石虽经千余年风雨剥蚀、溪水冲刷，其形状，至今远看仍似“龟头”，难怪该山又被称为“龟山”。
图3：2012年5月26日，笔者与武夷山市宗亲胡良忠（左）、胡秀兴（后），登上伸入水中的“太公钓鱼石”。
图4：“钓鱼石”远望，如伸向水中的“龟头”。远处，即被洪水冲成沙墩的祀田。
从清代延平府（治所在今南平市）长官来谦鸣“五夫求古迹，拜谒钓鱼翁”的题诗看，早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钓鱼翁墓就已处在“荆丛”中，且坟头严重坍塌，因感慨“贤孙崇庙祀，遗蜕委荆丛”，而对乡长“急命增坟土，栽松望蔚葱”。虽然他不可能预知三十四年后的1784年，又“遭洪水推荡”，但其精神境界，可敬可佩！
二、见到了大量不同年代、版本的族谱资料
拜谒钓鱼翁墓地之后，下午，我们由胡荣春宗亲带领，驱车南下二十余里，来到他居住的建阳市将口镇胡巷村。
胡巷村，原名清和村。听其名，颇感特异，询问来历，只说自古如此。后见谱中“大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前修国史致仕、教授云谷邱锡”所撰《清和堂记》，方知果然与胡宏之子胡大壮有关。因受大壮“十世孙琮”所请而作，其文曰：“宋大壮胡先生，五峰先生之子，文定先生之孙也。传祖父之业，而以吟詠名于世，于其所居之堂，匾曰‘清和堂’，在于衡山……夫先生，一代之伟人也。德足以镇俗，言足以救乱，而优游吟詠，深入陶杜蕴奥。其以‘清和’名堂者，岂不以‘清’与‘和’，皆美德也？清，一于‘清’，则失之狭；和，一于‘和’，则流于不恭，必以‘和’济‘清’，以‘清’制‘和’，则刚柔不偏、阴阳合德，而持身立志、应事接物，庶得时中之道，而不夷不惠矣。然天地之气，春而和，秋而清，天而犹尔，而况于人乎？……历代取士，皆以胡公《传》（注：指文定公《春秋传》）为主，我朝皇上诏文定先生从祀学宫。而发明夫子之心，即发明天地之心也……而先生所作‘清和堂’，无乃亦寓是意欤？先生之孙四一公，于衡山取籍溪先生（注：待考。笔者与良忠，皆疑为“致堂先生”胡寅）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遂为建阳人。至五世孙侨，仕元为镇抚，生子六公玺；六公玺子文仲，赘于黄亭，遂为崇安人，而琮，则其孙也。古之圣贤，必有其后。而先生之家，子孙不失，文献世守，则其泽尚未有涯也。故予不郤所请，勉焉为之记，以示于来者。”
原来，大壮之孙四一公（大壮之子名“钧”；钧子名“泾”，即“四一公”），“于衡山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之后，便在东田东北方向，卜居于背山面水之地，“遂为建阳人”，名其村曰“清和”，后被称为忠孝里清和村。大壮之孙胡泾，之所以“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是因为，胡安国之父、胡宏之祖、大壮之曾祖胡渊，“墓葬建阳县忠孝里廻潭并源陇下，坐庚向甲，有三分卯酉”；定居清河村，世守祖墓、代不乏人而已。
图5：清和村前古树
在清河村文定公祠堂内（今名胡氏祠堂。该村文定公祠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我们对胡荣春宗亲珍藏的多部不同版本的族谱，进行了拍摄；返回武夷山市，天色已黑，我们又驱车十几里，到城西北的岭根、南墘，恭请胡维坤、胡汝英、胡柏文三位宗亲取出族谱，回宾馆查阅，与胡秀兴一起，三部相机，一直拍摄到深夜十二点多。这些族谱，虽然有的已经朽烂如絮，不小心翼翼地抚平、拼接，很难辨认，但目录、凡例、族规、序跋、传记、像赞、祠堂、碑记、村落图、墓地图、世系图、支系图……应有尽有，以年代分，竟达十几种。主要有：
1、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
胡宪亲撰《续修家谱序》、《宗系记》之《胡氏续修家谱》
胡宪之序，有别于正常之序者，在以文定公为楷模，强调“孝悌”：“吾既作宗系记，因叙其事于卷末，以告尔在后之人，尚克念之”。序中文定公“孝悌”之行，被记叙得淋漓尽致。“宪昔时侍文定公居漳滨十五年，见其躬事二亲，可谓尽之矣。”
2、宋淳熙己酉十六年（1189年）：
胡大壮（胡宏子）亲撰《重修家谱序》之《胡氏重修家谱》
3、明天顺七年（1463年）：
毗陵金恺序（崇安胡廷玉求序）之《胡氏宗谱》
4、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
胡琮（大壮十世孙、将仕郎致仕）《重修家谱序》之《胡氏重修家谱》
胡琮自言：明宣德间授全椒主簿，丁外艰服阙除金华，上命创立新县名曰汤溪，造完致政，归守坟丘。
5、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
靖肃公（籍溪先生胡宪谥号“靖肃”）下《基公家谱序》版本
6、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78年）：
1950年9曰19日蝇头小楷手抄1778年《胡氏族谱》本，后附补续世系
7、清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
奉祠生衍祧撰《重修宗谱序》之《胡氏重修宗谱》
8、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胡光琦撰《序》之《福建崇安兴田胡氏会修宗谱》
9、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奉祠生胡达纂修、 新罗赖芹孙撰并手书《序》之《胡氏家谱》
10、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江作舟撰《序》之《胡氏徐墩谱》
11、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
胡考休撰《新修宗谱重增序》之《胡氏宗谱》
12、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
祠生祖虞氏观元（五峰公位下翔卿公支30世裔孙）撰《新修谱序》、范启刘撰《新序》之谱
不同版本的序跋、传记等，则使我们对毁损、缺漏、模糊的内容，在比对中予以甄别、辨析，非常有益。
三、明确了列祖列宗的祠、墓所在 谱中专列祠、墓章节，并有像赞、图记
1、 初见列祖列宗像、赞
崇安诸谱中，有像、赞，首先是入闽始祖钓鱼翁胡谔，其后依次是文定公胡安国，以及胡寅、胡宪、胡宏、胡宁。像之上，有封号、谥号、号、官名，以表明身份。譬如，胡安国，虽然谥号“文定”，但明代宪宗成化三年丁亥七月又追封为“建宁伯”，像之上就题为‘建宁伯文定胡先生像’。胡寅、胡宪、胡宏的谥号，分别是文忠、靖肃、明公，其像则分别题为“文忠致堂胡先生像”、“靖肃籍溪胡先生像”、“明公五峰胡先生像”等；胡宁无谥号，其像则题为“太常卿茆堂胡先生像”。
图6：入闽始祖钓鱼翁像
谱中，像在前，赞附后。像赞，言简意赅，超乎史传，短短数语，其人其神，瞬间毕现，令人肃然起敬。如：
“华峰郑灼”题赞钓鱼翁曰：“温岭蕞爾，僻陋在夷；天开文运，君子居之。孙曾矩矱，为大贤师。无疆派牒，美哉始基！”
“蜀郡张横渠”赞文定公曰：“道闻伊洛，志在《春秋》，格君化俗，扶纲阐猷。进则抗论，退则归休。大冬松柏，凛凛孰俦！”
张横渠又赞“靖肃公籍溪胡先生”曰：“安贫乐道，辞禄养亲；身虽在野，心不忘君。晦菴东莱，俱列门人。言行之美，举世所珍。”
而“五贤祠”中，则立着五通既有像又有赞的碑石，胡安国居中，子侄胡寅、胡宏、胡宁、胡宪，分列两边，碑石像赞一体。拜谒其像，默诵其赞，尊祖敬宗、承前启后之心，怎不油然而生！
2、多处建有文定公祠、五贤祠：
①建宁府青云路，钦建有文定公祠。春秋两祭，奉给银一两六钱。（当时）发祠生（奉祠生员）胡承涛领。
②建阳县崇文里将口街文林坊，明正德丙子（1516年），御史胡公文靖建文定公祠。祠基官尺横七丈，直八丈。
万历庚辰（1580年）载革，乙酉（1585年）题，后丁酉（1597年）都御史金公重修。典试续修刘公曰：“宁捐金增修。”庚子（1600年）知县魏时应，置田三籮充祠，春秋两祭，给银一两六钱，给祠生胡承涛领。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祠基被詹、王二姓佔架，裔孙衍祧呈明阳邑主蒋公元枢，蒙亲堪断，结存案。
③大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兴田立有文定公祠堂
④大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建阳县忠孝里清河村建有文定公五贤祠。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九世裔孙绍东（字敏士）《重修清河村祠记》载：……自基公卜地于潭之忠孝里，成化十九年（1483年），得旻公建文定公祠于清和村，祠生真武以时致祭于其间，不得谓非一时之盛也。迄之日久，栋宇倾圯……雍正十二年（1734年），庀（pi）材鳩工，重建文定公祠。俾栋宇维新，庙貌巍然……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鹏以祠生，曁族长智惠、族侄绍东等，呈请邑侯蒋讳元枢公，恳恩匀给……迄今春领祭银八钱，秋领祭银八钱，祖有光焉。乃重修者，不无复坏。鹏等又集族众，于三十四年（1769年）捐银修理……
⑤崇安文定公祠
3、崇安文定公祠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前任四川潼州府知盐亭县事，宗裔光琦”，在《福建崇安兴田胡氏会修宗谱序》中说：“钓鱼翁者，本系江南人，为入闽始祖。六代而至文定公，释经卫圣，有功理学；从子籍溪公、致堂公，子茆堂公、五峰公，得家学之渊源，皆以名儒闻于宋。是以宋乾道（1165～1173年）中，文定公已配享于学宫。元至正辛卯（1351年）奉旨创建祠宇，耑以祀之。祠塑文定公像居中，籍溪公、致堂公、茆堂公、五峰公四像配焉。今祠宇在崇安县军营岭文庙之左。迨至国朝，圣祖仁皇特赐匾曰‘霜松雪柏’，悬挂殿前……”
笔者2012年5月26日和27日早上，两次考察原崇安县文定祠旧址。谱中“崇安宗祠”，在今武夷山市市政府（即图中原“县衙”）东侧图书馆所在地，坐西向东，依山而建，步步登高。此祠与学宫，今虽不存，但是，拾级而上，数十台阶之后，右侧的亭内，五通刻有像、赞的石碑面南并列，文定公居中，胡寅、胡宏、胡宁、胡宪分列两边，所以，图之正门，标有“胡氏五贤祠”。“文定公殿”原来高大宏阔、雕刻精美的梁柱，虽被保留在图书馆前廊之后，但一般不准近前观看；馆领导只知是文物，与皇帝赐赠有关，却说不清来历。
其实，此图画于“大清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年）。从文字说明看，该图强调的是祠基先后被程氏、邱氏“豪恶”侵占，程氏已“俱还”，对邱氏“已兴讼存案”，以致规模看去狭小。
图7、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武夷山族谱中的《崇安宗祠图》
而康熙四十四年己酉（1705年）,“赐进士、通议大夫、东宫讲官、提督福建学政、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讲，加一级，浙江后学沈涵 ”《重修崇安胡文定公祠碑记》载：“涵少治《春秋》，读文定先生传，始知圣人以微言大义，实赖先生发明之。读其书，辄想见其为人。居恒，窃愿趋里居，瞻其庙貌，以思景仰…迨奉命视兹省，窃喜。是行也，可早酬夙志。迨由仙霞入闽，始知先生祠在崇安，非驿路所经，例不敢往……而先生之祠，如隔云霞而不可即矣。考《邑志》，祠在崇邑学旁……涵近列疏
恭请御书匾额，以表扬先生之盛德大业。既得所请，而邑令王君，以为
祠久倾坏不治，且就尽……旧祠止存像祀一堂。王君葺而新之。其地自坊表、享堂、左右廊庑，以及门栋墙垣阶砌之属，皆王君独力重建也……先生之祠焕然改观”。
由此可知，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祠久倾坏不治，且就尽……旧祠止存像祀一堂”，其后之祠，确系知县王梓1705年重建。
然笔者所在之江苏睢宁，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胡氏族谱》中，有咸丰元年胡云汉、云鹏兄弟，从“崇安文定祠”转寄的崇安族谱资料，其《宗祠图》显得规制宏大：迎面的“照壁”之后，纵深五进建筑，分为左、中、右三大部分。中间从前至后五座大殿，前四座大殿，依次名为“安国文定祠”、训教堂（“族众习学规矩家法伦礼在此”）、“制礼训义”殿（“族长族副断论训教族人在此”）、“文安万方”殿（清雍正丙午——1726年——御笔）；最后的大殿，悬挂明代“文化国朝”、“修身立道”两块御笔匾额，分别署有“宣德丙寅御笔”（“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共十年。地支为“寅”的年份，只有“甲寅”。此处应为“
宣德甲寅”，即1434年。而“
丙寅”，则是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一年，即1446年），和“成化甲戌御笔”（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成化”，共二十三年，其中地支为“戌”的年份只有两个，即丙戌和戊戌，应为成化二年的“
丙戌”，即1466年。排字工将“甲寅”与“丙戌”中的天干“甲”“丙”，颠倒误排为“丙寅”、“甲戌”；同时，因文化水平有限，将“修身立道”中的“立”与“道”，颠倒为“修身道立”，与文法不通）。
两侧，进门左侧，后四进殿堂，则依次是“沐浴堂”、“会客堂”，和乾隆癸卯（1783年）御笔“修补圣道”匾额的“公议堂”、康熙丁亥（1707年）御笔“德恒远照”匾额的偏殿；右侧后四进殿堂，依次为“整服堂”、“会客堂”，和乾隆辛酉（1741年）御笔“孔孟同体”匾额的“设祭堂”、雍正壬午（清世宗雍正1723年至1735年，共十三年，其中有丙午、壬子年，此处系排字工误将1732年的“壬子”排为“壬午”）御笔“道诲宗古” 匾额的偏殿。宗祠大门两边，分别有警示：“奉旨：一应文武大小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祠堂后院，左右分别是竹林园、松林园。
而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胡光琦在《福建崇安兴田胡氏会修宗谱序》中所说“元至正辛卯（1351年）奉旨创建祠宇，耑以祀之。祠塑文定公像居中，籍溪公、致堂公、茆堂公、五峰公四像配焉。今祠宇在崇安县军营岭文庙之左。迨至国朝，圣祖仁皇特赐匾曰‘霜松雪柏’，悬挂殿前…”看，崇安文定公祠，曾挂有“霜松雪柏”匾额。但是，睢宁谱中由“崇安文定祠”转寄的《宗祠图》，却没有关于“霜松雪柏”匾额的标示。“圣祖”者，大清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比其孙乾隆（爱新觉罗弘历）还多一年。其御笔“霜松雪柏”，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何乾隆1741年、1783年的御笔匾额在，而康熙只有1707年的，却无1705年的御笔匾额？
原来，“霜松雪柏”匾，后被移至文定公书院内。武夷山谱中，《胡氏文集及各处祠堂录•书院》有载：“文定公书院：宋乾道（1165～1173年）中，立有文定公书院，坐落崇安县四隅里兴贤坊。康熙四十五年（注：应为“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蒙皇上御笔亲书‘霜松雪柏’匾。现存武夷五曲御茶园，有书院。”
图8：睢宁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胡氏族谱》中的崇安《宗祠图》
4、崇安文定祠敕建于南宋初的绍兴年间，而非元代创建
图后《宗祠图说》曰：“祠堂者，以栖先灵之所也。吾族自汉唐时，旧有祠焉。自绍兴年间（1131～1162年），内阁奏入详请敕建文定公祠于崇安。祠内各堂，周围高阔，楹栋户牖，规模如是。所有祭品祭器注册，并载崇安邑誌，以为春、秋二丁应用。迨后屡修曡曡。至本朝，仍依旧制规模，以承先人意也。”
由此看，图7中被“豪恶侵占”的，应是六七百年间，“因屡修迭迭”，以致两边堂殿被放弃，最后一次维修时，仅仅保留了中间部分殿堂。
而图8的说明，则证实崇安“文定公祠”，始建于公元1162年之前（”绍兴”,是南宋初高宗的年号，从1131年至1162年，共三十二年。而胡安国逝世于1138年），而非元代“至正辛卯（1351年）奉旨创建祠宇”。是否历经二百年，原祠毁损严重，无法维修，元顺帝只得下旨重建，规制有所调整而已？
果然，明宣德元年（1426年） 崇安县教谕汪誾在《重修文定书院记》说：“……胡文定公以宏深雅正之学，接游、杨伊洛之绪，明《春秋》笔削之旨，其子致堂、茆堂、五峰，其侄籍溪，皆以名儒闻于宋……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匪浅。
维时立祠、赐田，褒宠特异。至元季，祠宇隳圯（圮），县尹永嘉彭公廷坚，鼎新创立，前祠后堂，规模宏远。复见宣圣燕居于祠之右，塑像尊严。迄兹百有余载，复就
倾裂，四顾落然，见者慨叹……嘉兴孙侯以翰林习字进士，来检校建郡，按临是邑，首倡父老捐奉修葺，鸠材募工，补獘易新，踰（yao）月告毕。祠殿巍峨，堂庑高敞，庖廩门库器皿备具；黝堊（e）丹漆，光彩一新。崇邑人士，莫不咸啧啧叹曰：“百年之废，一旦之兴，圣贤之有灵，斯文之罔坠，所以遇孙侯之完美也！”信乎？斯文之兴丧，诚在人歟！得其人，斯文兴；不得其人，斯文丧。
今文定公祠废久而遽兴，斯文之兴，实惟孙侯之一己……余忝典教斯邑，目覩盛事，敢摭（zhi）是言以纪侯之美。侯名达，‘兼善’其字云。”
另者，如若文定祠系“元至正辛卯（1351年）奉旨创建”，朱熹（1130～1200年）奉旨到文定祠主祭，就无法解释。
因为，朱熹《祭胡文定公文》云：“呜呼！文定……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武夷、凤鸣二山之侧，与赖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前为吾辈之老师，在朝为大学士，予心之所向，奉钦命来祭？……钦哉！圣与钦命，奉旨主祭”。
“来祭”，说明亲临文定祠。而“祠“的具体地址，应与“武夷山、凤鸣山、赖水”有关。武夷山，大家都知道，在城西；唯独“凤鸣山”、“赖水”，应在城东，笔者从5月25日到达，直至27日早上，询问了数十人，却无一知晓。27日一早，离开武夷山之前，笔者再登文定祠旧址，四顾之后，决定向东，在崇阳溪两岸寻访。二三百米途中，不少看似有文化的晨练者，却仍然“一问三不知“。徘徊桥东，失望之余，正想返回，依稀之间，大桥东北方山脚的崖壁上，仿佛刻有字迹。近前一看，两幅石刻，大的一方，刻着朱熹的“半亩方塘”诗句；小的一方篆字，仔细辨认，竟是“濑水佳景”四字！原来，今之“崇（安）（建）阳溪”，果然是古代的“赖水”！而此山，就是“凤鸣山”。惊喜！拍照！朱熹亲临主祭之祠，就在武夷山市政府（古“县衙”所在）东面紧邻的图书馆今址，确定无疑。
图9：两方石刻
图10：“濑水佳景”石刻
所有这些，只能说明：我们两天内见到的族谱，虽然不少，却仅仅是武夷山胡氏族谱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尚需武夷山地区的宗亲们，用心着力寻找、挖掘。尤其城西南的黄柏、柘阳（今名“柘洋”），既是钓鱼翁入闽初居之地，又是胡宏之子大壮的曾孙、进士、仕于湘桂等地的“仲集公”翔卿的归葬之地。崇安城很小，供奉文定祠的祠生（奉祠生员）及宗亲，很可能就住在很近的黄柏、柘阳（柘洋）、樟树等村。即使后来大都迁出，也应有迹可循。
5、书院 ⑴、文定公书院 谱载：宋乾道（1165～1173年）中，立有文定公书院，，坐落崇安县四隅里兴贤坊。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蒙皇上御笔亲书“
霜松雪柏”匾，现存武夷五曲御茶园，有书院。
而明代赐进士及第、资善大夫、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同知经筵事、国史总裁 安成彭时譔《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则又说：宋乾道中，已祀先生于学，而文定公书院，则自元至正辛卯（1351年）县尹彭庭（廷）坚始，书院在今四隅里之兴贤坊。其制，右为宣圣礼殿，左为祠，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从子籍溪，子致堂、茆堂、五峰四君子像配焉。
祠之后有堂，前有重门，翼以廊庑，名其外门曰“文定公书院”，盖以表崇先贤，且欲以待来学也。其意美矣。然岁久滋獘，近虽有修葺之者，而
栋宇倾摧焉欲压。天顺八年（1464年）秋八月，建宁太守刘公行至崇安，因入谒焉，撫然有感，乃捐己俸，率乡贡士曁文国子监蓝玑辈，各助貲庀（pi）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餙污，漫以鲜洁，规制虽仍乎旧，而焕然一新，观者为之起敬……我朝推崇先生，列诸从祀。诚万世之公论。而崇安，乃先生乡邑，矧可无专祀以起后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为尽心于书院，而不敢后也。继今学者仰其容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是侑，庶几进德修业，卓有成效……
如此，则文定公书院与祠，曾一度合一。足见：文定公书院，也是屡毁屡修、屡颓屡建。
⑵、籍山书院：在白水（即今武夷山市上梅乡梘头村）
6、春生、敏、容、罕、渊等公墓地
《胡氏重修宗谱》附墓图并记载：
⑴春生公、敏公、容公、罕公墓，都在白水张墩 虞公坑。
白水，位于五夫镇五夫村北十华里梘头村，古属五夫里辖区，是钓鱼翁子、孙、曾孙们聚居、繁衍之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社化时期，划归上梅，今属武夷山市上梅乡，现有胡氏居民，约三百人。
《白水虞公坑山案由》载：“始祖钓鱼翁自宋，置有杂木山一片，坐落白水，古名张墩虞公坑，缘公通顯，改名胡塘，今名竹林坑。上至双峰顶，下至龟山大路，左至刘姓合水，右至江宅白叶窠，四至之内，俱蓄留松竹杂木。”后因子孙“仕宦别省”，四散外迁，墓地被人侵占，诉讼数年。
春生公（名瑅，字岩起，号春生）、敏公、容公墓，均在这片山林中（谱中有墓地分布图）。
⑵罕公墓：罕公“身长九尺，存心正直慷慨”，葬张墩前窠、父左坡丁向。
⑶渊公墓：墓葬建阳县忠孝里廻潭并源陇下，坐庚向甲，有三分卯酉。
四、传记中珍藏着鲜为人知的宝贵史料
族谱中，人物传记，主要有（摘录鲜为人知者）：
1、《文定公传》
除正史记载谥号“文定”之外，综合各谱记载，其身后之事有：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内阁奏请敕建文定公祠于崇安；宋乾道（1165～1173年）中，文定公配享于学宫；
元至正辛卯（1351年）奉旨创建祠宇，耑以祀之；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1384年），颁令以胡安国《春秋传》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甲寅（1434年）御题“文化国朝”祠匾；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二年丁巳（1437年），诏从祀文庙；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御题“修身立道”祠匾；成化三年丁亥（1467年），追封胡安国“建宁伯”；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八年乙卯（1495年），诏文定公祀于紫云书院，以子致堂、五峰配；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御书“霜松雪柏”匾额，康熙丁亥（1707年）御题“德恒远照”祠匾；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丙午（1726年）御笔“文安万方”祠匾，雍正壬子（1732年）御笔“道诲宗古”祠匾；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年）诏修祠墓；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敕赐春秋祀典，乾隆辛酉（1741年）御笔“孔孟同体”祠匾，乾隆癸卯（1783年）御笔“修补圣道”祠匾。
⑵、《安止安老合传》
安止，以兄安国，荫朝散大夫。
安老，字康年，幼孤，文定扶教之，历艰险，阅义理，与兄安止，俱以学术道义名，言不妄发，性嗜淡然，至于周人之急，无以吝。以文定荫补将仕郎，宰罗江，官至朝奉大夫，知袁州。
⑶、《籍溪公传》（靖肃公胡宪传）
文定公从子也…从文定公学……当时，内则有致堂文忠公寅、五峰明公宏，皆先生介弟，实传家学；外而拙斋林之奇、艮斋魏掞（yan）之、中书熊克、常卿曾逢，皆得先生之学。晦菴朱文公、东莱吕成公，亦皆师之，故文公状其行，自谓事先生最久。周益公必大，亦谓元晦事原仲如父，尽得其言行之美。成公誺之有曰：“内圣外王，溷融同归。服膺师门，是则是微。”今朱吕之学大明，其源流有自矣。卒谥靖肃。
⑷、《致堂公传》（文忠公胡寅传）
传中，言及“致堂”来历及朱熹评语，十分难得：“除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服除，知永州，以疾请辞，隐于南山下，扁（匾）燕居之室曰‘致堂’。四方学者，尊之为‘致堂先生’……后谥‘文忠’……晦菴谓‘常侍坐于先生，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朱熹之言，形神毕现！
⑸、《五峰公传》（明公胡宏传）
绍兴乙卯五月朔，日食，诏求言。先生慨然草书，力陈当时之要略，决白明辨，盖万余言。文定曰：“君子当以崇德为先，不宜遽露锋颖。
功业之见于世者，时至而为之,可也。”先生受命，自是忧世之心虽切，亦不求道之必行也。后以父任补官。丁外艰，服除，未肯出仕，止求岳麓山长，为私淑之地。会秦桧用事，愠（yun）先生不为己屈，且谓山长为励率教诲之职，乃以潭州岳处之……四方学者，尊之为五峰先生……先生自奉祠家居，一无怨尤，浩然自得，秩满，不复陈请，虽身居畎亩，而志在天下。见国事日非，或中夜起坐，忧思叹息。桧死，善类以次收召。侍郎陈正同、汪应辰、凌景夏，交荐于朝；忠献张公浚，亦荐先生“才堪王佐，学造圣传”。召命踏降，先生已疾革矣。
卒谥“明公”。 ⑹、《茆堂公传》（胡宁传。系胡宏子大时亲撰）
……文定忧除，而公已无意于仕进矣。会秦丞相桧方得君，知公之贤，亟欲用之，手书招延，往返数回，不得已，而勉为一起，曾不三年，而浩然以归——秦熺再除知枢密院事，桧问公曰：“儿子近日除命，外议如何？”公曰：“相公之不问也，某犹将效其愚，以报相公之知遇，况垂问乎？蔡元长父子所为，岂所望于相公者？”桧大怒……
公受学于文定公，尤精于《春秋》。方文定公之著《春秋传》也，修纂检寻，尽出公手……公言必有教，动必有法，圣门精义，不必踰閫（yaokun）而已……除夔州路（注：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分峡西路置，治所在夔州——今奉节县，辖境相当今万源、达州、垫江、璧山、合江等地以东，湖北清江上游和贵州北部地区。元初废）安抚司参议官，公正不阿，幕府增重，复除知澧州（注：澧州，今湖南醴县），则以病请祠，不果，上遂以右承奉郎主管台州（注：今浙江临海）崇道观……
⑺、《签判宗簿公传》（胡大正传。显仁撰）
“公讳大正，字伯诚，幼名慥……”由此可知，“常惺”等，都是乳名。
公……幼失所怙，惟日亲诸父之训，故择善诚身，重厚笃实，足绍前修。居家以孝悌闻，涖官以廉干显。在乡与刘忠肃公、朱文公（即朱熹）友善。身长九尺，雄深魁伟，庄敬有威。平居，终日正襟危坐，不言不笑。子弟或容不端、服不整，呵戒无假借。闻人有善，则乐称之；有不善，虽臧获不许道。自云平生无欺心事，以妄语虚言为大戒。公与籍溪先生，共受祖产二千。籍溪殁，公曰：“吾已食禄矣。”悉以畀籍溪之孙……入仕三十年，始葺庐数楹，仅庇风雨，亦贷子钱乃成。公疾笃，戒诸孤曰：“吾居官处乡，未尝一毫妄取。汝兄弟支撑必难，宜勤谨安贫，勿得妄为，以忝先世。”言讫而逝……初，念三公未葬，迨余夫人殁，公始卜兆合葬于建阳县黄石里大浑原之学堂山，盖绍兴十七年也（1147年）。承事公殁于荆门之枝江，因殡焉，绍兴七年（1137年），迁殡于湘潭；乾道三年（1167年），公始鬻荆湘，奉考妣柩以归，合葬于建阳县东田里之凤厯山。
⑻、《西园先生传》（胡大壮传。从子镒撰）
……先生内敏外和，泛应曲当，练达世故，周知物情，未尝疾言遽色，其待亲族，上下宛有恩意；士无远近，人无贤不肖，望而知其为吉人善士也。喜种花卉，以窺造化生育之妙；喜饮醇醪（lao），以寓经纶爕理之方……沉深浑厚，无能挠之者。深闢释老之教，未终数日前，大饗合族，既乃遍赴弟侄之招，皆劇饮，尽欢而罢。二十九日，犹为《来阳令游君草鳌山义斋记》，晦日昧爽，索衣如平时，已而觉痰壅气厥，命子钧呼姪（侄，即“大时”子）鎰，付以后事，遂殁于清和之堂之正寝，享年六十有八。
⑼、《仲集公传》
《仲集公传》，只言“公讳翔卿，每念三代祖大壮公及妣，葬在衡州，未获拜谒，愀怆涕零，岁时遣使祭扫，从无缺懈”，知其是大壮的曾孙，却未言为何称其“仲集公”。而从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同辈之“顺，字仲贻”看，应是“名翔卿，字仲集”。其自言“父泾，承叔祖镒议”，说明其祖名钧、叔祖名镒。
《仲集公传》继之曰：嘉泰二年（南宋，1202年）进士，授武陵尉，后改桂阳录忝，迁横州判官。“每自言：一行作吏，困于鞅掌，未及迁曾祖遗骸于崇邑窀穸，以便后人祭扫。忆髫龄，父泾承叔祖镒议，‘衡州佳城，不必谋迁’，命虽可遵，心终抱慊。”屡诫小子辈，以无惮跋涉，致冢荒废云。卒葬于黄柏（即今崇安城西南黄柏村——钓鱼翁入闽初居之地）。——若无此传，何以知其“卒葬黄柏”？
结合武夷山附近诸族谱记载看，胡宏之前，入闽世系为：①钓鱼翁胡谔——②春生（名瑅，字岩起，号春生）——③敏（字必先）—④容——⑤罕（字升汉）——⑥渊（字大中，又字泽之）——⑦安国——⑧胡宏，与湖南、如皋等谱无异。胡宏直系为：①胡宏——②大壮——③钧——④泾（四一公）——⑤翔卿（仲集）——⑥？——⑦侨（仕元为镇抚）——⑧玺（六公）——⑨文仲——⑩？——⑾琮
而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则为：①胡宏——②常榞（“忄”旁，即大壮）、常惺（大时）——③（大壮子）覃和、覃贞——④瑮、璨，瑾、瓒、玖——⑤（瑮子）显、颖，（璨子）顺（字仲贻）、顒，（瑾子）顼、硕，（瓒子）颂、颁，——⑥彦位、彦佐、彦仕，彦儒（徙扬州），彦酬、彦良、彦辰，彦圣、彦方、彦魁——⑦震美、震奂（随父彦儒同徙扬州）——⑧“志”字辈——⑨ “永”字辈——⑩“金字旁”辈。请见：胡氏宗亲网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2000 古人名、字、号较多，如胡寅子“常悎，字守笃，一字伯逢，名大原”；再如胡宏子大壮，“字守志，一字季履，名大壮，一名大履，别号近霍，世称西园先生”等等，今人不细细考较，难以分清。
《如皋谱》、《涌田谱》，均说胡寅子大原、大端（另一子三岁而卒），大原子覃上、覃元，“皆居崇安”；大端子覃颐、覃豫，均居永州。却都没有大壮之孙回归崇安的记载。但在武夷山族谱中，可知大原有六子，分别名求仁、力仁、璟、纬、绛、里仁，而非仅仅覃上、覃元。
⑽、《有宋节妇胡文定公母行蹟》。
谱载“文定公母”，“通诗书，达义理，”对“晚得末疾”的婆婆余太君，“服勤不懈”。“经理家事，勤俭有法”。严于训教，“安国尚幼，遣就外家学，岁时不许归；归不过信宿，即遣。族人曰：‘一儿，稚且弱，忍不能驻舍少休耶？’夫人曰：‘兹吾所以爱之也。由是，事业夙成。’”……“安国既登第后，常好弈。夫人责之曰：‘得一第，事业竟耶？’安国遂终身不弈”。
——若非族谱记载，谁能知道文定公成长的家教背景？
……
武夷山寻根访祖之行，收获颇丰，进一步的梳理，尚需时日，以上所述，仅其要者。尤其列祖列宗“强学力行，以圣人为准的”、“志在天下，视不义富贵如浮云”、“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独秀”的崇高品德，“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源，以主敬为持养之道”的育人之道，刚正果敢、持身清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令我们崇敬无限、遐思无边。
返回途中，我们又折往安徽，在安徽省胡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胡维平陪同下，拜谒绩溪胡氏宗祠，更感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每位胡氏有识之士，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此行之所以有如上收获，要衷心感谢胡林、胡南山（先远）、胡良忠、胡秀兴、胡荣春、胡维坤、胡汝英、胡柏文、胡金萱、胡维平、胡恕贵、胡居杰等宗亲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愿与宗亲们一起，在分享考察成果的同时，将他们铭记于心。
江苏 胡恒俊 2012.08.08
原载：胡氏宗亲网（
http://www.hszqw.com.cn/bbs/read.php?tid=1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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