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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胡居仁----《居业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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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16-04-25



胡居仁《居业录》(上)(湖州师范学院07思想政治教育班点较)(崇仁书院2010巨献)

居业录卷之一  心性第一

今人研究心学者,使要说静时无心。居仁问之:“设若无心,亦须有理。”彼又应曰:“静无而动有,彼信以为静时真无心与理矣。”夫天命之性,与生俱生,不可须臾离。故静而未有事接之时,则此心未动,此理未发,然此时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谨惟以存养之。若真无新与理,又戒惟做甚,又存养个甚。必有物在内,故须主敬,须存养。故程子以为静中有物,静中虽无知觉,亦有知觉在。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虽无所知觉,亦有直觉在。又有因程子说:“静中有物,遂要察见本体。”看未发以前气象,此又非也。静中只有个操存涵养。和当有看件察见或问周子:“言静无而动有何也?”故朱子解之曰:“静非无也,以未形而谓之无。”

今人言心,便要求察而见其心之体,则内裹自相扰乱,反无主矣。然则古人言提撕唤醒非舆,曰:“才提撕唤醒,则心惕燃尽而在,非察见之谓也。”

人心万理咸备,无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理无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无迹,故可谓之虚,不可谓之空,空则无矣。心不虚,不能涵具众理,所以心体本虚也。

心与理本矣,心虽虚,理则实。心中无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内。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此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先儒言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三代之治,顺理者也,心与理本不相离,逐物欲则离矣,异端则离矣。圣人则心与理一也,贤者合於一也。

离内外,判心迹,此二本也,盖心具众理。众理悉具於心,心与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吾心之所发见,故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无二。异端虚无空寂,此理先绝于内,以何者而应天下之事哉。由其专事乎内,而遗其外,不考诸迹,而专求诸心。厌齐事物之理,专欲本心之虚灵,是分内外心迹为二本矣。愚当思之,内外心迹,终二他不得。空则内外俱空,实则内外俱实,有则内外皆有,无则内外皆无,是则心迹皆是,非则心迹皆非,正则心迹皆正,邪则心迹皆邪,固未当二也。

吾儒则心与理为一,故心存则理明,心放则理昏。释氏则心与理二,故心虽存亦无理。儒者用戒谨恐惟而心存,是敬以直内。万理俱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与理不离。释氏则屏绝思虑事理,使不扰吾心。以为家存惟无事时如此做得,事来以扰便乱了。他心存时巳与理离而为二,因心与理二。故一动便乱或谓释氏有体无用,予以为正是他无体,故无用。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矣。故心与气须养,理须穷不可偏废,或曰:“修养家之养气同否?”曰:“修养家所养,乃一身之私气,私则邪矣。”恶人气亦盛何也,恶人乃恶浊X暴之气,血气之私也,二而一也,正则俱正,邪则俱邪。为欲物所胜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处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职也,此涵养省察之功当尽也。心具众理所患者,纷乱放逸惰慢,故须主敬,主一无适,所以整其纷乱放逸,整齐严肃所以救其惰慢,此涵养本原与穷索义理,实交相涉。盖人心只有许多义理,更无别物,涵养既至,则天理自明,穷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混乱矣。

心在重处发热,熟处难忘。若利禄重,则心在利禄上发。功业重,则心在功业上发。那边熟,心只从放那边,是恋着旧习也。若非勇猛奋发,择善固执,改革旧习。难欲勉强操持,心未易收,尝谓学专为己。心自少至外驰,更加主敬,其有不存者乎。

心有主,虽在闹中亦静。故程子以为金革百万。与饮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养之,心方不动。

心有存主,即能宰制万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工夫。释氏置心于无用之地,曷尝有主。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着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无事时不教心空,有事时不教心乱。

心无主宰,静夜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放心是逐物于外,惕然警惧。则卽此而在矣,是知戒谨恐惧,乃存心之要也。

用心不可太过,过则生疾。心为神明之舍,过苦则神枯。惟主一无适,优游涵,自然义理畅明。

容庄则心正。

未有外貌不庄心能一者。

人庄敬礼卽在,不然则昏乱无本。

敬是庄严畏谨之意。程子说主一,是直截在心地上做工夫。

言者心之声,事者心之迹。心正时言必不,事亦顺理。

人心公,便与天同里,才私便与天地万物暌隔。释氏以自私之心,强包括天地万物,故背逆天地,绝灭人物。

吾儒是随事尽理,以存其心。所谓敬者,只是专一谨慎,无事时心专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时心亦专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无事时心湛然在内,。有事时卽是这箇心去应察处置。所以动静表裹本末共此心,只是箇专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系缚得住,有事时便乱了。观鼻端是取至近一物,以羁系其心,使动不得,鸣呼。心至灵至贵,为万事主宰。而受制系于一物,可哀也。朱子曰,孟子说存其心,虽是紧切,却添事。不如孔子只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立定规矩,与学者守,使之心自存。

今之学道者,多入异教,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程朱辟异端甚详。今被他反引其言入异教去,因此风已盛。鼓惑后学,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岂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释氏要无心,终无不得。故在空中见一箇假物事,以为识心见性,以为不生不灭。其实未尝识心,未尝见性也。

天理有善而无恶,恶是过与不及上生出来。人性有善而无恶,恶是气禀物欲上生出来。

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性如水之源,动感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淸流出来便有淸浊,淸者是不为沙尘所溷,浊者为所溷也。用力之道,当濬其源,澂其流。

理无不善,所以发而为隂阳五行。以生人物者,气也。其交感错综,益参差不齐。而淸浊偏正,于是为分。而贤愚善恶出矣,虽有贤愚善恶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尝不存乎其中。但贤者因其气之淸,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于恶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禀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气禀而言。韩退之言性有三品,是专就气禀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兼理与气禀而言。如淸者为水,而浊者亦为水。盖水之源本淸,流出去便有淸有浊。理之源本善,禀于人便有善有恶,故论性至周程张朱始备。若荀子言性恶,扬子性善恶混,失之远矣。

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故其以礼仪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殊不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礼。圣人因而品节制作之,礼义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养其性,节其欲,成其德,此足见礼乐教化。自吾性中出,圣人因而成之,则性无善无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见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源上见错,故百事皆错。

荀子不知性之为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恶。逐以礼义教化刑政,皆圣人伪为,其罪大矣。盖礼义教化政刑,皆天理之当然。人性之固有,圣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实精切,发明孟子性善最尽。朱子又曰,性者人心所禀之天理,则又曲而详矣。

朱子曰,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外物之引,然后差也。李延平曰,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在,则不可言无主也。

定性无内外,无将迎明道不惟所见端的。又工夫完纯,非去圣不远。不能如此,尝验之。无内外工夫犹可能,无将迎非心性已定,无一毫牵引之私,不能也。

虽昏乱之世,公论犹存。此见人性之善处,此见秉彜之不可泯处。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当为。故张南轩曰,为己者,无所为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南轩董子心术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为,固已与道离矣。

韩子以博爱为仁,虽不是,犹胜以觉言仁者。故朱子训心之德,爱之理。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中庸曰,仁者人也。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縠种,仁则其生之性。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合此数说而体验之,仁可得矣。

仁则天理浑然,万物皆生意。

人心若仁,则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心生理也。

涵养得本心热,到淸明和畅处,仁可得矣。

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古今说仁字,惟此最亲切。

医书以手足风顽为不仁,程子善之。盖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贯通。天地万物,漠然与己无干。如风顽之人,手足疾痛,不相管摄也。

程子说鸡雏可以观仁,切脉可以观仁,是无时无处不体验。鸡雏是生意醇粹处,切脉是生理贯通处。程子用心熟方见。

天地人物,分虽不同,同此一理。形虽不同,同此一气。故圣人所以真实恳恻,以仁民爱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强而为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强也。所以然者,理一气一故也。

欲生于气,是气为主而灭乎理,须使理为主而气顺焉。

人之知识才能本于性,然亦不能不蔽于气,故心与气皆当养之以复初。不可自怒,盖怒者求仁之方,施于人之事也。若施于己则自治不严,偷惰苟简,进修必倦,改过必不勇矣。为善最乐,即是心广体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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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业录卷之二  学问第二

圣学以敬为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杂乱,立大本。

圣贤工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肃然自整顿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思。故圣学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著此做去,存养省察皆由此。

古今圣贤说敬字,曰钦、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惧、曰战兢、曰齐庄。字虽不同,其实一也。洪范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肃,则心亦敬也。内外一致也。临深渊,履薄冰,形容戒惧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画出一个敬底样子出来与人做。程子言整齐严肃,是入敬处。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无适,是就存主处说。谢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处说。尹氏收敛身心不容毫发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为喻,即是孔子见大宾承大祭之意,形容得最亲切。”朱子敬齐箴说得全备。毫厘有差,便流于禅定。故朱子有三纲沦九法斁之戒。

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程子曰,操约者敬而已。又曰,约敬是也。盖人若敬时,许多放荡底心都收了,许多杂扰底心都一了。万事万物之理,都在吾身上,非约而何?

程子曰:“若不能涵养,只是说话。言人不能操守涵养,则所讲究之理,无以有诸己,适为口语而已。盖能主敬涵养,则天理本原在内,聪明自生,义理自明。所穷之理,得于己而不失。故朱子以为未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此涵养之敬,所以成始成终也。”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专一。专则内直,中自有主。有主则事物之来,便能照察断制。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所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欲屏息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主一工夫,可渐至纯一不也。

主一主是专主之主,一是一于此而不他适,纯一不杂之一。初学难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齐严肃,则心便一。戒慎恐惧,是闲邪工夫。常戒慎恐惧,则心常一。常整齐严肃,则心常一。此等工夫,交来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这里,敬如何便存得天理。盖心中只是理,别无物。放其心,理便失。敬则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敬,将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专要如此而不闻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圣人也,是专一于敬,无个不敬。圣人曰钦明、曰温恭、曰圣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离于敬,不说主敬与持敬。若主敬熟后,以至不待著意,便是圣人。故程子曰:“主一则有意在,然则温恭是不用戒慎恐惧整齐严肃否。”看来圣人是自然戒慎恐惧,自然整齐严肃。如曰夔夔齐栗,曰齐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人虽持敬,亦要礼义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正容体,整威仪,便是立敬之规模。主一无适,是心地上事,内外交正,持养之要道也。

敬者德之聚也。敬则众善毕集,不敬则怠惰放僻遂至,而德败也。恭敬则非特心存,又且明滢。盖心是神明之舍,存则自明。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既是穷理。非是县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莊敬是保养身心底一个工夫。

一整齐严肃,心便在,是自能整理。才宽慢则心便悠荡无归著,是自不能整理也。

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敬之入头处。推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闻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敬之效验处。

收放心只是一个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东追西捉,愈见费力。纵使捉得住,亦是个死物事。其虚灵不昧,居业录   卷之二

所以具众理应万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齐严肃。主一无过。则随动随静。自然收敛不放。心既不放,则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测。体用不朽。此释老之学,空寂无用,儒者之学,所以通达万变也。觉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荡荡,是何工夫?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于此,甚可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绝无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殊所知君子九思,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或者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为非,以为心能主敬,岂敬能主心?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则存,非心之主而何,问释氏默做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无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则该贯动静,是活法,如居处恭执事敬,以至动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则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杀要澄取此心,亦是助长,以其默坐澄心之久,虽似见得有固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无主也。

敬赅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敬兼内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静中万理具备。是涵得有动之理,故谓之体,动时事得其理,是著乎静之理,故谓之用,体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静在动未发已发而言也。未发之前,要操得密,已发之后,要察的精。程子曰:“未应不是前,已应不是后,盖未应之时,此理全具于寂然不动之中,当此之时,敬以操存之,而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立焉。已应之时,此理发见于感而遂通之际,当此之时,敬以省察之,则发而中节之和,而天下之运到行焉,未应体也,静也,已应动也,用也,体即用所存,用即体所发,非有两事,固无先后可言,亦动静无端阴杨无始之意。

持敬而无间断,敬是持守之法,实有是敬而无间,即诚也。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诚哉是言也,若不诚敬,道理便把捉不住。四书六经,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圣贤先我而觉耳,我未觉,所以要读。若不反躬,则皆成糟粕。因圣贤之书以修身,修身则圣贤之言,愈有著落。今更有圣贤出,其说不过于大学论孟中庸,此后书莫过于小学近思录,学者能于此处真知实践,他书不读无憾焉。在小学尽思录四书上做得工夫,真异端功利,俱害不得,近思录一书,小学大学工夫书有。入头处最怕差。将后无救处,入头处亦怕偏,将来偏到底。要从小学近思录大学论语入。则路头正矣。

今人才气高者,便入异端去。自小学之教不行,学者无基本。大学之教不行,无进步处,皆以处静存心。*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于小学,入道之门,由于大学。学者当以小学四书静思录熟读体验,有所得然后方可博观古今。经是史之尺度断例。史是经之应验事为,经纯史杂。故经不明不可看史。今人有厌读朱子传注,以为太烦者,又有博览朱子诸书,以资解说者,二者皆非也。惮其烦,厌其卑,此好简易高大,必流于异矣,况朱子博学精详,细密纤悉。尤非趋简径乐间旷者所便也。读书须著实理会。做入书内里去,皮肤上绰过不济事,穿破一两处,逐旋透入去,做得五七处透彻后,处处透得去,盖义理根源,自相贯通,圣贤工夫,如合符节,此处透得过。别处也透得过,书虽多,无异道也。

读书贵精熟不贵贪多,读书虽多,若不精读,不若少而精熟,书虽精熟,又要实体于身,方能有得。尝谓读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来,做得一章来,那几章亦将凑的来。体验二字,学者最亲切,读书皆须体验,放自己身上来,不然,则书自书,我自我矣,济甚事。观书须有感发奋勇之意,方有进,观书有悦怿之意,所入必深。看书须沈僭反覆。待其义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读书极难,盖虽得圣贤之意,或有读周茂叔令二程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遂去他身上寻个乐。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会做颜子工夫,遂欲乐颜子之乐,不亦误乎?趋向不正,与圣贤之言,自相背驰,如何读得圣贤书。趋向正底人,方好读书。圣贤之文,顺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书,脉络贯通,后世专其意为文,而义理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程子以诗文害道,非是诗文害道,是做诗文者志局于此,所以为道之害,若道义发于诗文,又何害,不合他专心致力于此,期于工巧,便与圣贤为已之心不同,于圣贤为学工夫必荒。杜子美韩退之当初若能做圣贤工夫,不学诗文,其造必不止此。今人只将圣贤之书,资口语,做文章,与自己身心,全无干涉,天地间道理无一时息,人心不可一时不存。人之所以为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之营营于利,以养血肉之躯,岂不愚哉?天地万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无私处便贯通,若贯通便流行无间,此则仁也。存养工夫,只在吾身上,穷理则不分内外,皆当格物。穷理格物先从性情上穷究。则见得仁义体智,浑然全具于吾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而发,就从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广扩充,此便是源头工夫,根本学问,又于日用事物人伦,天地山川,禽兽草木,莫不究极其所以然,明而礼乐,幽而鬼神。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来,岁月之交运,古今风气盛衰,国家治乱兴亡,民之安危,兵之胜败,无不穷究,方为穷理致知之学。

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穷理只是理会到底。

天下之理,洞彻无疑,然后行之沛然。

穷理须事事穷究,穷来穷去,又只是一个理。读书须要章章精熟,精熟后亦只是一个理。此所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物同出一原也。

穷理须得心专一,方有细密工夫,方见得透彻。若不专一,则粗疏草略,纵敏者亦略见髣髴而已。

学博而不精,则流于驳杂。

理虽平时穷,然必经历试验方熟。

道理只要熟,熟则纯,纯则诚,诚则心与理一,所发必不差,所发不差,则万物顺治。主一之久,至无间断,则熟矣。

道理不用安排,只要审察得是。

察理精后力行便不难。

穷得此理于心,又须存养省察工夫到,方无罅漏。

朱子曰: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盖谓自家这里工夫欠缺,奈何这心不下,又无好药方治得,遂入彼去。

穷得此理,须敬以存之,方不失。或曰:未穷理时如何。曰:未穷理时,故当主敬以立其本。

一本者,无一物不是这个理。若有私吝蔽固,便隔断了成二本去。故程子言放开意思,打了习心,方能与万物一体,方能合内外之道,天人又何间哉。

若穷理到融会贯通之后,虽无思可也,未至此,当精思熟虑,以穷其理。故上蔡何思何虑,程子以为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虑,使心不乱,则必流于禅学空虚,反引何思何虑,而欲强合之,误矣!

学到贯通处,纵横上下,都是这道理,只是初闻要穷格积累工夫。

见得道理明白,利禄便不敢苟取。养得此心纯熟,利禄自不肯苟取。

此理吾固有之物,弃而不求。富贵身外之物,求之不已。是不知内外轻重之等也。或曰:富贵得之,可以荣身,道义亦可以荣身乎?曰:此何言也,立身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义也。苟无仁义,则人道绝矣。那些富贵,更作何用。仁义既灭,败亡亦至。昔成汤不殖货利,而富有四海,桀纣聚鹿台之财,终至亡国,荣辱可见矣。或曰:此以国言,若人家乏财,则衣食不足,何暇治礼义?曰:古人以礼义立身,以财养身,但当以义制利,不以利害义。故程子以只营衣食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心。然衣食亦要合义,不可苟。

人到义理贯通处,处事自有要。

学者须要竖得这身子起。

本心不纯者,发用必偏,此内外一致处。

敬齐箴兼内外动静而言,所以不偏。

学者持敬,只就衣冠容貌视听言动上做,便是实学。

若非敬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

敬则心专一,专一则精明,故聪明生敬则内直,内直则无私,故无己可克。

敬则无己可克,是豫先做了闲邪工夫。

勇猛奋发之后,须寻个着实工夫做,方能循序渐进,日就月将,以至成德。若无日用常久工夫,纵有英气,只成狂妄。

人坐不端庄,则昏惰之气必生,心固以不存,而理亦昏矣。人之昏困是气也,持其志则昏自去。

人之心皆天理所为,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处得事?

今人不去学自守,豫先要学随时,所以苟且不立。

人若日用间持守此志,省察此理,学便长进。

志不可一日堕,心不可一时放。

立得志定,操得心定,不至移易,则学自进。

志不可放倒,身不可放弱。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弃。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立志已定,用功不差,潜心积虑之久,义理自当融会。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舍道德外亦无功名。

人若无才,此只是不穷理,理明才自长,然又须养气以充之,存心以察之。

看有才气底人,老年多不及小年,是他无学问持养工夫。

有德者易为才,有才者易为德,此才德相资处。

以才取人最难,小人多有才也。

人贵乎有力量,然当精求圣贤用力之方,与理之至当,方不负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坚执不回,则为害尤甚。

人有英气,方肯进取。勇猛奋发之后,须寻得个常久工夫来做,不使间断,方能实有所进。不然,一时意气靠他不得。

见善不能勇为,见恶不能勇去,虽终身从事于学,无以有诸已。

气质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气质之偏,须涵养得大本完固,则元气壮,病易除。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恶,二曰轻浮,三曰昏弱。

人之气贵乎刚,欲怕粗气刚则才大,气粗则才疏,才大而疏,成少败多,故君子养其气以致刚大完密,则才德全矣。

人存养久则气质自变。

涵养之道,须深浅笃实,方能制其飞扬之心,消其粗厉之气,主一工夫易施,心易纯也。

心粗最害事,心粗者,敬未至也。

心沈潜则造理必深。

浮躁最害,轻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收敛警醒,则气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人多昏困,只整齐严肃四字整得起。

学者之所患,最是惰与轻,惰则自治废,轻则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心要深沈静密,方能体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静者可以为学,若躁动浅露,则失之矣。

古人云,宴安如酖毒,甚可惧也,惟莊整嚴肃,战兢惕厉,可以胜之。

遂整齐嚴肃,亦要个沈潜细密意思,不可把捉太过。

把捉二字,是半上半下事,最难做,不若索性从整齐嚴肃做上去,更易为力,如人起屋,竖得柱头端正,则易撑持,若竖不起柱头,斜撑持最难。

硬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检束不令放驰,乃操存之道,所谓必有事焉者也。

须收敛凝定,则精神聚,志向专,查理必密。

令人屏绝思虑以求静,圣贤无此法,圣贤只戒谨恐惧,自无许多邪思妄念,不求静未尝不静也。

思其所当思,言其所当言,行其所当行,乃立诚也。

人一纵于欲德即败,虽改之,又当关防谨密,不使萌于再。

有一分利欲,便蔽一分天理,利欲长一分,大本便亏一分。

一息不存,则天理即便间断。

才昏惰义理自丧。

才觉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整顿得心起,则学自进,守得心定,则德愈固。

存养工夫不至,则省察工夫甚难,省察工夫不至,则存养甚难,盖动静体用,本非两事,当随处致力。

存养即所以立本,穷理即所以达道,存养后方能穷理,穷理后又须存养,则心体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穷理,穷理后若不存养,则理无归著,随得而随失矣,何能为我有。

知贵精,行贵果,学贵博不贵杂,守欲约不欲陋。

知既真行,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随而差者。

行在知之后,故子路之强勇,司马君实之笃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则二贤何可及也。

闻见之虽小,天德知良虽大,然闻见之知,亦从良知上来,非有良知,安能闻见而知,但闻见之知,则有。

真伪,宜详察而明辩也,得其真则合内外之道矣。

良知出于天,致知在乎人,养知在于寡欲,保其知而勿丧,在于诚敬。

保养于未发,省察于几微,力行终之。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闻人之谤当自修闻人之誉当自惧。

难不贵苟免,功不贵幸成。

悔悟于后,不若省察于前。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处事应物,不可徇己偏好,须省察当为与不当为,当理与不当理。

万事有根本总领,根本总领不正,其余俱不可正。

事物皆是理,不顺理处,不得事,上面生些计较,便不好。

凡是一事,必有一理以理处事,自然顺治,后世以智计处事,故不免烦劳,或智不足,遂致败乱。

事事有一定道理,须要见得明,养得熟,应酬之祭,方无滞碍。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来当顺理以应之,然事未至已先有理,故又先要立其体。

圣贤处事,每断之以义,不顾利害,智谋之士,专计利害,不顾义理,然义理者人心之同然,圣贤制事以义。

故人心自然归仰,智谋之士,多失人心致祸害。

处事不用智计,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气象。

处事不容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

公生明,私生昏,私则有蔽,有蔽便昏,公则无蔽,无蔽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则公矣。

顺理处事自治,人心自服。

智计处事,人不心服,私则殊也。

被杂事昏扰者,心役于物也,苟能立己,事虽多,当整整不乱。

事事推寻义理以处之,非惟事治,学盆进,德盆修。

程子曰,见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劳矣,圣人心如止水。

看尽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为主,事为客,以主待客,则我不劳,则我不劳而事治,盖处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巳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事。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修,决做不得。

日用间事当做而不做,不当做而做,皆是不能省察,只徇己之偏也。

日用处事,先要去了计较利害底心,顺理以处之,则天理明,人伦正。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义理为主,则遇难处之事,越难处矣。

事虽要审处,然亦不可揣度过了,事虽要听从人说,亦不可为人所惑乱,择须精,行须果。

人不能处事,只是不能穷理,理明天下无难处之事矣,化民全要修身。

事事理会过,至于融会贯通,以造于约,则天下古今之理在我,有何不快乐。

学只是尽其当然之分,不可要求异于人,亦不可要求合于人。

人须要志气刚大,不甘作下等人,方能奋发有为,然必寻师友讲究实做工夫,自当有进,进而不已,不使间断,方能有成。

与人处当执谦,然不可媚悦,才媚悦则与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谄谀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谀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谀,自修则不闻过,治人则恶政日积。

学无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禀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后,因气禀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动于物,纵于情,乃人为之伪,非人之固有也,然闲邪存诚,所以保养天理,关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辩明天理,决去人欲,发用上工夫,故操存涵养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无少间断,则天理常存,人欲尽去矣。

学只争个为己与为人,若为己,则学以博而理益明,若为人,则学博而成杂,理愈偏而知愈蔽,故程子以记诵为玩物丧志也。

日用间事事省察,从天理上行,才觉有私意便克去,此进学之要。

人做工夫不可太过,太过反成助长,所以生病痛,吕与叔是个肯做工夫底人,然所谓求见未发之中,执而勿失,亦是过了,虽横渠先生亦有做过了处,如曰不舍其虚明善应之体是也,程子工夫,只是密无过处或曰过与密如何,曰,过则反疏。

今人只是个好高大,喜奇妙,惮细检,故做出许多病痛,圣人必可学而至,只是人不晓做工夫。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气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狭窄人,不足与有为也。

学者务名,所学虽博,与自己性分,全无干涉,济甚事。

学者去得一个谋利计功之心,则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学者工夫,宁下而勿高,宁沈而勿浮,贵博而不贵杂,贵精而不贵玄,宽不至慢,紧不至迫,怒不至暴,爱不至溺。

今人未会做得下学工夫,但欲贪求高妙,如何不入异教去,未会识得圣贤作用,便要建立功业,如何不入权谋功利。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过,则入于黄老,人固难得广大者,然广大太过,则入于庄佛,惟穷理之至,一循乎理,则不见其清高广大,乃为正学。

学不正,虽熟何益,非但无益,为害最甚。

不学圣贤,则学无穷宿,今之学多只是对塔说相轮。

自知不真,而以告人者,则妄也,告人而不尽心,不忠也。

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中道为难,当精择而审处。

工夫不密,则外邪乘隙而入。

若得工夫精,又无间断,学须日夜长进。

学知为己,方好商量做工夫。

学不为己,纵读书多,讲说详,不过夸多斗博,习为口语,学愈博,道愈杂。

学知为己,亦不由尔不战战兢兢。

今人学不进者,只归咎于天资,是自弃也,傅说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诗曰,古训是式,威仪是力,皆是学之功,看朱子晚年学甚进,今人只是或作或辍,枉过了日子,及学不进,则曰天资局定,非自弃而何。

昔在南康,何太守言当今秀才难教,某对曰,只有两个人教不得他,问是谁,曰,自弃自暴者。

学才怠惰,便入于自弃。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长,则无处不是道理,无处不可进学,人若端庄静一,则天理即存,大本自立,及其至也,笃恭而天下平,一不庄敬,则百邪交侵,不待形于外,而天理根原,丧于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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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16-04-25
居业录卷之三  圣贤第三

孔子教人忠信笃敬,程子教人整齐严肃。若著实做得,自然心安体舒,道理明滢。今人多是无头脑之学。圣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笃敬,使学者便立得个根基本领,学问可次第进。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诸己。学为己方有著力处,穷理则达,力行则有诸己。事不为己,虽有颜孟之聪明,亦不济事。孔门之教,只是求仁,而尧舜事业尽在此。

孔门学者以求仁为要,具是好。是教他在最切要处求。非但自己一身好,与天地万物,血脉便相贯通。孔门以求仁为要,程门亦然,仁者之德,求仁所以全其心之德既全。在我则有自然之生意,在天地万物,则亦流通无间。故人之于仁,最为亲切。入圣人气象,于此最近,如瓜仁,桃仁,杏仁。此亦善形容仁字。

盖物之生意,尽在于此。某尝爱吃瓜仁,桃仁。吃著便有仁底意思。求仁必先主敬者,当体便要存得本心,本心既存,则生理自在。会点难见得道理分明,然下学工夫有欠,故无以有诸己。若颜子便拳拳服膺。邵康节见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悔天理。释氏未能具见,但作弄自己精神。颜子最好处,是得一善便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处,是善端直发,便能扩充至其极。今人见好事不肯做,故不济事。因善端之法,不肯放过,直做到底。具个难及,便是颜子复生。

论德,则颜子优于孟子;论才,只一般。颜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孟子才高,在性源头处。理会曰,存心养性;曰求放心扩充四端之类。其曰操,曰存,曰养,曰求,曰扩充。孟子功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资,便无可依据。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笃敬,博文约礼,便有依据持循,而心性功夫亦无不尽矣。河洛之教,实祖孔子,故主敬主一。庄整严肃整衣冠,齐容貌,格物穷理,盒详盒尽。学者亦不患无依归下手处矣。

孟子求放心集义养气,内外本末交尽也。孔子以下才莫高于明道,才莫大于孟子。孟子之高,于后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气浑化未尽,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基甚大,后世之高,下无根基,无实理,空自高大。自孔孟以后,道莫大于程朱,故其所著作经传,实能发明圣学,切尽于学者。今有一等溺于空虚着,好简捷,而厌其烦。务记诵者反恶其多。务训诂者,不过借以为口说。惟实穷理力行者,能识其精切详明也。自孟子后千四百年,无人见得此道分明。董子见其大意,孔明天资有暗合处。韩退之揣见仿佛至程朱方见得尽。

自朱子后,无人理会得透彻,具西山庶岁。庄子邵子甚大,若论反正之渐。庄子就规矩准绳,便道邵子。邵子规矩准绳至,可到孟子,孟子完养纯熟,可到孔子。孟子程子不会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扩充四端,程子主一无过,具在心底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资俱极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尽下学工夫,孟子朱子尽下学工夫,所以能充实其周濂溪于道理本原处,见得分明精切,故异端害不得。邵康节于先天图见得天理,进退消长,循环极分明,异端惑不得。然观其所为,有些意思。张横渠工夫切实,方脱异端。然观其所见,亦有些意思。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谨,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

周子不由师傅,默契道体,是他天资高。然开示下学工夫,是圣学门庭,晓然可入,二程全之。邵康节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是体用分为二矣。体用一源,岂有得其体而无其用者哉?岂有无其体而有其用者哉?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皆有,老子清净无为,是易之体已无矣。绝灭理义,是无其用也。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立其体也,集义养气,扩充四端,达其用也。

康即本心清明造化之阖辟往来消长。阅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无非此理。卷舒作用。无非此事。然亦有悔玩不恭之意。

张衡渠言太虚不能不聚而为万物。则可。言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则不可。聚则生。散则尽。无力之自然岂又散去为太虚者。太虚亦不待万物散而为也。

横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谨严少宽裕温柔之气。亦可见其功夫亲切。但未至自然。终是些病痛。

韩退之极聪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才见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窥。见圣人之用论性亦过于荀杨。惜乎未得圣贤用工功之要。故用力难勤。多在文字言语之间自任难重。于义理本原。终未有得。其以博爱为仁。行而宜为义。难能窥见仁义之用。于仁义之本礼。有所未睹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与我。而博爱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子思曰。仁者仁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榖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盆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盖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睹乎此。

韩退之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则是以记诵为主。其说道理。是其聪明揣度出来。王介甫言读书万倍利是以功利为主。其说道理。亦是聪明想象出来。皆非真知也。然介甫例根尤深。故其为政。只被利字做出许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领纯。查理精。涵养熟。故不动声色。天下之事自知。涵育熏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颜子明道。鄰于生知。

明道天资高。本领纯粹。其学自大本上流出。于细微处又精尽。

明道才大德盛。当时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连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说。而不能用也当是神宗甚欲有为。亦甚聪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具要求其心。已被明道感动了。明道难去神宗眷眷怀之。安石亦感贤诚意。但是被张天祺等攻击太过。遂不能从。故明道深惜此机会。以为两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举一世而甑陶之。此只是大纲目。若下手做时。想又精密。

明道行状云。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觌德者心醉。其为政也。道之而从。勤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此圣人境界上事。声色之于以化名末也。

明道邵尧夫之学难以治天下国家。便是他放旷不可为法于天下。惟修已以敬者。可致笃恭而天下平。

明道作康即墓志言七十子同尊圣人。所因以人者。门户亦众矣。是末尝以圣学正门庭许他。言先生之道可谓安且成矣。是康即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即空中楼阁朱子言其四通八达。须实地上安脚更好。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戍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平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壮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命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

程子天资高。其于义理不用甚穷所。只优游涵泳以得之。虽曰反求诸六经。然亦不甚费力自孔颜以下。

所造精粹。未有极之者。

程子本原义理固受于周子。然下学阶次。精微曲折。而全体圣人。多所自得者。故义理血脉固在于周子。而承袭孔孟。以机尧舜文武之绪。直以程子当之。

程子发主一之论。于易齐戒以神明其德相同。书曰。惟精惟一。孟子曰。必有事为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皆此意也。

程子发明心有主一句。真是学之要。此便见虚中有实。大本卓然。彼徇于功利者。杂扰而无主。溺于空虚着。寂灭而无主。只收敛专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谓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学问。常照看一个新在内里。乃异教反观内视之法。其无主一也。

程子在主一无适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纯熟精明以造夫圣也。

程子曰。凝然不动。便是圣人理定也。

程子有笃恭而天下平气象。

程子教人静坐。所以救学者之偏。亦所以定其纷扰杂乱之心。

程子曰。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最是。如会点天资高。所见大。其言志处高远不滞于迹。已胜于颜子。但不如颜子能诚敬存养。既不能存养。并兴所见者而失之矣。此颜子所以进于圣。会点卒归于狂也。上蔡言明道先使学者有知识。欲从敬上涵养。亦是此意。但说偏了。此言识得后须更存养。岂言未识前不涵养。

程子曰。有主于内则虚。是内里洁净明滢无昏杂。兴无主而虚部同。如人家主人在内。杂乱入不人。故虚。异端言虚。只是空屋无人矣。

程子言横渠门人守礼即。没滋味。如吃木札相似。言其少穷理致知工夫。于理不深造。非以守礼为不善也。苟能于礼即中深体密察。而谨守之。则知行两尽。此理实有诸以矣。

程子言敬则无已可克。朱子言敬则仁在其中矣。皆一意也。

程子之学是内裹本领極厚渐次廓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学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内裹,以克诸已。譬如人家,程子是天地基丵充实自然生出财榖以致富。朱子是廣樍钱毂,置立田地家丵以致富。用力雖异其富则一也,但朱子吃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费力。

程子曰,敬下驴不起,只是谨密畏慎底意。

朱子在孝宗时,又兴程子时不同。程子之时,只要修举先生之政。南宋时大段弱削,若不复仇讨罪,则三罔不振。人心沮丧,而国非其国矣,故修德用贤,练兵举羲,此处做得起。家国可振,王道可行。

朱子行状,学问道理,本末精粗详尽。吾每令初学读。明道行状,形容明道廣大详密。然浑化纯全,非功夫积累久地位高者,领会不得。吾每欲学者先读朱子行状,有规模格局,方好读明道行状。

心尃则不放,故程子主一笃敬,容莊则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养。

朱子直是勇,躬理便是直,是躬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朱子体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气英迈朱子气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看来朱子只任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缩,朱子直是豪气。

朱子注四书诗传,先训释文羲。然后发明其正意,又旁引议谕,以足言内之意,或发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释经之意。

参同契阴符经朱子注之,甚无谓,使人入异端去,调息箴亦不当作。

参同契阴符经皆能窥测造化之妙,盗窃造化之机。但不合他将来济一身之私,故逺乎圣贤大中至正之道,反为学者心术之害。

参同契欲关键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聪,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养神气于内,此但能养一身之私,而弃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阴符经之言奇怪,尽圣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无人。纵其异说而无所忌惮。说者以参同契阴符经兴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遍详悉,非二书可疑。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静而常觉,似说重了些子,只说常惺惺,常精明,则可。说常觉,便有心分为二底意思。”朱子于中庸或间,言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此为至谕。

朱子曰:“人才敬时,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则万理具在。”

礼者天理之即文,人事之俄则,朱子说得尽。

礼羲人心固有,朱子去逺,而小学家礼。好之者甚衆,今被陈公甫辈务为高逺。厌礼即之卑近,烦细,不屑为之,可胜欢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兴否,则有不在我者,雖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此范公有X合圣贤处,故其进退出处,超然无累,行藏卷舒,过于他人。

范希文之正气,不待养而刚大。是天姿正大,非学力也,若能深造则王佐矣。

杨龟山言王荆公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此最说出荆公学术偏处。

扬子云之言沈晦,见道不明也,辞不厉,所守不确也。

韩退之说上下之交,只说得一个事势,成得一个私意,天理之当然,则不知也。

陆子说道理多不条畅,说仁说心亦偏枯,其作敬其记亦疏,盖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见其学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其自幼与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敛谨密,其言平实精确。象山必有凌虚驾空之意,故闲伊川之言,似有伤其心。其晚年身在此处,能知民间着,又预知死期,则异学无疑。其门人杨简以问答之间,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此非儒者之传授。其形状言四时之变化,先生之变化也;天地之广大,先生之广大也;鬼神之不可测,先生之不可测也。亦过高之言矣。每读象山之文,笔力精健、发挥议论、广大刚劲,有悚动人处,故其遗风余烈,流传不泯。然细推之,则于圣贤细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规模X体虽大,未免过于空虚也。

东莱先生谓所以诈为良心,又谓天理存于人欲之中,所论太巧而凿。盖东莱聪明才高,多为过巧之论。

反失了平正道理,盖人之良心天理,根于秉彝之性。虽小人丧灭之余,终有灭不得者,但其为人欲所胜耳。

东莱又谓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说固善。然论其极则内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伯父宗不能陈示天理之当然,不过为谋利计功之私,谓之是可乎。五霸假仁义,事虽似是,然谓之假,则不是矣。

许鲁齐天姿纯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吴草庐甚聪明,早年甚英锐,惜乎力行未能终其学。

鲍鲁齐作天原发微,虽欲穷深极微,只是不能有诸己。马氏作文献通考,虽欲博通古今,但杂而不精。胸中元无权度,故断制多差。

莊孔啺观其诗只是一个豪旷之士,此风既成,则天下学者皆流于旷阔狂妄之地,为害亦不细。

黄宪天姿甚美,当时士大夫,无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见其为学工夫,又未见其言论道理,故今无以考究。

所造之浅深,想只是姿质纯粹,度量深广,风致高迈底人,所谓质美而未学者。

世道之所赖有二:一则降衷秉彝,不可泯灭;二则赖圣贤遗训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发用功。无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后世教化,全不可恃。

圣贤教人恕上求仁,恕则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圣人只一个诚,私意闲处便不诚,诚实理也,不可以人为杂之。君实虽无伪,然与圣人之诚不同者。

于实理未尽也,乃无私之私,伪之伪也,子路之欺亦然。

圣人只在天理上行,无所损益。

圣人与贤人之分,只是一个生与熟,间断与不间断。识得如何未熟,如何间断,从此勉励不息。此是希圣工夫,久而圣可至矣。

圣贤见道分明,故于天下之事,只是顺理以应之,未尝用一毫智计之私。然动中机会,自然顺治,虽非智计,而智计在其中。后世智计之士,虽极其智计,终是见理不明会错了。

付此身于天理中,不作聪明,不以造为挠之,即尧舜气象。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吾心之理,与圣人一也。吾之理既与圣人一,又何圣人之不可学乎,不学者皆自弃也。

今人有聪明皆不会用,只去杂驳上学,或记诵词章,或涉猎史传,或泛观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聪明反为心害,其聪明反为不聪明矣。善用聪明者,潜心积累,先从小学大学近思录论语孟子,精思熟究,体验得圣贤心事,义理工夫,瞭然得之于心。然后循序渐进,博学群书。王勃等聪明与圣贤聪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适足为心之害也。

学只是修身,功业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业为心。以功业为心,非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心亦难收。程子曰:有颜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只一个心如克己在我,天下归仁,岂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处,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学者先当理会身心,此是万事之根本。

学来要身上做。

歉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此真能修身者,近于圣人不远矣。

孟子中庸开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学论语就教人直截做工夫。圣人教人手段与贤人手段不同,圣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学上达,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将义理大原与效验,都开肚破肠说了,方能使人踊跃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细密切实。读书一边读一边体验做,做得一两处到身上来,然后诸处亦渐凑得来,久则尽凑得到身上来。此则是大贤。

有聪明识义理,不能持守,而丧其本心者,多矣。虽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气偏欲汩故也,此持养之功。所以贯乎学之始终,不可须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也干些事。圣贤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来。达而在上,如尧舜文武;穷而在下,如孔子;得时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时,如颜孟程朱。其德业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黄憲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人做得切己工夫,自无许多间思虑。

当然处即是天理。

尽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挠之,便是尧舜气象。

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功名事业是偶然。

万物各有自然之理,圣人只是顺之,不会加得一毫。

理明后又持守坚固,力行纯熟,此是大贤。

圣贤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极其大,与天地参。霸者以智计处事便小。欲为天下第一等人,当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当今一个好人,须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进者,是持守得定,不与血气同衰也。进有才气之人,到年老便衰,是无持养之功也。学至圣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盖棺吾事毕。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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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 发表于: 2016-04-25
居业录卷之四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为天下所宗。而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虽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无天子之荐,又无百里之地,以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终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奸计而的天下者甚多,此亦时势不同也。盖古者诸侯万国,疆域严固,非首出庶物之人,岂能服万国之心。故孟子以为无不仁而的天下者,自秦立郡县之后,无诸侯敢屏夹辅之势,而奸雄往往以强力智谋相角,又不遇圣王之与以收之。故智力胜者得之,亦势然也。

尧舜生朱均,瞽鲧生舜禹,清浊美恶,变化莫测,虽圣人亦莫能与也。

四凶尧深知其恶,只是用其才,当时舜禹皋陶稷契未出,无人可用,故如此。圣人在上驾驭之,他亦不敢露其恶。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后可以有为。上者如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传说,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乐毅,高祖之于子房,先祖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颜子明道近之。文王得太公,便载之后车,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礼之重。

或问汤武同时而生,争乎让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以谁为君?”曰: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盖圣人无图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纣失了君道,故汤武不得以而伐之。盖君者所以为天子主,代天理物,以养天下之民。今桀纣菲惟失君道,又残民害物,乃天地间一大贼也。汤武不幸适在其时,当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视也。

  有圣贤之君,必有圣贤之佐。若中材之君,有圣贤之佐,亦可成王业。太甲成王是也,此感而彼应者,心同此理也。处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汉以下,为治者不过处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则下一截亦偶中耳,岂能尽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难复也。或曰:“老佛亦晓得心同此理。”可谓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个道理原头,以为此心此理无不同,菲真能知万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汉高祖天资最高,惜乎无真儒辅相。若得真儒辅相,三代可复。那是秦法苛虐不可因。战国又无治天下之法可传。若有真儒举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从。

汉高祖只胜得一个无仁义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臣服。韩信只胜得无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韩信计不能施矣。

项羽当初从范增之计,以立羲帝。当时亦是时势当如此。君臣之羲既定,岂可更行弑逆。光武之于更始,处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为君。光武汗之同姓,固可中兴。而光武亦不杀之,是善处君之变者也。

汉武帝才足以有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为,惜乎未学。宋神宗亦欲有为,惜乎泪於功利。人君不务学,便以礼乐制度为琐碎不足为。而欲迳趋功利,殊不知天生圣人,代天以施教化。圣人制礼乐代圣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圣人。固天不言而万物安。圣人假手於礼乐,固已不劳而教化行。

汗景不杀母弟梁王,亦可为天下后世法。梁王以母之宠,欲求为太子。让臣袁盎持正义以谏止之,及梁王杀袁盎。则罪固当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伤身。固景帝宁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国之君,王仲淹献太平策,可谓不知人。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党也。稍知羲理者不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济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与行道乎。

胡氏责唐太宗不能正杨广弑逆之罪,声大羲以讨之。此言诚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太宗以英武之才,某取天下,惜乎无学。未当穷理正心,去私窒欲,以当然之理,处当为之事,伸大羲救民命,故用许多智计。甚为鄙陋,其立心殆与宝建德等无 。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丗充所及,岂可以汤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圣王之学,必仁义奋发诚心誓众。声杨广弑逆之罪,毒流四海,军民被害之由,传胶州郡播告天下,宣论两京。以为身任方面,不忍视贼不讨,坐视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愿与天下豪杰,功与羲兵,以行天讨,则羲士奋发,生民引领,有征无战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论之祥,推本言之。人之心纯乎天理,乃处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责,太宗与高祖谋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谓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者,当时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属将佐,势固相轧。若使太宗无利心,兄弟骨肉之间,一以天理相接。至诚事兄爱弟,或庶几焉。如建成元吉见疑,解辞全委,退让处贫。如终不容,宁死而已不可杀兄以贼天伦。当时太宗自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亦知惭矣,惜乎人欲胜,天理微处置不去也。

欧阳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则是,功则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脑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纲目书周世宗发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夫圣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为天下不易之定律,谓之额可也。禁周世宗既发无额寺院,必存有额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无者岂可立为定额乎。禁私度僧尼,然则僧尼又可以共度之乎。据事直书,世宗不学之陋自见亦。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风,五季之时。君臣道绝,由唐末藩镇不臣,沿习以致此极。今日迎新天子,明天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开辟以来,君臣道丧,莫甚於此时,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后,风气渐复,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此。亦气运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泽。故儒风振作,过於汗唐,语其治终在汉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从其类,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计利之臣。宋神宗满朝君子,独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与神宗合也。如安石右财力困穷。而言治才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当今以理财为急务。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虽攻之者甚众,终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结之心也。

宋徽宗书最妙。世传为至宝。徽宗为君,玩物丧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与张延详论担待以下,有汉高祖天资朴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无法可因。彼时有真儒者出,举先王之法,庶几可行。惜乎当时无人。难有张子房,乃离老智谋有余,非先王之学,韩信等俱是功利,萧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学。其后有汉武帝志高才雄,概然欲大有为。彼时若董仲舒本领纯正,庶几王者之佐。然见道亦不甚分明,亦无以使汉武宝下手做工夫,以去私欲而复天理。故汉武难以有为之姿,终为物欲所胜,而不克成也。至宋神宗天资明敏,奋然有为。当时有程子等真圣贤之佐,惜乎为王安石所间。神宗不能信用,安石亦志高才雄,惜学术不正。若使明道为相,安石为参佐,亦可有为。明道才大德盛,行道济时,复三代之治如反掌,故延祥以为此天地间大机会,惜哉。

荛夫以皇帝王霸并数,便不相伦。盖帝王无论道,是纯乎天理。无一毫人欲之私,霸者元是私意,从窥测得天理来用。只是假,岂可与帝王同年而语哉。

永乐间,道羲名节之士未见,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弄诗文。

春秋之时,霸主之有功於中国。莫大於齐桓晋文晋悼。然桓公之才大, 问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无学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为之何如?”曰:”使圣人为之,必率诸侯以循轨度。”铺屏王室,朝贡以时必无不庭之诸侯,僭王之吴楚谭弦江虞,必不见灭。信义既孚,盟插必不屡用,仁恩既洽,陈郑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荆楚必不敢凭陵。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己则奉命而行,所以赞时王以兴复文武成康之业,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权,以济己之私也。

霸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霸者虽有功于当时,然三纲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霸者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言与己无干也,不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己,皆吾事也。

圣人不忍生民涂炭,故取霸者之功。圣门明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称五霸。

先儒言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此推其极而言也。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著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于霸矣。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建其有极,王道根本。

天下古今,共此个道理:用之则大治,小用之则小治,小失之则小乱,大失之则大乱。诚者为王,假者为霸窃者为奸,未有舍此而能济者。

古今败国者,皆自败也,或荒淫,或游畋,或暴虐,或狎小人,或好宫室,或好货聚敛,皆亡国之具也。故为君者必兢业修身,任贤去奸,爱养斯民,乃保国长久之道。

女色之害甚酷,小则亡身,大则亡国。纣嬖一妲己,而殷之宗庙社稷灭亡。幽王嬖一褒姒,宗周丧灭,文姜淫而杀鲁桓齐襄二君,宣姜淫而衙为狄灭,女色之害可胜言哉。

周公诛管叔,是理当诛。周公虽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违也。周公之诛管叔,汤武之伐桀纣,皆圣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见汤武不幸处?曰:使桀纣贤,汤武为诸侯,岂不自在?

王介父诗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脱使当年身便死,至今真伪有谁知?此是据他地头说,岂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当时六军万姓,皆知周公之心。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子将。又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奸,虽当时识之者少,然其过服垢弊,饰为节俭假为谦恭。无非矫情干誉之事,包藏祸心之谋,其藏于中者如此,其发于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诐文饰之言,亦非难知也,但不过有道者照之。

先儒言张子房平生事业,皆自素书中出。此诚然也盖其权谋智术处身处事,进退行藏与素书无一不合,后世智谋之高妙,无出于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科人,有诸中而形诸外,不必全假智谋,明哲保身,亦非全计利害,以此论之。黄张之道,不出一私字,圣贤之道,不出一公字。

韩信言汉高帝善将将,汉高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将将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汤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纣而用尚父,此乃善将将也。如汉高用计谋以驭韩彭,又使韩彭不得其善终,可谓之善将将乎?或言光武善将将,许多功臣,皆得善终。曰:光武亦非善将将者。古之善用人者。尽其才,进其德,保其身,诚感其心,用尽其才,位称其德,赏当共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许多智计,以制服之乎?曰:以韩信之智谋才气,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驭之,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曰:高帝本领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为不过如此。设使本心纯是天理,不以谋天下为心,只以救生民为事。义以举事,诚以感人,四海之内,皆引领向风。感于仁,勇于义,况韩彭乎?当初汉高本以利天下为心,韩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谋天下,韩信岂不欲谋国乎?高帝既欲为帝,韩信岂不欲为王乎?韩信功利之人,不足道,为汉高惜也,曰:汤武诛桀纣后,遂为天子。何以见其不谋天下。曰: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谓之性。圣人只是尽性,曷尝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贵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圣人体具于中,用之发于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爱物,皆自至诚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婴儿失所,皆涕泣思亲,汤武安得不怜而救之乎?况桀纣暴恶已极,天命已绝,汤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见武天命绝?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以为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养斯民者。今乃逆天为暴,则自失君道,自绝其命,不可为君矣。况天命具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则天命之绝可知。曰: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为义,何也?曰:春秋之时,周室既衰,而先王德泽未泯。民皆思周,未忘,观黍离及匪风下泉之诗,则可见难以齐桓晋文之盛。犹曰:咫尺天颜,践土犹三观王。或又曰:使孔子居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辅周天子修明文武周公之典,以号今天下,率天下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兴礼乐、明教化,若攘外安内之功,乃其馀事耳。

将相一体方能成天下之务。韩信李诉能成其功,以有萧何裴度协心于内。宗泽岳飞不能成功,是为汪秦沮挠于内也。

诸葛孔明、司马懿智勇相等,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气,非懿所能敌。故懿举中原之兵,不能当偏蜀之师。那时不敢出战军师已丧气,孔明三年不死懿成擒矣。

诸葛孔明三年不死则天下定矣,当时司马懿不敢出兴汉兵战,则三军之气,自然沮丧。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为耕,因其民以为众,推恩立信,以镇抚之。吾气既壮,则贼气自夺。

苟彧有智谋而从曹操是不讲学之故,霍光忠智有馀,其妻弑许后而不诛,亦是不讲学之故。

刘伯温深护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伯温智谋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人才难得当尧之时,人才之盛,生民未有。此后独周为盛,周末孔颜之生,人才亦可谓盛,此后惟宋也。

人为小小功业动其心,只是不识义理。如邓艾下蜀,有甚功业,助篡逆以灭入之国,罪大矣。

谢安东晋中第一人物,其气英明,惜乎未学。又好尚清雅旷达,无诚心整顿物理,当时有多少当为事,都不做。

陆宣公才极精密周偏,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君,不能尽其才,岂公不以格君心为先务乎?

人才气虽大,不可无学力。如寇莱公后来因天书复相,是相率为伪更做得甚事。

为宰相不搜访天下贤才而用之,更使谁去为治朱子言吕夷简为相,有范文正不能用,更有甚相业。

文天祥当宋末贾似道当国专权,事已不可为矣。后间率兵勤王,又与陈宜中等掣肘,已不是时候,况天祥之才本疏乎。

功臣多不保其终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尝以道合,其所为者多权谋智计,未尝以道义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权谋智计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挟其功,欲保其终岂不难哉,儒者只务引其君当道,道既行,则可以保天下之民,岂不能保其身乎,然则扬雄儒者不保终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忌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恶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乱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况人以类从,君子用则贤才举,德政修,安有不治,小人用则奸邪进,虐政多,安有不乱。

君子小人自不相容,其类不同也,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然则尧用四凶,岂不是小人,曰:尧圣人也,圣君德盛势重,方可因其才而用之,孔明用魏延如何,曰:魏延虽小人,非是大奸恶,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

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互为消长,此治乱所由分,君人者所当精察明辨,以进退之,出仕者亦当自守,不可误人小人之党,与小人为党,终必败也。

进君子,退小人,此为政第一义,然须果断以行之,若是好贤而不能进,恶小人而不能退,反自取祸败。

处小人最难,位高势重,可以处置小人,才高德重,可以处小人。

处小人不可一向疾恶之,须先以善食之,食之不格,然后从而处置之。

小人败天下,契紧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来居要位。

君子以有才为幸,小人以无才为幸。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败事,必不能保身,舍己从人,方做得天下事。

人肯自修,则喜闻过,喜闻过,则能来忠直之士,忠直之士进,则小人退,君子进,则国家之乱本于此。不自修者则忌闻过,忌闻过,则心好谄谀,则谗谄面谀之人进,君子退矣,国家之乱本于此。

忠邪不两立,卢杞等黜,然后陆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复,不旋日矣。

忠贤既用,奸邪自息,如春阳既长,险冻自消。

程子曰:论治须要识体,如修德建极,化导臣民,精择宰相,分建众职者人君之体也,致君泽民,精选人才,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体也,宣布君上德威,设立政条,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劝惩黜陡,上司之体也,爱百姓,施惠泽,明教化,慎政刑,均赋役,理冤狱,此有司之体也。

天生丞民立司牧以养之,若纵欲为暴,便失君道。

师保得其人,则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则百职举。

宰相之职,在于进贤退不肖,在于能知人,知人在于修身,修身莫先于穷理,穷理者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

朱子说科举难做了状元,可惜输了这边工夫。

西山真氏先心经而后政经,则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为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发作与其同然之善心,是头一等事,处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废一。

朱子曰:公卿以下,士为难,士以不自失为贵。

世间人才尽有,亦多有肯做功业者,只是理不明,做功业不出,此大学以穷理为先也。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风俗,故人才只是一样,后世有道学之士,有节义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禄之士,文人举子,诗人墨客,又有老释异端之徒,倡优技术,杂然混处,所以害道败俗,不可胜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学大学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为学,傅习之久,遂有许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则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谓节义功名利禄文人诗人,尽归于道德,而学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于异流,倡优技术,亦皆变于正人矣。

或问如何得尽知天下之贤,朱子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人作台谏,不好人自住不得。

天下人才,要圣人出来得位收拾,随其所长而用之,苟无圣人在上,裁而用之,则清高者多隐逸,才智者多过功名,旷大者多入异端。

只一个正大道理,圣王在上发出来,鼓舞得天下人才,区区计谋不足道。

贤才国之桢干,民社所依以立也,汉以鉤党杀许多名士,而国随以亡,宦官亦自剥其卢,其后宦官悉为袁绍所诛,无少长书被杀,至二千余人,有非宦官,因无发而误杀者。

篡弑之君不能致治者,蓋以其悖天理,丧心德,无以教其下,而有道之贤,必不肯为之臣,智力胜者,仅能把持得住,丧败者多矣。

天地只是一个生物之心,圣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爱物,自不能已。

天地之情正大,圣人之情亦正大,故不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

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者,一则所见小,二则立心私。

程子曰:圣人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圣人作事,动循天理,动中机会,循天理则人心服而化,中机会则事当而易治。

圣人有夏世之心,无忿世之心,蓋世道既衰,上无明主,圣人在下,只得随时尽心拯救,不可忿世而长往也。

古之圣贤,只要尽此道理事业,则随所遇富贵贫贱不足道。

圣贤生于治世,有治世事业,生于乱世,有乱世事业,事业难殊,其道则一。

圣贤治世,是从天理上展开去,所以人不可及,后世才智之士,用尽气力,只见功业之卑。

今人为利而仕,便不正当了,纵有小小功业,亦不济事,凡处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计较利。

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苟贱之中,却要去外面求贵。

才不胜,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行不加,穷居不损,须要识此。

人要做事业,亦是私意。君子之学,只是明理应事。事当为处,则汲汲为之不倦;不当为处,则截然不为,故禹稷忧而颜子乐也。

士君子只当守道安贫,以待君上之求,不当自求进,求进则先失其道矣。

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则德望素着。不待政教号令之出,而民已归服景仰。况于设施之际,事得其宜,政教号令既出,刑罚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功利相济者,鲜能保其终。

富盛之久者,自然骄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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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 发表于: 2016-04-25
居业录卷之五    古今第五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盖尊卑上下,贵贱等级,以至仪章度数,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过假圣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礼。天下后世,遵而行之。其实未制作之时,此礼之体已具也。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此礼乐之本意也,圣人制作,只是 因其自然之理,曷尝有一毫私意安排。礼乐既成,则所以节民之欲,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达便是尧舜气象。

圣人无一事不从道理出来,如礼乐刑政皆道也。后世道不明,礼乐刑政,与道判为二物,故礼乐废而刑政倚于一偏也。

凡事有则,循其则即理也,裁而制之,则为法度。法度立则弊可革,然行之则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变而通之,以适于宜。

为治之法,当因事势而裁以天理。

近观三礼,皆是从天理上裁制出来,盖圣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万殊而一本,故许多制度节文,皆是圣人胸中流出。天下后世,取以为法,学者须当由是以穷理。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虽非良法,得贤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处天下事须得其总要,如君择相,相择诸司之长,长择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则天下事自理。此实理之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万。盖道理是如此,圣人只倚他这道理做,非圣人所造为也。

封建乃古圣人择贤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爱其民。上下维持,以图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庆让锡命征讨之法,以统御之。及天子无道,然后乃敢纵恣吞并。然亦不敢不自爱其民也。若不爱其民,则众不为用,故中才之主,亦知爱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后肆其虐,又必有仁贤智勇,起而救之,汤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虐民者必更之。立贤主以养其民。周衰圣王不作,无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并已尽。秦以天下为己私,乃立郡县以为治,此亦势使然也。盖以秦之昏暴,故不能行先王之政,虽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国。养其民,民必不服,国必生乱,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判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德必如禹汤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为诸侯。方能君国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论者以为封建不可复诬矣。但郡县得人,亦可为治,固不必封建也。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于今,此乃见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论,古今之道一也。岂有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但古今风气昌漓不同,人事烦简有异,其制度文为,不无随时斟酌而损益之。若道之极乎天地,具于人心者,岂有异哉。不能因时损益,以通其变者,正为道不明也。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欺后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异者也。

明道所论十事,条理详备,先王之法,尽于此矣。当时若能用之,从容三代之法。

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诸侯,与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为己之私物,岂做得封建事,又虑封建之后,诸侯各专其土地人民,难以制驭,与李斯寻得一箇建郡县底法度来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无不听顺,免尾大不掉之患,以为可以传之无穷,故肆其恶无所忌惮,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国诸侯, 把持得紧。各爱其人民土地,猝难变动,因可夹辅王室,此法不行,故陈涉一起,荡然无制,此固是秦无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诸侯。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坏,亦是世变至此,不得不坏,郡县之设,亦是事势至此,不得不设,但建国则根本固难变动,然统治之法,又不如郡县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诸侯,先儒以为当复者,又有以为不可复者,以为可复者,使民各有主,以赖其爱养,区域周密,无天下土崩之患。以为不可复者,恐世袭封爵,或多骄淫害民,或据有土地人民,天子难制,易为乱叛,故无一定之论。愚尝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则此法非圣王不能行之审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产以养民,虽中才之主,皆兵以仁义为本。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在后。

兵虽主之以仁义。亦须法律谋义具全。方可用。

兵虽曰威克厥爱。然爱行乎其中。不知此。则必有败亡之礼。无以全其生。故仁义之兵愈严。

兵法严须使兵士畏将。过如畏敌。此言虽是。亦偏。须更使爱将如爱父兄也然此是说家计事。须使敌人亦知畏爱方好。问羊陆何如。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为敌国相倾之谋。问圣贤如何。曰:圣贤兵以义动。自不用许多机阱。所谋者欲其归于义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虽有善战之才。不可为之战也。虽使战胜。终必败亡。

以寡击众者。只是这边谋义定。这边人心奋勇。那边人心懈惰。这边队伍整。那边队伍乱。再无别法

天下事不善处置。则小变成大。邓茂七叶宗流黄萧羊若当初处置得宜。一县尉足以制之。及发也。苟得其人。郡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费伤许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义既兴。则民安物阜。贤能在位。百邪俱息。自无此等事。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难致。汉唐宋仅得小康。下此皆危亡之国也。故非陈胜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黄巾能为乱。汉自乱也。非黄巢能为乱。唐自乱也。非红巾能为乱。元自乱也。

兵主于诛暴禁乱安民。故以不杀人为本。其杀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杀人。

杀降最不好。恶莫大焉。一则残忍害仁。二则阻人悔过。绝人生路。三则适足以坚敌人之志。

杀将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惨酷。古无是事。五行之不载。先王所不行也。

擒盗贼明赏罚为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赏既明。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则人心自奋。勇气自倍。贼势自消。此其本也。设机制胜在临时。

朱子曰。今尽力养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则是无日不用兵也。愚谓若寓兵之法不行。且与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费。

屯田之法。须如古者井田。官买田为之分成区域。每区所入可食六七人。令军人移家就佃。选贤能为之师。修明战法。敦尚仁义有事则战。无事则耕。非惟可免馈运。可以渐复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远征。如辅卫国家。则人人皆当尽力。人人皆当讲武。故田与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于救民伐暴。禁乱保邦。后世之兵。在于利己杀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圣王为治之本。刑赏者。圣王劝惩之具。驭众之柄也。天下之大。生人之众。虽远近贤愚不等。然莫不本于一理。圣人在上。尽此理于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赏之。恶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万殊者圣人岂有意为之哉。理之当然也。然刑当乎理。众莫不惩。赏当乎理。众莫不劝。故此又为驭众之柄也。

兵刑皆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顽暴未化。只得著如此处置。故二者皆极其矜恤戒惧。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惧故自能立教。小人则必待刑方有所戒惧。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袭。军人世袭。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为武官。子孙或愚弱。可供职乎。祖父壮健可为兵。或子孙少弱。亦可为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农合一。遴选贤能。为之主治无事时修立教化。务农讲武。有事时则简练精壮者以为兵。

今因兵食广浮费多。以致官禄薄。再立均傜皁隸月钱。亦可是加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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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业录卷之六     天地之六

为学规模节序。无如大学。造化规模节序。无如先天图。

先天以为水泛地。故地不沈日。画升天。夜入水。此诬也。朱子谓天以刚风旋滚得地在内不陷。伯岐曰。大气举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气。天地自相依附。三说皆通。邵说尤精当。

天依形。地附气。此二语说得天地规模最精切。凡有气者尽属天。有形者尽属地。凡物皆然。气属阳。形属阴。天只是气。有甚形质。地则有形质矣。地虽有形质。非附乎气。必不能存立。天之气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天乃之大之物。至健之体。万物所资以始。故曰万物本乎天。天乃气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迟速之差而名之。天非过也。只循其健体之自然。日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体。以天日月三者较之。则见天过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数之所由分。然论日则以日为主。而见天与日之迟速。论月则以月为主。而见日月之迟速。论岁则以天为主。而日月之数因可考。

歷家只是截法。元不识歷。

人著书才有一毫为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书,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赖;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无益于世,着之何用,况诡诞浮华,害于世者乎。

某在佑圣观见壁间题曰,逆则处处生颠倒,顺则头头合自然,居仁加两字曰,“逆理则处处生颠倒,顺理则头头合自然。”

作诗文要巧,便离道。只要道理条畅,叙事详明,观四书六经可见。

明道学校养士札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议从时弊上救,便难。

天下人才风教,系于朝廷。当今以科举文辞取士,多少英豪俊迈,压从那边去。此风浸久益盛,隋炀帝开此端,王教不行,多由于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泽,只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节,取要时而已。

井田什一,汉虽三十税一,然豪强兼并,贫人尽力耕种,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税五。汉文帝尽赦田税,贫民未尝受惠,荀悦之论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贼,君子不为用,小人在位,吏缘为奸,骚乱天下,苏氏叶氏马氏皆以为真不可行,误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贞观之治,若圣王得人任职,举井田而行,书成区数,随高低长短阔狭,每区以百亩为率,每亩以百步为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过乎九口,别行区处,或曰:“田之数不可益,人之生无穷,只恐将来人多田少,养不给如何?”曰:“天地间气,只生得天地间许多人,既生之,必能养之。”将海内之田,区画已定,籍记天下人口之数而加减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则每区十人亦可,少则每区四五人亦可,当以田为母,而区画已有定数,以人为子,而增减以受之。

天下之衣食,尽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故程子举先王之法,合当八九分人为农,一二分人为工商。今以数计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师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机织本女子之事,今机匠以男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饥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将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货财有无,其余尽驱之于农,既尽生财之道,又免坐食之费,四海必将殷富矣。

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则水旱凶灾无患,是谓太平。今无一年之食,多只吃得半年,又去生货这半年食,始能接新谷,若有水旱,便难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谋者,用银谷买而兼并之,愚民常少衣食。

要天下富足,须要使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于耕者,如何人不贫穷?

天下之民,所以贫困者,虽因田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赋敛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虫蝗,或坐食者众。今工商多而农少,亦贫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国赋不乏,须分田置井、务农重谷、轻省徭役,使民得以尽力耕耨,去冗食之官,与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节俭,限贵贱之等,变奢靡之俗,然后储积可广,虽遇凶年,民无饥困矣。

凡饥荒之时,在上者便当恻怛忧闵,以救民为急,发仓廪以济之,方可固结民心,不怨上思乱。

历观为盗者,多是游民懒惰者为之。强者为强盗,弱者为窃盗,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业,效勤为先也。

天下只有公私义利两端。周官泉府买货之滞于民者,及民之急于用,则出而卖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义,后世有市易和买,皆私利于己。古有平籴,谷贱则籴之以厚农,谷贵则以原价粜之以救民,皆公而义。后世则至于和籴强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养民,井田不可不复古;教民之道在学,故学校当复古。兵民既分,食者众,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复古。三者复古,其余则随时斟酌以适宜可也。

古者民即军,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后世既无寓兵于农之法,遂有长征兵,今又有世袭军,故有民户军户。

古者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此圣王寓兵于农。万世之良法,今既不行此法,亦当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费。今百官禄薄,百姓穷困,皆因养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处立屯,如戍兵就在近边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拨田一区,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粮税,使自食其谷,又可以养父母妻子,春夏秋则就在屯所,少暇小习战法,冬则入边城大讲武备,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则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运,则国自富,民自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为官,虐害百姓,训练频数,有违农事,骚然成扰,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动,必诛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师皆有誓,所以声明所讨之罪,以一我三军之心,晓我三军之意,齐其号令,严其纪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则气自丧,心自离,故仁义之兵,理不可敌,后世多忿欲之兵,无词可执。或有词可执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奸雄乱贼之心事罪恶,以昭告军民远近,以壮我师之气,以服敌人之心。是以苦于战*,而不足以正天下。

圣王之兵,有征无战,又无许多诡计者,非是迂阔,是他师出以正,仁义素孚于人心,行阵整肃,号令严明,兵士奋勇效死,敌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杀彼之民,乃诛其害民者,彼民岂肯愿与我战,此一个天地生物之心。无物我彼此之间,远近华夷,莫不感戴,岂真若宋襄于泓之战,迂愚无道,反辱身败师乎,孙子曰,兵诡道也,谓诡则不可用,奇则有之,或仓卒用师,或敌人强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终是用奇必有杀伤之患,非圣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势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杀其人不若制其势,制其势不若服其心。

古之圣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敌国皆知之。虽或诛暴救乱,不得已而与师,彼之人民皆心服,谁肯与我为敌,此是个大兵法,人不识只有孟子识得透。

黄石公素书,始终只是一个私,或曰,素书先说道德仁义礼。如何谓之私?曰:“道德仁义礼非私,石公以私见窥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窥所用,非真道德仁义礼也。”

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为诛暴禁乱,弔民伐罪而设,主之须是仁义之人,智勇可用于暂时,亦利害相半。

当勉力行之故 孟程张朱皆急于井田 缓于封建 或曰设行封建。当依孟子言百里,当依周礼言五百三百,曰:但当百里。曰:郡县可行井田乎。 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穷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后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驭之术,未尝。有爱养斯民之诚心,如何得封建。其所封子地功臣皆是箇享受富贵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后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势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诸侯是更树兵张子房说汉高德业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国后是李斯子房见得事势透。凡正官须要才德兼全方可为佐二官可截长補短用。

凡佐二官必须命于朝僚属,则令长官自择六部,则一正三副命于朝监司则一正二副郡则一正一副命于朝邑则惟正官于朝其馀僚属大者?问小者辟,如此则君相事亦不患不得人盖君子小人各从其类长贰君子必不肯用小人为僚属。

官不得人难多何?非但虚费禄食,必生事扰民。

朱子曰:上之人会不思量时文一件举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交设学校,欲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举时文,若科举时文。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设官置吏费廪禄。教他做,也须是当职底人,怕人不识义理须是要教人识些 如今全无此意。

天下古今只著一个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读著书,便要求中科。释子诵著经,便要求一箇福禅子。坐著禅,便要求自己一箇快乐,那里尚有天理。

或间天下之事,大正则难,如学校闲可小正。朱子曰:大处不正,小处难正。

明道教养选举法,简易明白,后古得贤如反掌。伊川学制则因时制而裁酌之未免于课卷文字。 朱子贡举译,则欲救一时之弊,然终是费力。盖半夹界事最难做须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费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于乡里。故欲复族党比闾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闾之法,真箇能行。礼以帅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数小圳去,无不流通,后世有圣贤作必须法古从底做起始得。

古者乡举里选法,非但可以为朝廷得人又可尽,教养激励渐磨之道,闾族乡党既励,则风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兴,人才何患无成,朝廷必得人为治也。

得贤之道,须如周礼宾兴,明道选举方无所遗,其次莫如探访?举 如舜举于历山伊尹举于莘野傅说举于严,下太公举于渭,孔明举于南阳,皆因求访?举而得盖不世出质才道高名重 笱访求之无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须用高兴选举法,方可无遗非但无遗又有作兴奖励之? 使贤才日盛,今之科举非徒不能得贤反废人进修之实,或谓程明道朱文公皆出于科第岂可不为得人曰:使科举果可得贤,则程朱为状元矣。

苟不能行成周乡举里选法 只行?举法,亦可得人今之科举,全无用处 ?举虽不及乡举里选犹可激励人自去进善。但不如周官教养振作之详备,若只以文词取士使人日趋于继巧薄劣,是蔽绝其为善之心,使之流于不善也。

古人以德行道艺教人即以此取士,又从乡里教起。故取士用乡举里选之法,汉犹近古,用孝廉科贤良方正科举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经义科举士,是兼才学,此仅好。但不若周礼宾兴之尽善,后世纯用文词取士,空言无实,进士是隋炀帝做起,殿试是则天武后做起。

朱子言宋之诠法为挨排法,科举为信采法言非推用贤才之道。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学校根本先坏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坏人才,吾在绍兴与延说今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资及入学校年久,又坏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资,延以为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拟题目作文章。故学官皆闲了设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则人必皆奋励以进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兴,风俗不美,故乾刚一振。万类皆从,人存政举,又何难哉。

以文词取士,不过空言无实,岂能得人,不若推访论? 乃能尽众人公道,其得人必胜如词科,必欲教养推选人才使无遗逸,须如周礼司徒明道学校劄子。

今学校之政,全无可观,教养之法已废,闲有些好人出来,皆是天资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 学校全整理不得。

五伦万古不易之道,经界万古不易之利。人才万古为治之本,法度则可因时损益。

昔见策问有曰:学所以明人伦 ,颜路在无,不应颜渊在堂会子子思在堂,不应会皙。伯鱼在下,答者只曰以傅道为重,此亦不是,道岂有重于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礼可以义起,宜别立一堂于圣殿之后以祀颜路会皙伯鱼,乃为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报功,合升程朱子于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礼殿狭难设位,则十哲乃世俗论 可列在? 只用颜子配享,会子至朱子六人,升配于堂庶几允当夫程朱子德无愧颜孟,功亦不在颜孟之下。

葬可以无郭无蝼蚁之地则可江南多蚁必须郭依家礼用灰隔尤妙。贫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葬可以无郭。无蝼蚁之地则可,江南多蚁必须郭,依家礼用灰隔尤妙。贫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为蝼蚁所食。

声是天地自然之声,律度量衡,皆起于此,而数在其中,黄钟之律,容巨黍制律。况地有肥脊年有岂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孰以为定。惟程子谓止有巨黍,彼时过当此数。故以定律由巨黍也。

今天下第一无用是老释第二无用是俗儒,所作诗对于时文,如农工商贾,皆有用处,皆有益于世。如农之耕天下赖其养,工之挤天下赖其器用,商难末,亦要他通货财,如老释于俗儒 在天下非但无用。又害了人心,昔见一俗儒作诗贺入寿,过数日其人将去糊窗壁,此儒契恼。 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诗以理性情,文以载道义,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会,所以无用也。

日月交会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会。不相食者,度虽相同,而道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则日食。

程朱说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阴阳气之盛处,运行不息。行到子上,则光在子;行到午上,则光在午,本无一定之形象。月亏盈之说,以为月近日则威损而气衰,故光亏;月远日则势盛而气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毬,乃阴阳之精,运行不息。日速月迟,是以或近或远。月受日光,体魄常全。受光常满,本无死生亏盈,乃人见之则有正侧不同。正则见其光全,侧则见其光缺;日月近则人在下见其侧,远则人在中间见其正,会而正交,则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对,则日射月而月食。二说不同,朱子近是,以书之旁死魄哉生明论之,则程子亦有理。

霜露程子以为星月之气,朱子以为非。星月之气,露只是自下蒸上,此当从程子。若其夜阴云无星月,便无露,岂不是星月之气。朱子以露结为霜,程子以为非是,此当从朱子。热时有露无霜,寒时有露便有霜,岂热时都感得露气,寒时都感得霜气?盖是寒时露冻则成霜也,雪雹则是雨冻结成也,高山顶上无露,是被风吹散了湿气。

露是星月之气,与湿气相感而成,故夜有云则无露,地乾处露薄。潮是海水溢而滚上江去,钱塘江浅,故有湍激之势,而潮势大;扬子江水深,故潮势平。先儒皆以为潮随月是也,月临子午则潮生,子午乃阴阳之极也;月临卯酋则潮退,卯酋乃阴阳之交;月为太阴,水阴盛,故从其类。自朔以后、望以前,月临午潮生,月临子汐生;望以后、朔以前,月临子潮生,临午汐生餘则先儒之论已备。

前年二月梅花始开,今年十二月梅花开,天地间气数不齐如此。

天地间物只是一个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则比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来做息,故释氏轮回。老氏归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贫、贫而富,不是取得元财来致富,是再生出财来。

不必以既返之气,为方伸之气,此可谓识造化之妙矣。  

天地间无处不是气,砚水瓶须要两孔,用一孔出气,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则气不能出而塞乎内,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虚器内皆有气,故张子以为虚无中即气也。然天地间气刚者胜柔,实者胜虚,强者胜弱,重者胜轻,疾者胜缓,谓之无气则不可。

无处不是气,只是人不见耳。有形影人方见,有形影是质,质是气之融者。

张横渠言气之聚散与太虚,猶冰之凝释于水,予未敢以为然。盖气聚则成形,散则尽矣,岂若冰未凝之时是此水,既释又只此元初水也。

天地间气化无一息之停,人物之生,无一时欠。今天下人才尽有,只因圣学不讲,故瞢倒在这里。

天地气脉常相关,春秋凡灾异必书,以见人为所感。洪范咎徵休徵,各以类应,如此则戒惧修省,自不能已国家可保也。

二气交运,便齐不得,故所生物万有不齐。而刚柔善恶邪正,古今淳漓治乱盛衰,亦万变不一。虽万变不一,然其间莫不有一定之理。圣贤随其事而以理处之,虽万变交于前,而吾之心未当不定也。

只是一个真实道理流行,而天理万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莫非实理所为。人之处事,只当顺其理之当然,则自然顺治;若著些子私意,便是逆天达物,即乱之源也。

有理而后有气,有气则有象有数,故理气象数,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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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业录卷之七  老佛第七

杨墨无父无君,老佛人伦物理灭尽,非杨墨比也。老氏谈道德,然以虚无玄妙为道德,适足灭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寂静空豁为心性,适以灭其心性。老氏虽虚无,然亦终不柰这道理实有何,故灭不尽。禅家素净打坐,只消一个空字,把天下道理灭迹扫尽。

老氏说道德,释氏说心经,故天资高者往往从之。老氏以玄妙为道德,不从日用常行处体察;佛氏以虚灵为心性,而不知五常仁义礼智信,所以虽似见其仿佛,而实非有见也。

老氏之学,是见得一个物事,在窍冥昏默中,遂指为太极;释氏是见得自己一个精神知觉,在光明不昧中,遂指为心性,然皆非真物。

老氏以有生于无,是不识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后一截俱不识,故佛氏背逆颠倒,甚于老氏。

太极之虚中者,无昏塞之患,而万理咸具也。惟其虚,所以能涵具万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为真虚空无物,而万理皆灭也。太极之虚,是无形气之昏塞也,人心之虚,是无物欲之蔽塞也。若以为真空无物,此理具于何处。

体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体无用,此不然,岂有有体而无用者。老佛空其体而绝其用,禅学功夫,盖缘体不立,故绝去外物以求虚静,使本体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干,而专培养其根。伐之之久,则外之生意既绝,内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适以速其朽坏,故禅学灭绝天理。最速且尽,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世之愚者,莫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晓得个天地父母妻子;也晓得有个己身。今禅家以天地为幻妄,己身为幻身,离父母,弃妻子,离天地六和之大,也晓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陈献章又要尘微六和,岂非愚之甚乎?

老氏要长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寻得一个真身真性,不生不灭。老氏既说无。又说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则是所谓无者,不能无矣。释氏既曰空。又说有个真性在天地间,不生不灭,超脱轮回,则是所谓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释之学,所以颠倒错谬,说空说虚,说有说无,皆不可信。若吾儒说有则真有,说无则真无,说实则真实,说虚则真虚。盖其见道明白精切,无许多邪遁之辞。老氏指气之虚者为道,释氏指气之灵者为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论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禀赋有定,岂可说空说无。以气论之,则有聚散虚实之不同,聚则为有,散则为无。若理则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无也。气之有形体者为实,无形体者为虚。若理则无不实也。问老氏言有生于无,佛氏言死而归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识理,只将气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识此身如何生,言自无中而生。佛氏不识此身如何死,言死而归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谓无。以死而归真,是以生为不真矣。问佛氏说真性不生不灭,其意如何?曰:释氏以知觉运动为性,是气之灵处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轮回。愚故曰老氏不识道,妄指气之虚者为道。释氏不识性,妄指气之灵者为性。

老子最奸,待人处事,皆要处其下,居其后,非真有谦逊自卑之心。盖见刚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见谷之卑下虚空,众流之所趋。故欲为天下谷,而专一守。其卑下,居柔处弱其心实欲高于人,先于人,胜于人也。其心诈,其机玄,其阱深,为害甚酷。后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胜,流祸不穷也。

庄周所谓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弃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旷荡不法,礼乐刑政,皆无所用,反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争。

天下只有一个是非。顺理则是,背理则非。庄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寻个是处。

老庄之说最妄。如说尧欲让位于巢由。皆假设以夸其高,必得舜之圣,方能超尧之治。尧岂无眼睛,而欲让位于巢由乎?

庄子动辄说个自然,说个无为。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须造作。然在人便当穷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实有诸己,发挥推广,以及于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长以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检束,则道理与我不相管摄。其所谓自然,乃一切弃去此理而不为,非圣人真实恳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庄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无为,圣人亦自然无为。其说似是而非,实不知天地圣人。夫天地之道,至诚无息。春以生之,夏以长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明之以日月,肃之以霜雪。谓之无为可乎?但一出乎真实之理,人莫测其所为也。圣人之道,纯亦不巳。仁以为爱,义以为制,礼以为秩,智以为鉴。感之以德化,导之以政教,肃之以刑禁,谓之无为可乎?但一出于至诚之心,至实之理。行其所无事,非有所勉强私意造作,谓之自然,谓之无为可也。非如庄子之弃灭礼法,付之自然,冲漠虚静,以为无为也。

释氏说心,只说著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释氏说性,只说著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释氏误认神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释氏是认精魂为性,专一守此,以此为超脱轮回。陈公甫说物有尽而我无尽,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无如禅者,又言其如负版之蛊,如抱石投河。朱子谓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见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样。缘他当初只是去习静坐,屏思虑静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无一物,遂以为真空。言道理只有这个极玄极妙。天地万物,都是这个做出来。得此则天地万物虽坏,这物事不坏,幻身虽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释氏以为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间,不生不灭,只是人不悟耳。曰:性岂有真假,人岂有二身。其曰见性妄也。

释氏是羁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严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漫为,则心自存。释氏则反观内视,使心动不得。屏绝思虑,使心出不得。或算数珠念佛号,或视鼻端数息数,或屏绝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个念头,再无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动杂思,以致虚静。及羁制之久,则此心惯熟,亦不走作。噫!心具万理应万事,反被羁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伦事物灭绝,一归于空寂。然心是灵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许多聪明光耀出来。只是正理灭绝,故猖狂颠倒。或问今之儒者多入异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爱虚静,贪快乐,不曾做博文约礼工夫,如何不入去。

释氏见到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者也。释氏只想象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穷究。

佛学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穷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学易成。如只守一个念头,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坚而確,其心一而专,非若儒者智周万物,道济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与理一而存,佛学心与理离而存。

天下古今谬妄以致颠倒错乱,莫甚于佛氏。老庄又在其次。如以己身为凡身,要别专一个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为先有我,然后有性有命,其差则一也。以其误认别有一个真身,常在不生不灭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后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有舍身食虎,其意以为既有真身,还有一个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舍之以去,必寻著那元初真底。其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绝之。以致空虚无事,心无存主,又无用处。虽要无心,亦不能无心,心无安处,故系空想出这般假物事來。反要弃了自己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系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为真。將见弃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说流传。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误门中去。

禅学虽似广大高妙。其宝悖谬窄隘。今日只缘圣学不明许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风盛。禅家存心有两三样。一是要无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观其心。儒家则內存诚敬。外尽义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万理森然具备。禅家心存。而寂灭无理。儒者心存而有理。禅家心存而无主。儒家心存而活。异教心存而死。然则禅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禅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与儒家最相似。他坐禅入定工夫。与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们心空。与儒家虛心相似。他们靜坐。与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乐。与儒家悦乐相似。他性周法界。与儒家万物一体相似。他光明寂照。与儒家虛灵知觉相似。儒家说从身心上做工夫。他亦专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说诚意。他便发诚心。故似是而非。莫过於禅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谓儒释工夫。在源头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学洒埽应对。周旋进退。诗画体乐。爱亲敬长。必恭必敬。无非存心养性之法。非僻之心。在这里已无。及长则主敬躬理。并进交养。戒谨恐权。诚恐一事有差。则心无不存。理无不在。禅家只是默坐诚心。绝灭思虑。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灵通。殊不知空寂之中。万理灭绝。那些灵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见。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与理二矣。既与理二。则凡所动作。任意为之。以为此即是是神通妙用。不用检查。自然广大无边。又专一守此。以为至玄机妙。其空豁快乐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则察理愈精。久则心与理一。动静语默。酬酢举措。无非天理发现流行。所以家齐国治天下平。天地位。万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岂禅家头倒错乱所能比哉。且禅家以作用是性。是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灭绝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窥天。直见北斗处。朱子言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者。盍人之生都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出来。人之神识。是保和太合裹面底事。他在此处窥见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则可以脱输过。再去夺胎出世。遂言他别有一个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变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气盛则生子。气衰则子继。生生不躬。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传。若田你这个真身再去出世。则乾道变化个甚。

老氏虽背圣人之道。未敢侮圣人。庄子则侮圣人矣。庄子虽侮圣人。未敢侮天地。释氏则侮天地矣。异端与吾儒。初然只争毫厘。其中不啻千万里。盍在源头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怜用一生工夫。虽要做好人。终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虚静。不肯敛心免首。从事宝上学。以致如此。

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故猖狂妄行。

视鼻端息。以之调息去疾则可。以之存心。则全不是。久必入异教。盍取在身至近一物。以  其心。如反观内视。亦是此法。佛家用数珠。亦是此法。羁制其心。不使妄动。呜呼。心之神灵。足以具众理。应万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羁于一物之小。置之无用之所哀哉。

圣贤一循乎天理。故无声累。今山林隐士。欲脱去尘俗世利。以求无累。异端欲屏去人事思虑。以求无累。山林隐士。虽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尽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理。其清高之风。犹足以激于俗。异端则天理灭绝颠倒尤甚。高士一变。则为异端矣。聪明人多为禅学所动。设使转退之不聪明。大颠也动他不得。

人皆辟异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盍其初只是清高隐僻之士。好清月厌世俗之烦杂。及其久也。清净寂灭。其心无所用。故系空见出许多物事。以为道德。以为心性。以为太极。学者须随时收敛。随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聪明人不去事理上体究。只冯自己意见。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丧。百病俱生。邪异蜂起。或专于记诵。或溺于词章。或汨于功利。皆非善学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月散者。多流于黄老。好高大寂静者。多入于禅宗。此过中者也。又岂善学乎。

禅学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养之功不至。无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寻个月静。庶不为物诱。见圣贤有个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里。及久也。常若见此心光。烁烁在内。自以为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应得事来。心又失了。存得心来。事又背了。故其颠倒错乱。猖狂自恣。岂缘心与事两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众理。又灭众理。不足以应万事。又害万事。故禅学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内之物。其体足以具众理。其用足以应万事。或为旧习所绕。物欲所诱。而放也。惟戒慎恐惧。齐莊恭敬。若履湍冰。若接宝祭。则固已湛然在内。天下之理。以涵具于其中。岂假拘缚捕捉然后人。照看声制而后存哉。事物之来。此湛然在内之心。随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详尽。各得其理。又岂有纷扰错乱之患哉。易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中庸所谓大本达道。此之谓也。然则彼所存之心非心欤。抑是心欤。谓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将这心来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佛学捷径。儒学周偏。所谓捷径者。只专守此心。便会悟道。若悟得万事皆了。不用下学。自能上达。以为道无不在。凡所动作。无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检。心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则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无遗。所以躬理力行之功。尽人偷。周事物。其效则三纲正。万事治。

今之朋友。多入禅学。亦势之必然。盍因小学大学之教不行。自幼无根本工夫。长又无躬理工夫。心要收。又难收。故厌纷扰。喜虚静。又恶思虑之多而遏绝之。久则必空。所以多流于禅也。

学老释者多诈。是他在宝理上划断了。不得不诈。向日李鉴深不认他是谲。吾曰君非要谲。是不奈谲何。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又云藏而后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躬理。他却肯躬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躬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见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学之低者。若高底连心都无了。今陈公甫已到高处。克贞未到。

自家大本不立,见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异教者,如陈公甫娄克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无处捞摸,智穷力屈。见他有个宽敞意思,遂归之。朱子曰:只为这裹功夫欠缺,奈何必不下,故如此。

程子说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是说未发之时,只是冲漠无朕而已。而天下万物之利,已默具于其中。公甫说一片虚灵万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来包含万象。与程子实不同也。以程子之说,只去壮敬涵养上做功夫。而心之本体已立,不用察觉安排。而道之全体,已浑然在中。故圣贤气象,深沉笃实,光辉自在。如公甫之说,是常把这天地万象,积放胸中,只弄得这些精神,岂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张皇煊赫,自己不胜其大。故下视圣贤,小视天地,其曰生不知好,死不知恶,是他本来面目。非心实不然,故作此大话头来吓人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亲切。盖生理浑然具于心,谓之仁。而心实主统之,或心为物欲所诱。而逐物于外,谓之放,则此理无所主统,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则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禅学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圣贤是随事敬谨,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禅学绝灭物理,屏除思虑,以谓心存,是空其心,绝其理。内未尝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学亦有数样,有面壁静坐,绝去人事,使心不与物交,以谓能存其心。有常常照看一个心在内裹,以为不放者。有只守一个念头,羁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谓存其心。皆非圣贤能存心之法。或曰,思虑者感于事,而心出乎外,岂非放乎。曰:思其所当思,正所以检点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则物交物,心为所引,其放必矣。或曰:静时有思虑乎,曰无。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动也。曰:何谓之有。曰:操也。曰:操则动矣,可谓之静乎。曰:操只是把紧不放纵之谓。事物未交,思虑未萌,不可谓之动。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与心不可分为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齐严肃,即心整齐严肃。我主一无适,即心主一无适,且主一无适即是操。非主一无适之外,别有所谓操也。或曰:主一无适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即用意也。曰:圣人用意否。曰:圣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谓之有主。曰:在内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则惺惺。或曰:释氏何以无主。曰:释氏空静,是灭其主矣。羁制其心,则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扰乱不能为主,此儒者之学,所以内外一致。体用全备,释氏则用绝于外,体空于内,内外离隔烦乱。

韩子辟异端手段,只是从未上辟。孟子程子朱子是从本上说,所以非韩子所及。

今日异端,经程朱辟后,本不能害人,是学者不会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于小学四书近思録上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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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业录卷之八 经传第八

大学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觉后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说。秦愚黔首,后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无有能新其民者。

圣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盖恐其智巧奸伪而难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无知,以听从于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义理贯通后,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乱,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理在物上,故须格物,方穷得理。释氏遗物,是系空求理,故只见差去。

致知在格物,从事物上穷究,其理便实。若只管思索想象,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人多因不知而败事,故大学先致知。知至而不能处事者鲜矣。

或问存义在致知先。在致知之后。曰:未知之前非存义,则心昏乱。义理之本源已丧,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后非存义,则亦放逸偷惰。天理随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无以知。既知之后,非敬无以守。又曰:敬者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又问存义属知属行。曰:存义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本有知,因气禀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须致知。

顾堤天之明命,是事事不远天理,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顾堤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尽理,使天赋之理,不至昏失,岂目常看见光光明明乎,然则参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笃敬而言,是人做工夫处,常不离乎忠信笃敬,则此心常存,天之明命,无不在矣。

自新为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半上落下人难做,办夹界事难做,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为治须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处置得宜,末也,本正则末易施,末修则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两事也。

晓得道理,怕人不实去做,故大学致知后便要诚意,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诚,是自欺处。

意者心有专之谓,大学解以为心之所发,恐未然,盖心之发情也,惟朱子训蒙诗言意乃情专所生时为近。

穷理后便有才,诚意后便有德。

心广体胖,诚意之效,是天理实有诸中也。

宰相以不蔽贤不忌功为贤,故曰其心休修焉。

在心无一不尽,是忠,发出在事上无不实,便是信。利极害亦至,故石祟灭身亡家。

私於己者,必害於己,与众同利者莫大焉。

古者义利只是一体事,义所以为利。利即义之所以为也。故曰以义为利,又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以义制事,自然顺利修於己也。心广体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刘迁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财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财盖分田制井,恭俭节用,自然上下豊足,皆以义为利。亦非将义去求利只是义则无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利孰大焉。

自小学大学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虚,卑者入功利。

自大学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学者所见浅陋。

小学是做敬的事,敬是大学骨子,若无敌,一部大学做不成。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为道。其实非有二也。然道义有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只是这个道理,更有甚事。圣贤随其所指,分别出来,贯通后万物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赋与万物者,谓之命。万物各有禀受,而此理无不全具,谓之性。性中生意粹然,为断善之长,谓之仁。裁度断制,处得其宜乃性之义,仪章品节,天秩灿然不乱,乃性中之礼。分别是非,条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实有此理,元无虚假,谓之信。见於日用,各有所当行者,谓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总谓之道。其所以阖阖天地,终始万物,无穷无尽,谓之太极。无非是这道理。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邵子以道为天地之本,又以道为太极。朱子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子思曰,率性之谓道,然道即理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指此理见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贞,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这里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谓性上。万事万物之理,皆在此处流出。

语类云,忠是就臣所不足处言之,此记者之误,盖忠是臣职,当为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圣人设此以救之,则是圣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谓矣。

战战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谨恐惧,是不敢有些子惰慢。

人常戒谨恐惧,则物欲自来不得,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在。

古人无时无处不用力,无事之时,必戒谨恐惧。有事之时,必精察其是非。

未发之时事物之理已具但未发耳,此时不容求索,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虑一动,则便是已发,便当省察。然其已发之理,便是未发时的理,体用本来实一贯。

涵养得这道理熟,发变中节。

人之学易差,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息吕与叔苏季明求中於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而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气象,则动静乖远,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养意味。故古人於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著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于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著。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

道理本全具,未发时敬以养之。莫令有偏也。已发时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内外动静,交致其功。

黄勉齋言性虽为气质所杂,然其未发也。此心甚然,物欲不生,气虽偏而有理自正,以释子思未发之中。又引朱子未发之前,气不用事为证。窃恐误也,夫偏浊之人。未发之前,已失其中,故已发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养为致中。省察为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静时,然那时物欲固未动,然气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体已亏。故做未发以前工夫,须是主敬。子思言戒谨恐惧。程子言庄整齐肃。朱子言端庄静一。

天人各尽其分,而理则自相贯通。至天地位,万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备而交相为功也。

今人学不会到贯通处,却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略窥见本原,就将横竖放胷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长。反与理二,不若只居敬穷理,尽得吾之当为,则天地万物之理即在此,盖此理本无二。若将天地万物之理,怀放胷中,则是安排想像,愈不能与道为一。如释氏行住坐卧,无不在道。愈与道离也,中庸可以尽易之理。

易是君子而时中之道。

随时不是随俗,今人错认以随俗为随时。古人皆因那时节,便做那时事,无不当其可。如尧舜当那时便揖让,汤武当那时便征伐,孔子当周末,又传道垂训,皆随时非随俗也。

泥古则阔于事情,徇俗则偏于苟简,二者皆非天理时中。

程子体道最切。如说鸢飞鱼躍,是见得天地之间,无非此理发见充塞。若只将此意思想像,收放胷中,以为无适而非道,则流于狂妄,反与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无间矣,故同以活泼泼地言之。以见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挠之也。

夫妇人伦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修身齐家,造端乎此。故孔子录时。录正风于始,所以劝也。又录变风于终,所以戒也。

存诸中莫若忠,施于人莫若恕,忠是尽己之事,为万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也,先儒言无忠做不得恕,是先有体而后有用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从达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从达用舍为累,则失其所守必矣。

谢显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无便无。世间无这个活弄的道理,有道无不得,无道有不得。

尸居龙见,渊默雷声,此诚不可掩处,王道之本与。

邵子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蓋思虑未起。乃寂然不动,万理咸备之时。然此时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虑既发,气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远而千万岁,一思即在。近而目前,远而千万里,一思即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虽知,人尚未知。盖人之知识,虽无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见闻无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感以气。人则即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则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则一也。

为政虽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尽为政之道。然其本在于得贤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为得贤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贤才者。

只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实底道理。学至于诚身,便有获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诚字大,天理之实,人心之实,人事之实,皆在其中。忠信则专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实,故孔门以此为学之本。

此理贯彻古今,无有穷尽。在天为天道,在人为人道,在物为物理。学者惟当随事即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于己而勿失,谓之忠。推于事而曲当,谓之恕。

思其所当思,则心亦不放。若不当思而思之,则此心牵缠扰乱。乃所谓放心,当思虑乱时,惕然自省,即自整顿。而壮严自持,则心自湛然在内。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极处。既到极处,则诚立矣,诚立则不可掩,故形著动变,自不能已,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先儒言合内外之道。又曰表里交正,曰内外交养,曰本末相资,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曰动静相涵,曰敬义夹持,此等处最宜理会,此处见得破。则知所用力,知所用力,则功利无所诱,异端不能惑矣。

天人之理虽一,天人之分则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尽其分。而吾之理则天之理也。故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圣人之心,纯亦不已,应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变化中来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尽在于我,无毫发少欠。若存得吾心,养得吾性,则天命全体。浑具于中,发而应事,各得有所。则吾身天道,亦流行而无间矣。盖天许多道理,我尽有之,但尽得吾身之理,则天道亦尽。今不来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见二了,岂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滕著一个合字。

圣人心不离乎理,理不离乎心,所以纯亦不已。大贤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离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则与理达矣。或问圣人心与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圣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无不操,无不省。但圣人心无放逸。人不见其操,诚明彻照。人不见其省,所以神妙不测也。曰:异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无适而非道,何也。曰:异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无物,既空而无,则不用操矣。异端未尝见道,只想像个道无不在,以为无适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与道离也。

天地发育万物,是此理之流行。圣人应万事,是此理之发用。学者当随事省察,处之以理,可渐到圣人地位只要熟也。

人之才气大者多疏,密者又琐细,致广大又尽精微,方是圣贤之学。

儒者存此心以应物,心存则处事当理,事得其理,则心益存。所谓内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个心,不去应事,是绝了心之理。当事物之来,不得已而应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里,是一边外而应事,一边内里持心,应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内里心。存得内里心,又不曾应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内外判隔,颠倒猖狂,戒谨恐惧小心翼翼工夫无所用。一任狂妄高大,凌空驾虚,而得罪于圣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处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内外心迹,判为二事。处己待人,分为二理。殊不知所谓高明者,是不为物欲所累,不沦没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无过不及也,高明所以为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为岂中庸之外,别有一个高明,将来处已。高明之外,别有一个中庸,将去待人。诗言明哲保身,不是趋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趋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庄列,则是奸计小人。圣贤道理极明,许多事业,都在圣贤身上,其出来必兴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几亦先见,若不识事几,走出,犯难身亡,俱无所益。

智计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穷也。何以易穷?以非天地间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计也。不愧屋漏,虽无一事,然万理森然,已具于其中,此是体也,但未发耳。老佛以为空无,则本体已绝矣。今人只言老佛有体无用,吾谓正是其体先绝于内,故无用于外也。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笃恭而天下平。

敬只是一个敬,又曰笃敬。恭只是一个恭,又曰笃恭。是笃实做得有力,不走作也。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机,省多少计较,伯者费多少智计,只补得些罅漏。奏格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不先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易曰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知此则知无为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诚小,区区才智不足道。

感应者为治之本,所以能感应者,理也,无声无臭也,即所谓一本也。故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善为治者,修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感化之机,虽在无声无臭处,然政刑礼乐既具,教化愈行。

学而时习之,先要学得真,方可时习。时习则无间断,而所学矣。

程子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盖孝弟是性命中事,至亲至切而要者。此处能精察而力行之,则性命不外是矣,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礼乐神化只一理,礼乐乃人事显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

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轻为。

忠信则不难人伪,所以为学之本,须要理会忠信是何事。

忠信与诚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诚则合人与理言之。

主忠信便是实行,知识有余,而实行不足,无以有诸已。

天理至实,故忠信便存于天理。

人有过贵于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于何益。改过最难,须著实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谨密。

放僻之心不生,则大本坚固过失随觉而不行也,若欲防患于豫,须以敬为主,不使须臾慢忽,又常观书求义,浸灌此心悦怿,使过失不萌,更妙。

人作差了事,须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则后事尚可少过,若不悔改,则终身学不长,而过失愈多矣。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礼,而礼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风俗,兴教化,盖礼乐之体用,即圣人之体用。圣人之体用,即天理之体用。

吴草庐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学者进路,居仁三十后工夫方亲切,张横渠三十后才遇二程,孔子言三人有才气者,老而不见用,皆汨没萎弱,不及少年,此无学问充养之功,圣实则老而经历事多,阅理益精,操养益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非若后人聪明才气之士,老不及少也。吴草庐言三十年前好用功,亦说杀了,惟孔子之言可为万世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要一边学,一边思,习而察行而著也。

圣贤待异端极严眞如待,贼相似,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故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盖异端害道,如莠之乱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众草乱苗,其害小而浅。

心不安处,便不可行,故论语多见阙殆,愼行其余则寡悔。

能处贫贱者,必能处富贵。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以至贵贱贤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当然。故曰天叙天秩,有一毫不尽处。

便是不曾尽得天分,有一毫背戾处,便是逆天,至于死生亦天分也,不安于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没吾宁也。当贫贱而贫贱,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不可徇偏好,执已见,义之与比。

曾子当初做工夫全备,一底工夫也到,贯底工夫也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战战兢兢,尽其忠诚,便是李大本处,贯是达道,随事穷理,礼记曾子问篇精微曲尽,便是体用上理会,但未知得体用是以原,故孔子一唤即悟。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于人心者,故先儒以为本心之全德,盖兼四德而为万善之长,而统乎万善者也。故孔门之教,专在求仁之全体,故颜子三月不达,其余则日月至焉。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测而知便难。

非与道为一,不能乐,故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程子曰:非乐不足以语君子。有期待计功之心,皆是私心,即害于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内,便不直。

学计功,所学难是,亦私心,私心害仁,故先你那后获,先事后得为仁。仁者至公而无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难后获,上义下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皆无一毫私意。智者难见得真,识得到,未免起些计度,故曰利仁。

义理强穷索,便有滞碍,须涵泳体验,默识而心通之。

有理而后有气,有是理必有是气,有是气必有是理,二之则不是。然气有尽而理无穷,理无穷则气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阖辟,万物之始终,寒暑之消长,知道者默而识之。

今之贤者,只任他天资见识作事,闲有窥测些天理来用,只是所见浅,终不济事,此由于学不讲故也。

理气不相离,兵以义起,则人心自奋,气自壮。虽不可全用诡计,亦须计出万全。故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周子令程子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要求见仲尼颜子人欲净尽天理浑然处,故有此乐。朱子恐八只去望空寻乐,不知天理之实,必流于异端,故又教以从事博文约礼之诲,以至欲罢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处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寻乐,故猖狂不实,自号寻乐子者有之。

今人多谈怪异,以为有者,必流于神怪,以为无者,只是硬见,终不足以解时人之疑,故孔子不语怪以此。盖天地之闲,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之气而已。其交错变化,有正邪常变易险明暗之不齐,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为怪。邪变险暗,世不常有,非理之正,人之惊异,故以为怪。然圣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穷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见,纵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穷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终不能胜正。今仙家及巫师做把戏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当知也。

内有所得,不藉于外,故富贵贫贱,皆不足以动其心。以为君子不欲富贵,则逆人情,只是以义为主。

学者于义理见得分明,则贫贱富贵挠不得。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

躬行虽难,然当勉,若不躬行,则无以有诸已。言为空言,知为空知,何学为哉?

古之君子,世无道则隐,一则道不可行,二则亦所以免祸。

人之作事,只尽个当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当然之理,则意必固我之私可脱,脱则无累矣。

穷理不周遍,则不能约要,故先博而后约。博是零碎处,约是总会处,穷理而至融会贯通,则约矣。后世有博学之士,不能造约,何也?此是博杂之学,非真能穷理,不足贵也。

近日学者便要寻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学行。先学走,如何不猖狂跌倒?只当去教他穷理力行,见理明,力行正,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去博文,便是人滋味处。教人约人,便是入快活处,但当先难后获。

博文所以明诸心,约礼所以有诸已。

性情须要养,饮酒过醉,亦坏性情。

井泉出而不竭,是气生生贯通而不穷也。理不离乎气,即此可睹,理之不穷,川上之叹以此。

见义理不怕见得钝,只怕见得浅,虽见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济事。故曰参也竟以鲁得之,是理会得事理彻,守得牢固。

克己又言复礼,是从实事上执持。使入规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异端既得之后,空虚无据也。

此心本与天地万物同体,但为私意所蔽,则当致其克复。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于异端。

颜子克己,只就非礼勿视听言动上做工夫。不言气质之偏,物我之私者,盖能如是,则气质之偏,物我之私,不待克之而自无矣。

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或问颜子克己复礼,于天下人何干,而天下皆归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盖缘皆自一本中来,故血脉相通,气类相应,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归殊而同涂,一致而百虑,鹤鸣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则圣人为治之道可知,区区智计之私,自不容矣。

颜子四勿,涵养省察工夫都在裹。

孔子言敬,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戒谨恐惧,整齐严肃,主一无适,惺惺法,收敛身心,不容一物俱在内裹。圣人言语,如此周徧精切。

敬则心之体立,恕则心之用行,为仁之功,莫切于此。

古人作事,从本上作,所以简要。如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简要。后人作事无本,受多少烦苦,费尽力,作事不得。

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圣人举事,动得其要,此简易之道。

治乱与亡,美恶邪正,诗备矣。学者读之,不知所以为政,何欤?此记诵词章之学,真不足谓之学也。

盗贼之生,皆因民无恒产,与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无业,又无礼义以维持其心,至飢寒所逼,鲜不为盗,故孔子言庶富教。

世乱而守之节,固可羞。世治而无可行之道,尤可耻也。

齐桓晋文,皆以力假仁。然齐桓颇近正,晋文则全用武力智计。其勤王者反致凌逼,力战屈楚,不由仗义。然则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虽正,意则私,只做得到此分际,非有圣贤之学,怎能成王业?”

订顽立心,便可语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则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将无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则虽一匡天下,不过出于智计之私,况祸败者乎?

为己只把做自己分内事,为其所当为,久之只见一个当然底道理,其余都不见矣。

学不为己,读万卷书,与己无干,为己则皆吾事也。

此道理见得明,便信得笃,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诸己。

有所为皆是私意,故张敬夫言为己者,无所为而为者也。朱子深取之。

论舜无为而治,一则德盛而民化,二则得贤才以任众职。自古为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贤,两事为要。

忠信笃敬,忠信于敬德最力,然持养处须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笃,笃敬处便是忠信。忠信笃敬,实孔门第一等工夫。非礼勿视听言动,也靠就这里做去,熟处便是仁。忠信笃敬,则随动随静,心自存,理自明。

义以制事者,义有刚毅果断之意,以之制事,则不牵于私意。孔子曰:见得思义,义利不两立,见利须思用义以裁制之,不然,则必牵于私,背于理矣。朱子曰:义如利刀相似,遇着事便劈。诗虽三百篇,然人情之协正,风俗之美恶,政事之得失,无不备见。学者欲择善而固执之,莫切于此。故孔子谓何莫学夫诗,程子谓学诗时使人长一格价。

心无二用,只要所趋正,穷理明,力行笃,则心无所放,而仁在其中矣。良知良能,本于天德之自然。须要样,不养则丧灭。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扫应对,孝弟恭敬。论语集注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为本,又曰:恭其本欤,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学问根本,尽在于此。论语之书,涵育熏陶,是尧舜气象,孟子七篇,任道扩充,乃汤武气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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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 发表于: 2016-04-25
孟子天资本英明刚大,他又去集义养气上做工夫,所以才气愈刚大。

人之学先在持其志,志一则动气,如人昏困,是气昏也。若悚然自持,则志立而气自清,故持志在敬。盖严肃之地,昏惰不生,集义养气,亦由于此。

清明刚大之气,须要养,只是循天理不为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离乎气,气清明者理亦明,气浑浊者理亦昏。气刚大者,承载任荷得道理起,气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气粗者虽能承载,反隔蔽了道理。故孟子集义养气,扩前圣所未发,程子每称之,天地间正气须养,养只要直,直只要有。

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

必有事焉,此心便无他适,乃操存之要,穷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气便馁,气一馁,道义便亏。此是一串事,只集义便无此病,必有事焉。是要无间断,勿忘勿助之间,是本心正处,天理天理妙处,人欲静处。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则学大进矣,此既是集义。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处。人,人无所事,则心悠悠荡荡无归者,必至外驰。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义尤精。孟子虽是说集义,亦以见敬为义之礼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为敬,是发明言外意,又可见敬是义之骨子,非敬无以集义。

必有事焉,即主一无适,故程子以为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为集义,因上文而言,敬在义中为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养气只是个知与行,致知而至于知止,则知言矣。力行而至于仰不愧,府不作,则浩然之气自生。

言之披淫邪遁,原于心之蔽陷离穷,知言由外以知内,故心学不可不讲。欲心之正必明理,心与理元非二物。

孔子贤于尧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为颜曾思孟子之功,贤于稷契皋夑,程朱之功,贤于伊吕孟子以后。若非程朱,则天下贸贸焉,人欲肆,天理灭,高者人于老佛。卑者趋于功利,生民之道息矣。

天地生人物,赖圣人为综理,然后能随其性,得其所。圣人理人物,又必赖礼乐政教之施,然后风化美,治功成,然则成天下之功者,圣人也。成圣人之功者,礼乐政教也。或曰:圣人不得位,礼乐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圣人之功,所以难成也,也不得已传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于后世,使后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从此而学焉。故圣人代天而理物,礼乐政教代圣人而行事,经籍代圣人而传道,事虽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贤于尧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为上便不费力。伯者虽不用自修工夫,然施为上最费力。盖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处置他,自然顺而易,伯者自身本无此理。人不感化,假这道理去处事,去制伏他,用尽智计,方做得成,故王道简易,伯道崎岖学者所宜精择。

王道之外无坦途,仁义之外无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无事,伯者是有所造为。

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舍己从人,有何不可。人为私意所蔽,故偏执己意,不能来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浊美恶,二者皆是也。论太极本然之理,以为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论动静阴阳,错综交运,安得不由清浊美恶之殊。知孟子之说,则知吾性之本善,当求复乎此。而尧舜可为也,知程子之说,则知人不善者,乃气质之偏,当变恶为美,以致克复之功,其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非浅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为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为恶,韩子在气质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扬子见道不明,故曰善恶混。程朱通兼本原气禀而言,斯为明备。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论善不论气不备,故程张兼气质而言。自程子之说出,不辨而自明,故朱子以程子为密。

孟子在赤子入井时,忍取真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张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所感,遂肯发愤。盖思叔家贫,须如此,然后贫贱富贵,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于贫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贫富又何足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动奋发也。

正道难行,如良玉难售,大器难用,自然之理,学者不可以其难行。遂变其所守,如范我驰骋而不获,诡遇而得禽,岂可因范不获而诡遇乎?然在末世则然,遇汤武又何难行哉。

此理须从优游涵畅中出来,则意味自别,即孟子所谓自得之也。

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秦坑儒书,肆暴虐,任赵高姦邪,是自伐也,岂楚汉所能伐哉?汉亲宦官,害忠良,是自败也,又岂曹操所能篡哉?唐之败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败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盖君子退则虐政施,人民怨,盗贼起,兵伐兴,国亡矣。

处事之法,正己为先,顺理以行之。人之从远,不可必也,不可趋时好。然顺理处天且不远,况于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格君心者须分邪正,明义利,辨王伯,使君心晓然知王道之当行,不安于伯功之小,庶可与之有为,须赖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为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国定矣。

德化为治之本,政事为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风化盛矣。风化盛,然后鼓舞 羣动,熏蒸沦浃,仁及一世。

天下事要心去处,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则无事矣。何谓物各付物,顺理处便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事物上皆有理,顺理而行,不容些子计较造作。故曰行其所无事,顺理则智不凿而万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是指学而言,不可有造次终食之离,勿正心勿助长,是亦行其所无事,正与助长即私意造作,而有事矣,岂顺理之谓哉?

世变难说。圣贤多只说得个大经大法,其变易无常处,亦说不尽。孟子善说世变,其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观其说一治一乱处甚好,但其说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说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尧舜禹。又曰天子荐之,三代前是如此,三代以后,多不如此。秦晋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汉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盖时势不同,事变不一。古者诸侯万国,各固其疆守,以爱养其百姓,必有君临天下之德,然后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之共尊,然后可得至尊之位。苟无其德,则列国诸侯之众,非惟不服,且将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虽有其德,无天子之荐,亦不得天下。自战国以来,天下诸侯,消灭将尽。七国之中,无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势力战伐,相为胜负。至于并吞之久,惟秦最强。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国消灭已尽,秦始为帝,秦又视己之德暴,天下未尝心服。若更封建,则尾大难掉,乃立郡县,更立守命,不使世守疆土,世君其民,而易于制使。然郡县无诸侯封疆之固,守令无诸侯世守之权,又无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恶既盈,陈涉以匹夫起兵,而郡县遂不能支,四方豪杰,莫不奋起。秦之宗社,有必灭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势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虽多,然才气识量,无有过于汉高者,则天下之势,固当归汉。故刘季以匹夫而为天子,厥后或以战争,或以篡夺,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为天子亦多,虽因圣王不作,亦由郡县势轻,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虽得天下,多灭亡不久。故圣人而不得君师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汉高帝始,权与经本非二理。权者称锤之名,能知轻重,而处不失当。经世常法,如两事同至,皆当依经而行,或不能兼尽,必有一轻一重,则当从其重者,如两事皆重,则当详审而并处之。如夫妇人伦,重于告礼,如告则得娶,得以两尽,是经也,告不得娶,则废人伦,而重父之过。故不告而娶,所以从其重者,而处不失当,岂不是权?如尧舜得子贤,以继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庙享之,是两尽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国,是误天下生民,而宗庙亦灭。故传位于贤,则生民不失所,朱均亦无后患。是以传子为轻,君天下为重也。权所以济经,如一两是一两,如十两是十两,不失分铢。此正天理之精微处,非圣贤不能用。后世学不及此,有以苟且从俗为权者,以机变处事为权者,故权变权术之学兴,于是背乎经,非所以济经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是天人一理,岂有得了民心,天命不归者?天理即在民心上。后世为政者,反欲愚其民,何哉?

古今说义内者,惟程子说得精。程子曰,处物为义。又曰,中理在事,义在心。详味此言,义内之意自见。

有理必有气。理所以为气,气乃理之所为。生万物者气,理在其中即为性。故说者性,便遗不得理与气。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则有善而无恶。故仁义礼智,何尝不善?恻隐羞恶之发,无往而不善矣。其为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然物欲如何又害圣贤不得,众人如何动辄便为物欲所害,是其气质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则为仁义礼智。其善可知,指其禀与气者而言,则或清

或浊,或善或恶,不能齐也。或问气何以不齐,曰,气常运行交错,无一息之停,所以不齐也。

仁义礼智,乃性之在内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铄。惟当存养之令勿丧,存养之久,则天性自全,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学洒埽应对,事亲敬长,周旋礼乐,习为恭敬,无非存养之事。程子发明一敬字,于学者最有力,而整齐严肃,是敬下手处。或曰,整齐严肃。是外貌上做功夫,主一无适,是心地上做功夫。曰,内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心不整齐严肃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齐严肃者。但当内外交致其功,如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虽在外,即所以养其中,盖自中而应乎外,外不乱则内自有主,内有主则外自整齐。此敬之功所以贯内外动静。分而言之,则静为涵养,动为省察。统而言之,则动与静皆所以存吾心,养吾德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盖心中别无他物,只是此一个生理。天地万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也。故孔门只说为仁,便是从心地上做功夫,仁民爱物,从此流出。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个心来存,只惕然肃敬,心便在此。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驰骛,然后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纵情肆欲,然后为私。这里最难,所以古人战战兢兢。

朱子曰,孟子说求放心,煞是说得切,细看又说宽了。孔子只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则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谓中庸言戒慎恐惧,程子言庄整齐肃,于此用功。心自无走作处。惟此可补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孟子发夜气之说,于学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气也一也。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明,理明则气益清,气清则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画之闲,不为物欲所汨。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孟子之集义养气,程子之居敬穷理,是工夫。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今人多惑于怪异,是未尝知性知天。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异端。他道不必穷也。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胜著一合字。

人之学本于良知良能,然全要养。养则良知良能日长,不养则日消。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体验,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动处看,故曰性恶。依孟子说,则礼乐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说,是指气质物欲为真性,故以礼乐教化为伪为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于天理之公,一者诚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万物各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济其私,假者伪也,费尽其智计,方能小补于世。虽不能无功,乃工业之卑者,下此则奸雄之人。

圣人为政,感发天下人心,同归于善,如天覆地载,万物并育其闲,所以其民杲杲。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义以收人心,故曰其民欢虞。然其所感者私而狭,所为者险而劳,是以功烈之卑。

孟子言善政得民财,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务农重榖,以生天下之财。而国家亦赖其贡赋,非是重敛以得民财,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剥取民财。大学言生财有大道,则财恒足,亦此意也。

人心全是天理,才违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莠之乱苗,紫之夺朱,皆以其相似而难辨。与儒道相似,莫如禅学。此最害道者,后之学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多流于禅。所谓高者人于空虚,盖天资高迈者,多厌世事之汨穴,而乐于静虚,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静中工夫,埽除物欲,屏绝思虑,是在内裹先做空了。不觉流于禅学,只缘在小学四书近思录不曾实体验,而与穷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理无不实,心无不正,谓之诚。故荀子以养心莫善于诚,周程讥其不讥诚,诚如五榖已成。果实已熟,又焉用养。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无欲即诚也,心与理为一也。

莠之乱苗,非老于农事者不能辨,异端害道,惟老于圣贤者能知。

论语一书,尧舜气象。孟子一书,三代气象。

学者要得不差,须实从小学大学做上去。

工夫在大学,效验则见于二南。

程子言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诚哉是言也。若论文字,则论孟与六经文字,体面自殊。若论工夫道理,则六经道理,不出论孟子之外,六经工夫作用,亦不出论孟子之外。所以学者贵自得也,先儒以为推类以通之,非也。论孟六经之道本一,何待推。

所谓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则知天,伏羲仰观天,俯察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参验错综,无一毫不合处。依此写奇偶卦画,而天地人物,古今事变,尽在其中。若非一理,只在此数画,如何便能该尽。

一各生两,只是阴阳两端,交错变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阴阳两端,再参得甚物来作三,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数。愚以为阴阳上各生阴阳,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礼。易之礼不出于阴阳诸端,变化错综,生出六十四卦,若再错综叠上去,生得无穷卦出来,然只六十四卦,足以该尽事理,再叠反过乎烦,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阴阳交变错综,生千生万,无穷无尽,又不可限以数目,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只是一个消长,阳消处即是阴生,非是阳去生阴,阴消处阳即生,非是阴生出阳来,阴阳事物,到极处便变。阳长极了便消,消便变阴,阴长极了亦消,消便变阳,亦不是阴变成阳,阳变成阴,但阴变阳即生,阳变阴即生。以卦爻言之,老变而少不变。老阳一变,便换出阴来,老阴一变,即换出阳来。凡事物吉凶治乱,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易者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是指作易者与用易者言。则涉乎人矣,若论理则易即道之所为,非从道也,

在天曰元亨利贞,在人曰仁义礼智,因天人之分,而异其名,其理则一也。

元为四德之首,仁为五性之长。盖天地闲只有这个生理,更有何物。元为天之生理,仁为人之生理,元即仁,仁即元,天人未尝二也。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为,著邪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贞,合正理处则事自治。见事皆是正理。合正理处人心自服,见人心尽是正理。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为道体,误矣。

忠信是进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忠信是立诚处,所以能进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非礼勿言,即是修辞立诚,非礼而言,即妄也。非礼勿言,乃立诚也。修辞是修省言辞,去其非礼者,乃立诚也。

天地万物,一理之所为,是理处天地且不能远,况于鬼神乎。

敬以直内,是无许多杂乱邪念,故内直。内直诚便存 ,盖人心即有理,理本直。敬则可以关防外邪 ,养本性。敬以直内,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内,是正也,助长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内,则反不直。

敬以直内是,养得仁义礼智之在内,不偏不倚。故曰中,日大本,义以方外,是达得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达道。直内是内里正当。非僻之干,无自入矣。方外是外面处置得当,条理分明。各有体面各有准则,移易不得。

天地万物只是一个理,顺之为难。故曰顺以动,天地如此况建侯行师乎。又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后世不知穷理,以智力为治,所以不能大治。

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传曰,下观而化。发明观之义最切。盖在上者下之观仰视效。上既能尽观之义。在下者安有不观仰而化乎。必以盥应为言者,人之诚敬,于此为至。盥而不应,不可以词害义。盥则必应盖言盥而不应之时。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见观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设教也。奏格无言,时靡有争。笃恭而天下平无为而治,皆此义也。

不能谨于始者,必当悔于终。过此则迷复矣。能悔者犹救得一半,秦穆公汉武帝是也。终迷者秦政项羽是也亡无日矣。

无妄诚也。诚天理之宝也。圣人只是循其实理之自然,无一毫私意造为。故出乎实理无妄之外。则为过眚循此实理无妄而行之,则吉无不利幸而灾疾之来。亦守此无妄之实理,而不足优。卦爻辞皆此意。学者则当择善而固执也。

人只当守定实理。实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动,故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非大过人者不能也,此时当如此。

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周礼泉府卖货之滞与民者,欲有益于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钱,是欲益上损下也。故周公行益安石行损道。

天下只是个公与私,义与利,而所为所成迥别。天地革而四时成,与汤武革命,皆是至公。义所当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气,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汤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势之自然,非有心于得天下。若有心谋天下,便是私而不义。汤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国爱民,及德盛民归,自不容已。而桀纣之恶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领望之救己,戴之为君。汤武亦不得徇私逆理,违天拂民,而不救也?而桀纣失君道,天命已去,汤武尽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诛桀纣,则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汤武而别求君,汤武亦不当舍天下而不为君,此如四时之革。理势气数之自然,非有心于革也。如秦革周汉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谋夺其位,非天命所当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绝。何谓不当革,曰:周秦隋天命离绝,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势自然之革。况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时之无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谓武王伐纣,既无心谋天下,当择商之贤子孙如微子箕子者。而立为天子,自居诸侯之位,岂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岂得而专有之。若使一家可以专有之,则肆淫虐而无害也以理论之,当以首出庶物者为君。次者为臣,下者为民。君所以总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职,民则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则君道失,臣民无主,自当归于有德。况周之德盛民归,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岂肯释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时之革,同乎汤武之革,一循乎理,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难。施之于人,亦顺而治,此乾坤简易之理。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饭天下之事,得其理则吉,失其理则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虽否困蹇剥之时,苟处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尝不吉;不中正者,未尝不凶。

吉凶祸福不再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说得人鬼死生最明。

□□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此圣人做天底事。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之作用,又与圣人不同。

尽夜者,死生之道也。尽是息,夜是消。尽是伸,夜是屈。尽是始,夜是终。不是将消者再来做息。屈者再来作伸,尽则必夜,夜则必尽,是自然之理。昨日尽夜,自是昨日底尽夜。今日尽夜,自是今日底尽夜,不是将昨日尽夜,来作今日尽夜,是昨日尽夜了。今日尽夜再生,造化不穷,往者过。来者续,旧者灭,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气为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为变,物便死,是散叶终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终,岂将既往之聚散。来做新来之聚散,将既往之始终。来作新来之始终,如寒来暑往,是寒极必暑,暑极必寒,亦不是将去年寒暑。来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归根返元死生轮回之说,是不识造化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之性善无疑。性恶者,蔽于气也。气从何出,亦理之所为。故程子又曰:善恶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于恶。又曰:不是善恶在在性中相对而生。既曰不可流于恶,不是在性中相对而生,,则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变易之义,交易者,阴阳之相感;变易者,阴阳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谓易。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扶得道理在。

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不善则千里之外远之,此可见感应之理。如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上老老而民与孝,上长长而民与弟。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虚中无我,有感必通,诚能动物。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明感化之机,不动声气。盖在无声无臭处,其原是一本。此无为而天下治,其要在谨独。

退藏与密,只是其心湛然无事,而众理俱在也。

易曰: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无过是斋,子思戒慎恐惧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天下之理,虽万殊而实一本,皆具于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会具得此理,如何通得。一阖一□谓之变,虽变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太极理也,道理最大,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凡事到理上,便是极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极是至当无以加也。

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

有是理必有是气。故有太极便生两仪。有是气必具是理。故两仪既判。太极即具于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极。又曰万物共一太极。

理是气之主。气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离。故曰二之则不是。

一各生两。一物中便有两仪。是易中自然直数。画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无非两之所为。所生之物。其数不拘于此。絪缊交错。多寡不齐也。

朱子谓易为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摹写天地间变化。河出图。圣人则之。是则其阴阳奇偶之数。河图亦因卜筮而出乎。伏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参验得无不是此个道理。故画出卦画以示人。既画之后。即阴阳消长。吉凶悔吝。无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阴阳形而下之器也。阴阳之道理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之道。道人之动作威仪。形而下者也。其理则形而上者。圣人制而行之谓礼。施之天下谓之法。习矣而不察。行之而生物须要阴阳交感乃生。或以气交。或以行交。天物氤氲。万物化醇。是气交男女構静。万物化生。是形交血气盛则生子。子长则父母衰。此即易也。变易之大者。

古人以阴阳为善。阴为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此以类而言也。若论一阴一阳之谓道。岂可以阴为恶意类而言。则阳刚健。阴柔弱。阳清明。阴浊暗。非善恶而何。

程子言善恶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恶皆天理中出来的。是理处便是善。非理处便是恶。盖太极流行。便有动静。阴阳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无者。非言恶者亦可名为天理也。

扶阳抑阴虽圣人之用意。实天理之当然。盖圣人之意。盖圣人之意。即天理所在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圣人只是尽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圣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尝有心也。故曰同归殊涂。一致百虑。之虚中无我而已。

易之道广大悉备。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交错变化。高下清浊。偏正美恶。无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无不备事理无不该。既不可专拘于事理。亦不可专拘于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立天之道。曰阴兴阳。阴阳气也。理其中。立地之道。曰柔兴刚。刚质也。因气以成立之道。曰仁兴义。仁义理也。具于气质之内。三者分殊而理一。

立人之道。曰仁兴义。仁兴义。人不仁义。则人道绝矣。今人处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计。更戲欲人道。

一物之中。便有两仪。阳中有阴阳。阴中亦有阴阳。如天本属阳。又曰立天之道。曰阴兴阳。地本属阴。又曰立地之道。曰柔兴刚。岂不是一各含两之义。如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数之本。五行虽是五。除了土作冲气又只成四个。四个又只成两个阴阳。水是太阴。火是太阳。木是少阳。金是少阴。冲气是阴阳会处。会则和矣。故士居中。天下无一物无阴阳。火难属阳。亦有阳火阴火。丙丁是也。水难属阴。亦有阳水阴水。

壬癸是也。余皆然。以动静言之。动属阳。静属阴。以始终言之。始为阳终为阳。终为阴。以先后言之。先为阳,后为阴以方所言之。东为阳。西为阴。以屈伸言之。屈为阴。伸为阳。大二开辟。小而呼吸。程子言无无对者。相对处变是阴阳。只有太极无对。太极含得有动静之理在内中自有对也。凡事前一截属阴。凡物头属阳。尾属阴。上属阳。下属阴。左属阳。右属阴。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张所论不同。朱子于或问论之详矣。然亦是各据自己分上说。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张子得之难。故其言由经历次序上说。

各卦之义。兴卦之辞。本义多主象占。然有事则是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专主本义。则似乎太拘。必读程传。方发明得尽。

以易为卜筮之书。固不足以尽易。以为非卜筮之书。亦不可。盖易是精微之书。造化人事。无不在内。故以之卜筮。则知吉凶。以之处事。则无悔吝盖文明始开。即生伏义。文字未立。先画卦爻。故此书虽圣人所作实则天开观龙马负图。可见伏义仰观俯察。远取近取。图中奇偶。兴天地间造化事物。无不契合。乃画八卦。因而重之。是以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盖卜筮事变只一理相通而应。无异术。故圣人用之卜筮为多。孔子发明之后。天理人事。显然为学本末发兴存亡。进退出处。莫不详尽自程子作传。多归于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无余蕴矣。

天下之变无穷。惟易可以尽之。盖易阴阳奇偶。变易无穷。若天地之阖辟。气运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署之往来。阴阳之消长。人物之死生。国家之兴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虚。升降屈伸。吉凶消长。进退存亡。幽明终始。善恶邪正。皆是此理。虽万变无穷。易足以尽之。盖易自造化中写出来故也。其余诸经。或因时制作。随时记录。天理人事。无不详尽。所以垂世立教。无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变。惟易能尽也。本义多本彖传。

读易者当先观彖辞彖传。次读程朱传义以发明之。爻亦然。程传又有发明到彖传爻象外意者。学者所当礼也。

文王在羑里而演易。周公又系爻辞。是欲以此尽天下古今之变。以为专为卜筮恐不可。卦之六爻。以中正为善。又必有正应。方可有为。盖中正则才德不偏。有正应则君臣相遇。诚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康节言画前有易。此说最精。未画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圣人写不出来。礼乐亦然。制礼作乐。虽出于圣人。未制作之前,礼乐之理已具。特假圣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皆此意也。删后无诗。却说不定。如有圣王者作。其诗固也在。

观尧典见得圣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无一毫私意。

今人有遏去思虑,以为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这里,以为存者。皆非圣贤存心之法,所以流於异学。圣贤只说戒慎恐惧,则心自存,何当看住此心,不许他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何当遏绝思虑。以求不杂。主一只是常要整齐,非是寻得本物事来照管不失。尧曰钦明。只钦则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见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释之分,正在此处,宜深察明辨也。

圣人之道大行,薰蒸渐染,得人皆去伪善,所谓黎民於变时雍是也。

君相之职最难者是知人。四凶在尧时,尧照见他心术,毫发不隐。如共工则曰静言庸达,象共滔天。於苏则曰□哉?方命圮族,但当时舜禹稷契等未出。苏之才高可用。故只用只得用之。曰往钦哉。戒之甚切。驭之甚严。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巳,不使之预朝政也。非圣人不能如此处置。非圣人照临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识曹操。孔明误信马谡。温公不知邢恕。刘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文定不知秦桧。皆是大本有欠。烛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此舜为治手段。后世所当法也。然□扬贤才而用之。则四门辟矣。得贤明忠道之士而寄以耳目。广询博访。以来直言极谏。则四聪达。四目明矣。金人不宜布帛换金银。是他有见识。

居业録   卷之八  一二五

皇极训大中。虽不甚害理。终不亲切。惟朱子训皇为君训极为极之义。标准之名。然后见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法王。王道根本在于此。此义至精至切。得箕子旨矣。

古人做工夫极切实。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德曰聪。思曰睿。非礼勿德。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敬是个扶持身心的物事。怠惰是个丧败身心的物事。故曰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

圣人在上。气势大。风化盛。人之善心自长。恶心自消。观二南之诗可见。

诗之所以能兴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韵以便人之歌咏吟哦。吟咏之久。人之心自然歆动和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惧之心也。皆惧则德成。惰慢则德丧。

浮议虽不足惜,亦可以恐惧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读是诗。亦可知自省矣。

作事虽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来,一半是圣人作兴出来。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来。如曰  弟君子遐不作人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是圣人在位作兴出来。

在宫,肃肃在朝。不顾亦临,无敌亦保此圣人之敬也。

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见得圣人为国为民之心,至诚真切,无一毫自利之心。故六军之士感戴诚服而心化,非但劳而不怨。又以周公为哀已而为之。感谢之无巳也。

有太极便有阴阳,有阴阳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则形於言语咏歌,自不容巳。此诗之所以作也。诗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兴教化,感人心,动天地,格鬼神。此诗之本末功用也。

诗之善者读之。此心有所感,发兴起。诗之不善者读之,此心有所罚创羞恶。此方谓之善读诗。治世之诗言其君上悯恤之情,乱世之诗,録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此说甚好。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圣人书法。是如此。或孔子所书,或旧史所书,皆可。王字必圣人所加。元年者鲁君之首年。不称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称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元日,则古人已是如此称。只是一个理。当理处便是圣人书法。春王正月,程傅备矣。

春秋之时,王道绝矣。圣人作经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乱世之事裁以天理。如当时诸侯不王,必书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书天王以正之。此皆立万世之法,不但为当世而作也。

春秋不行五霸者,是他心术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齐桓晋文若以真心去行仁義,春秋亦兴之乎。曰:“他若以真心行仁義,即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无明理正心之事。故谓之假仁。曰:“设使圣人为之如何?”曰圣心正已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兴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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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16-04-25
《居业录》(下)  [明] 胡居仁 撰



《原刻居业录序》

圣贤之学,明诸心,礼诸身,措之家国天下,言语文字,非其得以者也。夫道固无乎不遇,而吾心为之统会,行心之迹也,言心之声也,熟谓知人者,不于其言,感人者亦惟于其行,不于其言乎。六经四书,暨夫程朱之论,万世所供仰赖,不可磨减,道存焉耳,敬斋胡先生谓居仁,字叔心,绕郡余千人也。弱冠时,奋志圣贤之学,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退而藏修于家,书无不读,理无不穷,存诸心者不以一时而或息,反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遗,久知则益精而守益固,养益裕而得益深矣,居业录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无可告语,事有感于外,而无可施行,故笔之于册,而命以是名,盖取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之义也,其间论圣贤德业,经传旨趣,学问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涧微,不一而足。此外则与共端佛老之先生之学,尤加深辩详见,唯恐其或陷溺人心,变乱士习。盖亦有为而发,故其词繁而不杀焉,佑尝因是录窥观可穷之用,远追千古,举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举万物不足以扰其志,读者深思而有得焉,则其学之醇,道之美,迥然无俦,跻之浐洛□之列可也,言果不足以知人,抑果不足以感人乎,虽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国家,而兴斯人相忘于无言之境,奈何卒兴时达,未获小试,乃不得已而有是录,其志可悲也巳。其道可慨也巳,方且怡然自得,若将终身,不肯小贬以徇时焉,呜呼,所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逐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先生真庶几矣。成化癸卯。佑初谒函丈请教,方恨亲炙之晚,而犹冀夫可卒业也。逾年,先生寿甫五十,遽捐馆舍,岂惟佑之不幸。尤斯文斯世之不幸也,抱持遗书,与今二十载,昏愚之质,殊无进益。然而每一读焉,懔若先生之临其上,不敢不思奋励,而固无负于将来也。若夫道德宏深,言论纯粹,肤陋之见,未易窥测,必有知德知言君子,尚论先生于天下后世也耶。弘治甲子秋,门人余佑[1]谨序。



《原刻居业录序》

本朝正统景泰间,以理学为倡者,河东薛文清公。其读书录,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见之,由是偏考博採,自国初以来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余干胡敬斋所为居业录于其子壻余秋官子积,其言精确简当,亦粹然出于正者。读书录之外,所见惟此耳!廉闻敬斋严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议论实涵养体验所得,非考索探讨致然。读其书者,其尚有以识此哉!畏轩杨廉[2]序。



《原刻居业录要语序》

吾邑中敬斋胡先生,少从松江郡守于君世衡受春秋,为举子业。知无所得而稍厌之及闻聘君吴康斋,先生请义理之学于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从之游。于是尽弃旧学,一以求道为心,归筑室于山中,事亲讲学之外;一意谢绝人事,而人亦无能知者,会亲死。哀毁踰节,丧葬之义,悉依倣古典,不苟卜兆,为乡里鵰儿所阨,不得已而颂之,则墨其衰以入公门,时丧礼久发,独先生毅然行之,识者知其为特立独行之士,而不识者咸非笑之,然缙绅间知有先生,实自兹始,而先生年盖三十余矣。先生之学,以穷理尽性至命为期,谓非身心内外,一主于敬,则亦无所依据,以为之地,故特以敬名斋。夷考其可知者,虽其屋漏之中,夫妇相对如宾,甚至一楎椸筐箧之微,亦区别精严,没齿不相混乱,应接宾格,深衣布履,终日俨然,而世之性度宽和,谈论□□,人亦往往乐从之游,先生以尧舜之道,不外乎孝第;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性情高远者非也,故其为道必始于卑近,以渐造乎高远,循循有序,而方兴未艾之势,实不容己焉。虽其不幸老死林泉,无以考其兼备之明验,然于斯理礼亲切,一反求诸身心以得之,吾亦自曹无忘先生以后,仅见斯人而已,真可为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无求于世,世亦不可知有求于先生,惜哉!先生之名居仁,字叔心,姓胡氏,家世业儒,至先生之益穷,然鹑衣单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势力粉华,举不足以动其心,至于老佛之说,尤所不取。皆挑剔根虫而伸开之。先生五经皆通,尤邃于春秋,自孟子没后。独推尊二程朱子,以为得其正传,他不得与也。先生卒于成化甲辰,距今垂浹二纪,其门人南京秋官员外郎余君子积,手录遗书二帙寄予,其一即居录业,乃先生平日读书事事之暇,有得于心,笔之以备遗忘者也。往年假读于其长子崇脩,未尝不废书叹息,且语之曰:“此清庙之瑟,不谐俚耳,宜实藏之以俟知者,今复得之,早晚披阅,颇摘其近而易知者若干条。循旧卷版而漫录之,遂无论次,名曰居业录要语,爰付诸梓。与薛文清公读书录要语並传,庶知踽踽吾道者,尚未孤也。夫先生之道,直可垂诸竹帛,以增一代道德之光,使湮没草泽之间,泯泯无闻于后,伊谁知过欤?此予所为惧而深冀是书之传播,盖亦出于不获己也。呜呼!将有读其书而恨不与之同时邪,抑俟扬子云复作,而后有好之者邪。然则是书之出,亦斯道隆汙之蓍蔡也夫,谨序其端以俟。正德丁卯春三月望日,余干张吉[3]序。



《原序》

    居业录者,胡斋敬先生写其自得之书也。先生当正学明晦之际,寻程朱微言大义,以探孔孟渊源。主忠信,求放心,一归之于敬,躬修体验,笔之于书,古称有德之言,其庶几乎?其云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敬之入头者,即程子动容貌整思虑之说也。其云提撕唤醒,敬之接续者,即尹氏收敛身心不容毫发事之说也。曰未穷理时以敬为本,盖操存涵养,挈始终之要也。曰湛然纯一,敬无间断,乃纯一不已,极圣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诸身,见之亲切,焉能言之凿凿如此。至于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谓得人为必可行,教养人材,取明道学校之札,谓周官为必可复,又皆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学,岂迂儒拘执之见,宜古不宜今,有经而无权者比哉!间尝寻绎其书,想见其人,盖天资端悫,存养深邃,渐积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论者或拟之尹和靖,夫其从入之涂,二公固后先一辙,至所谓渐积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后,端属何人,又不知敬斋平生位置,肯步程门诸子后尘,较分寸毫厘否耶!载考有明,薛敬轩胡敬斋皆服膺于圣门一敬,既以名其名而事其事矣。然敬轩或出或处,虽道不大行,而风采发越,表著当时,敬斋则隐约终身,一似独善自乐,无意于世也者,详其底蕴,讵止此哉!吾故因梓是书,略为删订,以先生为名儒之最醇,而且信豪杰之士,希志圣贤,虽一介而必彰,用为有志者奋兴而淬厉也。康熙戊子春季仪封后学张伯行[4]题于榕城之正谊堂。



《蔡序》

居业录向未有刻本,世远始见。大中丞仪封张夫子于三山署中,授以是书曰:“玩此则见理自明,心自静。”且曰人可不自奋哉。敬齐先生一布衣耳,岿然独立,蔚为一代儒宗,遂至从祀庙庭,享食百世。人不自奋哉,世远读而志之不敢忘,至是将以授梓,因不辞其固陋而序之曰:“当正道显晦、异学争鸣之日,徒得一二拘谨之人,不足以追踪往哲,而振拔流俗。今观敬齐先生,何其心之细而气之刚也。谢上蔡称孟子强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礼,壁立万仞,由其气足以胜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刚毅,故能独得斯道之传。”子思行事,他无所考,如孟子所云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事之云乎等语,是何等刚毅。由是观之,血气之气不可有,义理之气不可无,岂故为矫异哉?诚见夫不如是则无以仔肩斯道,而畏缩囁嚅之态,必不足以挽颓风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细,见理之明,则虽扬跞踔厉,不过湖海豪气,矜己傲物,与圣贤道义之气何涉哉?此周子所以有主静之学,程子所以有主一之功也。详考敬齐生平,以求放心为要,以居敬穷理为宗,其研极天人,剖析理欲,真不遗余力矣。而其刚大之气,发见于语言行事之间,观其主白鹿洞之教,则毅然以斯道自任。与白沙同游康齐之门,至讥其凌虚架空,儱侗自大,罗一峯张东白皆当时钜公,往复论辩,无所屈。攘斥佛老,痛抑功利,毫无假借,使其立朝,则伊川经筵之疏,横渠召对之言,断可为敬齐信之也。且使敬齐少贬其道以徇于人,势位岂不可立致哉?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见理明而浩然之气胜也。夫子平日得力于是书者已久,兹特刊布以开示来学,世之学者,苟能由是而有得焉,收其心、养其气于以入圣贤之奥不难矣。受业门人漳浦蔡世远[5]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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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弘治甲子,1504年。

[2] 杨廉(1452—1525),江西丰城人,字方震,号畏轩。父崇受业吴与弼门人胡九韶,廉承家学,早以文行称。举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正德时,累迁南京礼部侍郎。嘉靖初官至礼部尚书。学者称月湖先生。廉与罗钦顺善,至星历算数,无不明晓。著有月湖集四十八卷。

[3] 正德丁卯,1507。张吉(1451—1518)字克修,号古城,余干县城后街湾人。历肇庆同知,梧州知府,转广西按察副使。正德初,进正使,转布政使,历山东、广西,忤逆瑾,降两浙盐运使。瑾诛,更河南、广西参政,至贵州左布政使。以疾归。有《古城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57册)六卷,第一卷为《三朝奏议》,第二卷为《陆学订疑》,第三卷为《贞观小断》,第四卷为《文略》,第五、第六卷为诗。末有《补遗》,皆杂文。

[4] 康熙戊子,1708年。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晚号敬庵,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其政绩在为尤著。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康熙称之为“天下清官第一”。

[5] 蔡世远(1681—1734),字闻之,号梁村,福建漳浦人。

  

目录

卷之一   心性渊源  

卷之二   学问工夫  

卷之三   圣贤德业  

卷之四   帝王事功

卷之五   古今制度

卷之六   天地化生

卷之七   老佛

卷之八   经传



盟以结尾。先生虽不禁,毕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然必行会同之礼,以释疑崇信。犹是去私旧公。尚可也。春秋之时,则要质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动辄插盟。是屡盟长乱,非但人情衰薄,又亵慢鬼神。故春秋书之以示贬,则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祭伯来当从程傅。当时诸侯不朝王。祭伯为王卿士。若辅王修德行政。谁敢不庭。顾乃自甘衰替。下朝诸侯,书曰:“祭伯来苟且无聊,甚矣。王与祭伯俱失道也。

程子言诸侯不可越果迎妇,止当亲迎於馆。是或一道。礼不会载。天子诸侯婚礼无可考。孟子亦曰:“诸侯之礼未尝学。诗曰:“韩侯迎止。”于蹶之千里,似诸侯越国亲迎也。故文定引以为证。

平者释其宿,昔怨仇之意。圣人非不欲其释怨,欲其结仇也。但春秋之时,诸侯释旧撼,输新好,皆是私意屑屑,非公平正大之体。其释也乃私释。其於处己睦邻。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则於人又何怨仇之有?不得巳而有只,亦怨所当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尝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春秋以正大天理观之,则见王道不行。当时诸侯皆是营营於私意,或当为而不为,或不当而为之,或昏弱而不振,或恃强以为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无状。盍欲一归天理之正而后巳。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时之意,生杀予夺之权,隐然见於书法之中,实为百王经世之大发,或者乃预计区区霸业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号为诛赏。其穿凿琐碎甚矣。

春秋凡书弑者,其罪必诛而不赦也。其被弑者,昏惑不君可知矣。书弑贼者,幸其能讨贼也。不书者,罪当国臣子不能讨贼也。内不书弑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则恶极当诛可见矣。此圣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著其实之不可掩也贼不讨不书葬者。罪臣子无为也,贼再则丧礼废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则忠孝全,人道立。

记侯大去其国,以非齐之罪。恐非伊川之言,记侯微弱,不能守国,固部位无罪。然比之昏暴以致灭亡者。有间,非逼于强 暴,必不去也,则齐襄之恶著矣

春秋以受伐受战者为主,故书及以责之,夫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是既失为国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国保民,明辨曲直。以隙敌人之师,乃侥幸一胜,而遽与之战,非已乱之道也,幸而一胜,则结怨生乱,不幸而败,则宗社危矣。

读春秋使人自然戒惧,不敢萌一毫私意。

读春秋便见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长是长,幼是幼,夫妇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分殊理一,无不明备,此圣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准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参酌百王之法,大备典制,为万世准则,道既不行。故寓两百四十二年行事于鲁史中,乃天理之准的也。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当世之事,一处置从天理上去。尧舜三代之道,具见于此。其斟酌权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传注,多穿凿琐细,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谓以形而下者,说那形而上者去。盖孟子程子朱子之学,具圣人之全体,故深得圣人作用,默契圣人心事,非若诸儒但推测亿度也。

古今说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圣人作经之意。盖其学邻于圣人,故能得圣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经世之大法,古今作传者,亦惟程子第一,胡传虽祖程子,不及程子简单,发明有力,故春秋当以程传为主,以胡传及诸儒之说以辅翼之,则圣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远矣。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处人事。

非 □ 中有王道,不能注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左氏传博洽,记载当时行事及言论,煞有是处,其陋处好以成败祸福论人。

作春秋传者不少,惟程子传发明得到,胡文定既学于谢类道,不应不取程子传,而自作传,虽有祖程子者,不当不表程子,而亦惟己说也。

胡氏春秋传多余凿,只得他议论发越。然紧要道理,亦不发到。记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曰偷。学者脚步正在此立”。程子曰:“毋不敬,孔乙已对越上帝。四书六经之理,意皆相贯通,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今读其书,不实究其理。徒诵其文义,则四书六经文字,各是一般体面,千头万绪,虽皓首亦无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实体之于身,则体用一贯,又何难哉。程子所谓论孟既治,六经可不治而明,诚哉言也。

四书六经之言,广大浩博精密,后世无人理会得,至程朱方理会得,今因程朱之书,以理会四书六经,如

指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于身,所以无奈何。

三皇之书,谓之三填,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当删去。孔氏言惧览者不一。既言大道岂有不一乎。程子言后人称述当时,失其义理,既失义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谓简编脱落。不可通晓,亦不应书脱落,虽或脱落,存其明白者,亦无害。□ 意三皇之时,风气初开,大中至正之道未书明,或过于浑沦,或过于 □ 素简静,非后世所宜者,周公之时,礼乐政教,方明备存之无害,后世为害必矣。孔子欲为万世立法,故去之。程子为上古虽有文字,制立法度,为治有迹,自尧舜始,斯言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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