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安瑜公支胡旦的说明 [复制链接]

经常有人问我有关德安旦公的情况，现就我所知说明如下:
旦公是华林瑜公支一位重要先祖，他的后裔众多，遍布江西北部了及湖北南部广大地区。据那些地区的华林大成谱记载，流传于当地的以记述瑜公支为主的大成谱，即为旦公首创。但是谱中只是有此记录，没有留下谱序等佐证资料，目前我看到的最早的以记瑜公支为主的大成谱的资料，是保存在黄石一本老谱中的，元至正年间黄石德安合修谱序。

各地瑜公支族谱中，对旦公的记载基本相同，现介绍如下:
旦公祖父为县令，父亲为平民，各地谱记述相同

旦公字明远，德安县人，各地谱记述基本相同，只有个别谱记载字周父。

任职，各地谱都记兵部尚书，多数谱有传，传中记述初授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骑都尉赐绯金鱼袋。后授朝奉大夫行尚书兵部郎中直秘阁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任贵洲防御使，各地谱相同。

科举，略有不同。多数记载是状元，少数谱记载是进士。记载中状元的，登第年代各异，经考证，所记登第科举状元另有其人，不是胡旦。有的记载胡旦中状元的年份，史实上朝庭并没有举办科考。也有的记载是太平兴国三年状元，这一年中状元的叫胡旦，但史载这位状元公是渤海人。
为了查明胡氏宗谱所记的德安胡旦，与史书所记的渤海胡旦之间的关系，我对二者进行了一个对比：
谱载德安胡旦字明远，史载渤海胡旦字周父
谱载德安胡旦是德安县太平桥村人，渤海胡旦是惠民县堡集镇大营胡村人。
德安胡旦墓在瑞昌县南流坂，渤海胡旦的墓在滨州城西北3华里许。
德安胡旦初授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骑都尉，后为兵部郎中直秘阁上柱国赐紫金鱼袋任贵洲防御使，渤海胡旦初授将作监丞，升州通判，后迁左拾遗，入直史馆。贬为殿中丞，复出后任左补阙，复值史馆，迁修撰，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
谱载德安胡旦父亲为平民，史载渤海胡旦父亲为县令。
谱载德安胡旦的后代主要在九江及黃石大冶广济黃梅等地，渤海胡旦后代主要在浙江台州。
谱载德安胡旦科举年份五花八门，这种现象十分罕见，这也说明谱中对德安胡旦公科举的记载是有问题的。渤海胡旦科考年份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平兴国三年。
综上所述，我认为德安胡旦与渤海胡旦是两个人，他们出生地不同，墓地不同，父亲不同，所任官职也完全不同。


为了查明胡旦公，除了查阅大量的宗谱外，我查了明清两代十余种版本的《江西省通志》《九江府志》和《德安县志》中对胡旦的记载。


未完待续。

喜全先生，胡志盛的全宋文中有关胡旦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仔细阅读。

为了查明胡旦公，除了查阅大量的宗谱外，还查了明清两代十余种版本的《江西省通志》《九江府志》和《德安县志》中对胡旦的记载。各类地方志基本上都记德安胡旦字周父，这与谱有异。对科举的记载则乱得很。如：明嘉靖《九江府志。选举》上说咸平六年癸卯榜状元，经考证，咸平六年朝庭根本就没有举办科举考试。又比如，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在选举篇中说胡旦胡旦德安人太平兴国丁丑科（二年）状元。而在人物篇中却又说他是咸平间进士，同一本书中前后相互矛盾。且此志所说的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实为吕蒙正。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志中还记载了另一位胡旦公：“胡旦奉新人官保信军节度使.”。这位胡旦公当为华林珰公支。雍正十年《江西通志》与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完全相同，也是在选举中说胡旦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在人物中又说他咸平间进士。在康熙年的《德安县志》中有一[眉批]，说的是“按旦非德安人，据宋史乃滨州渤海人，此系错误记载。”同治十年《德安县志》及清同治十三年《九江府志》，都并明确记载胡旦公的情况，只是说明前代县府省志对胡旦的记载前后自相抵牾。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及民国的《江西通志稿选举》 都只简单地记载 “胡旦太平兴国三年状元德安人”
对于县府省志的乱象，我的观点是：各方志都是修于明代以后，宋及以前或没修或修了但没有传下来，修志人所掌握的关于胡旦的资料，来自当地的宗谱记载。同时修志人都是文化人，宋代出了位胡旦状元，而且还知道他字周父。就自作聪明的“考证，修改”，原本谱中只有一个错误，就是德安胡旦公不是状元，经修志先生们一“考证，修改”，错误就更多了。这就如同我们现在有人对宗谱的“考证，修改”一样，发现谱中有某点与史实不符，就去修改一下，难道改过的就是真的吗？肯定不是！同治十年的县志和同治十三年的府志是可取的，它只是指出前人志有的相互矛盾之处，却并没有自以为是的去说是怎样怎样的，这一点很值得族人学习。而不象光绪及民国省志那样，随意改动已有的资料。

未完待续
明天谈给大家造成困感的三篇文章《义门记》《周父先生传》及德安循展宗亲《兵部尚书胡旦》

下面谈一谈胡旦的《义门记》，义门记的问题，主要就是作者胡旦是哪位胡旦的问题

先附上《义门记》全文:

按《陈氏家谱》：陈宜都王叔明之后五世孙兼，唐元宗时举进士，为右补阙。生京，进士及第，官给事，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无子，以从子褒为嗣。官至盐官令。生瓘，为高安县丞。其孙伯宣，隐居庐山，注司马迁《史记》行于世，诏征不起，就拜著作郎。孙旺徙居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从孝道始，乃撰家法，垂示将来。至衮为江州参军。太平兴国七年，张齐贤为江州转运，奏言“陈氏积世义门，全家孝行，在李煜时尚蒙蠲免，今归圣朝，岂合征收，宜免本户沿征杂配，庶彰德化”。诏可。淳化初，殿中丞康戬理江州事，又奏“陈氏一宗千口，近年乏食，饥贫难济，请每年春首贷米二千斛以赡之，俟丰年还官”。从之。至道中，陈氏上《家法》一篇，送史馆缮写。开宝之末，计口四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青，显祖也。伉，二世长也。崇，三世长也。让，四世长也。衮，五次长也。昉，六次长也。鸿，七次长也。达，八次长也。兢，九次长也。肱，十次长也。龙，十一次长也。旭，十二次长也。《春秋传》曰：“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与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衮八世矣。衮昉皆兄弟也，共为一世。衮立义门，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盛。由鸿以下，又昆弟也。若崇为长史，勋为蒲圻令，致为德安令，礼为吉王府司马，众为司事参军，昉试奉礼郎，恭为洪州掌书记，密知武阳县事，赏为渭州军士推官，皆衣冠之荣、文学之英者也。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独田完之在齐比矣。大兵之讨江州也，陈氏昆弟七人在围中。及城破，军民杀伤殆尽，七人异处同归，一无所伤，义感也。至道以来，仍岁饥旱，陈氏举宗啜粥，杂以藻菜，怡然相存，义之至也。丁酉岁夏，予以尚书兵部郎掌制诰，持史笔，坐命词不当，连贬岭表，己亥会赦东归。辛丑春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咸平五年壬寅，中书舍人胡旦撰。

这篇《义门记》，我最早是2002年在《庐山志》上看到的。看完第一遍就判断此文是出自渤海胡旦状元之手。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从文中"辛丑春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这几句来看，不像是德安胡旦所作。因为德安胡旦家距义门陈家很近很近，应该早就非常熟悉。且德安胡旦还是义门陈家外甥，应该经常走动才对。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大文人，而义门陈的东佳书院乃文人汇集之地，住在近旁的胡旦就算不是亲戚，也一定会常常前往交流，所以如果是德安胡旦去义门陈家，不应该是"访名家，得诣陈家…，“等语。二是文中的"执史笔，坐命词不当，连贬“等语，符合渤海胡旦状元的情况，而德安胡旦没有遭贬的记载。三是德安胡旦为咸平年间进士，而从文章内容看，此文作者比德安胡旦早出道很多年。这种观点持续了很多年。

多年以后细品此文，觉得当初的判断过于草率。主要也有两点。一是渤海胡旦没在兵部任过职，在兵部任职的是德安胡旦。二是渤海胡旦几次遭贬都是在长江以北任职，不存在如文中所说的"贬岭表。东归过浔阳"的情形。所以《义门记》的作者，又不像是渤海胡旦状元。

在得出《义门记》的作者不像是渤海胡旦状元之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初认为是渤海胡旦的三个理由，其中第一个理由和第三个理由都没问题，只有第二个理由似乎有不确定性，因为祖谱通常是不记坏的方面的，就算德安胡旦遭贬过，谱中一般也不会记载，更何况德安胡旦先任兵部郎中，后任贵州团练使，虽然都是正六品的官，但从京官到地方官，也可以算是贬。而另外两个理由的无法否定，让我很是困惑。

《义门记》给我造成的困感，让我一度怀疑自己一直认为的。德安胡旦和渤海胡旦是两个人。逼着我对有关胡旦的资料重新梳理了一遍。梳理的结果是:德安胡旦和渤海胡旦是两个人无疑。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出生地`葬地:父亲:官职。既德安胡旦和渤海胡旦是两个人，而《义门记》的作者却时而是德安胡，时而是渤海胡旦，这问题就只能出在《义门记》本身。

考《义门记》一文，它只出现《庐山志》`地方志和陈氏族谱中。我查看过从宋代直至清代多个《庐山志》版本，都没有《义门记》，只在民国吴宗慈约《庐山志》中才有这篇《义门记》。那么这篇《义门记》出自哪里?当然只能是出自地方志或陈氏宗谱。这可不是瞎猜，吴宗慈主编的《江西省通志稿》中，就有不少前代省志中没有的，来自地方百姓宗谱的资料。而地方志中的《义门记》，也极可能是出自陈氏宗谱。因为除了陈氏谱，而其他史料中出现的《义门记》。均录自地方志。

在各类义门陈氏宗谱中，这篇《义门记》有的以《义门记》名目出现，有的则以陈氏族谱序的名目出现。看《义门记》全文，与魏征的胡氏谱序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借名人之手，写出自家谱前世系，所不同的就是，这篇《义门记》文彩飞扬，就连大文人吴宗慈都忍不住录入志中，而魏征的胡氏谱序则文字粗陋。这是因为义门陈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以国珍公为祖先的胡氏支系所能比拟的。

对，你猜对了。目前在我的心里面，胡旦的《义门记》出自南宋时期陈氏修谱人的观点，占了上风。



待续

接下来谈一谈《周父先生传》
没法子，因为这篇文章对不少人造成了影响，所以还是谈谈吧。
先附上《周父先生传》全文:

周父先生传
        公讳旦，字周父，亦字明远，号讱亭。江西德安县吼村人也，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状元。父景宣，讳元仁，为山东济南府利津县县令，因佔籍勃海。其祖出於晋之壮候藩，与予玉界王外父之祖泛从兄弟也。是谔与公世姻也，公少有隽才。尚气节博学，能文。尝云：“科举不状元，仕宦不将相，虚生也。”与吕蒙正相友善，蒙正吟诗曰：“挑尽寒灯梦不成”。人或颂之，公笑曰：“此一渴睡汉耳”。次年蒙正登第，寄语曰：“渴睡汉且登第矣。”公奋然曰：“输君一筹，待吾来年作状元。”后二年果状元。著有《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演圣通论》。喜读书，晚丧明。猶令人诵经史，於侧隐几听之。官至秘书监，历徽猷阁学士，年七十九而卒。妣京氏奉勅葬於寿春之蟠龙飞凰形。子二曰球曰拱皆进士。                                                                                        宋乾道九年十二月谢谔撰

从文风看，此文文风杂，由此可推断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此文有些文句是照抄他文所致。而作者自写文句，有现代白话文书写习惯，所以我判定此文产生于百年以内。

中国向来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人生最在意的就是官职，比如杜甫只在工部做了个芝麻小i官，后人也都称他为杜工部。作为人物传记，最不应该遗漏的就是人物的官职。而此文名周父先生传，却不提主人公任过的任何官职，何故?因为此文作者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为某人立传，而是为了说明渤海胡旦与德安胡旦是一个人。是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表达清楚后，作者就随意粘贴几段草草收笔。

我只请大家看文中一句话:"山东济南府利津县县令“。这句纯粹的现代白话文，大错特错。因为宋代根本就没有山东这种说法。山东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是明以后才出现的，作为北宋人的谢谔，怎么可能写出"山东"来?。更加搞笑的是"济南府利津县"，这就好比说某某是南昌府湖口县人，或某某是武昌府黄梅县人一样可笑，更何况，直至谢谔去世，中国都还没有成立利津县，在谢谔之前何来利津县县令?!

我很庆幸此文是如此的拙劣。如果此文的作者古文功底深厚一点，学识渊博一点，写作时用点心，写出的文章或许能给我造成困扰。要是真的读到了高水平的伪作，我必然会追查它的出处的。所以伪作要想过我这一关，难。

结束语：
关于德安胡旦，原本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也就是胡旦不是状元，而很多谱中将他记作状元。而后来人发现胡旦科举的年份，状元并不是胡旦，就有人把科举年份改一下。后来又有人发现改过的也不对，就又改一下，搞得胡旦科举的年份五花八门，但古人只是改动了胡旦科举的年份，而对胡旦本人的基本情况并没有改动。所以德安胡旦还是德安的胡旦，他的字号、出生地、任职、墓地乃至父母都与渤海胡旦状元完全不同。他们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本来毫无疑问，惟一的一处错误就是德安胡旦只是咸平年间中过进士，不是状元。而现代人却死死抓住"状元"二字不放，因为宋代只出了一个胡旦状元，是渤海人，就拼命将德安胡旦往渤海胡旦身上靠，把一些有关渤海胡旦的事迹，说成是德安胡旦的事迹，把古人描写渤海胡旦的文字，强加到德安胡旦身上。为了说德安胡旦就是渤海胡旦，不顾自家祖谱上说的，胡旦父亲没有做官，硬是说成德安胡旦父亲为山东县令。

旧谱中关于德安胡旦的记载，只是小错，只不过是没中状元说成是状元而已，但人还是那个人。而现在一些人犯的错那就严重了。那是把自己的祖先丢到一边，去认别人做祖先。如果德安胡旦地下有知，将作何感想?难道就因为他不是状元，我们就不要他了，就要去另认一个中了状元的来做祖先?而且渤海胡旦另有后人。如果因为我们个人的不当言论，让渤海胡旦的后人跳出来说我们乱认祖宗，而且话说得很难听，那我们情何以堪?

                               ----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