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姓名人】辛亥英雄胡士俊、胡春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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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06-07-11

胡士俊(1878—1929)，字啸郊，号笑樵，法名孝修。广利乡宋家墩村人。自幼聪颖，且有武功，好仗义，申不平。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胡与谢飞麟、周志由等组织“大同学社”立志反清抗洋。次年，胡协助谢飞麟创办爱华女校。后与竺绍康等同赴绍兴大通学堂任职，加入光复会。不久，胡又随徐锡麟等游学日本警视厅，结识陈其美，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于1907年辅助秋瑾组建光复军，策划浙皖武装起义。7月，徐、秋案发，胡遭清廷通辑，避居山泽。

1910年(宣统二年)，胡应嵊县劝学所总董周志由邀请，任宣讲员。次年秋，胡受命在嵊县筹措经费，招集义勇青年参加起义。浙江光复后，胡任嵊新茧捐委员，筹措军饷。继而出任余姚盐场知事，力除积弊，安抚盐民，有政绩。

1913年(民国2年)“二次革命”兴起，胡从上海运送炸弹到绍兴瓦窑头，准备起义。因叛徒告密，险遭杀害。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胡竭立辅佐谢飞麟组织“浙东护国讨袁军总司令部”。次年，袁世凯死，胡为杭州六通寺削发为僧。1929年圆寂于余杭永寿寺，归葬于故乡庙后山。后人赞其“如璞玉浑金”。

墓碑上赞其”钟灵毓秀“、”此地有茂林修竹，其人如璞玉浑金“之类文字。

墓与其后人见图：

墓志铭碑见图：

宗谱记载其行传（摘自清光绪版谱，民国版谱上有详细记载，可惜毁于文革和后来的火灾）：

胡春霖（1876～1928）又名竞思，字亦安，嵊县广利乡宋家墩村人。清末秀才。参与组建大同学社，后入大通学堂，后参加光复杭州之役。民国元年（1912），任绍兴军政分府总务科长，不久改任孝丰县知事。后回乡，举为保卫团董，锐意公益。

宗谱记载其行传（摘自清光绪版谱，民国版谱上有详细记载，可惜毁于文革和后来的火灾）：

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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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7-10-13

嵊县辛亥革命人物简介

王金发是辛亥革命时期起过一定作用的风云人物，他短短的一生中，充满着传奇性的事迹，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在顽固的封建势力围攻下，终于以悲剧收场。

家世及童年　　

　　王金发名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阿高、金发均其乳名。因其顽梗过人，又生得头角峥嵘，故里人多呼之为“金发龙头”。1882年生于浙江嵊县之东龙冈。据王氏家谱所载，其十二世祖禹佐系明崇祯选拔贡生，任直隶保定府通判，改昌平州知州，国变殉难，予谥“节愍”。禹佐幼子理斋，义不帝清，豚迹东龙冈麓，遂家于此。金发祖父修宫．少年任侠，愤清廷之残暴统治，洪杨起义，即投笔相从，曾随太平军入浙，率一旅驻宁波。太平天国失败后，即潜归乡里，闭户韬晦。金发之父名启孝，幼喜读书，并精技击，耻事清廷，末入仕途，中年即卒。金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对他民族革命思想之孕育，不无一定影响。　　

　　金发出身于世家大族，出生时，尚有田地100余亩，其后家产都被金发为革命花光，还欠债1000余元，至金发任绍兴分府都督时才还清。他的母亲徐氏很能干，但不识字，为了帮助金发革命，特地学着写“花”字，为卖田画押之用。平日对金发管束很严，特请塾师在家教金发读书。但金发生性顽梗，不喜欢读书，有时受到塾师呵斥，即愤而将书本摔到地上。喜与群儿殴斗，群儿均畏之，称他为“儿大王”，有一次发怒，将后园的墙壁都推倒了。王氏—脉，三世单丁，金发也是独养子，其母管之虽严，爱之亦深，衣服鞋袜经常换新的。有时早上出去，他母亲给他一双新鞋子穿，回来时，鞋子就破得像旧的—样。某日，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出去，别人故意逗他说：“阿高，你这件衣服不时新，人家早就不穿了。”他听了，马上就把衣服脱下来撕掉，跑回去，要他妈重做新的。惟事母则孝，当其在外与群儿殴斗时，闻母呼立即；奔回，听受母训，不过屡诫不悛，训后顽梗如故。　　

　　金发上代均擅技击，其本人稍长，酷好射措，初则枪法不精，家有鸟枪，常负之出，擎枪击鸟，十九不中，见者笑之，谓为“赶鸟枪”。彼乃愤而闭门苦练．终日在后园中练习打靶，由近及远，不间寒暑。期年，技乃大进，出而试之，百发百中，能双枪击落空中飞鸟，人从其后掷石过其顶，举枪击之，鲜有不中。有时自拾石子，向后力掷。回身一枪，亦莫不得心应手。老于此道者见之，亦自叹弗如，徐锡麟对之大为称赏。

早期的革命活动　　

　　金发年近弱冠，始稍折节读书。20岁时，居然青得一衿，实则是迫于母命，其志固不在此。时当庚子之变，有志之士均凛国亡之无日，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倡维新之说；而以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则认为非推翻清廷。无以救中国，革命反清空气，播至山陬海隅。金发目睹清廷对内残酷镇压，对外辱国丧权，每与朋辈谈国事，握拳切齿，大骂清廷腐败无能。时国内之民族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浙省各地山堂会党之势亦极盛，反清、仇洋、闹教的反帝反清爱国斗争，如火如荼。嵊县一隅，竺绍康所领导之平阳 (洋)党，即号称万人；裘文高、张云岳等据山结寨，众亦逾千；金发亦组织乌带党(会众均腰系一黑带，故人称之为乌带党)，与竺绍康、袭文高等互相呼应。曾经多次领导农民暴动，抗捐、抗税、戕官夺械，清兵不能禁。又以保卫地方为名，倡办团练，作为组织义勇队的基础，以团结地方上一部分士绅。1904年与周志由、胡士俊、赵伯棠、周锡庚、袁志清、张庭萱、张庭献、胡竞思、冯苏、张斌甫、吴醉棠、屠世效、周杞园、谢震、张陔南、竺绍康、童德淼、胡春霖等数十人创办大同学社，表面上是说购阋书报，研究学术，砥砺德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秘密结社，借以结纳党羽，厚聚士众，图谋举事。

结识徐锡麟，参加光复会　　

　　1904年光复会成立，次年光复会员徐锡麟与陶成章创力、大通学堂于绍兴，为策动东南各省革命之机关。金发正式献身于民族革命斗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是自结识徐锡麟，进入大通学堂，参加光复会始。1905年春，徐锡麟偕同弟子数人，游行浙东诸暨、嵊县、义乌、东阳等县，历时两月，归语人曰：“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以为也”。嵊县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革命的人，极大部分都是由于徐锡麟的提挈鼓励。竺绍隶、王金发、袭文高三人，都是出身会党，由于徐锡麟的激励培植，而成为民族革命的勇士。竺绍康混号牛大王，与当地大恶霸蔡老虎有杀父之仇，在绍兴打官司，某次大堂审讯时，徐目睹其激昂不屈的气概，极为赞赏。徐游历嵊县，特意到童德淼(济时)家，邀童陪同到灵鹅乡去看竺绍康，又再到东龙冈看王金发和胡士俊、许畏三等人，加以鼓励。　　

　　9月23日，大通学堂开学，徐即邀竺绍康、王金发等至绍兴，同入大通学堂，并参加了光复会。徐锡麟对金发特别赏识，为之捐了一个都司衔。不久，即随徐锡麟偕同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70余人东游日本。这群人到日本时，鲁迅与陈子英等曾至横滨去迎接，王金发也就是这次到日本时与鲁迅相识的。金发到日本后，入大森体育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当时留学界均以为荣。　　

　　1906年暑期，金发自日本归国，至大通体育学堂任体操教员。其时大通学堂校务由嵊县人姚定生主持，为竺绍康所介绍者，后改任孙德卿。秋瑾亦于是年冬由上海回到绍兴。有一次，金发拿着徐锡麟的密信去见秋瑾，曾以激动的语言，记下这次会见：“莫道丈夫皆豪侠，英雄还让女儿俦”，流露出他对秋瑾的钦佩。1907年2月，秋瑾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徐锡麟赴安庆，秋瑾接替了大通学堂的革命领导任务，与徐锡麟共同策动东南大起义的积极活动，金发在此时也就成为秋瑾领导下极其得力的一个帮手。　　

　　秋瑾部勒光复军，金发与竺绍康、张恭等均为分统，开始了紧张的起义前夕的革命活动。金发名义上是体操教员，但在学校的时间并不多，时而前往浙东各县联络会党，结纳绿林豪士；时而潜赴沪杭，传递着秘密消息与侦察情况；偶而回到学校，即跑到体操场上，集合学生，教他们射击技术；有时又身着大氅，出现在十里洋场，双枪击毙叛徒，从容逸去；有时深夜骑骏马出城，加鞭急驰，不知去向。一举一动，都带有神秘传奇的色彩。　　

　　金发此时的主要任务，是与竺绍康等集结浙东一带的民团义勇，作定期举事之积极准备。裘文高集结部众千人，于4月首举义旗于嵊县之西乡，与清兵战，斩清哨弁数名，兵士数十人。杭垣清兵大举增援，文高全师向天台、仙居退去。秋瑾原来计划先由金华起义，处州继之，诱杭垣清兵出援金处，即以嵊绍之众渡江急袭杭州。定期为7月6日，嗣又改期为7月19日。讵金、处之举义未成，引起清军戒备，未几安庆之难作，风声骤紧。时金发与绍康正在嵊县集结部曲，看到上海报纸徐锡麟刺恩铭遇害消息，于7月9日夜带领30余人赶往绍兴，与秋瑾商议对策，金发主张提前起事，先杀贵福(绍兴知府)，占领绍城，然后再相机进取。秋瑾以嵊绍义勇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必待7月19日之期，连日计议未决。讵事机外泄，贵福得绍兴豪绅胡道南等之告密，急亲至杭垣请兵来绍镇慑。　　

　　7月12日，清兵从杭州出发，前往绍兴。秋瑾得到密报，金发劝秋瑾速作抵抗准备。“日上午，清兵已入绍城。抵抗之计议尚未决，金发乃劝秋瑾速避，秋谓己系女人，且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反催金发速去，与竺绍康等另作后图。金发以秋瑾不去，彼亦不肯离开，秋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时清兵已临校门，金发在秋之严厉催促下，始逾后墙渡河遁去。当清兵围大通学堂时，另一支清兵同时包围了嵊县公局(嵊县在绍兴的会馆)，搜捕王金发、竺绍康未得，而金发化装农民，连夜走回嵊县。

栖身草泽，鹰扬沪滨　　

　　金发自大通学堂逃出后，深夜回家，以绍兴之变告其母，促家人从速逃避，其母则嘱金发速去，毋以家人为念。正计议间，一农民跑来送信，说官兵已到村外，金发即仓卒别母妻而去，其母及两妻一女亦仓惶逃出。清兵入村，挨户查抄、搜捕，原以金发系嵊邑巨族。家必多金，搜金发及其家人不得，翻箱倒箧，搜查至再，除衣服被帐粮食外，一无所获，即相率拆毁房屋。当清兵入村搜捕时，全村王姓人家都逃光。金发之母及妻女逃出后，妻沈氏中途被清兵捕去，下之狱中，多次审讯，要她供出金发所在，沈氏装疯，胡言乱浯，无法取供．关到年底释放。妻徐氏携女银娥逃归母家。其母则间道逃至绍兴，避居西郭门外扬望村黄介清家，后移居一尼庵中。半年后，金发到…亡海时，才接其母及妻沈氏至上海，赁屋於法租界居之。以后金发做绍兴分府都督时，曾迎其母至绍兴奉养，其母坚不肯去。金发革命，闹得家破人散，其母并无烦言，金发亦未因此而气馁。　　

　　秋瑾被难后，清廷重金购拿者有三人。即王金发、竺绍康、吕逢樵。嵊县人其他被通缉或牵连者有：谢震、许畏三、胡士俊、胡竞思、应卫击、周志由、童杭日寸、童济时、吕衡、沈志熙、冯苏、周炳生、周杞园、周梦生，陈邦达(子明)、张庭萱、张庭献、尹锐志、沈世芳、徐湘筠、俞季椿、张伯岐、王根荣、夏喜生、王潜庵、王贯雄、王规法、于增远、王敬祥等数十人之多，凡是大同学社社员，及平日与金发有关系者，几乎都被牵连。大通学堂体育会的学生，以嵊县人居多数，多为金发、绍康所介绍者。金发逃出大通学堂日寸，其中除有一人在清兵进学堂时开枪抵抗，中弹殒命外，其余都逃出来了。　　

　　这些学生回到嵊县后，有一部分仍追从金发。时清兵侦骑四出’，索捕綦严，金发乃易姓名为夏孑黎，率其徒众，栖身山林草泽，过了半年多的“强盗”生活。他们开始是昼伏夜出，到村庄人家去商借钱米，说以后得志，当加倍奉还。一些地主富绅平日不直金发所为者，奔走相告：“王金发是强盗头子”，一遇金发部下借银借米时，即鸣锣聚众而攻之，或引捕役以侦之。乃转撄金发之怒，一变善言商借为绑人勒赎，或按户送票，票-上写明借银若干，限某日某时送至某地，若不如期如数按时送到，即来绑人或烧房子。某些地主豪绅及平日暗害党人为官兵眼线者，均受到金发的光顾。有时深夜逾垣而入。将人绑去，随即通知其家属以巨金来赎。一时富绅巨室，提到王金发名字，莫不谈虎色变。金发所得来的巨金，一部分散给穷人，一部分接济党人，留下一部分维持其伙众的生活。其任侠尚义、锄强扶弱的故事，流传人口者颇多。据说有一乡妇赵氏，夫死不愿改嫁，村中恶少抢妇捆于舟中。　　

　　事为金发所闻，即偕从者数人，截之于途，痛鞭恶少，送妇归家。有一李姓子，居常虐待其母，其母愤而投河。金发适路过救起之，问得其情，送母归家，呼其子出，善言劝诫，临去并贻以数金，母子均感激泣下。某日，金发与从者数人路遇一饥饿垂死之农民，即将身上仅有之600文钱倾囊与之，他自己与从者却因此挨饿终日。浙东像这类民间传说很多。金发向富户勒借银米，对自己亲戚本家亦同样对待。金发为准备白竺起义，需要筹集银钱购买粮食，磨制米干，以充义勇队的干粮，曾亲自送票子至其舅妈之女徐梅姑家，票子上写着要梅姑送银600元至某地，如不送去，即叫人挑洋油来烧房子。梅姑听说金发送票子来了，即追出门外．口呼“阿高”，金发回身向她摆手，叫她勿追，速将钱送去，否则一定要来烧房子。梅姑只得于夜间派人送去500元。　　

　　金发做强盗时，曾多次组织武装起义，最大的一次是1907年11月白竺起义，这次起义是以裘文高的台州义勇队为主力，进攻嵊县，于11月21日与清兵大战于白竺村，文高驰马直冲敌阵．斩清兵数十人。夜间复袭取清营，大破之，清将刘庆林溃围逃走．文高追而捕获，斩之。杭垣再为震动，急调大队增援，文高全师而去。是役后，清府购捕金发益急。上海党人以金发久伏山泽，乃派杨侠卿前往嵊县，邀金发潜离县境，同来上海。时竺绍康亦已到沪，金发到上海住杨侠g即家，旋即加入同盟会，与陈英士、姚勇忱、张同伯、竺绍康、吕逢樵等在同盟会沪支部领导下，继续从事民族革命斗争。　　

　　自1908年至1910年，金发在光复会、同盟会领导下，曾担任着较多的艰巨复杂任务。其足迹所至，已不限于浙东一隅，有时前往浙西、皖南。联络盐枭旨领；有时东赴日本。传递党内机密；有时到南洋新加坡为革命募款；而最出色的活动，是从事暗杀，冀以暗杀手段来镇慑叛徒及清吏之胆。兹就其暗杀案件较著者，略举数例如下。同盟会中有个老会员刘光汉，即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在爱国学社影响下，同情革命，将其妻何震带到上海，进爱国女校读书。　　1907年，刘师培应章炳麟之邀．到日本担任《民报》编辑，携其妻和表弟汪公权同去日本。由章炳麟介绍加入同盟会。但不久，他却自编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并提出要改组同盟会，与章炳麟、陶成章时起}中突。1908年，刘回国后．利用同盟会员身份，刺探消息，把浙江革命党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与汪公权先后变节投敌。端方要刘光汉拿捕陶成章，屡侦未获，某日张恭(同伯)适自日本返沪．寓天宝栈(天宝栈是王金发、竺绍康、陈其美等所开设的。系革命党的秘密机关之一)。刘侦知，即报告端方，暗导捕役将张捕去，解往江宁监狱。在沪党人知为刘光汉所为，拟严惩之。　　

　　金发即挟枪迳往刘之寓所，刘夫妇尚卧床未起．金发拔枪拟击毙之，刘夫妇哀求饶命，保证不伤害张恭之生命，乞金发贷其一死。金发姑释之，叱其夫妇立即离开上海，不得再有不利於党人之行为，刘夫妇当即离沪，不敢再来上海活动。唯汪公权仍在上海继续进行破坏，某日汪自妓院出，金发拔枪毙之于途，从容而去。张恭被捕得以不死，据说即由于刘光汉夫妇在端方前力为保全(张于光复时出狱)。不久，金发又击毙另一侦探石某。石系上海青帮中一首领，金发击之于稠人之中，亦从容脱身。　　

　　秋瑾被害，系由于该地绅士胡道南告密，金发此时虽潜迹上海，无日不思为秋侠报仇。某日适为中秋之夕，胡道南正在后园与家人赏月，忽—‘农民装束者仓惶直入，告以胡之外甥急病，主人遣其棹舟前来，请胡即去一视。胡闻之不及细洵，即披衣随之出，出门数武至河滩，农民回身拔枪毙胡于河畔。事后报官缉凶，踪影全无。农民即金发所化装。黄花岗役之前，香港某大公司经理吞没党人所募之款，致误事机，金发闻之大愤，前往击毙该公司经理后，复致书该公司总经理，嘱其将某经理吞没之款立即如数送还，否则亦将饮以铁弹。该总经理惧，即将款如数送还党人。　　

　　某次金发自南洋归来，被叛徒跟踪，为金发所觉，抵埠时，立即改装易容，出其不意，拔枪击毙叛徒而去。金发为了替秋瑾报仇，还曾准备杀掉汤寿潜。因为贵福得胡道南告密，到杭州请兵拿捕秋瑾，向浙抚张曾歇报告说，秋瑾遣竺绍康、王金发等纠集浙东“会匪”，将于7月初旬袭取绍兴县城，请速派兵前往拿捕。张曾歇曾以此事询之汤寿潜，汤说：“此种人不杀何待”。张曾歇捕杀秋瑾之意乃决，漏夜派兵前往绍兴，秋瑾因以遇害。此事光复会中人多知之，金发每一提及此事，即义愤填膺，意欲杀汤为秋瑾报仇，商之于陈其美，陈其美则力加劝阻。说汤是浙江“人望所归”。杀之于革命不利，力阻金发，汤始得不死。其后杭州光复时，金发坚决反对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其原因亦即在此。

沪、杭光复，开府绍兴　　

　　上海、杭州光复，金发均曾亲身参加，这时竺绍康已病殁，金发所担负的任务山就更多。 1911年10月，金发自上海至绍兴，与谢飞麟共同奔走，筹募款饷。上海迭电促金发速返，另有任务。金发自绍兴赶回上海时，陈其美亦自杭州回，陈说杭州新兵两标均已运动成熟，杭州举事在即，唯估计清兵实力，尚占优势，抚台衙门及军装局是首先必须占领的两个重点，但均有重兵把守，若无外力支援，难操必胜，要金发速即召集嵊县旧部，组织敢死队，赴杭支援。金发当即派张伯岐回嵊县，会同马逢伯召集义勇队。金发旧部王根棠、马忠老、马金焕、马灿老、袁风尧等60余人，均应募前往。马逢伯因病未能偕行，由马忠老率领至杭州组成敢死队的骨干，由金发及张伯歧分别率领，分两路攻克军装局及抚台衙门，吭州的光复，这两个敢死队起了先锋作用。　　

　　杭州光复，谁来当第一任都督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沦。当杭州光复之次日。咨议局即邀请革命军各军官及参加杭州光复之各地领袖．讨论都督人选问题。咨议局一些立宪派的人物，均力主推选大资本家大地主的代表人物汤寿潜出任都督，革命派的王金发就站出来反对。金发说，秋瑾被害，汤寿潜曾与闻其事，不应举为都督，提议另推他人。当时附和金发意见者颇不乏人，但咨议局立宪派的一些人，力劝金发收回另推他人的提议。金发态度坚决，不肯接受。原来推汤寿潜为都督，早在杭州光复的前几天，咨议局的一些人就与实力派的朱瑞、顾乃斌等秘密商议好了，派咨议局副议长陈时夏赴上海商之陈其美，并迎汤来杭。陈其美也主张由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但也考虑到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工金发等必然反对，忙其是王金发曾欲杀汤为秋瑾报仇，当然不会同意汤为都督。　　

　　陈其美为此特意写了一封信给王金发、张伯岐、蒋介石等，郑重为汤解释，说汤是当时出任都督最适当的人选，劝他们勿事反对。同时还写丁两封信，一给汤寿潜，一给朱瑞、顾乃斌，也是谈都督人选问题。这场斗争，立宪派胜利了，汤寿潜当上了浙江省光复后第一任都督。汤就职后第一件事，是颁布命令，蠲免田赋一年，以邀取地主阶级之歌功颂德，而在他所发表的各部部长名单中，同盟会会员只有褚辅成一人。不过王金发对这场斗争，并未就此罢手，他在汤寿潜就职之后，即赶往上海，找陈其美理论。　　

　　据目击当时情况的应梦卿先生说：“一天早晨，我在沪军都督府办公，号房来说有两个客人要见都督。我正拟起身去看是什么人，两个客人已经走进来了，我一看都是熟人，王金发与蒋介石。他们问陈都督是否在内?我说在楼上。他们不待邀请，迳自上楼，我也就跟着上去。这时陈其美正在和黄膺白谈话。王金发一进去即说：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这时蒋介石就接上去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说着，即从身上拔出手枪，装出要自杀的架势。我当时站在蒋的身后，忙夺下他的手枪交给黄膺白。黄即将枪藏过，站起来说：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陈其美也站起来对王金发说：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上一个都督呢?他又对蒋介石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时黄郛即黄膺白，为沪军第一师师长)。　

　　陈又对王金发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王金发还是气冲冲地说：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陈其美说：浙江事刚弄好，你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大事弄坏了吗!陈见劝金发不下，即说，你们两位刚来，还未吃饭吧。说着，即叫我去准备饭菜。我正拟转身下楼，王金发马上说，不吃。黄郛说，那么我们出去吃吧，叫我去准备车子。我随即下楼，叫人去雇两部马车来。他们下楼时。马车已来，四个人即乘上马车出去了。下午三四点钟护兵回来，我问：都督哪里去了?护兵-说：他们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莱就到清和坊堂子里(妓院)打麻将去了。第二天，王金发一个人离开了上海。” 　　

　　杭州光复后，王金发、张伯岐所率领的敢死队．驻在藩台衙门不肯让出。藩台是管财政的，当时都以为藩库尚有库存，财政部长庄崧甫，正感政费军饷无着，派人去检查藩库，遭到王金发的拒绝。庄崧甫与汤寿潜相商，以当时的军需科长钱雄波与王为嵊县同乡，私交亦好，就叫钱雄波与王金发去打交道。金发只许钱雄波一个人进去，不准带别人。　　

　　钱进去检查的结果，只有制钱若干串，并无银元宝。金发自上海回到杭州，不多日即渡江前往绍兴。当时同情金发随之前去者颇多，谢飞麟辞浙江都督府的总务科长不就，随金发去绍兴，任绍兴分府总参议兼秘书长。其他如王世裕、徐叔荪、傅顽石、钱景江、佘镜波、陈子明、周献庭、应卫击、何悲夫、卢允超、黄介清、黄伯卿、黄竞白、沈文雄、沈寅生、孙德卿、胡竞思、胡士俊、吴乘之、俞景朗(芝祥)等，多系嵊县同乡，光复会会员。他们至绍兴后，分别担任都督分府的军事、政治、财政、税务各项要职。所有民政事项，由分府知事负责。分府知事先为程赞清，随即调执法处长俞景朗接充。　　

　　金发前往绍兴时，除带老敢死队几十个人枪以外。临渡江时，还把江干警察局的枪缴了带走。到了绍兴以后，即成立一个团，由佘镜波任团长，应卫击任营长，马香土任卫队长。其后又扩充成旅，拟成立—个师。派何悲夫为水师管带，负责编练水师。由巍峰和尚(即许铁岩，后被屈映光所杀害)组织北伐僧兵团，日夜练兵，准备北伐。　　

　　金发于1911年12月29日深夜到达绍兴，当晚即宿于大通学堂。次日，绍兴的绅董们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数日后，金发在布业会馆邀请城乡父老，开相见会，演说革命意义。在金发来以前，地方绅董已经宣布了绍兴“独立”。组织了绍兴分府，推举前绍兴知府程赞清(老百姓叫他程长毛)为分府府长，章介眉为治安科长，其余一些处长、科长、局长，也都是地方上一些旧乡绅，占据了越王台畔的府台衙门。金发来了，除留下程赞清权摄府知事以外，把其余的人都赶出府署，正式成立绍兴都督分府，布告安民。　　

　　金发到绍兴，浙江军政府还对他进行了一些羁縻拉拢，对金发的擅自行动，不但未予谴责，还特颁明令，加以褒奖，说王金发带领民军光复各处，部下异常辛苦，特提银一万元，交由王都督分配转给云云。不久又通令其他各府，一律成立军政分府，以期在形式上消除王金发的分峙对抗的局面。

督绍措施种种　　

　　金发开府绍兴，为时不过8个月，“王金发祸绍”之声传播全国。他到绍兴，究竟做了些什么事，竟使所谓舆论如此愤慨呢! 　　

　　(一)镇压反动势力金发到绍兴，先后杀了50几个人，其中多系恶霸地主，一贯反对革命者。内中有几个是宗社党人，据说是金发自己用枪一一打死的。金发成立都督分府，当时也没有什么组织规章可资依据，在镇压处理人犯时，当然更没有所谓合法审判，虽在分府下面设了一个执法处，实际上也无法可循。因此杀人逮捕人，自不免凭意行事，草率粗暴，因此引起地方上一些豪绅地主的恐惧和不满。　　

　　(二)捉放章介眉章介眉是绍兴的一个大地主，曾在清浙江巡抚衙门充当刑名师爷，拥资退居绍兴。秋瑾被害时，他是参与告密并怂恿杀害秋瑾主要凶手之一。杭州光复时，他“也把小辫子盘在头上”(鲁迅语)，与当地一些商董乡绅出来树起白旗，宣布绍兴“独立”，组织军政府。以清知府程赞清为府长，章介眉自任治安科长。据章介眉以后在《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这个分府，是“蒙汤都督承认”的，但受到当地新派“越社”青年的反对。当新派推派代表赴杭州要求浙江军政府另行派人来绍兴督理军政时，王金发即于此时带兵来到了绍兴，立即解散了这批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把他们赶出了府署衙门。随即逮捕了章介眉，调集了有关案卷，邀集证人，说是要举行军法会审，杀章介眉为秋侠报仇；但在章介眉捐田赎罪、输财助饷、“悔过自新”的姿态下，黄兴又自南京特意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金发终于欲杀又止，扮演了一幕“捉放”戏。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慨叹的“对于鬼蜮的慈悲”，终于使金发自己用鲜血来补偿。　　

　　(三)释放狱囚章介眉、程赞清等虽宣布了绍兴“独立”，但对清政府关在牢监里的囚犯，却一人未释。金发宋了以后，释放了各县的狱囚，还亲自回到嵊县，打开监狱，释放犯人，其中也有是他当年亡命山泽的战友。他回嵊县时，和家乡父老举行了相见会，散财周济贫困，少者30元，多者100元。由嵊县回绍兴时，有很多亲戚、朋友都跟他到绍兴去，当上了大大小小的官儿。　　

　　(四)公祭先烈金发到绍兴，对徐锡麟、秋瑾等先烈，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厚恤先烈家属，没收了章介眉一部分沙田，拨作徐祠、秋社的祭产。(章介眉的所谓捐献及其被没收的财产，在金发离开绍兴后，章介眉任袁世凯的海陆军统率办事处机要秘书时，由袁世凯下令全部发还。) 　　

　　(五)平粜施赈金发到绍兴时，政局初定，人心未宁，一些粮户囤粮不售，米价上涨。金发即饬令米商富户平价出粜，又开义仓放赈，周济穷黎，但这些事都是假手于一些绅商乡董，上下其手，实惠甚少及民。　　

　　(六)筹办越中习艺所分府拨款2万元作为越中习艺所的开办费。拨出没收的一部分沙田，作为该所基金。又拨款l万余元，在杭州办了个贫民女工厂。　　

　　(七)发展教育金发到绍兴，邀请鲁迅出任山会师范学堂校长。鲁迅接受了金发的邀请，并建议金发发展小学教育，金发亦接受了鲁迅的意见。　　

　　(八)练兵筹饷金发到绍兴，练兵筹饷，积极准备北伐。南京尚未克复时，曾准备组织队伍参加援宁。由于械弹无着，特派周志由前往上海陈其美处商借；但因手续辗转，日引司耽搁，周将械弹运到时，南京业已收复。当时汤寿潜也曾想将王金发调离绍兴，叫他去打南京，浙江军政j仔曾经有这样一个决定：“军政府以攻宁之兵虽称极盛，然张勋冥顽不灵．非厚集兵力，仍恐未能奏效．军政府以绍兴分府王季高为光复军中之健将，请其督队出援，予以精锐，给以厚糈，带领义勇队夤夜赴援。”这是—种凋虎离山之计．因为所谓“予以精锐，给以厚糈”，都始终是一句空话，只是想让王金发率领有限的队伍去援宁。不久南京克复，援宁作罢，但王仍然继续积极练兵，准备随时率师北伐。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后，曾授金发以国民军副司令之职。当孙中山辞临时总统，袁世凯不肯南下，在北京制造兵变时，金发闻知。曾在告诫士兵书中说：“胡虏心不死。今已在北煽乱．各闷出兵干涉，后事未可知。请速训练戒备。”初至绍兴时．所带去的基于队伍，兵不满百，至此已扩充至一旅人左右，水师已编成一营，在当时几个分府中，以绍兴的兵力为最厚。　　成立的部队，除一部分是嵊县的义勇队(金发的旧部)外，其余都是临时募集的，分子极为复杂，素质很差。部队纪律的维持，大成问题。金发对此原亦颇重视。某次，见一士兵在商店购物。低价强买，与店主发生争执。该士兵把手枪拇柜上，以示威胁，适为金发所见。大怒，疾入店中提该士兵出，当街拔枪击毙之．缚尸电线杆上。又某日，微服出，见一士兵调戏妇女，金发当即记下其营哨号数。次日，召集该排官兵，缚该兵于树上，取棍先打排长数十棍，数其纵兵殃民之罪。然后拔枪击毙该土兵。一日，其亲信护兵犯规，金发拟重惩之，左右为之求免不得，乃托其妻沈氏为之说情。金发拔枪怒视其妻，其妻即噤声避去，卒将该士兵处死。但金发处罚违法犯纪官兵，往往出于个人冲动，缺乏制度。纠察防范，又始勤终懈。官兵在外借端勒索，调戏妇女，强取财物的违法犯纪行为，仍不断发生。纵兵殃民，也就成为金发祸绍的—个内容。以后士兵捣毁《越铎日报》馆，更引起轩然大波。　　

　　既要练部队．就不能不筹饷。先向茶盐局提款数十万元．继又向大户派捐．苛索诈取之事，亦常发生。金发将这些事都委之僚属。下面种种情弊，既不尽知，知之亦不深究。被勒派巨款者，莫不衔恨。　　

　　(九)严禁鸦片金发平日最恨吸食鸦片，认为烟毒不除，足以亡国灭种。一旦当了都督，大仪在握，雷厉风行。初欲一个月内禁绝，左右进言，认为绝不可能，乃宽限至年底。禁烟之布告一出，吏役员警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限期一到，查烟之吏警四出。当地大绅士大多吸食鸦片，不吸者，家中亦多备有烟具烟膏，为待客之用。因此在搜查时，无不波及。见机贿赂搜查人员者，即得以无事，否则拘至府署，勒罚巨款。更有不肖吏警，自带烟上，在搜查时，暗纳箱箧，指为佐证，因此无辜受害者亦颇不乏人。据说某次搜查一个富户人家，搜出一包陈年“阿胶”，亦当作烟膏处罚，闹得风声鹤唳。稍有资产者，多纷纷逃避他乡。士绅乡宦因此对金发无不恨之入骨，纳怨招尤，以此为甚。对于农民种植罂粟，禁令亦严，查获烟苗，土地充公，人入囹圃。又奖励告密，提成充赏。当禁令初出时，农民尚视为官样文章，讵知铲烟兵警陆续下乡，见苗即铲。农民要求宽限一年，具结以后决不再种，金发不准，必尽铲之，株寸不留。农民以生计所出，乃聚众抗铲．一村发动，各村均应．以致激起了一场兵民格斗的惨剧。种烟农民，亦骂正金发“强盗都督”。　　

　　(十)免赋与征粮金发到绍兴，也出了告示，蠲免田赋一年，“以苏民困”。蠲免田赋，只有利于富农地主，贫苦农民租田耕种，免赋对他们无实惠可言。田赋虽免，地主对于地租仍是照旧追收。免赋而不减租，农民认为不公，乃群起抗拒缴租。地主禀官代追，金发多置之不理。地主富绅乃扬言，赋从租出，本年租既收不起，政府又不代追，下年田赋亦无从缴纳。府署为了军糈政费，次年田赋提前开征，地主即相率抗拒，不肯完纳。　　

　　(十一)整顿财政税收分府成立后，即大力整顿茶、盐两税。盐税积弊素深，私枭充斥，金发过去从事地下秘密活动时，与此辈中人本有联络，洞悉其中情况，至时乃将其中巨魁邀来，给以虚衔，羁縻幕下。派胡士俊为盐场知事，对多年积弊，大刀阔斧，加以剔除，盐税之收入骤增。但平日以贩私盐为生者，为数极众。往日之拥护金发者。至此均深恨之，至有以手刃金发为快者。整理财政税收，虽颇见效果，但经办人舞弊贪污，亦相伴而生。而且所用的人，非亲即私，如黄柏卿任财政科长，黄介清任总务科长，徐献琛系金发之舅父，任之为盐税局长，沈守鉴为金发之表弟，委之为酒捐局长。胥吏差役，极大部分都是嵊县同乡，上下一气，大事搜刮，任官不及数月，都满载而归。鲁迅当年在绍兴，对这种情况也看不入眼。在《朝花夕拾》中曾提到“在衙门内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金发所任用的人，虽然也有不少是想为桑梓服务的，但很大一部分都是招权纳贿，营私舞弊。如黄介清、黄柏卿、黄竞白是父子兄弟，与金发私交极厚。黄柏卿的父亲曾任清甘肃武威县知县，家庭是官僚地主，在地方上有钱有势。黄竞白是柏卿的儿子，曾和金发同时留学日本。黄柏卿也曾捐财助饷，帮助革命，并掩护党人。秋瑾被难时，竺绍康与金发都曾在黄柏卿及其弟黄介清家中匿居过，金发之母亦得黄氏兄弟之掩护，得以保全。金发做了绍兴分府都督，这三个人均位居要津。　　

　　当时绍兴流传着“三黄造反”的说法，可见其倚势弄权之一斑。有很多嵊县人，在绍兴做了几个月的官，回家都买田造屋。陈子明(邦达)从绍兴回到杭州，后来就成了资本家。各县的行政司法实权，仍操在一些地主士绅胥吏之手，千百年来封建衙门的传统，丝毫也未触动，这些人都还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王都督新政的布告，虽然贴遍了通衢僻壤，但令出不行，办法到下面都变了样。人民的疾苦，并没有因革命而有所减轻。民间当年流行着这样的话：“同胞，同胞，何日吃饱。都督告示多，日子过不了。”这对王金发的施政，是一个绝大的讽刺。金发本人对此则懵然全无所知，终日陶醉在胜利的气氛中，被胜利冲昏头脑．忘掉了过去亡命时的艰苦生活。居常挟俊婢，骑骏马．驰骋郊外以为乐，纵情沪滨，留连忘返。自以为—旦富贵，“大丈夫固当如是”。　　

　　金发从事革命时，家中田产都卖光了，还负了很多债，做了都督以后，常叫人用洋油箱挑着银元．到嵊县到处还债。家乡的亲戚到绍兴去看他，他总要送一些钱。他还派人到嵊县畚箕湾接他的外祖父到绍兴去，用四人大轿抬着。到绍兴时。派队伍出城鸣炮迎接。吓得他的外祖父几乎从轿子里跌出来。这些情况都说明，志满气骄，奢糜淫逸，以“革命”来换取个人的享受。—些豪绅地主，攻击金发祸绍，当然也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离绍经过　　

　　金发开府绍兴，不到一年，终于在“祸绍”的咒骂声中，于1912年8月1日悄然离开。人们认为王金发是被绍兴人赶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形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整个局势已起变化，政治上反动气流笼罩全国，国民党中人一部分卖身投靠，一部分动摇妥协，也另有一部分想用所谓“议会内阁制”来遏制袁世凯野心的扩张。但枪杆子既已放下，政权已经交出，再要这个第一号政治野心家接受所谓宪法的约束，要他分权给议会，这无异是与虎谋皮。宋教仁被刺，党人的迷梦方醒，想再拿起枪杆子继续革命，为时已晚。　　

　　金发在这方面表现还比较坚定。他原来就反对以“议和”来换取南北形式上的统一，在绍兴日夜练兵，就是为了随时准备北伐。议和之局势虽成．他练兵并末停止，但北伐的愿望终于落空。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曾通过临时参议院的决议，由陆军部通令各省．取消军政分府，通令中说：“满清退位，南北统一，大局将彻底和平，恢复秩序，整饬纲纪，实为目前要举……军政分府多属无用?希贵都督酌量情形，将所属军政分府分别裁撤，以—事权。”浙江军政府即据以下令撤销所属军政分府．遣散其所编练之部队。浙{工各军政分府均于1912年4、5月间先后遵令撤销，唯绍兴王金发却迟迟不肯遵行，并派绍兴分府秘书长谢飞麟前往南京，向南京留守黄兴陈说利害。向黄上书痛陈革命军于革命完成以前不可裁遣，军政分府不可撤销。终以大势所趋，无可挽回。谢氏愤而回绍，告金发大势如斯，扭转乏术，始勉强结束了绍兴分府，时间已在7月底。　

　　当金发迟迟不肯撤销分府时，浙江军政首脑蒋尊簋、朱瑞对金发曾多方加以威胁，扬言要派军队去打，并将金发抗命情况电陈袁世凯。袁曾有电给金发。畀以总统府顾问虚衔，迫其解职赴京，金发未理。朱瑞曾商之干陈其美，陈其美认为用武力压迫王季高，他不但不会就范，反而会造成难以收拾之局面，只有派人去婉转劝解之一法。陈其美当时与朱瑞商定，由陈其美派应梦卿为代表，浙江军政府派俞丹屏为代表，前往绍兴进行疏解。陈其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应梦卿，带给王金发。信的内容是劝金发顾全大局，勿贻北京政府以口实，早日结束分府，前来上海，以慰同志之望。并且说，分府帐目不必移交，如有余款，即作为办理结束及遣散部队之用。俞、应二人到绍兴，向金发说明来意，时谢飞麟亦自南京回来，告以赴宁结果。金发始结束了军政分府。　　

　　分府结束时，所编练之部队约一师人，除给资遣散者外，尚余下一团，交由俞丹屏率领赴宁波暂驻。内河水师亦保留了一部分，仍由何悲夫率领(二次革命时，何悲夫变节投袁)。绍兴分府办理结束，遣散部队后，尚有余款50余万元，金发当时曾给俞丹屏8000元，左右亲信亦有分给。金发个人带到上海尚有40余万。分府结束后，即挈眷挟资离绍赴沪作寓公。

王金发与鲁迅　　

　　鲁迅全集中有几处提到王金发其人其事，提得比较多的是《捧与挖》、《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范爱农》这三篇文章。　　

　　王金发当年留学日本时，就认识了鲁迅，许广平先生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他们原是好朋友”。鲁迅对王金发在绍兴的某些作为，采取了严肃批判的态度，说王金发“进来以后，也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被“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捧得他自己也忘其所以”。认为王金发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最凶恶的敌人章介眉也大发慈悲，“秋瑾女士是死于告密的……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已经成为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吧。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毙了，与有力的就是他所释放的谋主”，“这就是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他们繁殖起来，而此后明白的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是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鲁迅这些话，都是非常沉痛的，对王金发这些严重的错误，丝毫也不曾含糊。　　

　　鲁迅当年离开绍兴，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受到以王金发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压迫而离开的呢?事实并不是这样。杭州光复时，鲁迅正在故乡，有一天范爱农来看他，他们两人“便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骨子里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鲁迅这里所说的旧乡绅．就是指章介眉、程赞清等所组织的军政府。王金发来了以后，军政府的腐败气息仍很浓厚。　

　　有一天，一个“越社”青年来找鲁迅说：“情形还是不行”，“我们要办——种报纸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子英先生，一个是德卿先生，为社会，我知道你决不会推却的”。鲁迅也就答应了，这就是《越铎日报》之由来。1912年1月3日《越铎日报》就出世了，鲁迅还写了发刊词，笔名是“黄棘”。《越铎日报》出版，对王金发的军政府采取了严厉批评监督的态度，“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便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时《越铎日报》的实际负责人。总经理是宋紫佩，总编辑是陈去病。这一时期的《越铎日报》，仅严肃地批评王金发的军政府，而且尖锐地揭发了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的罪恶，揭露了一些旧乡绅的丑恶面貌。王金发这时对《越铎日报》还是支持的，按月补助报社200元经费。　　

　　不久，却起了一些变化。当年追随徐锡麟、秋瑾革命的所谓开明地主。如孙德卿、黄柏卿之类，这些人原来都是属于地主阶级反清派。他们赞成革命的目的，不过是想在推翻清廷统治以后，取得高官厚禄。因此在当初表现也很积极，如孙德卿在徐锡麟去安庆时，曾担任过大通学堂的总办。光复后，王金发做了都督，对孙德卿的欲望没有给以满足，孙德卿即拉拢了徐叔荪(徐锡麟的弟弟)，勾结地方上—些旧乡绅，反对王金发。先由徐叔荪攫取了民团局的局长，控制厂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把持厂所属各县行政，以分王金发之势。章介眉被捕释放以后，对王金发更恨之入骨，也就与孙德卿勾结起来，阴谋策划，想排除王金发取而代之。他们认为要排除王金发，首先就要有—个攻击王金发的舆沦工具，乃阴谋劫夺《越铎日报》。先拉拢了报社一个编辑陈瘦蝶，写了一篇骂王金发的文章，题目是《敬告军政分府》．乘宋紫佩、陈去病不在时。与另一篇题为《立早先生(指章介眉)入囹圄，致人敢怒不敢言》的文章于2月3日在《越铎日报》—上一起刊登出来。这一天的报纸面貌突变．过去是揭露章介眉的罪恶，现在是为章介眉呼冤；过去也骂都督府，但还是从批评建议出发，现在是对王金发进行人身攻击。宋紫佩、陈去病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斥责了陈瘦蝶错误的做法，并决定停止刊登那两篇文章。　　

　　斗争的序幕揭开，陈瘦蝶、孙德卿又勾结了一个从“越社”分化出来的青年王文灏，乘宋紫佩、陈去病回家过春节的机会，在2月9日片面决定，改组了《越铎日报》。由孙德卿任总经理，陈瘦蝶任总编辑，王文灏任执事，就这样劫夺了《越铎日报》。在春节休假期间，继续出刊，继续刊登骂王金发、为章介眉呼冤的文章。等到宋紫佩、陈去病从乡间休假回来，向孙德卿等提出交涉，民团局长徐叔荪又多方阻挠破坏，袒护孙德卿。反动势力劫夺《越铎日报》的阴谋，终于实现了。以后就连篇累牍发表章介眉骂王金发的长文，列举王金发“祸绍”罪状，并派人向浙江军政府控告黄柏卿、黄介清、黄竞白，谓“三黄祸绍”，是由于都督纵容。又征求论文，讨论军政分府之存废问题．为撤销军政分府制造舆论。　　

　　其他各地报纸也就吠影吠声，于是“王金发祸绍殃民”“三黄造反”的名声，传播全国。当孙中山从南京来信为王金发及“三黄”解释时，又大骂孙中山，斥孙中山“怪涎荒谬”，“为虎作伥”，“助桀为恶”。这时的《越铎日报》，—已成为反动势力的喉舌。当反动势力阴谋策划劫夺《越铎日报》时，曾制造一种谣言，说王金发要派人来打死鲁迅。鲁迅以后记述这件事的经过说：“有一种消息传到我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要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别人听到还不要紧，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咛我不要再出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轻易……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给了200元。”可见鲁迅并没有相信这种谣言。关于《越铎日报》被劫夺，鲁迅也是深恶痛绝的，从他以后对报社被捣毁这件事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鲁迅在《越铎日报》被劫夺后不久，也受到教育会旧势力的排挤。约在这一年2月中旬离开了绍兴，到南京教育部去任事。改组后的《越铎日报》。对王金发及其部属“三黄”等，不断进行攻击，激起了王金发部下官兵的愤怒。一天，有100多个士兵跑列报社，将报馆捣毁了，总编辑陈瘦蝶被打了耳光，总经理孙德卿大腿上被刺了一刀。鲁迅在南京得到这个消息时，不但没有认为王金发摧残舆论，而且以后用嘲讽的口吻记下了这件事：“德卿适在城中，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这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后脱下衣报，照了一张照片，以显示一寸来宽的刀痕，并且做成一篇文章，叙述情形，向各处分送，宣传军政府的横暴。我想这种照片，现在大约是未必有人收藏了，尺寸大小、刀痕几乎缩小得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在鲁迅的日记中还记有”收五日《越铎日报》，有孙德卿与徐伯荪、陶焕卿遗像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可见鲁迅对孙德卿的卑劣可耻行为，是深深痛恶的。有人认为《越铎日报》是鲁迅所创办的，一开始就骂王都督。王都督就派士兵捣毁了报馆，鲁迅被迫，不得不离开绍兴。这与历史事实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从二次革命到被杀　　

　　金发解除绍兴分府都督职务以后，即挈眷赴上海，花了5万块钱在嵩山路买了一座花园洋房(萼庐)，构筑陈设均甚华丽。时党人之落拓沪滨者，知金发拥巨资水上诲当寓公，均不约而来，以萼庐为游宴聚会之所。金发因在绍兴狠狠的捞了一把，有的是钱，樗蒲—掷，于金不计。据说某日为扑克戏，局终大北，出钞清赏汔，尚余百金，乃卷之成束，划火柴焚之。人问其故，答曰：“今日博运太坏。焚之转快吾意。”金发本已娶有两妻(原配徐氏，又续娶沈氏于绍兴)，嗣又纳妾杨氏名月娟，至时又纳上海名妓花宝宝，沉迷声色．意气日趋消沉。　　

　　金发来沪之初，为纪念秋瑾，曾捐资创办—所竞雄女校，1912午l0月间，曾偕谢飞麟、姚勇忱、闲谛法师及名医裘吉生等到过北京。据周亚卫先生说，金发曾上书袁世凯，条陈根本大计，对内政外交、财政、军事等重大问题，均有涉及。并向袁世凯辞总统府顾问一职，要求袁给他—个名义，出国考察军事政治，得到袁世凯的批准。适因母病，未能成行。嗣外蒙古独立，又上书袁世凯，愿率所部征蒙，袁世凯当然不会再放这只猛虎归山。率部远征，终成幻想。　　

　　宋教仁被刺时，金发曾多方侦访，侦知谋主为应桂馨，乃偕陆惠生至妓院将应捕获，凶手武士英亦就逮。宋案发生后，知授意者为袁世凯，报纸喧露，人心大愤，民党中之激进者，主张立即讨伐。当时上海金发的寓所，几成为策划讨袁之总机关，日夜开会，众议莫决，金发亦主张立即讨伐。时谢飞麟在医院养病，金发前往告以情况，谢亦霍然跃起，立即起草讨袁檄文，交金发持与孙中山、黄克强、陈其美等同阅，并催其通电各省，声罪致讨；但持重调和之说，终占优势，金发亦不再坚持。不久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调和之说打消，李烈钧起义于湖口，黄克强独立于南京，二次革命终于发动。金发在上海自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派人回嵊县召集旧部，并亲至宁波策动部队。据当时浙江公报所载，朱瑞曾将金发在浙江活动情况电报袁世凯，说：“昨据探报，王金发偕同乱党数人，于养日到宁，多方煽惑军队，拟先由九十七团三营占据军械局入手，即率队赴绍，联络台、温、处相继独立，省会改建宁波，现正运动甬旅长顾乃斌为都督等情。查近来乱党实以全力注浙，力图破坏，沪上乱党机关报《民报》、《民主》、《中华民报》，日来连载浙省乱事新闻，希冀摇惑人心……顷据军事处敬电，沈定一回甬，与谢飞鳞密谋煽乱……” 　　

　　看来金发在二次革命时，表现好像还积极，实际是迫于形势，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行动。当讨袁军事正在积极布置时，他却侍母往普陀进香，上海党人迭电促返，仍设词逗留，及闻其子病重。始急行返沪。讨袁军进攻-上海制造局时，金发所担任的任务，是为前方军士输送饮食．某次送至中途，汽车中弹受伤．金发即弃车而去。当沪南之战吃紧。命金发前去督战，乘车至中途，即托故下车，擅自遁去。　　

　　二次革命失败，金发又以“国事犯”“内乱罪”被通缉。当时有人劝金发出走国外．因其母不愿其远离，故仍蛰居上海，往来港、护。这时党人亡命上海避住租界者颇多。经常向金发借钱，蒋介石亦常去借钱。时陈志赓为金发管事，张群也去借过钱，陈志赓曾借予200元．陈与张之交情，即由此而来。有些亡命之徒向金发借钱，带有敲诈性质。因金发此时是重金购拿的要犯，不敢得罪他们。上海当时发生杀人越货的案子及南方暴动案，供词亦往往涉及金发，说是他所主使，报端屡有记载、金发此时在沪，已有举足荆棘，难以存身之苦。　　

　　某日有—伍某至金发家探视金发母病，其母痛诉苦衷．伍某即劝其母嘱金发向北京政府投诚。其母商之于金发，金发不同意，其母依伍某之说，秘密托人缮禀径呈陆军部，于1915年1月11日奉到陆军部批示：“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其母接到这个批复，大喜，嘱金发即去京面谢，金发难之。其母商之于谢飞麟，谢说，手续已至此，自不得不赴京一行，宗旨不变，投诚亦无害。金发以同志势必反对为虑。谢说，丈夫立志，贵能成事，不必斤斤求谅于人，果能不变革命初衷，同志有不谅者，当为解释之。金发赴京之意乃决。时陆军部派驻上海的有王百川、李鲁生其人，与金发亦常相过从．王百川亦力劝金发赴京，并为介绍一陆某陪同前往，金发即偕姚勇忱及陆某到北京见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分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请客送礼，花了2万多元。谁知统率办事处向金发提出了投诚免缉的条件，要金发限期拿捕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麒、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金发因此匆匆返沪，统率办事处并派一王某随之同来，以观察其动静。金发自北京回来后，生活更加反常，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与在沪党人亦少见面。　　

　　上海党内同人，听说金发到北京投诚而归，均疑俱万端，恐金发有不利于党人之行动。海外党人更纷纷来信质问责骂，并云将派人暗杀之，以为投诚者戒。金发此时进退失据，楚歌四面。　　　

　　不久，中日之交涉发生，袁世凯急于帝制自为，不惜丧权卖国。海外党人多纷纷回国，反袁声浪日高，上海谣言四起，金发乃有离沪赴杭暂避之意。行前以朱瑞之态度为虑，曾郑重商之于俞丹屏，俞向金发保证，赴杭决无意外，朱瑞不至为难。临行时又去见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调查旧部动静，消弭乱萌为辞，拟亲赴杭一行。郑当允许，并为之电浙江朱瑞洽照保护。金发乃于5月3日偕姚勇忱及陆某并携花宝宝来到杭州。金发在杭州保做山下本置有地皮一块，此次来杭，带有建筑图样，拟鸠工构筑别墅，作侍母久居之计。到杭初住湖山新旅社，会客请酒，应酬频繁。俞丹屏、陈子明、张伯岐等陪他看戏，吃酒，游灵隐天竺。见朱瑞时，还以老朋友口吻径以“介人”称之，朱亦与之握手言欢，唯谈到取消通缉问题时，朱允即电京请示，金发此时亦尚不疑有他。实则金发抵杭之日，朱瑞即已密电陆军部及统率办事处请示，谓金发挟妓来杭，意图叵测。统率办事处复电察看。　　

　　朱瑞嗣又截获上海寄给王金发的信件，内容是说起事计划，并询金发到杭后对浙江的布置情况，朱瑞又密电总统府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曾被金发捉了又放的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当时适在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充当秘书，看到朱瑞的两次电报，即密电朱瑞，相机除之。朱瑞对金发本有戒惧，此时又正欲向袁献策邀功，至是杀王之意乃决，随即派于警数人，监视王之行动。当金发发现被监视时，左右好友如俞景朗等曾劝金发从拱宸桥方向逃走，但已无法脱身。旋即被看管，送至百岁坊巷军人监狱，遣重兵守卫，禁止戚友探问，经过督军署军法课及军事审判处会同审讯后，于 1915年6月2日下午4时枪决于军人监狱，时年33岁。　　

　　朱瑞曾允俞丹屏前往探视，在狱里设筵与之诀别。俞至，金发知已无生望。俞问以后事，金发频频摇首，但云：“今日之死，心实不明何罪，老母闻之，恐将痛不欲生。”请俞善为劝慰，并经纪其丧事。说罢，长叹一声，脱手上一钻石戒指给俞，谓留作纪念。须臾一宪兵排长进来，金发即起身与俞丹屏握别，转身随宪兵走出。死后，陈子明、俞丹屏等为之料理丧事，葬之于西湖卧龙桥畔，解放后，移葬龙井公墓。　　

　　金发死后，6月9日，袁世凯始公布了王金发的罪状。当时浙江报纸登载的标题是“喜除一害”。一些地主豪绅，莫不弹冠相庆，大开其“杀王庆死会”，以表示对朱瑞“为民除害”的感激之忱。但也另有一些人，痛金发之死，死非其罪，在杭州昭庆寺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表示对朱瑞趋附国贼，残杀“忠良”的抗议。金发生前的同志好友，均有挽诗、挽联以示哀悼，柳亚子亦有诗悼之云：“功罪何当付盖棺，纷纭谣诼总无端，秦人倘识符生枉，蜀老能为葛相宽；败寇成王谁定论，恩牛怨李此旁观，荒坟鬼哭鸺鹞叫，一卷丛残带沮看。” 　　

　　金发之母自北京回到上海，始知金发已死，其后将嵩山路的洋房子卖丁13万元，迁居于宝昌路。嗣迂回嵊县，捐资修王氏宗谱，为金发立传，传为蔡元培所作，墓碑亦系蔡元培所书。讨袁军事起，其母曾斥资给谢飞麟等作讨袁活动费。与金发同时来杭州的姚勇忱，与金发同时被扣。同年7月1日亦被朱瑞枪决。勇忱之子长龄，时年12岁，金发之母收养为之抚育成人。姚死后．与金发合葬。谢飞麟与王金发是师生而兼同志，金发死后。谢极为哀痛．曾为之写行述。 1923年2月15日农历除夕之夜，谢被北洋军阀卢永祥捕杀于杭州陆军监狱。　　

　　关于朱瑞截获的由上海寄给金发之密信，是朱瑞据为金发来杭在浙密谋举事之佐证．这封信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说是陈其美写给金发的，探问金发到浙后布置举事的情况；一说是蒋介石向王金发借贷不遂，冒陈其美之名寄信到杭州，以图陷害王金发：一说是上海帮会中平日与王金发有嫌隙者之所为；一说这信是朱瑞捏造的。

有关资料来源的几点说明　　

　　作者家居嵊县崇仁镇，与王金发的家东龙岗相距l0余里。王金发生前的同志老友，有很多人我都认识，有的是我的亲戚前辈或同事。王金发死后，这些人经常和我谈起有关王金发的种种事迹，如陈子明、周志由、童德淼、应卫击、俞景朗、陈志赓、童杭时、冯苏、张伯岐、佘镜波等，都是与金发同时闹革命的，他们所谈的有关王金发的情况，都是身经目击。　　

　　解放以后，作者在浙江文史馆工作。为了搜集王金发的史料，还访问了一些与王金发共事的辛亥革命老人，其中如周亚卫、马逢伯、钱雄波、应卫击诸先生，都曾提供过不少资料。还有金发的亲戚如徐梅姑、李竹尧夫人等亦提供了若干金发家世及其童年情况。　　

　　我所看到的有关书面记载有这样几种：《王季高君行述》，是谢飞麟写的；《莽男儿》，作者署名“镜中观奕客”，一说是谢飞麟写的，一说是谢提供资料，由竞雄女校一位姓陈的教员写的。

作者：裘孟涵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