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史春秋》2004年第12期 作者：方一戈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曾存在过一个幽灵般的秘密组织。它以“抗日、倒蒋、反共”为宗旨，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其中不乏当时政坛军界的名流显要。这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组织，一度四处出击，甚是活跃，可实际活动未及五个寒暑，便如昙花一现，随着它的主脑胡汉民的病逝而悄悄地从世间永远消失了，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直到最近，国中有学者获阅大洋彼岸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之数千件“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稿”，从中披检钩沉，精细考订，方使当初“新国民党”的若干秘密渐次揭开，凸现“真容”。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1879—1936)，在国民党前期的高层中枢中，堪称资深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履艰涉险，勋劳卓著，系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孙去世后，胡汉民思想蜕变，沦为国民党右翼头目。1927年4月，他同已然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结盟，悉力“清共”，翦除异己，帮助蒋在南京建立起军事独裁的“国民政府”，并陆续出任国府主席、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委会常委等要职。1931年2月，因制订“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胡和蒋分歧严重，矛盾激化。蒋蛮横地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人身自由近八个月。嗣后，经过两广亲胡势力的强硬抗争，加上“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团结御侮”的呼声日高，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才在同年10月将其释放。
胡氏遭此大挫，对蒋切齿恚恨。政见的抵牾以及个人恩怨，促使他从此与蒋公开决裂，站到了国民党内失意、“在野”的反蒋人士一边。不久，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广州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托胡汉民负责主持。胡抓住这个机会，南下寓居香港，凭借着粤、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港埠遥控西南(主要是两广)事务，俨然一副“半独立”的姿态，同南京分庭抗礼。也差不多就在此时，胡汉民与邹鲁等人开始着手组建他们的那个“隐蔽的‘新’国民党”。
胡汉民组党，自有其一番说辞。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在蒋介石把持下，腐化败坏，已经完全丧失了早先的“革命精神”，堕落成为军阀工具。由于“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因此，结果是让“新兴军阀”蒋介石“劫持了本党”；蒋“过去所施行的一切，实为民国以前相承一贯之军阀之治，而非本党之党治，非三民主义之治”。如今，“外患急迫，国家之亡已在旦夕”，南京当局仍“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为应付日本之惟一方针”。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人如不起来推翻军阀统治(亦即‘倒蒋’)，不能救党以救国，则整个中国将重心失陷，前途危险之极”。
胡汉民进而开列了“拯救本党”的办法，首要一条，必须“重新建党，使党成为真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欲摒弃国民党而另起炉灶。胡氏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述自己的心迹：“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者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可见胡对国民党感情固深，他所谓的“重新建党”，实际是要保留国民党的外壳，打造一个新组织。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以“抗日”为旗帜，吸引反蒋力量，结成一个秘密集团；然后蓄势待机，条件成熟便驱蒋而代，控制最高权力，以图国民党的“复兴”，“重荷救国责任”———正是基于这么一种策略，胡汉民将自己“自东北事变发生以还，对国内政治厥持之三义(主张)”，确定为“新国民党”的行动旨要：“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对军阀统治”，重心落在前者与后者。
大致在1932年春，“新国民党”正式诞生，成立时极简率，未曾举行任何会议或仪式。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为书记长(分管党务)，中央一级的骨干尚有萧佛成、邓泽如、刘芦隐、林云陔等。颇为特别的是，“新国民党”的各级机构皆称“干部”，相当于其他党团的“委员会”或“支部”。有人推测，这是因为胡汉民希望纠正国民党机关的官僚习气，强调“新国民党”的组织应是“干事的部门”，简而名之：“干部”。这个秘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干部”)设在广州，统辖全国所有“地方干部”的人事任免及经费拨放。上海、天津两处，设有规模较大的常驻的地方“总干部”，分别负责长江流域各省和东北华北省份的党务(西北地区曾设“西北执行部”)。每省再设“分部”，不设“分部”的省则委任“特派员”，由之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组织网络。网络以外，还有“中兴会”、“青年团”等外围小团体。“新国民党”同时还在加拿大、美国、古巴、南洋(新加坡、菲律宾等)，包括港澳地区，逐步建立起海外的“总干部”或“分部”，其组织触角甚至拓伸到了欧洲、澳洲。
胡汉民要求“新国民党”发展党员务必“秘密推进”，只许“反蒋最坚决的人”加盟，重点在吸纳各地有实力有影响、又受到南京排挤的非蒋系人物。这些人，多数在反蒋和抗日问题上，与西南、与胡汉民有一定的共同点，他们期望新的政治靠山，也需要经济后援，而胡汉民方面则亟欲邀风聚云，壮大倒蒋阵营。利益的互相驱动，使得诸如冯玉祥、阎锡山、程潜以及柏文蔚、蔡廷锴、宋哲元、韩复榘、王家烈、方振武等一批国民党军政界的中上层角色，都先后同西南暗中联络，成为“新国民党”的党员，有的不但携其部众多人一道加入，还担任了“地方干部”的领导工作。据“胡汉民往来函电稿”透露的有关数据统计，截至1934年10月，“新国民党”登记在册的党员已经超过2700人；之后，又发生过逾千上万人“集体加入”的事例。所有入党人员，均须履行一套规定的“介绍(由两名以上党员介绍)、具约、宣誓”手续，并“呈经中央核准”。《入党誓约》上显示：具约人“誓愿加入”的那个新组织，依旧名叫“中国国民党”。
广东省政府财政厅每月向“新国民党”提供五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赖有这一笔主要经济来源，秘党在各地组织的运作才得以维持，其中以沪、津两处工作成效最为显著。上海的活动据点，设在河南中路的民智书局，由陈嘉佑、熊克武等负责。他们利用其地临近南京、信息灵通的优势，多方收集政治情报，随时电告粤港(电台密设法租界)，供中央机关决策参考；又凭借上海辐射南北、交通发达的便利，与各地反蒋人士广泛接洽，替胡汉民等牵线搭桥。上海“干部”还出资(或资助)办了《市民日报》《民国英语周刊》及远东通讯社，使“新国民党”在长江沿线有了属于自己的喉舌。天津的“干部”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47号路(今成都路)永定里，由曹任远、张岱岑等担纲，除了传递情报，出版《民兴报》和《新路》《民风》旬刊进行宣传外，主要的活动，是在北方策动非蒋嫡系的部队投入军事抗日。他们在东北义勇军里也发展了“新国民党”党员。1933年初，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曹任远“代表西南给了一百万(元)”，支持他“打日本人”。后来因为南京方面的破坏，冯玉祥被迫去职，方振武接任“抗日讨贼军”(由抗日同盟军更名)代总司令，继续与敌奋战，并率所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新国民党”一边任命方为“西北执行部”常委，一边紧急筹拨三万至五万元，以解其“饥军坚拼”之燃眉。可惜这笔款项未及寄出，前线军情骤变，方部独力难支，不幸失败(方随后流亡香港，得到胡汉民的接济安置，复又被秘党委予“黄河长江方面的军事策动”)。
1933年11月，胡汉民在“新国民党”内搞了一次“党务改革”。起因是他感觉“新国民党”成立以来，四处出击，扩张太快，“征集党员追求数量，质量过滥”，不少地方“组织空洞，效率不彰”，因此急需“切实整肃”，或“从缓”，或“收缩”。而手头上经费的日益紧窘，则是胡氏决意“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胡离宁来粤，总领西南，两广的实力派人物尽管在政治上大体认同胡的主张，尊其为精神领袖，但私底下，又都各自揣着地方利益集团的小算盘，财政上并不听胡的指挥。广东的陈济棠(时掌粤军，兼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号称“南天王”)允诺给“新国民党”的月度经费，常常一拖再拖，延欠搪塞，弄得胡汉民面对各地的求援，穷极应付，焦头烂额。他深知秘党“经济毫无基础”，只能仰息陈济棠(桂系财力远不如粤)，不得已，惟有自施“手术”，砍掉一批浮滥的“地方干部”(改设“交通处”)，取消了一批“京中要人”在“新国民党”暗领“津贴”的优待———这些人拿了“新国民党”的好处，有的并不“忠诚”西南，迟迟不肯与南京公开反目，令胡氏甚为窝心。更让胡汉民气恼的，是“新国民党”的党员在“恢复”他所提倡的“民十三年(1924年)以前那种自动革命之精神”方面，几乎“直无成效”，举凡国民党内有的弊习，“新国民党”中照样有。胡汉民厉言：“苟不痛矫诸弊，力自振奋，必不足以应付当前之危难，而我人革命之大业亦必陷于中断。”
邹鲁、刘芦隐等随即炮制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务进行纲领》，洋洋１４条，在秘党贯彻“改革”。翌年11月，胡汉民对“党务改革”的总结居然是“内部同志间之纠纷竟较以前为甚，就党言党，非改途易辙不可”。言下之意，经过了一年“改革”的“新国民党”，其现状反而越发不如先前。胡氏的失望与无奈，可想而知。
事实上，此际之“新国民党”，已不过还有一年半的“历程”，就将走到头了。如果综观其全部“行迹”，应该说，“新国民党”所宗之“抗日、倒蒋、反共”三旨，于前者，它多少还是有过点作为的。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境里，“新国民党”运用自己所能动员的有限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呼吁抗日，支助义军，对国家对民族确实做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它的“倒蒋”却起起落落，不见有绩：许多当初参与“新国民党”的非蒋系“在野”人物，依着他们同蒋介石矛盾的消长，和“新国民党”的关系亦时密时疏，若即若离，既谈不上遵从秘党的行为约束(譬如“实行决议，服从命令”之类)，更不会与胡汉民保持一个步调；而粤、桂等地方势力又多耽于私利，瞻前顾后，犹豫拖宕，每每临机不决，裹足不前。这就使得胡汉民苦心策划的“师出武汉”或“开府西北”的“联省讨蒋”行动，不是甫付实施即陷于泥淖，便是胎死腹中，流为空言。
在蒋介石方面，他对于国民党内存在着一个由西南操纵的反叛幽灵，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军统、中统一直将侦获的秘党动向，悉报南京。只是因为“新国民党”的活动尚未渗入蒋控军队，故而蒋氏并不急于下手镇压。何况其时，由于形势所逼，各方推动，南京当局已在逐步改变策略，转向抗日。蒋介石为了解决西南的“独立”状态，求得国民党的表面“统一”及后方稳定，不惜做出让步，对胡汉民等人频频示好，曲意拉拢，以消释胡的积怨，弥合对方裂痕。在这个当口，“新国民党”坚持的“剿共”主张，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无疑是一致的。双方的共同利益———维护国民党对国家的专制统治———让蒋、胡在一度“不共戴天”之后，终于又渐渐地互相走近：“在朝派”和“在野派”试图重新合作了。1935年6月，胡汉民接受邹鲁的“建议”(邹正受权代表胡，与南京商洽“合作之事”)，乘船离开香港，赴欧洲“养病”。旅途中，言及国内政治，胡已停止了对南京、对蒋氏的直接攻讦，“新国民党”的喉舌们，自然也从此绝口不再提“反对军阀统治”。秘党之倒蒋，可谓“虎其头而蛇其尾焉”。
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全大会”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长兼国府行政院长)。据说，胡氏闻讯，“面有悦色”。转年1月，他启程归国，抵达广州，正拟北上，因突发脑溢血，5月12日于穗逝世。
按照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先生的说法，胡病逝后，“‘新国民党’重心顿失，化于无形”。这解散的确切日期，竟如它的成立一般，已无从稽考。有零星资料表明：上海“干部”支付的最后一笔电台费用，发生在1936年7月末，这应该即是“新国民党”沪上据点“寿终正寝”的日子。天津“干部”在胡汉民去世后，犹为其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追悼活动，随即众成员也便“各奔东西”了。一个曾经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庞大、人员广泛、角色纷杂、一度甚是活跃的政治幽灵，就这样，悄无形迹地永远沉隐到史海深处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