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志与梨涡情 文 / 一朽
——小议南宋胡铨的一段历史公案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4-11-19/513334.shtml 走近中国八百年前的南宋时代，在一片龌龊的议和声中，在一片“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哭泣和叹息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同凡响、气干云霄的声音：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藩臣之位乎？……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
……
“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耶？
……
“臣备员署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发出这个声音的人叫胡铨，南宋绍兴议和之时，他任枢密院编修官。
南宋绍兴八年，金朝派所谓江南诏谕使来南宋诱和。在奸相秦桧的纵拥唆使下，昏庸无能的高宗皇帝赵构，视而不见举国此起彼伏的抗金声浪，置前方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于不顾，对金人称臣称侄，苟且媾和，达成了南宋历史上最为屈辱的“绍兴议和”。在此期间，胡铨愤而上书，写下了著名的《戊午上高宗封事》。
枢密院编修官是在枢密院（最高军事国防机关）里负责文书档案的一介小吏。平时不要说参与军国大事，就是和顶头上司枢密使说句话也是很难的。然而，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以“有赴东海而死”的决心，挺身而出，指名道姓请斩秦桧，直接痛斥高宗皇帝。义气之激扬，言辞之凌厉，前所未有。据史载，此文一出，顿使当朝三公九卿、文武百官愧列朝班，投降派丧魂落胆，老百姓奔走相告，朝野上下莫不以英雄视之。有热心人立即刻印广为散发，文人学士争相传抄。金人以重金购得此文，也发出了“南宋有人、不可轻视”的惊叹。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大敌当前，举国沸腾，战、和两派情同水火。而权奸当道，皇帝昏庸，大厦将倾之势已露端倪。胡铨能上察国情，下悯人心，以江山社稷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振臂一呼，标领正义，实在当英雄之称号而无愧。
然而，此二十年之后，在胡铨身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使他的英雄形象受到了质疑。从此，是耶非耶，争论不休，难以定论，遂成为一件历史公案。
胡铨因上书得罪了秦桧，被发配海南，一去二十余年，直到孝宗皇帝即位才得赦返京。北归路上，当然少不了逗留盘恒，与老友新知一一道情。就在广州的杯盘酬酢之间，胡铨爱上了一位名叫黎倩的侍女（据说这位女子因脸颊生有一对梨涡而显得格外美丽）。黎倩的主子发现后大怒，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杀死他，要么逼他吃马草加以侮辱。胡铨泰然地选择了后者。
为一女子，屈身折节，受如此奇耻大辱，这与当年指斥当朝、请斩秦桧的大无畏气概相去何止万里？为此，指责胡铨见色生情、忍辱偷生，不足以英雄论的不乏其人。
有史以来，人们对英雄的认知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大智大勇，顽强决绝，既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惊，又能挽狂澜于即倒。除此之外，不能有七情六欲，不能有个人感情。如此下来，最终将英雄神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圣人。一旦儿女情长，就必然英雄气短，英雄就不成其为英雄了。
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以笔者愚见，真正的英雄，也是血肉之躯，应有常人应有的一切****和感情。正因为是英雄，才有大感情，大作为，英雄的内心世界应该更加丰富，更加绚丽多彩，甚至也存在着某些人格缺陷。只有这样的英雄才是实现的真正的英雄，不仅可敬而且可亲，不至于成为脱离现实的神话。胡铨正是这样，他不仅有怒目金刚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因此更像一个英雄。
与胡铨同一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不容置疑的道德领袖。他为胡铨恋黎倩一事写下了一首自警诗：
十年湖海一身轻，
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
几人到此误平生。
以朱熹的学养操守，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是娇情和伪装，自警也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的权威之笔这么轻轻一抹，不就是给了胡铨这位英雄一个盖棺定论吗？
然而，错矣。朱熹固然要坚持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哲学，千百年来许多的文人学士也被伪道学所蒙蔽，视感情和****为大逆不道。实际上，没有爱就没有恨。真英雄，真性情，敢爱敢恨，爱之愈深，恨之愈切，这才符合辩证统一、因果互见的天理人情。把英雄与感情和****对立起来，生生把人的七情六欲从英雄身上剥除，其实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致使英雄因缺乏血肉感情而干瘪，因没有大家认可的行为动机而盲目，完全成为一具僵死的偶像。这样的英雄于人于己都是没有意义的。
早在七十年前，鲁迅先生有一首小诗，可以拿来作为我们这个问题的注脚：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目时看小於菟（古楚人谓虎为於菟）。
鲁迅是最主张对敌人残酷无情的。对敌人无情，正是因为对自己人有情。英雄行为应是为了捍卫这种真感情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否则，至多只能是一介莽夫，不足以英雄论。难以想象，一个对谁都没有真感情的人，会有大牺牲的英雄行为。
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学说经历代官家的任意涂抹和主观的诠释，已变成压抑个性、统一舆论的思想统治工具。这使史家记载的英雄多忽略了人物的七情六欲，艺术形象中也都是没有妻子儿女的独行侠。这尽管可爱，但没有人气儿，因此显得既不可亲，也不可信。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里，“高、大、全”的英雄创作模式，虽然左得可爱，但细究起来，原来是在伪道学的废墟上孽生出来的一颗毒瘤，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
对于胡铨，我们无从知道他对自己这次情变的看法，但从他携黎倩北归途中在一家客店的题壁诗上却可猜个八九。其中后两句是：
君恩许归此一醉，
旁有梨颊生微涡。
真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虽是旅居客店，条件差了点，但有红袖在侧，不仅添香，而且频频添酒，微醺中的胡铨睨视着那一对含情脉脉的梨涡，该是多么惬意和温馨。由此不难推断，胡铨对自己当初的两难选择不仅没有犹豫，对所受的奇耻大辱也没有后悔。他甚至——不，应是肯定地说，他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
是二十年的流放生活磨灭了胡铨的英雄气概，使他堕落了吗？后来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否定答案。
《宋书·胡铨传》记载，胡铨复职后，历官至工部侍郎，始终力排众议，坚持抗战，对朝廷多有建言。他一复职上任，就对启用他的孝宗皇帝上书（《上孝宗封事》），尖锐地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变，皆在议和”。在后来的《上孝宗论兵书》中又说：“坚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诏，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如越之图吴”。这些主张，不仅高屋建瓴，见识卓越，就连语气情态也一如当年指斥秦桧一党之气概，不仅没有丝毫的奴颜卑骨，而且没有任何世故的摸棱和温和，还是二十年前全须全尾的胡铨。
至此，谁能不承认，胡铨是一个敢爱敢恨，有着真性情的真英雄？他冒死上书自不待言，对黎倩，见而敢爱是为情，危难不弃是为义。他对自己之所爱，不惜付出巨大牺牲，既是忠于感情，也是忠于自己。以一贯之，敢于负责，正是光明磊落大丈夫所为。这与首鼠两端、始乱终弃的苟且之辈不可同日而语。其本质与冒死上书的英雄精神一脉相承，是英雄本色中不可或缺的人性光芒。
胡铨年老致仕回家，皇帝赐通天犀腰带，死后谥忠简，可谓尽忠全节，一生无亏。对他殉情受辱一事连皇帝也不愿提起。到了清代，大诗人袁枚就开始为胡铨做反案文章（见《读胡忠简公传》）。据载，甚至连代表官方意志和观念的《四库全书》也对朱熹的指责提出不同意见：“铨孤忠尽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北宋人陈烈，因宴中有歌女唱歌，即逾墙而走，为道学家传为美谈——笔者注），随坐以自误平生，其持之以为蹙矣。平心而论，固不足以为铨病也。”这里，不仅对胡铨的一生高度概括和评价，而且对他那一点“生活作风”问题，也彻底否定，认为算不上什么毛病了。
固然，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平反结论，与清朝中叶出现的新理欲观是分不开的。但是，有情有义，才是英雄本色，这是大众人群出自自然天性的一致的心理趋向，不是什么简单的道学观念可以抹煞的。事实证明，无论什么学说理念，如不能符合这种大众的心理趋向，也就不符合历史潮流，尽管可以靠权力一时张扬的无比吓人，但一律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