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q.sohu.com/forum/14/topic/4043584前言
王立新
致堂先生（1098——1156），姓胡氏，名寅字明仲，一字刚仲，又字仲虎，学者称为致堂先生，又称衡麓先生、衡楚先生。本胡文定同堂三兄之字，生父名胡淳，其同胞长兄就是朱子的业师籍溪先生胡宪。方其生，父母“以多男欲不举”，置盆水中。胡文定母吴氏夜梦有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挽回了这个弱小的生命。吴氏嘱令文定收养，以此为文定长子。
致堂少时，“桀黠难治”，文定将他锁闭在空阁之内，数日下来，凡能着笔容刀之处，尽皆绘画刻镂。文定思“当有以移其心”，置数千卷书籍于其中，一年以后，致堂倒诵如流。文定转而对其进行儒家传统教育，终成一世名儒。
政和六年（1116），致堂于荆门举乡贡，旋赴京师入太学。24岁中进士甲科，名列第十，时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张邦昌欲以女妻之，致堂躲避不允。宣和四年四月，娶兵部郎中张哿女名季兰，少致堂十岁。宣和六年四月，得子胡大原。
靖康二年（1127），与张浚、赵鼎跺入太学，不尊张邦昌为帝。建炎二年（1128），随驾南渡。三年任起居郎。同年9月21日，致堂上《上皇帝万言书》，指斥高宗一味退缩，不思北图恢复，强烈要求起义兵北伐，诛乱臣贼子，整顿朝纲，并迎请“二圣”还朝。绍兴三年二月，改任中书设人，赐三品服。绍兴六年七月，致堂改知严州。绍兴七年正月，宋人得知徽宗死于金之五国城（此事本在绍兴死年，但宋人不知），致堂满腔义愤，上书要求举国齐哀，“服丧三年”，以丧服哀兵出战，坚决报仇雪恨，以示大宋朝廷和华夏民族之不可侮辱。绍兴八年四月，致堂以徽酋阁待制试礼部侍郎，胡文定病卒，致堂归湖南湘潭家中守丧。服除之后，改知湖南永州。绍兴十二年，朝中政敌以致堂不为生母服为由，讼其不孝，致堂受诬，请求致仕，六月得准，提举江州太平观。
此后直至绍兴二十年，致堂闲身，尝与其弟五峰先生胡宏往湖北荆门瞻拜祖父陵寝，亦尝往福建省亲。秦桧知其贫，赠以白金，为所拒受。致堂与稳定弟子向子忞、韩叔夏友善，往复游赏南岳风光，品茗赋诗，互相激励，时人谓之“岁寒三友”。
绍兴二十年，秦桧制造“李光私史”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致堂座与李光通书，知情不举，被贬果州团练副使，岭南新州安置。致堂于绍兴二十年六月抵达岭南，开始长达六年的贬谪生涯。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中风死，28天以后，致堂恢复徽猷阁直学士致仕。十二月，朝廷令致堂自便，致堂重获新生。绍兴二十五年底或二十六年春，致堂回到湖南衡山。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十四日，致堂因在岭南被贬时身染瘴疠毒发，作别人世。结束了自己潇洒壮阔的一生，得年59。
“昨日春风花满山，回头秋叶锦斑斑。”致堂一生收获颇多，举其大者，如《崇正辩》、《斐然集》、《读史管见》、《论语详说》等不一。其中《崇正辩》一部，在致堂生前即已刊印，今《斐然集》中有《崇正辩序》一文，可以资证。这部书共三卷，主要是为反佛而作，其中阐述了致堂的辟佛思想，正如致堂在该书的自序中所称：“《崇正辩》何为而作欤？辟佛之邪说也。这部书虽然在理论深度上有所不足，但却是南宋理学家中唯一一部直接针对佛教的专门之作，因此在儒佛关系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而《斐然集》在南宋中晚期后亦颇流行，有当时大儒魏了翁序。这是致堂的“私人”文集，也包括奏章、以及代皇帝起草的制诰等方面的文字。
《读史管见》是致堂流寓岭南时期的作品。是致堂在没有任何文字参照的情况下，全凭记忆所作。朱子对此十分钦佩。这本书表明了致堂的政治和文化、历史的儒者立场，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一部处于史论和历史哲学之间的著述。主要是针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多而义少”的情形而作，赋予历史事件以文化的意义。同时因为感激时势而对当时的政治有诸多议论，尤其是从北宋熙宁、元丰直至绍兴间的权奸误国所造成的祸患，特别寄意。朱子后来作《资治通鉴纲目》，对致堂的《读史管见》中的观点，多有认同和引用。张南轩却以为讥刺秦桧的地方，仿佛专为批驳秦桧所作，有失史学著作的客观性。总之，《读史管见》是王船山《宋论》和《读通鉴论》之前，非常珍贵的历史哲学的著述。此书在宋代嘉定间有刻本，五峰子胡大壮作序，北京图书馆有藏。
《论语详说》，亦称《鲁语详说》，也是致堂被贬岭南时期的作品。主要用意在于批判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用邵雍、张载、程氏兄弟和胡文定等的观点来解释《论语》，并附以己意。这部著作表明了致堂的儒学理论功力和对现实生命的理解。该书虽已亡逸，但现存《斐然集》中有《鲁语详说序》，可证此书为致堂当年所作无疑。
致堂文字清丽而且雅致，顺畅又无拖累，甚为当时人所喜爱。朱子赞誉说：“胡侍郎《万言书》，好令后生读。”“上殿札子《论元老》好，《无逸解》好，《请行三年丧》札子极好。诸奏议、外制皆好。”朱子还曾亲自抄录一册《万言书》，可见喜爱之甚。
除此之外还有《左氏传》、《子产传》、《无逸传》等史学与理学兼容的作品，以及为孩童开蒙所作之《叙古千文》等。《叙古千文》虽为开蒙而作，但后世评价却很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曰：“《叙古千文》，南康黄西坡灏商伯为之传。晦庵朱文公题其后曰：‘叙事立言，昭陈法式，实有春秋经世之志。至于发明道统，开示德门，又于卒章深致意焉。新学小童，朝夕诵之而讽其义，亦足以养正于蒙矣。’”
致堂一生兴趣广泛，书画琴棋，无所不通，而且酷嗜诗酒，终生不舍。其为人慷慨豪放，朱子称其“豪杰之士也。”致堂又机敏幽默，时人甚有了解，很多文字亦颇能体现此点。
致堂与寺僧有着深入的交往，知佛甚深。但其坚守儒家人文主义立场，不因与寺僧关系密切而对佛教之“以邪害正”稍作容隐。《崇正辩》既为辟佛专作，其辟佛又先从其反三纲，毁四端，层层递进，而又涉及巨细环节。致堂论世人之从佛以受戒，甚至包括念经斋僧之类，尽出于“惑”、“惧”、“贪”三蔽。出于“惑”者，因其不明以受其蛊惑，从而迷惑；出于“惧”者，因其恐惧而受怖，从而卑身下之；出于“贪”之大者，则畏死贪生，从而祈求长生，亦从而信从佛教。致堂声称：“吾儒诚能穷理养气而宅心，必无此三蔽。”由于致堂对佛教实际情况的真切了解，因此其对佛教的批判，总体上说来是有目标、有系统、有深度且有直接针对性。
在史学方面，针对“司马文正所述《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意少。”的情况，致堂“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是是非非，治乱善恶，如白黑之可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附寡义于腻事之后，胡致堂的《读史管见》是立大义于史实之中，因此胡大壮在《序》中称说《读史管见》是继承先圣遗训，秉承家学传统的“以经断史”而非附义于事的作品。这种方法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原则，是理学家治史的原则。这是对所谓“春秋”笔法的进一步推演和普及。其实胡致堂的其它历史类著述如《无逸传》、《左氏故事传》、《子产传》、《诸葛孔明传》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只是《读史管见》更集中、更全面的体现了“以经断史”的理学家论史的价值原则。
所谓“以经断史”，就是赋予历史事实以经典的意义，或者说是以经典为依据，赋历史事件以价值的意义。这是理学家的治史原则，尽管在致堂以前已有此种做法，但树纛扬言，明标宗旨且付诸实际的，当以致堂为首，致堂承继文定《春秋传》传统，而独创新宗，可谓开一代治史新学风。尽管如此，致堂作史，是有明显的用心的，讥刺秦桧“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的用心确实比较明显。故张南轩之讽，未必无实。但致堂所著，却并非凝心此一处，在《子产传》之末，致堂借孔子之言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实际上不是历史的写法，是现实的用法。当然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往往欲以历史为借鉴服务现实，所以不论是否以“通鉴”为名，实际用心则在于“资治”。致堂之《诸葛孔明传》与张南轩之《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实际也不过是表其忠君爱民勤政廉洁，以为今之居相位者提供借鉴参照而已。
致堂在哲学上，坚持性本论，是其弟五峰的性本论的重要同盟和助缘。同时，致堂又以“理之所在，先圣后圣，其心一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子之道昭觉万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则人与物皆蒙其福；背之，则人与物皆受其殃。载在方册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御也。”又言：“天地之内，事物众矣。其所以成者，诚也。实有是理，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实有是事，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
此等议论，意义不仅在于坚守湖湘学派的尽心成性的基本学术、丝弦宗旨，而且蕴含了心本论的主要内容。
二00八年九月于深圳大学国学院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本人承担点校任务的大型丛书“湖湘文库”之一的《斐然集崇正辩》终于完稿，于近日交付出版社。应我之请，深圳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导师、资深湘学研究专家王立新教授为该书撰写前言。]
[附记]此次点校胡寅著作，将《斐然集》和《崇正辩》两种合刊，《斐然集》置前，《崇正辩》置后。《斐然集》采用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崇正辩》采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辩》为底本。凡依据其它文献订正者，以脚注说明。其余错讹、衍文用（ ）表示，订正、增补则以[ ]标明，缺字用□表示。本次点校得益于容肇祖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崇正辩 斐然集》处较多，在此表示感谢。
尹文汉
二00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池州学院
没有细看，就发现一些可能是录入的错误，请读者注意。“本胡文定同堂三兄之字”应为“之子”，“与张浚、赵鼎跺入太学”，是不是个“躲”字？“致堂与稳定弟子向子忞、韩叔夏友善”，是否应该是“文定弟子”？我想我所尊敬的王立新教授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一定是在转录上网时发生了失误。千万不要把这些硬伤印刷成书，否则，点校本倒需要读者来点校一番，岂不成笑话！
南山 2009.05.10[ 此贴被南山在2009-05-10 17:08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