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6-12-10 14:16:53 ]
|
本文摘自http://www.cnstory.org/中国历史文化/其他历史书籍/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作者:冯尔康
第七章 族谱中的人物传记资料
本章的目的是要了解宗谱里的传记史料，因此对于它的说明，侧重在与传记资料有关的方面，而不是，也不必作全面的了解。
本书第三章叙述的碑传文与这里将要讲的传记文，从文体看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第三章说的是碑传文专书，这里则是散见在家谱里的，因而在内容上不会雷同，而会提供碑传文的另一种资料信息。
族谱是家族史资料的一种，也是家族史素材的汇编。它有许多名称，诸如宗谱、家谱、家乘、族乘、世谱、谱牒、支谱、统谱、宗亲谱，以及传芳录、先德录等，其中以宗谱、宗谱、家谱的称谓为常见。不同的名称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完全一致，也不尽然，如传芳录以记载家族人物传记为主，与家谱体例多少有点不一，统谱是联宗谱，宗亲谱是同姓不宗者的联宗谱，然而都是家族史或准家族史专集，就在这儿一并论述了。
第一节 含有清人传记的族谱的编写
读者看这个标题会觉得别扭，为什么不说清人族谱的写作，而讲含有清人传记云云，这是族谱写作的多次性特点所决定的，即清人的族谱传记资料，不仅在清朝人编写的族谱里有，在此后编辑的族谱里同样存在，故觅求清人族谱资料，不可忽视清朝以后人们编修的谱牒。
（一）家乘的写作
现今所说的家族谱，系指根据北宋欧阳修、苏洵分别创造的体例而编写的族谱。自北宋以来，历代都有人为本家族修谱，今日亦然。然而各个时代人们修谱的热情不同，大体上明朝人比宋元人为多，清朝人后来居上，比明人投入更大的热情，近当代的人又继承清人的传统，修谱的兴趣不衰。下述各省区的几个家族修谱事例，也许能给我们产生修谱事业持续不断的印象。
清人笃信三世不修谱，便是不孝的信条，有的家族规定六十年一修谱，性急的宗族要求三十年一修，二十年一修，有一些家族真能做得到。江苏宜兴任氏家族的《宜兴篠里任氏家谱》，系从明朝景泰（1450－1456）到民国前期的五百多年里，历经十三次兴修：初修在景泰四年，以后历次是嘉靖间，万历十五年，崇祯三年，顺治十八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五十四年，乾隆十年，乾隆四十九年，嘉庆十七年，咸丰四年，光绪十五年，以及1927年。江苏武进吴氏，自明朝隆庆六年（1572）起至清朝光绪九年（1883）的不到三百年间，修了十一次谱，平均二十几年修一次，其1883年谱《毗陵薛墅吴氏族谱》，流传至今。山东掖县赵氏的修谱，第一次是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次在清顺治五年（1648），三次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次于乾隆二十年（1755），五次之作仅隔二十年，系乾隆四十年，六次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次是1935年完成，名曰《东莱赵氏家乘》。今日天津市和河北沧州的徐氏，据说十五次修谱，本书作者确切知道的是咸丰十年（1860）、光绪九年（1883）、1933年、1962年、1988年的五次。滦州边氏的《边氏家谱》，从康熙朝至1945年四度修撰。湖南宜章曹氏，分别于康熙四十三年、乾隆三十年、嘉庆九年、道光十七年、同治九年、光绪二十二年和1921年七次撰修《曹氏族谱》。平江叶氏于乾隆五十五（1790）年起至1935年止的一个半世纪中，也是七度修谱。江西萍乡泉溪刘氏是清初的移民，至第八世于咸丰十一年（1861）修谱，接着1916年、1931年两度兴修，到1994年第四次修成。福建永福（永泰）鄢氏于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创修谱牒，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修，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修，光绪四年（1879）四修，定名《麟阳鄢氏族谱》。广东博罗林氏九次修谱，起于明正统二年（1437），历经正德十年、万历三十九年、康熙三十七年、嘉庆六年、道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光绪七年，至宣统三年成《博罗梅村林氏谱》（《林氏族谱》）。少数民族也有反复修谱的，如辽宁满族马佳氏的《马佳氏宗谱》，初修不知于何时，二修在道光二年（1822），1928年第三次修成，1994年又成《马佳氏宗谱文献汇编》。福建泉州回族丁氏的《丁氏谱牒》，先后有正德本、万历本、康熙本、乾隆本诸种。
上述诸谱的兴修情形，令人认为家谱的编修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不必说元代以前的，许多宗族自十五世纪至本世纪九十年代没有间断过修谱，此其一；其二，清朝以来，特别是道光朝以来编修的更多，民国时期人们没有停止写作，本世纪下半叶人们依然捉刀不辍。以上不过是就着十余种家族谱说的，有一分统计资料更能表明历代修谱状况。1987年六月为止的统计，北京图书馆藏的、整理过的二千二百五十种族谱中，有宋人修的三种，元人写的也是三种，明人遗物二百四十种，清人编辑的一千一百六十种，民国以来的八百四十四种。（杨宝华《北京图书馆藏家谱简介》，《谱牒学研究》第一辑第265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数目字清楚不过地说明，今存族谱，清朝人写的最多，民国以来次之。北京图书馆的资料有其局限性，因为民国以来的族谱它收藏的少，本书作者依据种种迹象认为，民国以来所修的家谱数量上要超过清代。当然，质量上不好说，可能从总体上看，清代人的质量要好一些。
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族谱呢？还没有权威的统计资料能够说明。人们知道《台湾区族谱目录》著录的家谱有一万零六百余种，这中间台湾人的家谱占了相当分量。本书作者参与编辑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著录约有一万五千种宗谱，也就是说中国谱牒不少于这个数字。事实上还要多徇多，据有的学者研究，仅江西的族谱就有几万种。看来中国族谱以万计数，实在是非常可观。这么多的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降写出来的，在这些家谱里都会有清代人的传记资料，所以清人族谱传记史料定然相当丰富。
族谱的写作有持续性，它的作者也有家庭的连续性，不乏祖孙相续的现象。在一个大的宗族里，由一个房派的人出力主修。这是子孙把修谱看作是父祖的事业，予以重视，因而写作的质量较高。一般在写作前进行族人资料的调查，有的家族备有草谱，或者有纪年簿，登记修谱后的人口变动情形，诸如出生、死亡、娶妇、嫁女、迁移记录，像1935年编写的《东莱赵氏家乘》，在全书的最后留有五页空白纸，并作附记云：“以下空纸五页，领谱各家遇有生卒、嫁娶、迁徙、继嗣，务填写清楚，日后修谱，调查手续省而记载详确。凡我族人，均应注意。”其他族谱把这种空白部分叫做“余庆录”，表示子孙绵延不绝，世代相传。等到编写的时候，还要收集各种素材，如皇家颁发的封赠文书，宗族公有财产的契约文件，族人的墨翰和记录，官方和私家著作中有关族人的文字，特别是要赶写一批传记，如1930年萍乡刘氏编辑族谱时，刘洪瑾特为其母撰写碑墓文——《先妣邓孺人墓志》，他说：“兹值邑祠续修家谱，爰作墓志，俟异日加修封兆，纳诸圹中。”（《刘氏家谱》卷8《艺文》，24页上）这是因修谱而写碑传，以后有机会再刻石放在坟茔里。可见修谱还起着带动人物传记写作的作用。事实告诉人们，宗族修谱，寻求有关族史的各方面素材，有宗族事物的，有人物的。
族谱编写的体例，其简单的只是世系图和世系录，记录族人间的血缘关系和简略的小传。这类宗谱在族谱总量中占居多数地位。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族谱越来越像国史。常言道“家之谱，犹国之史”，是说家谱如同国史是一国之史一样，成为一族之史。这是就其内容的全面性讲的，而在体例上，清代已经相当完善，发展到有世系，有族规家训（类似于国史的礼志），有义产及坟茔的专记，这与宗规家训一起构成族谱的“志”，与国史的志意思是一样的；一族人的传记，同国史的传记相仿佛；有族人文字汇编，甚至就叫做“艺文志”，与官修志书及方志类同。看来私修的族谱与官修的史书、方志在体例上趋于接近，即含有图表、志、传、艺文，文体的多样化，标志内容丰富的可能性。族谱的体例究竟如何，不妨看一份实例。1933年修成的《六修江苏洞庭安仁里严氏族谱》，有十二卷和卷首，其目录包括：卷首的序、像赞；卷一的“宗支·世系总图”，即世系图；卷二——卷五的“宗支·世系总表”，即世系录；卷六“恩荣”，含制诰、仕宦及功名表；卷七“节孝”，即受旌表的节孝人物；卷八、九“传志”，收墓志铭、行述、家传；卷十“赠言”，即赠序、赠诗、寿序；卷十一“艺文”，即族人写的诗词、书籍目录和策论；卷十二“杂录”，关于宗族及修谱的文书。详见附录。（【附录1，14页】）这份族谱目录，反映这类族谱体例的完善。这类家谱在数量上有一大批，说它以千计数，不为过分。有着图表、传、志的体例，预示着内容的充实和完备。关于宗族制度、宗族经济、宗族与外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可以不去管它，单说人物传记方面的，传记文、小传是已成文的传记，血系关系、像赞、功名、仕宦、旌表、制诰、翰墨、赠序、寿序、赠文则是形成传记的素材，所以族谱的体例，使它能够容纳人物传记和传记素材，这正是本书所关心的事情，其具体内容，请阅读下一子目。
（二）谱牒立传的原则与传记分类
所谓族谱立传有两层涵义，一是说什么人可以上谱，上谱，那怕是最简单的上个名字，也可令人知道他在家族里的世系关系，也算有了传记，虽然是最简略的了；二是在上谱之外，再为其特写一份传记文。能否上谱和能否作专传是两个范围的事，标准不同，应当分别讨论，但是族谱编写者将它们写在统一的凡例内，我们不妨先一并考察，然后在归纳中加以区分。
关于族谱的立传，柳立言在《论族谱选录人物的标准》一文中作了很好的评述（见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编《第四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1989年版）。他侧重于说明什么人不能上谱，本书作者在说明上谱与否的同时，更将着眼点放在什么人可以特别立传方面。
天津《徐氏宗谱》载有两份《凡例》，一份题“衣言又识”，另一份未题撰修人，大约一个订在清代后期，一个写于民国前期。衣言《凡例》对于上谱、立传有下述规定：“如有不孝不弟，不公不法，尊长有犯，卑幼劝之，卑幼有犯，尊长诫之，劝诫不听，削去谱名。”这是对犯了国法、家法和家族伦理的人的严厉处分——不许上谱。“子弟……若为僧道、仆隶，辱身贱行，削去谱名。”因为身份卑微和从事卑贱的事情有辱祖宗，以及出家不敬父母，属于开除出宗的范围，不得上谱。“如果族人欺侮，则当白诸族长，通族公议曲直，以平其事；众议既平，而复构讼，合族公举，摒诸族外；其中挑衅唆讼者，亦如之。”即不服族内的评议，又到官府打官司，肇事者和挑唆人，都不得上谱。“螟蛉义男，并过继他姓子为子者，世间固有其事，然吾家子侄殷繁，断不容书在谱中，紊乱我宗族也。”异姓之人，虽同本族人的家庭共同生活，也不准入谱。以上是不得上谱的种种人。（【附录2，1页】）另一《凡例》，与上述相同内容的兹不复述，其不同处在于：“节妇贞女，须注明层否逮事舅姑及夫，于本身生殁年月日、某乡某人之女，生平懿行，一一详注，使其后人请族（旌）有凭。至女之节烈，有光于本宗，亦得附载。”嫁来的妇女和本族的女子，凡节烈的都应好好地书写。“凡妾有子女成立者，方登于谱，无则不书。”妾无子女不能上谱，若生男已成人，女已出嫁，则上谱。“丑行辱先人者，固削其谱，而于其父下必存其名，以视点绝；其罪恶未极而有子孙者，姑削其字尾生殁，而不绝其子孙，冀其能修励以盖前人之衍（愆）也。”这里与前一《凡例》有所差别，即本人虽不上谱，但在其父名下注出他的名字，以网开一面；或者因其罪愆未至极大，特许书名，但不作其他介绍。这都比削谱出宗的处理稍微宽容些。“本族之子有出赘改姓与过继他姓，及父故随母再适他姓为子者，俱得登名，但须注明某地某姓，庶年久无结婚之误。”对族子已为他人之后的，因究属本族血缘，免得将来通婚，仍列其名于谱。凡卖谱于他姓，并造成其据而入谱者，“一经察出，即鸣众斥逐出祠，其子孙永不得入谱。”对卖谱者处罚极严。（【附录3，3页】）凡是不在削除出宗范差别的人，都在登记入谱之列，而给予详加立传待遇的则是贞烈女子。天津徐氏家族的立传原则，大体如此。有的族人本身无可非议，但因殇逝，许多家族规定不得上谱。如同治间撰修的苏州《彭氏宗谱·条例》，根据殇服制度，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八岁至十一岁为下殇，十二岁至十五岁为中殇，十六岁至十九岁为上殇，对于这些未婚殇逝者，只在其父名下注明，而不单独立传。始修于道光、成于民国的即墨《万氏族谱》的《谱例》在这方面的规范是：“未娶而夭者，书殇；娶而夭者，书早卒。”名字还是要出现在族谱上的。
前述吴县的洞庭严氏的《族谱序例》，对徐氏谱那些不许上谱的规定，有相同的，也有采取较宽厚办法的，同的如“螟蛉赘婿，削不书，防乱宗也。不孝不弟，蒸淫报乱，失身贱役，辱行污祖，干犯刑辟，非义戕生，恶之者，弃之也，亦戒之也。妇出，削不书，绝之也，亦隐之也。”异的如“出赘、出继他姓必书，冀其来归，备考也。”“还俗必书，归宗必书，嘉其不忘本也。”对于所要侧重书写的，严氏族谱特立“恩荣”卷，以表彰有仕宦功名的族人：“凡中外文武显僚，以逮曹司簿尉执杖挽郎，靡弗书。虽末秩亦具载者，盖一官一阶，皆国恩也，皆家荣也。而制诰，锡命文也；寿典，养老制也，犹恩荣之所当纪者也，都为一编，受以制诰。”别立“传志”卷，汇集官绅贤士节妇的传记文：“谱以纪系，传以纪行，合之是也。然家传为纪行之作，而外传亦纪行也，铭志状诔，文体虽殊，纪行之义一也，今为一谱，不以文类区分。”严氏族谱还有“节孝”卷，纪录贤孝女子事迹，不具述。对于女性，无论是嫁来的和出嫁的天津徐氏均行书写，严氏对妻子上谱，而族女弃之。《序例》云：“妻，元、继配必书，妾亦书，正家也。娶妻必书其自出。”“女宜书，兹不书，仍旧例也。”这表明，处于民国时期的作者认为族女应当登记在宗谱上，但是清代的先人没有这个规矩，只好遵行旧习，不予改变。（俱见《卷首》）修于光绪三十二年的太仓陆氏的《平原宗谱》，对于族人的出嗣与他姓的入嗣，采取与族人有区别的处理，但仍然纪录在谱，《凡例》云：“敬宗尤重收族，凡出继者，苟有可考，自宜载入谱中，惟既承他姓，当附列卷末。……抚异姓子者，载明由某姓入继。照支派世数序列卷末。”（卷首）落实到谱中，在第十四卷作有《继出考》和《继入考》。福建的《麟阳鄢氏族谱》特作“闰谱”，记载异姓入宗。（卷18）武进修善里胡氏于光绪间修谱，对要重点表彰的人物作了如下的规定：“有功德才长必书，有功名爵秩沐国恩者必书，纪荣也，皆以为家乘光也。”“族有忠孝节义成名节者，勤俭力学端本行者，表记谱内，为后人立行标准。”“妇人能自三十以前守节者，当表其德行，嘉妇顺也；有自三十以外养孤成立，或窘苦可悯者，并书之，表后贤也。”“族有德行、文艺、官绩、异行、孝子、节妇，凡谱中不能详悉者，宜别求当代立言君子作为诗文传赞，以志其事实于谱，垂之不朽，既不没其所善，且使后世子孙有观感云。”（《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卷1《凡例》）福建安溪陈氏宗谱光绪六年的《凡例》所要表彰的是：“有善行可褒者，必特书以表之。”“子孙有能登仕籍者，悉记于谱，以示尊荣。”“有前程者，于谱注’中秀才’，于字号下书’邑庠生名某’。推之’举人’，’进士三及第’亦然。……纳乡饮者，书’乡饮宾’，老人书’耆宾’”。“读书至老无功名者，于字号下书’处士’；少年未有功名者，于字号下书’业儒’，或考试有取前次列者，书’夺矛’。”（见台北《彭格陈氏大湖支谱》卷首《彭格祖籍大谱凡例》，1994年版第12页－第17页）功名不盛的家族，所要表彰的都在德行上着眼，如江苏仪征《陈氏宗谱·凡例》：“凡盛德高贤者，特状表扬，昭潜德也。”（1920年版）甘肃《武威殥氏族谱·凡例》：特为“累世积功，行义乡达”立传，并在谱书中独立成卷；对于男子的配偶和部分族女也均上谱：“配某孺人，其出自名门者，特详其所出。女适名门者，亦书之。”
综观立传与不立传的诸家规约，在不许上谱方面有着程度的差异，于表彰上则是一致的。不上谱的差别，在清代及其以前严格，民国以来较宽松。本书是要了解清人的谱牒传记，不妨以清时规范作准。这样，也许对立传与否可以作如下的归纳：
不得立传的是下述诸种人：反叛朝廷的；沦落为贱民的和从事贱业的；出家为僧道的；出嗣他姓的；败坏宗族伦常的；不听祠堂论断，胆敢到官厅诉讼的；侵占宗族公产的；出卖宗谱，且造成不良后果的；族女一般不能上谱，嫁到名门和生子贵盛，则可特例记载；异姓而成为族人家庭成员的，不给予族人上谱待遇；离异的妇女。
没有这些不可原谅的大不是的男性族人，理应能够上谱，如同前述安溪陈氏族谱凡例所说：“宗支无论贤否，智愚不肖，皆以例书。”这是说一般的族人，都有上谱的权力。外族来的妇女，即族人的妻子，处于与丈夫敌体的地位，必须书写。本族的女子是嫁出去的，已不是本宗的成员，多数宗族不予登录，唯个别的作特殊处理。
在上谱之外，又给予特别立传的是以下几种人：无论大小职务的官员；有封赠的男女；有功名的，无拘进士、举人、贡生、诸生及捐纳的贡监生；乡饮宾；节妇、烈女、贞女、孝妇；为国捐躯的；兴修族谱、祠堂、义田，有功于宗族建设的；有隐德、懿行的，即所谓乡里贤达。
族谱立传的两种状况和两个层次，各有不同的文体进行表达。上谱是用世系图和世系录来表述，传记主要是以官修传记文和家传来表达。其文体究竟如何，需要有所交代。
世系图，各个家族给予的称谓不一，或曰世系表、系图、谱表，或者简单地叫做世系。它以图的形式纪录族人的世系关系，一般仅书写人名，但名字是以族人间的血缘辈分关系作有序地排列，因而能知其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其排列法，如第一代祖名字，下以竖道与其子（独子或诸子）名字，也即第二代联起来，第二代同样用竖道与其子名字，也即第三代连接起来，下面代数的连接以次类推，这样就形成一幅立体的图式。刚刚说了，世系图上通常只写人名，但有过继情况的，则在名下加注“承继”、“兼祧”、“祧”、“继子”、“嗣”、“出嗣”等字样。世系可以清楚地反映族人间的各种关系，如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堂兄弟、再堂兄弟、族兄弟关系，继嗣关系等，给每个人在家族中定了位。作图之法，请见附录。（【附录4，1页；光绪太仓《平原宗谱》卷2《世系图》11页上】）
世系录，也有许多异称，为世系考、世谱、行谱、世次录、世系录、世录、世序、世纪、世牒等。它大多以表格的形式出现，按世代、房分、行次排列顺序，书写人物的基本情况，同治年间修的武进《辋川里姚氏宗谱》卷三《谱例》言之甚明：“履历贵在详明，使后世知第几世祖讳某，字号某，所娶何氏，所出何人，生年卒月何时，墓穴何地。”此外，请阅附录三，可知徐氏家族所写事项为，一第几世，二属于那一房派，三行次，四名，五字，六号，七功名，八居地，九仕宦，十卒年（生年见于父名下），十一葬地，十二赞词，十三配偶，十四子，十五女。十五项中没有的或者不知的，当然可以阙略。因为迁徙的情形甚少，多数家谱不立这一项目。详情见道光间修撰的山东《武城曾氏宗谱》的附录。（【附录5，2页】）如此写法，是给族人一份极其简单的小传，内容虽简略，然一个人的基本情况是具备了的。世系图与世系录，内容有详略之别，前者为纲，后者为目。这是相对而言，因为世系录作为小传，对人物的叙述还是简略的。
世系图、世系录是族谱的主体部分，没有它们就不成其为族谱，但是体例完善的宗谱，还有家传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又形成系图为纲，家传为目的纲目关系，丰富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如同宣统三年广东博罗林氏族谱所说：“立系图以别源流，则必有家传以详始末，系图以（与）家传相为表里者也。”（《博罗梅村林氏谱》卷一《家传·序》）对于族谱来讲，家传的纂入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宗谱的传记有何特色呢？它与官修史书、志书中的人物传记有何异同？这是较好地把握族谱传记所需要弄清楚的。乾隆八年（1743）无锡人华孳亨在《续梓传芳集序》里对家传与国史的区别作了这样的说明：“传记义同国史，而有不能无异者。史备劝惩，兼著善恶，家乘专扬懿美，录瑜弃瑕，一也；史传取材既博，务剪裁以就体例，家乘杂收众作，纯驳不一，二也。”又说其书的立传：“凡名德清芬，旧所未采，悉为增入；后嗣单寒，表章无力，义在阐幽，亦不复遗；至谀辞溢美，不能峻拒，遇而存之，良多抱愧。”（《华氏传芳录》卷1）武进庄氏嘉庆六年修谱的《义例》（见1934年版的《毗陵庄氏族谱》卷首），《博罗梅村林氏谱》卷五《大传序》，都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类似观点。家传与史传的不同，或者说家传的特点，似乎可以归纳为：（甲）国史的褒贬性极强，扬善贬恶，使乱臣贼子惧；家传的宗旨是隐恶扬善，只有表彰，没有贬斥，犯了族规的人谱都不能上，也无从斥责了。（乙）国史立传标准严格，资格要求高；家传本着阐扬潜德幽光的精神，族人只要有一行之善，都可以作为写作对象，所以立传范围宽广。（丙）与上一条相连系，国史传记的传主身份地位高，大多是达官贵人；家传所写的虽然也有官员和有功名的人，但平民百姓亦复不少，大体上说社会下层人物较多。（丁）国史严格按传记体例编写；家传体例较比驳杂，写作者不一定懂得史法。（戊）相对而言，国史较为注重和尊重史实；有的宗族对家传的写作要求较严，“据实直书，不涉虚诞”（1918年版南皮《侯氏族谱·家传》，侯光藜题记）但更多的是充斥溢美之词、虚浮之词，而事实较少。（己）家传的写作，有着备国史选材愿望。总起来说，家传写得人数多，其中社会下层人士又占据很大分量，唯质量上参差不齐。
族谱的家传，就着传主的性别来说，可以区划为三类，如《即墨杨氏家乘》，有家传、内传和外传之别，家传是男性成员的传记；内传是嫁到杨姓的妇女的传记；外传是杨氏女子出嫁他姓的传记，而被杨氏族谱所收入的。如果从传主的社会身份来看，则有不同的区分方法。平步青（1832－1896）说他看到序于顺治年间的白洋朱氏族谱的家传，内分十六个子目，即硕隐、筮仕、儒林、逸民、遗佚、游侠、正己、射书数、货殖、方士、日者、畸行、懿范、烈妇、节妇、妒妇。（《霞外捃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205页）通常情形不这样分，因为不露家丑，不会有“妒妇”一类，平步青所以感兴趣来叙述它，也是有妒妇条的缘故。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分类，可以戴钧衡的《戴氏先德录》为代表。该书分上下两卷，没拟卷目，上卷为男性传记（可视为家传），下卷为女性传记（可视作内传、外传）。上卷内分孝友、义侠、仕宦、文学、隐逸、独行，下卷分作烈妇、贞妇、节妇、贤妇、贤媛，通计十一类。（道光23年版）《平原宗谱》的家传，有纪恩类，内分乡贤、名宦、封赠、旌表、乡饮数类；有科名类，以表格形式，叙述族人获得进士、举人、贡生、诸生的历史。兹将该书目录附于后，以便读者了解。（【附录6，4页】）
综观族谱的家传可分为五种类型：
世系录，即与世系图相表里的族人小传，大多数宗谱均有此内容。
人物事业分类表，即各种科名表、出嗣表、入嗣表等，它与世系表不同，这是给有特殊身份和特种情况的族人特别制作的，这在功名兴盛和对异姓较宽容的宗族谱出现。
传记，即各种人物的传记文，包括传记体的传记、墓志铭，许多宗谱给予传记以一定的篇幅。
传记素材，不是完整的传记文，而是诰命、赠序、寿序、赠诗、杂记之类的文章，反映人物生平的某个侧面，在一些谱牒里收有此类文献。
年谱，有些族谱收录年谱，提供人物传记的较多素材。本书对年谱已有专章介绍，故本章不再叙述族谱中年谱的传记史料价值。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