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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6-11-11 17:0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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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移民的其他几种类型
寻根文化 发表于 2005-12-9 9:38:00 添加到搜狐网摘 添加到和讯网摘
摘自:http://www.jiapu.net/club/Tblog/more.asp?name=寻根文化&id=45
（1）因经商客寓而入籍落户
明代中叶，由于陕南政治相对稳定，开始出现了农业发展、经济繁荣的局面。秦巴山中漆麻耳倍等山货土特产品吸引着诸多外地商贾流徙于陕南从事商业贸易，相当一部分商人在获得较多的利润之后便在这里建立货栈,置买店铺，久之，便随遇而安地定居下来。例如：
西安府咸宁县马氏,其祖马镗生于弘治二年(1402)十月二十日，成年后“乐居妫墟，业商城固”，(按：《兴安州志》称妫墟在邑之汉水北岸中渡二里处)，马公为人“存心慷慨，制行贤良，父慈子孝，年高德盛”，其生有三子，子孙繁衍，枝叶茂盛，后成为金州之大族。
富平县王氏，其祖徙居金州，至三世传人王世杰，生于弘治十六年，配夫人来氏，“惟祖业是承，”“萌发竭力，货财不私”，传于后人，生三子，“仲子业商”，落籍于金州城南门外，其后裔繁衍，亦成金州望族。
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熊道元，因经商于洪武间客寓“汉中府金州洵阳县洵阳里西街”，后卒于此，其后人为悼慰亡灵，为其在洵河北买阴地一块。其后裔情况因资料之缺概莫可考。
江西豫章（今南昌）人李栋材，万历初因经商侨居于汉阴县新安里之蒲溪街。万历二年秋，汉阴因灾乏粮，李栋材于蒲溪街煮粥施舍穷人，颇有口碑。万历三年，李栋材又倾其财力修建蒲溪与涧池之间的红崖桥。李氏经商，并不甚宽裕，但能倾所有而不吝惜，实为义举。时汉中府太守项思教奖其“一乡善士”四字旌其门，并题李氏所修之桥为“善人桥”，李氏后裔定居于蒲溪。
（2）因为官任满而定居
明时，由于山区之贫脊，各府州县为官者更调频繁，大多任满后即委调他处。然而，统治者中也有不少爱民勤政的优秀文人，他们廉洁奉公，家贫如洗，有的在离任时甚至连路费都无法解决，只好滞留住地，最后成为当地居民; 也有的心存淡泊, 不愿再在官场的政治旋涡中挣扎，于是也寄情陕南山水而定居下来。他们是明代陕南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洵阳县为例，明中叶前期，就有两位知县举家定居于斯。
正统年间洵阳知县张勉，山东钜野人氏，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人尽悦服，离任之日，百姓泣拥马首挽留，勉遂家于旬阳”，居洵阳汉江南岸，其子张杰，贡生，任直隶大宁卫经历；其孙张凤翔，少有才气，才思敏捷，下笔千言，时人誉为王勃再世。弘治五年(1492)乡试中举,弘治十二年(1499)中进士，与明代著名文学家“前七子” 之一的李梦阳同榜，授户部云南司主事。 张凤翔以其“驰骋骚赋，落笔千万言，奇字澜错，绮文辉奕”而名噪京师。后因病逝于任中，年仅三十岁。其母、妻、妾及幼子相号于旅邸，见者无不落泪。后由李梦阳与同僚出资送凤翔归葬旬阳，孝宗皇帝依梦阳之奏月给米一石养凤翔母、妻终身。其子孙系衍世居旬阳。
弘治年间洵阳知县董学诗，山东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人，卒于官署，其家属遂定居于洵阳，后裔世代读书。至清乾隆间，其玄孙董凤彩由洵阳迁兴安州。乾隆甲午科举人，安康著名学者、主关南书院讲席董朴(字驭臣，别号朴国)即董凤彩之子，董学诗第五代孙。其后裔世居安康，繁衍成当地大户族。
再以汉阴县大家族沈氏为例，沈氏原籍江西瑞州高安县，天顺年间，沈氏迁陕始祖沈株山(字寿官)官仕四川芦州江安县，后任满回籍，经陕南之汉阴，为当地山川地貌及自然环境所吸引，沈株山不愿再在官场沉浮,遂举家定居于汉阴厅在廓里之牛溪河，于荒山作屋，开辟田土，广积杂粮，历经数载之辛勤开垦，家业渐宽，逐渐向月河川道发展，兴修大河堰，灌地数百亩，并广置田庄。沈株山生二子，长丛儒，次丛基，自此枝繁叶茂，子孙昌盛，人口大增。从明天顺年间沈氏分枝两门到今天，沈氏在陕南共繁了十六代人，成为汉阴县最大的家族。 其派行是：
忠朝自贵，孝祖宜兴。
世德永继，兰桂观型。
本枝衍庆, 长发其祥。
西起汉阴城西之太平乡、东至安汉交界的双乳铺，八十里月河川道无处不有沈氏后裔的家园，除此，石泉、安康等县亦间有之。沈氏至乡保持着三个独特的历史标记：一是语言的统一性，即语音多带秦韵，由于沈氏入陕时间长、户族大，明代以前土著之民语言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语言风格( 如把“吃”“喝”“屋”“书” 等字都读为第四声)，被清代以后客民称之为“本地腔”；二是族系派行的完整性，汉阴沈氏家族无论居住何地，也无论经过多少次的分析和繁衍，其派行始终不乱。近代以来，沈氏家族谱写了“世德永继兰桂”六代人同存于世的史实。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过去是否相识，沈氏后裔只要一谈起辈份,哪怕晚辈是白发老翁，也要尊称长一辈的年轻人为“大大（意为父辈）”。其族系派行能保持如此完整和统一，实令人赞叹；三是同姓氏人不通婚，正因为沈氏后裔派行数百年不乱，氏族的血缘情亲便成为婚姻的保险筏，哪怕是五服之外也无通婚之例，这已约定成俗。可见沈氏家族是明代陕南移民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
（3）因从军退伍而定居陕南
因从军而转战陕南，最后因各种原因脱离军籍而定居下来的，也是明代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
据汉中地区城固县原公村发现的《韩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陕西高陵县人韩国柱授金带指挥汉中阳平关总兵，阵亡后，葬城固县北乡之槐树坟，其后代定居在今原公村，后又有前韩庄、后韩庄之分。
今安康市五里区傅家河罗氏，其始祖罗泽成，原籍福建龙岩人，明天启二年(1622)携其妻翟氏迁徙至河南，崇祯八年(1635)罗泽成从军驻防陕西洵阳。据《洵阳县志》记载:“崇祯七年大饥，八年至十一年连岁大饥，群盗满野”；崇祯七年，李自成农民军由湖北郧阳沿汉水西进，攻陷洵阳县城；崇祯八年，张献忠、老回回农民军游击于商州、雒南、兴安等地。为堵御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饮差大臣洪承畴“躬驰兴安”，调度湖北、河南、陕西等省人马围剿堵截。罗泽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移防洵阳的。人民苦不堪言，官军士兵也是疲于奔命，极为困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罗泽成“避乱徙兴郡隶于安邑”，来到傅家河西岸居住。在这里，罗泽成生二子，长子罗世臣，次子罗世卿；以后，随着罗氏迁陕第三代孙的问世，长子罗世臣一支又迁居傅家河东岸。自此，傅家河罗氏东庄、西庄即为罗氏发祥地，其子孙世代繁衍，人口成几何倍数增长，罗氏后裔又相继迁徙于铺子岭、白鱼河、财梁、茨沟、岚河等地。罗氏后裔从始祖罗泽成算起，三百五十多年间繁衍了“世尚守行文人正，士应天兴德先长，延永继”十八代子孙，人口之众，无法统计。至今傅家河西岸还屹立着罗氏迁陕始祖泽成公夫妇合墓及碑石。
与罗氏情况相似的，再如河南密县郭氏。旬阳县北区赵湾熊耳沟有一郭姓大族，祖籍为河南密县，其迁陕始祖于明崇祯年间（约1634年前后）从军由河南入陕西至旬阳, 后退伍定居于赵湾之熊耳沟。郭氏从迁陕第五代起始重诗书课读,以至后世累代书香不断。其第六代孙郭士豪, 字杰庵, 道光三十年贡生, 肆业于关中书院，因乡试累试不第，遂归家执教授徒，历数年，其门下成材者甚众，由是文名丕显。其子郭炎昌，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于咸丰三年（1853）入县学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授候补直隶州州判；主讲旬阳敷文书院十五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为知县刘德全聘为《旬阳县志》分纂。其后裔至今仍散居在旬阳赵湾等地。 ?
因为官和从军而举家定居陕南，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关中富平县杨氏，其迁陕始祖杨孟贤“辄尚书博子史弗遂，志愿迁居洋城（注：今汉中洋县）”。其继世祖杨辉，任金州驻军军官，遂迁徙于石泉安家定居。到乾隆年间，杨氏家族已发展成为汉中洋县和安康石泉两地的名门望族。刊石于乾隆三十六年的《杨舟夫妇合葬墓志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杨氏先祖于明代迁居陕南以及后世繁衍情况，其文字虽显简略，但基本史实却十分清楚。
?公讳舟，字济川，生于康熙丁卯年十月三十八日吉时，原籍西安府耀州富平县永润乡孙姜里北吴村人氏。沿先世祖讳孟贤，辄尚书博子史弗遂，志愿迁居洋城。继世公讳辉，明中军金州，遂徙石家焉。
?禀生琼劳，生员廷栋，配太儒人王氏、周氏，公其裔也。……睦族党，训子孙，而巨族洋(州)石(泉)辉映，后先者名嘉列郡矣。配李氏，石邑望族……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吉时，卒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吉时。所生四子：长如密……配张氏、继黄氏，子二，长勋、次熙；二如冈，配黄氏，子五，昭、炯、烨、炳、熹，俱业儒；三如陵，配舒氏，子三，炷、煅、煜；四即如震也，由黉墙而入大学，配李氏、继杨氏，生二子：长常，次遇官，俱业儒……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仲春，弟揖；不孝男：如冈、如震；孙：勋、熙、诏、烨、炯……同叩首勒石。
从这篇碑文中可以看出，墓志的主人杨舟仅是富平杨氏迁居陕南后裔之一支，究竟他是杨氏迁居陕南始祖杨孟贤的第几带传人？杨氏共有多少分支？碑文语焉不详，但仅此可使人看到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大浩劫之后，杨氏家族依然元气未伤，仅杨舟一门子孙两代男性成员达16口之多，其中，杨舟子辈 4口，孙辈12口，其人口繁衍十分惊人。他们是陕南后来所谓“本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4）屯垦移民
屯垦分军屯和民屯两种。民屯，既有招抚流移、官给牛种、收获官民分成;也有强迫把外省老百姓遣送到人户荒凉之地垦荒屯田。军屯，即派驻军队到抛荒严重的地方，一方面驻防，一方面垦种耕地。由于志史对此记载语焉不详，陕南在明代屯田的具体情况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但是，从支离破碎的史料和许多有关资料中也能捕捉到明代陕南屯田的情况。
首先，以军屯而言，从明初洪武时开始，就开始在全国实行军屯，以安置为创建大明天下而建功立业的官兵，并设卫、所进行管理。即把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从当时的建制看，大约五千六百人称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称百户所。每百户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从事屯田的军士保留军籍，且世代为军。其大部分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的大部分由屯田收入支给，“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颁定全国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千户所六十五。明成祖永乐年间增为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千户所三百五十九。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在内)达二百七十余万人。至明代中叶，屯田大多被军官吞蚀，兵士又无战斗训练，仅供地主、官僚役使，不能担任防卫，实际与民籍相差无几。
当时，陕西设都司（治西安）和行都司（治甘州，今甘肃张掖县），隶属于右军都督府，分辖东、西各卫所，有西安左、右、前、后四卫，延安、榆林、绥德、汉中、宁羌五卫，以及兴安、凤翔、沔县（即勉县）、归德（今榆林县南）、镇羌（今神木县东北新民堡）、安边（今定边县东）六个千户所 。据明嘉靖《汉中府志》记载，汉中府设汉中卫，所属金州及勉县分别设有千户所各一个，专门对军屯进行管理。也就是说，按建制，汉中府至少有五千六百人驻防和屯田，而金州及勉县两地各自至少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驻防屯田。
汉中褒城河东店有一通刊于康熙十九年的《张氏重修佛堂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张氏于明初从河南灵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的史实。从私人修建佛堂这一举动和碑文落款的张氏后人来看，军屯户张氏经几百年繁衍，已成为当地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户族。
予原籍河南灵宝人氏，于明初拨入汉中宁卫军籍，住居褒邑河东店，凡数世矣。有先父自幼业儒，耽怀诗书，及门有见售者。父终身未显荣焉，持己严重，与人公正，治家勤俭，教子义礼。褒邑官长，曾闻其善而举之，以风示一方。
安康四合乡郝家坝有一通始刊于明万历三十七年，重刊于咸丰九年的《重刊张莱墓碑》 是一份典型的军屯史料，它对从事军屯的人口来源记载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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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辈文汉，五十四岁，系湖南长沙府浏阳县老虎市人，于元末年九月从苏州徐丞相下□□十月充怀远卫总旗，征中京，克邳州，济□、盖都等处。
洪武元年克德州、汴凉、怀庆、太行山碗子……等处，守平阳；二年，克陕西凤州、秦州、庆阳；三年，取定西克守宁夏；五年，克西宁、平凉等处；□年七月，调谐州千户所；十五年，征孔邳□等处，收捕番城；二十二年，征西番土鲁河等处；二十四年六月赴京；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钦赐昭信校尉金州守御千户所。
子张荣世，百户，赠昭信校尉管军……，母徐氏，赠安人；妻侯氏，赠□人。
大明万历三十七岁［下缺若干字］
大清咸丰九年岁次已未［下缺］
另据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初一立石的《明诰封武略将军鲁公欢山墓志 》记载 ，鲁欢山（名卿，号欢山）“生于正德甲戌年(1514),以祖功授陕西金州百户”，隆庆元年因在紫阳征剿“蜀寇”何勉而阵亡于星子山。穆宗皇帝赐之诰命，封其为武略将军。其长再传而孙，皆能继续”。此碑落款自称“兴安州守御千户所军政清军城操千户十世不肖承重孤子鲁大勋、十一世孙荫袭鲁礼”，这是明代金州军队屯田的实物资料 。《紫阳县志》载有明兵部尚书刘士科《干沟平贼记碑》一文记载更为翔实：
巨寇何勉……聚众千人，结寨干沟……屡败官兵，夺我糗粮，焚我营寨，汉中通判朱公死于劫火。当事者会调郧、襄、川、陕、汉各屯兵三千余，逾年不胜，又调金州诸屯千户长刘时春、百户长谢朝元、鲁郎诸军，亦复舆尸。关南少参王公文瀚，山西汾州人，申详总制曾公遣将捕剿，又逾年不下，糜费银两以万计。至戊辰孟秋(1568)，公遣边军士达以火炮击碎勉首，余党悉平。
这虽是关于平剿“寇贼”的记载，但从中不难看出：1、秦巴山区的郧西、襄阳、四川、汉中、宁羌及金州等地均有屯兵；2、屯兵战斗力皆不强， 以数处屯兵尚不能败一“山寇”，可见屯兵的军事职能已大大减弱；3、 金州屯兵不少，仅此一事即“调金州诸屯”，包括一名千户长，两名百户长；4、千户和百户的世袭制在金州是不容置疑的。今安康、 汉阴月河川道有刘家营、鲁家营、谢家营等，疑为明时军屯世袭千户刘时春、鲁欢山，百户谢朝元等人屯田之所。
又据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说：“汉阴四面俱属山谷，间有沃壤，又半军屯”，可见在汉阴一县之内，最好的田地竟被军屯占用了一半。屯田最为典型的地方，莫过于该县涧池铺军坝，此处为月河与洞河交汇之处,两水之间有一小盆地，有田数千亩，阡陌纵横，渠堰交错，均为上等水田，明初即为军队屯田之所，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在历经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动之后，明代形成的军屯尚为保留。康熙二十六年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道：
“荒残之后数十里中总无人烟，虎蹄狼迹，交于满山,鹿径豕窝，遍入深谷，此邑所以荒赋也。上下七铺，亦间有沃壤，大半又属军屯，赋税另有款项，昔统于所，今归于县。”“屯田地明属军所，今并属县，其原额六十九顷八分九毫，内除荒并水冲地九顷一十六亩三分三厘九毫,现熟地五十六顷八十四亩四分七厘。”
在一个县，仅军屯一项即达六千亩之多，试想，一个千户所乃至汉中卫的军屯又该是多少呢？诚然，军屯之地大多系水土肥美之地，汉阴当月河川道，军屯略多于别县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明代陕南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屯田世袭军籍随着婚姻、家庭的组合而繁衍嬗变,再加上明清更替，久而久之军籍也就逐渐演化为民籍了。
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有一通刊于清宣统三年的“李氏祖墓碑”记载了一个湖北吴氏为附录军籍而改姓为安康李氏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军屯在长期世袭过程中所出现的混乱状况。杨博村李氏，先祖本姓吴，为季扎之后裔，世居湖北(注：据考当为孝感、麻城一带)，其九世祖曾任河南开封府同知。传及迁陕始祖李志通、妻姚氏、陈氏，遇元末楚乱(注：即徐寿辉、明玉珍红巾军起义始于麻城)，遂携子侄八人：道高、道让、道宣、道忠、道惠、道纲、道清、道明逃金州胥窝……，亡后葬坟琉璃湾之中。嗣后，子孙日繁。因人多地窄，难以容纳，遂相率向外移居到杨博村。盖因此地广植杨柳，故村号杨博。吴氏子孙繁衍，人口日盛。
吴氏在杨博村的繁衍，使迁陕八大门大多得到了较快发展，除道惠一门失传外，其他各门人口愈多，遂继续向外扩展迁徒，七大门的分部情况是：大门道高、六门道纲之后裔同居下户之老庄；三门道宣后裔迁居近处；四门道忠后裔移居蓼叶沟；七门道清后裔仍居本处杨博村；八门道明后裔移居寺沟、石窖沟、冉家河、谭家坝诸处；二门道让后裔移门改姓李。
?吴氏二门改姓李氏，盖因明初洪武间全国实行军垦屯田，金州月河川道膏腴之地大多为军屯之所，吴氏后裔向外扩展，欲徒居近处佳地，必入军屯李家营，以吴姓代录军籍不便，遂易吴为李。
?到明末兵燹，吴氏、李氏子孙又进地了第二次大迁徙，有徙至湖北荆襄者，也有迁居紫阳县者，亦有迁居五堰河、大道河、小道河、将军山、土地岭、朱家坪、岚河滩等地者，星散岐居，大多依附于军屯之营繁衍生息而又渐次外迁各地。
?据考证，今安康忠义乡杨博村李氏祖墓系吴氏二门吴道让及其始祖吴孝通、陈老孺人之墓，光绪末年前往祭扫者仅二门后裔及附近三门、七门子孙，远迁者则极少有人回故地祭扫。为追溯渊源，祭记先祖，李氏子孙痒生李成玉首倡修祠立碑，于宣统三年刊石立碑，流传到今。 ?
另据《太祖洪武实录》关于陕南茶叶生产的记载说：“陕西汉中金州 、石泉 、汉阴、平利、西乡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民所收茶官给值买之；无户茶园，以汉中府守城军士薅培，及时采取，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军收其二。” 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军队屯田性质。可见明朝建立之初的军屯在整个农业生产中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除军屯之外，民屯更为广泛，汉江流域及月河川道的许多地方都有以姓氏为建制的民屯田庄。如安康恒口、五里一带的陈家营、杨家营、刘家营、鲁家营、卜家营、朱家营、党家营，汉阴涧池铺月河以南沙坝的刘家营(分上中下三营)、洞河的湖广营，汉阴城西的王家营，城固的沙河营等均系从山西、河北、两湖及江浙地区强制迁徙而本或招抚流移而组成的。
汉中龙江闫家营有一通刊于清咸丰五年的石碑，记载了“闫家营”先祖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汉中的史实，可使我们对当时民屯的情况有所了解。现照录如后：
闫氏迁陕始祖墓志
始迁祖山西洪洞县人也，自明初隐居褒谷（注：今勉县境内），结庐青桥（注：今留坝青桥铺）之侧，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注：在今闫家营竹林村），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惟业耕读。一族之中农先畴，士绍旧德，熙熙攘攘，无一悬罄之家。而文武游宦者代有其人，虽非簪缨世胄，亦庶乎称望族矣。莫非始先公之德泽所贻也。然原无族谱，厥初旧迹，孙等惟得之耳，实恐终埋没，于是撮其大略，敬勒缜珉以志之。
耳孙闫耀龙、闫廷献、闫履祥等谨序
大清咸丰五年岁次乙卯
这通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屯”以姓为营，世代相传的历史。当然，闫氏先祖是因何原由而“自明初隐居褒谷，结庐青桥”的呢？碑文没有提及。不管是什么原因，其先祖初由洪洞迁入时，经过“劈莽披榛，始有山畦一所”，此后又“继徙南郑，于柏花乡之后插篱为界，遂落业焉”。这说明屯田之初的垦荒仍是十分艰苦的，大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给后人“遗留膏腴军田百有余亩，厥后生齿日繁，所居别成立一营，称者即以本族号之，迄今二十余世”。此碑立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从明初洪武二年（1369）陕南平定算起，中间相隔480多年，历经了明、清两朝，闫氏繁衍了20多代，而“以姓为营”的建制和屯田田产却一直流传下来，这不能不说“屯田”作为移民的一种形式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再以汉阴县为例，万历四十二年(1614)，知县张启蒙“编流丁五千有奇，共派丁银二千八百四十五两七钱”，大大超过了当时在册的民籍户口。直到清康熙二十六年，前明所遗屯田“通计民屯实在熟地一百三十二顷七十九亩九分四厘”，“通计民屯实在丁口并停免丁(按：即除去逃亡之数)共一千八百三丁” ，可知民屯大大超过了军屯。
总之，无论是军屯或民屯，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尤其是经过明亡清兴的政治大变革，屯田之军民已成为陕南移民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后来的移民本说，他们又算得上是陕南的老民了。
（5）其他流徙移民
除上述类型的移民之外，因各种原因流徙进入陕南而定居下来的移民也为数不少。据商南县发现的《邱氏家谱》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邱仲华一户由安徽安庆府桐城县迁入商南县定居，至今已历经“仲、志、宁、文、山、一、道、民、元、克、与、圣、贤、好、吉、人、善、庆、祚、荣、昌”21代。 诸如此种类型的移民在陕南各地为数不少。
除湖广、山西移民外，本省关中及陕北也有大量流民涌入。如宁陕县老城以北有村庄名焦家堡,据《焦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原籍雩县（今户县），明末时翻越秦岭，定居于斯。初来时“与猛虎为伴，捭荒为业”，后亦发展成大户族。 旬阳县蜀河《李氏宗谱》记载：李氏宗族“原籍陕之朝邑卧龙岗李家村，明末岁饥寇起，逃难就食，……公则来吾旬阳东区仙河观音之上孙家庄居焉。 ”
另据《汉阴县志》载：万历十一年，延安饥食，流离之民多入汉，其众道路相望。汉阴新安里义民郭济申报于县衙，出谷百五十石赈济灾民，并运谷二十石济兴安。后来这些延安灾民大多在汉阴和安康等地定居下来 。明代吴维东有《悯山农》诗一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垦荒图”：
山农辛苦复谁如？魑魅同群虎共居。
除却石头方罢耒，但沾土气即挥锄。
耕时每以妻为犊，获日常将背作车。
完了新租偿旧欠，丰年不见有余糈。
尽管移民的垦荒生涯是十分艰苦的，但明政府的“弛禁”和安抚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作用。“而后山险阻、林箐蒙昧之中，一变而为杂耕乐土。”此后，流民仍源源不断进入陕南，使各府、州、县的人口不断得到充实。后来，这些移民在移居地再一次遭到战乱兵燹和天灾人祸的洗劫，大部分走死逃亡，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明末清初的大浩劫，成为当地的“老民”了。
欢迎网友交流家族迁移情况及相关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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