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钓鱼翁”，就是“主簿翁”《如皋谱》载：“谔，字正言，号渔翁，行仪十，雍熙丙戌为永嘉主簿。历官集贤院学士……卒葬崇安县籍溪山。徙崇安。”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所述，与《如皋谱》基本相同。
“雍熙”，是北宋太宗赵光义年号之一，“雍熙丙戌”，即公元986年。此时距离北宋灭掉南唐，已经十二个年头，胡谔任永嘉主簿，已经三十七岁。永嘉县，系隋开皇中以永宁县改名，治所即今浙江温州市，在崇安东北方向。
而崇安《胡氏宗谱》在世系分解列表中，却将“主簿”，安在“春生”之下（见图16）：“春生，号五，官主簿”。显然是错误的。
图16：崇安谱中的世系列表
崇安谱中，为何出现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在旧谱的屡毁屡续中，有人对“五世祖”究竟是谁，理解不同。
胡寅《斐然集•先公行状》说：“公讳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很显然，“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的 后半句，是倒叙，以“五代中”和“自晦”，介绍其“入闽”的时间、原因；先是“钓鱼”，后任主簿。而“钓鱼翁”，则是后世沿袭时人的称呼。
这里，“五世祖”，是指安国公的五世祖，而非胡寅的五世祖。安国公的一至五世祖，分别是罕、容、敏、春生、钓鱼翁。正如研究湖湘学派的学者王立新教授所言：“胡安国的五世祖因避五代之乱，始至福建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定居，钓鱼于鹅子峰下以自愉。人皆不知其所从来，称之曰：‘钓鱼翁’。‘钓鱼翁’又称‘主簿公’”。虽然王立新教授曾言崇安“胡氏可考仅限于此”，但同时又言“了解到胡宪坟墓尚在，故知其当有后人在，应当有族谱可考。不知今后尚能得见否”，体现了一位年轻学者的严谨和审慎，令人肃然起敬。
何况，作为胡瑗的亲叔，胡谔（959~1023年）逝世时，胡瑗（993~1059年）已经三十岁；在胡瑗名震四方之后，《如皋谱》对胡谔的记载，不会有大错。
七、关于入闽第二代光仁、春生入闽第二代，《崇安谱》中仅列“光仁、春生”，之后的世系，就以春生支系往下排，而“光仁”，竟无下文；即使“春生”，也是仅有一子“敏”。
但《如皋谱》载：“谔长子玙，字顺之，行仪九，任休宁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生卒葬缺。子二：价、份。”“谔次子瑅，字岩起，子敬、敏”；“敬，字居仁，官台州知府。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生，宋仁宗嘉佑七年壬寅（1062年）卒，寿六十七”。
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记载与《如皋谱》不同的是，“玙”有“
宋太宗淳化五年甲午（994年）生”；“瑅，‘脉祖’字岩起，号春生，行仪十。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年）进士，知闽县事。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977年）生，仁宗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卒，寿六十四，葬父山。”
显然，湖南谱中，“玙”的生年有误：哥哥岂能比弟弟“瑅”晚出生十七年？钓鱼翁出生于959年，“玙”应至少比“瑅”早出生一年，古人结婚早，又是避乱入闽，早安家就早有栖身之处，十七八岁生育很正常。
这里，须明确几个问题：
1、“光仁”就是“玙，字顺之”，因“任休宁(即今安徽休宁县)令，终尚书屯田员外郎”，而外迁。有子价、份。文天祥《安定胡氏世系谱》云：“价失传，份任国子司业，生庆元路（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以庆元府改名，治所在鄞县——今浙江宁波市）推官祖。”
2、“春生”就是“瑅，字岩起，号春生”，与胡瑗是叔伯兄弟。除了“敏”，另有长子“敬，字居仁”，也因任台州（注：台州，唐武德五年——622年以海州改名，治所在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知府（注：台州府系明洪武初以元代的台州路改置，治所依然在今临海市。此前未设府）而外迁。敬子：长儒。
可以参考的是：文天祥《安定胡氏世系谱》亦云：“岩起举进士，知闽县（今福建福州市）事，生台州知府居仁……居仁生两浙盐运使长儒，长儒生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军事舜举。”
而《元史•胡长儒传》却说：“胡长儒，字汲仲，婺州（注：治所在今浙江金华）永康人（注：永康县，三国吴置永康县，隋末废；唐代621年置为缙云县，625年仍名永康县）。”当唐之季，其先自天台来徙。宋南渡后，以进士科发身者十人，持节分符，先后相望。曾祖栗（注：‘卤’在上，‘木’在下，古文‘栗’字。今电脑中无此字），钦州司法参军，脱略豪隽，轻赀急施，人以郑庄称之。祖岩起，嘉定甲戌进士知福州闽县事，卓行危论，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间，士大夫皆自以为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赣州之难指顾之顷，全活数十万人。父居仁，淳佑丁未进士，知台州军，州事文辞、政事，亦绝出于四方。至长儒，其学益大振……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诏下求贤，有司强起之……子驹……其从兄之纲、之纯，皆以经术文学名。之纲字仍仲……之纯，字穆仲，咸淳甲戌进士……人称之为‘三胡’”。——显然，胡长儒和父、祖名字都对，唯独“曾祖”名字、任职有异，不知何故。
造成世系中出现上述两大缺失的原因，不外崇安偏僻、人烟稀少、社会动乱、消息闭塞、老谱毁损遗失等，加之从钓鱼翁至胡宪、胡大壮，已历八九代，时间跨度两百年，虽然遗憾，但能理解。
3、（春生之子）敏公生有六子：元、太、有、九、留、容
八、胡安国父胡渊之墓，究竟在何处胡安国父亲胡渊，《如皋谱》说：“字大中，行让四十五。官宣议郎，晋封左朝议大夫。宋庆历八年（1048年）生，宣和元年己亥（1119年）卒，寿七十二，葬武夷山老祠后，庚山甲向。”
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与《如皋谱》不同的是生卒时间：“宋仁宗嘉佑元年丙申（1056年）生，僖宗政和二年壬辰（按：壬辰二年，应为徽宗政和二年壬辰，1112年）卒，寿五十七，葬武夷山老祠堂后甲向”。
而游酢《宣义胡公墓志铭》云：“……既永，感晚寓江湖间而家焉，岁时追慕，常欲归省坟垄。子孙以年高，力谏止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禄养，一恨也；晚以贫故，不能处先庐终洒扫，二恨也。
今虽七十，筋力犹健，得一归上冢，死且瞑目矣。’既归，表识阡原，补植松檟，徘徊顾瞻，一恸而去。行道为之恻楚。以子通籍，再封宣议郎。宣和元年（1119年）十一月壬子，卒于所居之正寝……次年庚子三月辛酉，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兆”。
安国公之母吴氏，“同里仙州居士吴羡门之女，后赠令人”，此前已于政和二年（1112年）辞世。宋鼎宗《春秋胡氏学•胡安国生平简介》说：政和“二年，丁令人忧。安国之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乃为之变。”
胡寅《先公行状》亦云：胡安国在“宣和元年，除提举江南东路学事，复召对，未受命…初，中大（按：渊公宣议郎致仕，赠中大夫）常欲公及时报国荣家……及公赴阙辞，未获命也，中大手书促之归，无复曩时督责矣。中大感疾且一年……”，“既免丧，谓子弟曰：‘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锺，将何所施？’”则进一步说明：渊公七十岁尚且回归崇安祭扫祖墓，之后二年离世；离世之年，确是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如皋谱》所载是正确的。
胡安国曾“躬耕漳滨二十余年”。渊公逝世，初葬漳滨（湖北荆门），后迁葬湖南湘潭。“时结庐犹未成，独戒宏曰：‘当速营家庙。若祭于寝，非礼也’”（胡寅《先公行状》）。
崇安谱《钓鱼翁支下述由》则说：“四十五公（按：此排行，与如皋相同，进一步证明：至少在渊公时，如皋、崇安仍然联系紧密，兄弟辈的排行整体统一、有序），中大，讳渊。公墓葬建阳县忠孝里廻潭并源陇下，坐庚向甲，有三分卯酉。”且谱中附有渊公墓地图。
渊公墓何时迁回崇安？《仲集公传》有言：“公讳翔卿……每念三代祖大壮公及妣葬在衡州，未获拜谒，愀怆涕零，岁时遣使祭扫，从无缺懈。登嘉泰二年（按：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第，授武陵尉……每自言：‘一行作吏，困于鞅掌，未及迁曾祖遗骸于崇邑窀穸，以便后人祭扫。忆髫龄，父泾承叔祖镒议，衡州佳城，不必谋迁。命虽可遵，心终抱慊。’屡戒小子辈，以无惮跋涉，致冢荒废云。卒葬于黄栢。”
翔卿的“曾祖”，就是大壮。独念大壮未迁崇安，说明渊公已被迁回崇安。
“前修国史致仕、教授云谷邱锡”应大壮十世孙胡琮之请，在所撰《清和堂记》中说：“宋大壮胡先生……之孙四一公（按：名泾），于衡山
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遂为建阳人。至五世孙侨，仕元为镇抚，生子六公玺；六公玺子文仲，赘于黄亭，遂为崇安人，而琮，则其孙也”。
笔者在前次的《考察报告》中，对“四一公，于衡山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东田凤历山”之句，怀疑是胡琮向邱锡介绍错了，当时未及深究，仅仅加了“（注：
待考。笔者与良忠，皆疑为‘致堂先生’胡寅）”，现在看来，“取籍溪先生归葬建阳”，应改为“
取中大先生（或渊公）归葬建阳”。因为，在将谁归葬崇安问题上，翔卿之“父与叔祖镒
议，衡州佳城，不必谋迁”的是大壮，而籍溪先生胡宪，则卒于籍溪、葬于籍溪，安国公、胡寅、胡宏，又被湖南官府春秋两祭于湘潭，商议的结果并予实施归葬的，只能是渊公。并且，胡翔卿父亲泾公，因为归葬渊公于建阳，而落户建阳，以世守祖墓，并名其村曰“清和”。从翔卿“卒葬于黄柏”并有“翔卿支系”看，起码胡翔卿（即“仲集公”）在世时，已经有人迁至钓鱼翁入闽时的初居地——黄柏了。
九、胡安国两个弟弟，分别名安止、安老，而非安正、安天崇安《胡氏宗谱》中，不仅世系表中列渊公三子依次为安国、安止、安老，且有《安止安老合传》：“安止，以兄安国，荫朝散大夫。安老，字康年。幼孤，文定扶教之。历艰险，阅义理，与兄安止俱以学术道义名。言不妄发，性嗜淡然。至于周人之急，无以吝。以文定，荫补将仕郎，宰罗江；官至朝奉大夫，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市）。”
而《如皋谱》、湖南《中湘涌田谱》，均错为“安正、安天”。概系毁损、传抄之误。
十、胡安国进《春秋传》于绍兴六年十二月，而非“八年”、“十年”胡安国受命完成《春秋传》，具体的进献时间，诸说不一，有必要予以澄清。
《如皋谱》说：高宗绍兴“五年诏纂《春秋传》，八年书成进览”。湖南《闽楚中湘涌田胡氏世系》记载相同。此说的来源，概系《宋史•胡安国传》被误读所致。
《宋史•儒林传•胡安国》说：绍兴“五年……提举江州太平观，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但是“未行”，便遭人诋毁，又“除知永州。辞。复提举太平观，进宝文阁直学士。卒年六十五。”由于文中既没交代“书成”的具体时间，又与“卒年”连在一起，而安国公卒于绍兴八年（1138年），便被误以为是“书成于”“绍兴八年”。
崇安《胡氏重修宗谱•文定公传》说：绍兴“五年，旨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以进……先生……研穷三十余年，尝叹曰：‘此传心要典也。’至是，自为工程，再加订正、缮写奏御，凡十余万言。上履对近臣称道，谓‘深得圣人之旨，非诸儒所及也。’除侍读。”也没有载明具体的“进览”时间。
有幸的是，十年前，台湾宗亲胡居山（又名康山），曾给笔者寄赠一本《春秋胡氏学》，其中就有明确的答案。该书系“民国89年4月初版”。作者宋鼎宗老教授，此前已著有《春秋左氏传宾礼嘉礼者》、《春秋宋学发微》等。在《春秋胡氏学》第一章《导论•胡安国生平简介》中说：“绍兴六年（西元1136年）十二月，上所纂《春秋传》。”并加附注说：“安国上所纂《春秋传》，《宋史本传》未及之。《四库总目》则据《玉海》，谓‘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之。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书久已属槀，自奉敕撰进，又复订五年而后成也。’按：
胡安国进表，明云：‘绍兴六年十二月。’盖四库馆臣未见是表，致沿《玉海》之讹误也。唯安国实卒于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而《总目》云‘十年三月，书成上之。’是并安国卒时，亦不知矣。”
胡安国《春秋传》，三十卷，诚如宋鼎宗教授所言：“洎宋胡安国《春秋传》出，不仅时君‘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并与《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共同主盟科场，历宋、元、明、清四朝，经五六百年不衰，于是，‘春秋四传’之名，遂为之定讞。”但是，虽然过去数百年，由于一直是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宋元明清的读书人无不知晓，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即使本科大学生，知之者亦是凤毛麟角，宋鼎宗先生却仍‘探颐钩深，研精索微’、传播《春秋胡氏学》，着实令我们感激、钦佩。借此机会，衷心祝愿宋先生与年届九旬仍笔耕不辍的胡居山老人，身心愉悦，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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