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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一）少年“超人”
耕读传家，三岁识字诵诗文
创办前川，百折不挠缕缕情
激扬文字，董必武称“小超人”
白色恐怖，鲍罗廷会宋美龄
（二）探求真理
风华正茂，潜心研究唯物论
伯乐相马，熊十力谈师生情
甘当人梯，蔡元培写举荐信
照片定情，名著回赠心上人
（三）指点江山
初恋时刻，北平结识朱自清
“文艺论战”，张闻天一锤定音
两情相悦，并蒂花开结同心
加盟“读书”，投入社会史讨论
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走麦城
（四）流亡岁月
香港蒙乱，大义凛然显豪情
王明邀请，《救国时报》会“李明”
难中相助，秋白夫人表谢忱
穿针引线，“八一宣言”见证人
（五）参政议政
共赴国难，武汉报章一巨擎
江城相会，陈独秀打抱不平
“国防”谋士，周恩来“一图千金”
预卜凯旋，山城诗会熊子贞
（六）悲欢离合
为国倾命，保外蒙奋不顾身
单刀赴会，赫尔利的“座上宾”
返乡办学，三尺讲坛育精英
台湾幸会，忘年之交于右任
（七）仗义直言
“伦敦事件”，“同舟共济”话雷震
文化官司，前后缠讼四十春
拨云见日，为乡土文学正名
“保钓”中坚，《中华杂志》民族魂
“另类”主张，首倡台湾搞卫星
（八）壮心不已
破冰之旅，海峡精禽赤子心
丝绸之路，一路诗歌一路情
沪蓉忆旧，“风雨丽人”与知音
木兰故里，亲情友情桑梓情
左右开弓，反对“台独”举旗人
“八字”家教，“胡家军”满门精英
海峡精禽赤子心（序一）
贾亦斌
胡秋原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教授和政论家,原国民党资深“立委”，现任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他从16岁开始发表文章,在长达七八十年之久的笔耕生涯中,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文章和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化各个领域,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陆第一本胡秋原传记－－《世纪风云人物胡秋原》，对于弘扬我国知识分子爱国优良传统和充实爱国主义教材,积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以求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作者经过十余年的创作,从胡秋原先生的家世、求学、流亡、笔舌生涯到参政议政,从他的童年写到老年，反映了胡秋原先生七八十年来对国家民族始终不渝的爱心、忧心、苦心和诚心。
通观全书，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运用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真实地再现了一代学人求学、立德、立功、立言的心路历程；而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描写，又把传主鲜明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后耐人寻味……尽管传主是20世纪30年代的“海归”人士，但却是一部书生报国的奋斗史，它对于指导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以史为鉴，追求人格、国格与学问的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今，这本胡秋原传记在家乡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文化出版界的一个壮举,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一件好事,值得庆贺!
书成之后,作者、编者和传主父女均属序于予,予也不文,实不敢言序。但我作为秋原先生的老友,素以良师益友事之,敬其人而爱其文，并有感于裴高才先生十余年的辛勤劳动,故不揣浅陋,就我所知,略抒所感!
我最钦佩的是秋原先生始终信守“人格、民族和学问三大尊严”,在他身上,不仅有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精神。相交多年,秋原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第一,他是一个真正爱国者，坚决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第二,他是台湾岛内首倡祖国统一的人，冒险犯难，老而弥坚；第三,他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邃的研究,而且提出深受国内外重视的“超越论”（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超越传统）。
热爱自己的祖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侵略,这是贯穿在其众多著作中的突出主题。秋原先生一介书生,对凡事关损害国家民族利益,他都不顾个人利益安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其爱国之切,忧国之深,谋国之忠，常有催人泪下难以自已者。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即主张抗日救国,1928年,当时他年仅18岁,发表了处女作《日本侵略下之满蒙》,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九一八”事变发生,他闻讯后愤然放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公费留学的机会,立即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者抗日联合会”,起草了著名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当时上海文化界名流几乎都在该宣言上签了名。不久,上海被迫停战,他即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并任文化部长,继续反蒋抗日。失败后负笈英伦,在大英博物馆读书。l934年末,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在莫斯科担任《救国日报》、《全民月刊》编辑,当时他与中共党员相处甚好,但在看到有的苏联地图竟将外蒙古划入其版图,甚为反感，因而离苏去美。秋原在美访问期间,得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他为之激动万分,兴奋地宣布：“我等待的一天已经到了!”立即动身返国,投身抗日洪流,并赋诗明志：“敌强难免千回败,胜利当于最后求。”表达了对持久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回国后揭橥“巩固统一,抗日到底”,为团结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美英苏三国签订了《雅尔塔密约》,其中有关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其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又将这些条件强加给中国。秋原先生得知后,非常气愤,即上书国民党最高当局,痛切指陈其危害,力主“此约万不可定”。还以个人名义发表《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呼吁民众共同反对。他还致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指出美国不应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并在面见赫尔利时,义正辞严驳斥其无理指责。使赫尔利不得不承认他遇到了“罕见的勇者”。所有这些,使蒋介石极为震怒,下令撤除胡秋原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职务。胡先生为了爱国横遭无情打击,而愈挫愈奋,继续进行斗争。他真不愧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1951年秋原先生迁居台湾后，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1988年春,他在台湾积极宣传中国要统一,并在揭露和痛斥“台独”的卖国行径的基础上,发起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同年秋,他毅然冲破台湾当局长期以来阻挠两岸人士接触和讨论统一问题的禁令,前来大陆参观访问,成为台湾知名人士倡导两岸统一的第一人。在大陆访问期间,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邓颖超和江泽民的亲切接见及各界人士、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也得有机会与老友朝夕相处一个多月,促膝谈心,获益良多。最使我感动的是我陪同胡先生访问北京大学,他向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当他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大陆在极短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经济建设,也为时不久即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就很快可以富强起来!”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情此景,至今难忘。当他在大陆参观访问完毕，回台湾时，我与他依依不舍，写了一首七律诗送别，诗曰：
中华杂志著雄文,最佩高明寻国根;
抗战笔锋长锐利,振兴壮志老深沉。
功名粪土书生气,海峡精禽赤子心；
喜看神州能“超越”,十亿人民更欢欣。
秋原先生访问大陆,奔走统一,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主张统一者莫不为之欢欣鼓舞,而“台独”分子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处以“死刑”,李登辉也声称要予以“法办”,但在国内外正义舆论压力下,最后“无法可办”,以开除党籍和“限制两年不得离境”了之。我在送别秋原先生后,无时不以他的健康和安全为念。正在此时,就收到他亲笔写的一张条幅,上有一首和我的七律诗，诗曰:
非有闲情事舞文,求真淑世是灵根。
不堪骨肉长冰炭,欲仗精诚挽陆沉。
故国归游逢旧雨,细谈治乱喜同心。
集思广益长安策,天下为公四海欣!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秋原先生关怀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和坦荡无私的崇高精神境界。读后感佩无已。还有一事使我难忘的,就是他在被限制两年不准离开台湾期限刚满,竟又以老病之身第二次前来大陆访问。到京不久,就新、旧病并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卧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工作,医护人员与亲友见此情况,无不为之感动。
他病愈以后，我再次欢送他回台湾。从此以后十多年来，我们经常电信往返，交换意见。
1992年8月，我编著的《论“台独”》一书由团结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台湾朋友闻讯后即将该书在台湾出版。胡秋原先生亲自这之作序，他着重指出：“目前‘台独’的宣传甚多，批判‘台独’之书似以贾先生此著最为系统。……贾先生书中所说事实，我想有好多是此处本省人、外省人所不知的。知道以后，必不容少数不肖之徒自甘堕落，出卖台湾，以求个人荣利，贻祖宗和二千万台湾人以万世之羞。现在海峡学术出版社将此书在台重印，必能使此处爱国爱乡之人皆能了解‘台独’的真相，也必能坚决地与‘台独’进行斗争。”
1995年秋，正当全国热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50周年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合作经济报社、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胡秋原学术思想研讨会”，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举行首发式，到会的有两岸和海外专家学者数百人。我以秋原先生老友的身份应邀参加并承嘱我为《中华心》写序。这次《世纪风云人物胡秋原》又承嘱我写序，谨述我以上所知所感，以对胡秋原先生致以亲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我还衷心祝愿海峡两岸同胞团结起来，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努力奋斗！
2003年8月于北京
（作者系九秩老人、原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
从胡秋原的家世说起（序二）
朱伯康
胡秋原先生是我的老友，他是我们抗战一代的卓越代表。他虽然小我三岁，却比我出道早。加之我与他既是当年一起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友，又和一代铁军十九路军有着共同关系,故倍感亲切,对于许多事迹,仍记忆犹新。借中国内地首本胡秋原传记－－《世纪风云人物胡秋原》出版之机，我不得不说几句。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即定下“大陆政策”以“征服中国并征服世界”为标志。“二十一条”便是这计划的第一步。北伐以后,日本既忌中国之统一,又看见中国国共内战是其侵略的机会,便不断挑衅,出兵,并以和战轮替的手段,实现“以战养战”的计划,达成其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目的。在国难深重、中国人将沦为做亡国奴的日子里,先有许多知识界的志士仁人起来呼号“抗战救国”,继而有几千万忠勇将士、爱国人民浴血抗战,终于打破日本人以战养战的计划,乃冒险投机发动珍珠港偷袭而自亡其国。胡秋原先生不仅是那些仁人志士中最著名之一人,而且他一生的生活、学问、事业,亦与抗日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由此也可看到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之一斑。
胡秋原出身耕读之家。父亲胡康民先生在家乡读书、教书。于庚子之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投入黎元洪所部新军。因成绩优异,将授实职，而以目力近视不果。时科举尚未停,出营赴考,得冠三军。
不久，湖北办汉黄德道高级师范,亦考取入校,以最优等毕业。时湖北为教育发祥之地,安徽宁国府向湖北借调师资,遂在安徽办学执教鞭三年,后回鄂任教二年。既而辛亥首义,他因首义诸人多系旧识，乃入都督府任参议,并助黎元洪整理财政。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诱湖北都督黎元洪入京，胡康民劝阻无效,遂回乡躬耕,绝意政治。民国五年,黄陂各界举其为教育会长及劝学所长。胡康民就职后,将黄陂原有私塾、书院加以改革,成立初小600余所,高小10余所,其后又设图书馆、刊社、半日学校、夜校,及巡回演讲会等。
1914年第一次大战时,日本除借口英日同盟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外,复于翌年利用袁氏称帝野心,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袁一一承认。这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很多人在器物(如折扇)印出“二十一条”,胡康民则在黄陂圣庙的墙壁上以大字漆“二十一条”,使邑人勿忘国耻。
中国参战以后,国人总以为和约签订之时,中国有收回山东的希望。及巴黎和会失败讯至,北京学生便发动五四大运动。全国高呼“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胡康民亦令各校校长教师，先向学生讲解五四运动由来,并率领学生，向市民、乡民，讲解反日意义。
胡康民一向认为,中国受人侵侮,根本原因是人才不如人。人才来自教育,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已十多年了,何以没有新气象呢?这便是教育没有认真地教青年修养道德,研究学问，来救国家，而只是用来求各人之名利富贵。他认为中学时代是关键时代,于是他便辞劝学所长,首先捐赀,并联合其他士绅，创办前川中学；黎元洪亦以其在黄陂银行存款利息为该校基金,并被推为董事长。胡康民办前川,首先注重师资。教师除了国文、英文、音乐等就地取材之外，博物、数学、史地则函请东南大学校长，介绍该校各科毕业高材生应聘。这是因为当时高等教育,湖北不如江苏。他每周对学生训话,大抵是要青年在学生时代修养完美人格,打好高深学问基础。然后始能不图个人之富贵,而有利国福民之才能。在寒暑假回乡,除教训胡秋原及其兄弟们勤俭立身、仁恕待人之外,还劝免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如放牛牧猪,挑水砍柴。当时一般老师，常对学生讲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为治学做人之模范,而胡康民又特别提倡颜(元)李（塨）之学。
除了创办前川中学之外,胡康民还发起创办黄陂接平汉铁路的轻便铁路,及黄陂至河口之公路,此事对黄陂经济裨益良多。
胡康民兴学、开放交通，以及其他急公好义之事,虽至今为黄陂人民所称道,但因公务也受到许多坏人的忌妒陷害。民国十五年北伐中,县长刘某诬其勾结蒋介石几被处死。民国十八年又被诬其勾结共产党入狱,终于获释。而此时县长梅某以“剿匪事急，原县署不足办公”为理由，强占前川中学为县公署。胡康民诉之省府,省政府令该县府退还前川校舍,县长置之不理。胡康民无可如何,只好将学校贩卖部加以扩充,以维持全家生活。继而黄陂县道，亦被省政府以实行“民生主义”为理由,收为省有,而对其债务则置之不理。债权人向胡康民索债,此一讼累,至抗战之时，始不了了之。
胡秋原是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样的家庭遭遇之下,以及同时在日帝及其他诸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人救国思潮澎湃,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的国际局势变化之中,形成其为人及其学术思想。
在这里，我着重对胡秋原在抗战中的贡献略加小结。胡先生爱国热忱,是当时亿万同胞之所同,但他也有着许多独特的特点，概括起来表现在如下十二个方面:
(1)他从小学时代就参加五四运动,培养了民族主义的根基。
（2）他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起,不顾个人生活和出路,断然抛弃留日的学业官费,从事抗日运动,是一般人所难能的。
（3）他认为日本人敢于大胆侵略，主要由于中国人长期内战内争。当时知识分子亦分为两大派。他认为知识分子应保持自由独立立场,不必为一党一派之斗士。
(4)他自“一二八”战争时期,即为上海著作界起草反日宣言，主张全国联合抗日。
(5)中国抗日联合战线之形成,有第三国际改变政策,主张反战反法西斯政策之功,但胡先生亦赞助最力之一人,而且在欧美华侨中奔走呼号最力之一人。
(6)抗战既起,胡先生立即归国,除了主张长期抗战必胜之外,特别研究中国衰败之原因,以及建国复兴之道。他是首先提出抗战建国并进之一人。
（7）他在西游及苏俄居留中,认为他们皆不足为中国建国模范,而回国以后,读了更多中国书,深感中国文化之伟大,为他过去所不知。中国文化在现在诚然落后与衰败,然而这是应循因革损益之道来复兴的。中国建国之路,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之路,而不可单纯走西化与俄化之路。
(8)在抗战时期,胡秋原先生除了在自己的报纸杂志上及其他报纸杂志上说明抗战必胜之理,上前方慰劳抗战将士,鼓舞人心士气之外,又在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及参政会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提出有价值的批评与建议。他写了最多的文章,也尽了书生报国的责任。
(9)在胜利前夕,胡先生惊闻中苏谈判将依据雅尔塔密约,恢复1904年前帝俄在满蒙权利,并由中国放弃外蒙。他希望举国起来反对,结果被“免本兼各职”。继而他希望国内能够和平,多少致力于建国,事实上内战是在扩大。于是他在一度甚为悲观之后,开始反俄和俄化,继而反西化派和反美帝。又因日帝军国主义之复活,他又时常提倡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l0)自“九一八”、“一二八”之后,胡先生除了主张统一抗战之外,又逐渐研究中国衰败的原因,复兴再建的道路。而这便要研究人类社会变动的原因及各国文化兴衰之故。而这是史学问题。他的史学经过两三次的修正,而最后则归结于“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这个基本命题,以及方法论和价值论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的主角毕竟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以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史的主干内容,而知识分子如要能创造或复兴中国文化,必须自己能保持人格、民族、学问的尊严。
(11)日本及其他诸帝之侵略,又是在国际形势中进行的。他认为国际形势是历史的横断面,所以国际问题也要应用史学理论和方法。
(12)由五四到抗战,都是民族主义之表现,即国家独立统一之实现。对民族主义胡先生则追究到中国衰退的原因,文化复兴和国家再建问题,使民族主义具有史学基础、文化目标。再者,民族主义并不能免于流弊(如帝国主义及民族沙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但中国文化无排他性,我们维护自己民族尊严亦承认其他民族之尊严。这在国内,已形成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联合的民族主义,而在世界上便是一种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国际主义。这便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之特殊价值。
胡先生由抗日的爱国主义出发,扩大为中国问题、世界问题的研究,以及新的历史观。他的研究精神及其结果,都是值得我们珍重和发扬的。
2003年6月于上海
(作者系96岁老人、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首任经济系主任)
自序
胡秋原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上海文坛，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邓颖超同志生前曾称赞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作为同乡晚辈，能为这位当代大儒作传，是生平的一大快事。
我第一次知道胡秋原这个名字，是读中学时的一篇范文－－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只不过，那时他是一个“反面”人物出现在课文的注释里。但这位鲁迅笔下的“第三种人”或“自由人”，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有幸认识胡先生是1988年。先是9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上，胡先生作为台湾上层人士首次冲破台湾当局的种种阻挠访问祖国大陆，被誉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当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播发前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会见胡先生的新闻时，竟把他的祖籍湖北黄陂（pi）误播成湖北黄“坡”。我当时不禁一笑。
10月5日，胡先生偕夫人敬幼如和女儿胡采禾一行又专程返乡谒祖、访古、重游他昔日耕耘过的前川中学（当时为黄陂一中，现为黄陂实验中学）。当时，黄陂教育局设在黄陂一中校园内，我到教育局办事，正好一睹了老先生鹤发童颜的风采。
上午l0点30分,几辆轿车冒着蒙蒙细雨驶进了黄陂一中,停在办公大楼前,满头银发而精神矍铄的胡先生急切地从一辆车上走下来,该校校长卢本良立即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胡先生终于回来了,我代表全校1500名师生热烈欢迎老校友的到来!……”胡先生在与校友们亲切交谈之后，不禁诗兴大发，为黄陂一中挥笔题诗一首：
一别校园四十年,欣看黉宇信倍添；
“勤仁诚勇”当年训,地隔时移心自联。
接下来，胡先生一行参观了坐落在校园内、凝聚着胡家三代情结的一栋小洋楼。此楼是胡秋原之父胡康民先生创办前川中学时，所建的一栋教学楼。前川中学不仅是黄陂的第一所中学，而且两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还是该校的首任董事长呢。
前川中学于1921年春开学，胡康民先生为首任校长，胡秋原先生则是该校当时年龄最小、成绩最优秀的首届毕业生。1946年，胡秋原先生回乡恢复前川中学，并任校长。他亲自为校歌填词，并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与诗人于右任先生题写了“勤、仁、诚、勇”的校训。秋公的长女胡采禾博士和侄儿胡贤炯先生也曾是该校的学生。近年来，他们返乡我都曾陪同到旧地重游。
由于当年黄陂县教研室设在这座小洋楼里，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年头，对此楼有着特殊感情。于是，我于1988年就开始搜集有关胡先生的资料。
1992年7月,胡先生以83岁高龄先到香港参加“两岸和平统一讨论会”，然后再度访问祖国大陆。无奈先生身体欠佳,一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
不久，湖北省台办系统正在举办涉台作品评比，当时正值胡先生给木兰山诗词楹联学会寄来了他的诗作《忆木兰山》：
自古地灵人杰出，千秋传颂木兰诗。
奇峰耸立如剑峰，巨石嶙峋似卧狮。
……
胡先生生于木兰山下，自幼常以木兰精神激励自己，读书时又专门游览了神奇的木兰山，后来还写下了有关木兰山的诗文。于是，我就撰写了3000字的《胡秋原的木兰情》一稿，没想到寄出后很快被《上海文化报》、金陵之声等媒体采用，还收到听众或读者来信几十封。结果，此稿在获得武汉市惟一的一等奖之后，又在省台办得了奖。后来，我外出开会、考察，也因这篇文章交了一批文友。正是这次激励，我便扩大范围搜集有关胡先生的资料。
刚开始，我以为，胡秋原早年曾参加共青团和国民党，后来又退出；中共执政时，他逃到台湾，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了，他又回来谈统一。他是不是一位“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式的人物呢？我带着疑问，深入研究了胡先生一贯倡导的“人格、民族与学问三大尊严”和“超越前进论”的思想，以及他在国家民族的重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义举后，这才发现他万变不离其宗，即是一位超党派的爱国学者。
1995年，我撰写的万余字的胡秋原评传《国格．人格．学问》，由于我掌握的资料有限，就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胡先生寄去，想请他修改一下。一个月后，胡先生不仅给我寄来了资料，还写了洋洋万言的回信，并对原稿从历史事件到字词句作了眉批和尾批。从而让我认识了一个严谨治学的胡秋原。接下来，我们书信、电话、传真不断，渐渐地建立起忘年之交。十余年来，随着自己的学识和人生体验的逐渐增加，我一天天地逐步走进胡先生的内心，走进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并开始撰写有关他的中篇纪实。
胡先生在给笔者来信中说：“我长年伏案，工作只是看书、思想和写文……我手无斧柯，只有一只笔。我只能，亦必须尽一个中国读书人的责任！”“我的学问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最值得骄傲的是我对付洋人的学问。”
是的。尽管他的有些主张与我们相左，但他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难能可贵的。诸如，当中共主张全民抗日时，他为中共主编报刊；当中共实行苏联式的左倾路线时，他反对；当中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主张时，他以实际行动推动……当蒋介石消极抗日，他毅然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事变”；当蒋介石同意抗日时，他立即归国共赴国难；当蒋氏政权与苏联签订断送外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他不顾一切地反对；当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提出了“超越论”；当岛内“台独”与“独台”甚嚣尘上时，他左右开弓痛斥歪理邪说……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如是说，胡先生著名的“超越俄化、超越西化、超越传统前进论”以及他“爱中国、爱知识和爱自由”的思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是相通的。
胡先生的“三爱”与“三大尊严”，也与我们振兴中华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为此，我从不同角度把胡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跃然纸上，相继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十家报刊发表了近百篇10余万字的文章。尤其是1995年以后，胡先生胞弟胡幼民先生、长女胡采禾女士、嫡侄胡贤炯先后从美国返乡与作者建立起忘年交后，我对胡氏家族就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中我撰写有关胡先生的文章都在全国乃至海内外有影响的报刊发表，诸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团结报》、《作家文摘》、《新闻人物报》、《今日中国》、《人物》、《世纪》、《名人传记》、《台声》、《世纪行》、《武汉文史资料》等，均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真正让我下决心写胡先生长篇传记是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我与一所名牌大学教授谈及胡先生时，这位历史系教授竟对他的校友胡先生一无所知。又一次，我陪中央电视台到前川中学旧址采访，当记者问到前川中学的来历时，一名教师竟说是因前川镇得名。顿时，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敦促我尽快下决心写长篇。当我把这一想法与圈内的一些朋友一吐为快时，他们一致认为，胡先生这位蜚声海内外的学坛泰斗在大陆却未出版过传记，若不趁先生在世作传，有些史料大有丢失的可能。1999年，胡采禾女士返乡，我与她谈及作传一事，也得到了她的首肯。于是，我一边写了几个中篇在报刊上连载，一边认真研读了胡先生的著作、口述资料以及与他相识相交多年知名人士的回忆录，并采访了他的家人与同事，经过几年的创作，长篇初稿才拿出来。
2003年1月，我把长篇提纲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编审傅爱民和副编审左泽荣先生后，他们很感兴趣，表示乐意出版。而后，我通过台湾辅仁大学陈华山先生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胡先生，两天后，就收到了正在台湾照顾父亲的胡采禾博士的肯定回复。
胡先生的世纪风云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段痛苦悲怆的历史，也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文化人肩负着民族与文化的双重重任走过的一条崎岖的道路。如今，这本传记面世了。不能说我已经准确地把握了胡秋原。因为胡先生的阅历太丰富、著作等身，自己毕竟不是学者，我们又相隔于海峡两岸。所以，只能说我把自己所知道、所理解的胡秋原的一个侧面毫不保留地奉献给读者。
勿庸置疑，在撰写此传的过程中，既得到了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胡氏家族的鼎力支持，其中胡采禾女士几次深夜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的越洋电话，胡才茂、胡念苏教授提供的胡氏族谱，首次披露了胡秋原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也借鉴了一批研究胡秋原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台湾作家张漱菡女士的研究成果，还参阅了海峡两岸出版的有关胡秋原先生的自述、文集、论著和回忆录数十种。湖北人民出版社刘道清社长为此书的出版十分关注，李尔钢副总编还亲笔对书稿进行了字词句润色和审定，左泽荣、傅爱民二先生更是呕心沥血，多次与笔者讨论、修改文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已是耄耋高龄的“台湾国父纪念馆”首任馆长、台湾文化大学教授童启祥先生，不是常常用电话与笔者交换看法，就是为笔者当“信使”，将一封封传真亲自送到胡家。真让人感动！台湾年愈古稀陈华山先生的“网络热线”，使滔滔海峡变为通途。在此谨表深深的谢忱！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北京大学东方学大师季羡林教授，台湾前“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教授专门为此书题辞；胡先生年届96岁的老友、原十九路军某部政治部主任，且与秋公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起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复旦大学朱伯康教授，收到笔者请求作序函后，在一周内就寄来序言。年届91岁的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先生，与胡先生有两代交情的《中华杂志》原总编辑钱江潮先生，收到笔者信函后，立即打来电话，乐于赐书。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还惠赐了他1988年接待胡先生访问武大时、书赠给胡先生的一首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黄陂区政协主席李志堂、武汉哥特公司王启新总经理等则提供了他们赴台拜访胡先生的图文资料……如此等等，都为该书增添了光彩。
省政协秘书长、省台办主任陈春林，省台办尚援朝副主任、陈惠文副主任，市台办黄楚卿主任、佀治洪副主任，武汉大学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陈祖亮先生等学者，武汉博物馆刘庆平馆长，《湖北作家》高晓晖主编、《世纪行》刘志成副总编辑、《今日湖北》谢进副总编辑、《武汉文史资料》徐双明副主编，黄陂区马小援、雷震、宋崇焕等“四大家”领导，以及刘换文、廖传林、罗向阳、刘中义、徐俊杰等先生也给予了指导、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0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