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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修谱活动的看法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06-12-17 11:53:04 ]
对当前修谱活动的看法

本文摘自原作者《湖南家谱简论》http://www.hszqw.com.cn/bencandy.php?fid=12&id=603&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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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多是一些离退休干部和教师,不少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族中的“长者”、“尊者”,努力发挥“余热”,很投入地工作过和工作着。新修家谱,孰是孰非,社会各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提倡、不制止的宽容态度。因而,新修家谱活动似有蔓延之势。对家谱资源的研究、开发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家谱有些单位正在进行抢救性收集和整理,这无疑是正确的,是对家谱历史价值的一种认同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学术界的人都在支持新修家谱,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起来,以免引起误解。为了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对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了一个《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通知”中强调了“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肯定了家谱的史料价值,这与新修家谱是两回事。而当前很多新修家谱纂修者把“通知”中有关部分赫然地印在家谱首页上,显然是一种炒作“理论依据”的行为。纂修新家谱,对积累和保存家族资料,增强族人之间的联系,传递和沟通彼此间的信息,是有一定作用的,有其存在的合理   价值,但现实价值极其有限。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笔者的看法:有弊无害,不无作用。

家谱的历史作用已基本失去,其功能的丧失决定了其继续纂修是否有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纂修家谱的目的是为了敬宗收族、规范管理族人和族内事务,这些目的靠修族谱能够达到吗?无疑是不可能的。在当今经济、文化、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人们流动的空间非常广阔,不可能再象以前时代一样,被闭塞在一个地方,更不可能在家族的约束下从事生产和生活。家谱所载的“族规”、“家法”对族人失去了惩罚的作用;“祖训”、“家训”同样也教化不了族人,世系渊源决定不了子孙后代的命运,族长完全丧失了控制族人的权力,无法行使管理、规范族人的手段和措施,建立在宗法制度上的家谱还有多少新修的价值。现在某些农村,还存在一定的族权统治现象,那里的基层政府组织一定是涣散的,甚至名存实亡,人们也不可能有序地进行生产和生活。

修家谱是为了“奠世系,序昭穆”,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世系如何延续?“序昭穆”必须建祠堂,否则,祖宗牌位往哪里摆?建祠堂就要搞摊派,用“宗族”精神去说服和动员族人捐钱捐物,祠堂倒是建得很宏伟,而学校却是破破烂烂、歪歪斜斜,乃笔者亲眼所见,为此还组织过村民座谈,试图扭转这种状况。其实不建学校,也是不“敬宗”的表现,“祖宗”希望后人有文化,能家族兴旺。另外,为了“收族”,凝聚族人,历史上采取置义田、义庄,靠义田、义庄的收入赈济贫穷的族人,如今能做到吗?群众生活困难,靠自力更生,靠政府救济,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是绝对帮不了忙的。

现在,社会上哪些地方在修谱?哪些姓氏在修谱?修谱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怎样?笔者是坐班族,不可能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去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不甚了然。有人介绍 (28)江西省泰和县梅冈王氏宗族举行重修宗谱告成典礼暨散谱仪式情况,参加者有1200人之多,第一天祭祖,仪式之复杂,令人惊诧,晚上是电影招待;第二天拜谒祖坟,队列蜿蜒达五华里,浩浩荡荡,鞭炮鼓乐齐鸣,热闹非凡,晚上由泰和县采茶剧团演出采茶戏;第三天散谱,后举行盛大的合族会餐,晚上又是采茶戏。文章作者说,颁谱仪式,成了乡民们一次真正的狂欢。人们,特别是妇女、孩子,这几天不上学、不劳作,参加这种古老而又有现代气息的散谱仪式,怎么不叫他(她)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呢?!而笔者却认为这种“狂欢”是悲哀而又愚昧的,与时代太隔膜了,“狂欢”后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家族观念的复苏,更多的人是“好玩”、“过瘾”的回味。新修家谱是否会导致宗族矛盾和纠纷,时有所闻,却无实证。但对于那些宗族矛盾多发区,是要慎修家谱的。在80年代初期,笔者曾在湖南某小县任副七品芝麻官,深刻地体会各级政府对宗族矛盾及纠纷的头疼和无奈。每到清明节、中秋节前后,以及干旱季节,政府都要组织大批人员下村,防止因争坟山、争油茶山、抢摘油茶果、抢水截流所引发的宗族械斗。宗族械斗是相当够档次的,除了锄头扁担,还有自制的土铳之类。有的地方,从满清皇帝在位一直打到现在,两村之间势如水火,村民们一贫如洗。象这样的地方再搞什么修家谱,恐怕引发的矛盾会更多,因为家谱内是要记载宗族矛盾的。那时没有发现谁家在修谱,而建祠堂已经开始,祠堂落成时,全村同姓人要聚餐,笔者曾参加过这样的聚餐,还被请为上席,因官居七品,颇令该族人引为荣耀。

某些赞成新修家谱的提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修谱可以凝聚海外炎黄子孙。历史家谱是有为寻根问祖提供依据的功能,已如前述。新修家谱是否也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但起码这种功能在日渐弱化、淡化。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大陆开门迎客,不少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探亲访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早年从大陆出去的耄耋之辈,和大陆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思乡情绪迫使他(她)回“家”,乃人之常情。但有些人回来后,又出去埋怨大陆的路不好走,上厕所不方便,酒店的服务态度不好等等,借机又把大陆攻击一番,但人家说的问题“实事求是”;也有的带了很多东西回来,诸如衣服、手表、首饰,还有缝纫机、自行车(有的就是上海产的凤凰、永久牌自行车)、录音机、电视机等送给亲友,因为不好分配或受赠者不满意,弄得人家很尴尬,发出“胡归来”的感叹。而现在,大陆经济发展很快,物质也极大丰富,海外归来的人再也不用托运很多东西,倒令他(她)们犯愁的是买什么礼物好去送大陆的亲朋戚友。因此说,联络海外炎黄子孙,不是靠家谱作为纽带、桥梁,而要靠国家的强盛,靠综合国力的提升,靠民族的强大,海外华侨、华人才能昂首阔步地在世界各地行走,国家是海外华侨、华人永远的家。老一辈海外游子按照客观规律逐渐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祖宗观念”将会愈来愈淡薄,再过若干年,家谱为何物,恐怕他们都不知道了。而有一些明知根在大陆的“不肖子孙”,他(她)们不但不寻祖归宗,反而断根“独立”。如祖籍福建漳州诏安太平镇白叶村的陈水扁,祖籍漳州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的吕秀莲之流(29)。吕秀莲在任台湾省桃源县“县长”时,曾踏上回故乡之路,在先祖留下的古井边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可她早已将她说过的话忘诸脑后了。

在《中华谱牒研究》上有一篇钱杭的文章《谁在看谱?》 (30)此文是接着梁洪生的文章《谁在修谱?》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笔者非常赞成钱文的结论:“然而族谱到底是为谁编撰的?到底是谁在‘消费’这一产品?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族谱‘生产者’自己,包括处在族谱‘生产过程’每个阶段中的发起者、投资者、编撰者和修订者。正是这些族谱‘生产者’,出于种种目的为自己‘生产’,也由他们自己来‘消费’的。”手头有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来印证钱文的结论。一是[望城]《龙塘苏氏族谱》二十六卷(2000年武功堂铅印本),10册函装,纸质精良,印刷、装帧堪称上乘。纂修者是上海铁路局系统的一位退休干部,1948年由长沙考入京沪杭区铁路局。是谱为民国十五年(1926)龙塘苏氏七修族谱的增补本,增补“1926年至今子孙徙居各地已蒐集之资料“,大量的篇幅是纂修人为其祖父、父母撰写的祭文和自己八十寿庆的情况,包括“八十寿赞”、“寿庆志盛”、致寿词、答谢词、文艺演出,甚至包括剧目、演员情况,还有大量彩色照片,有一册之多,一族之谱几成一家之谱,这样的谱就是自己修给自己看的家谱。二是[益阳]胡氏十修族谱,1999年铅印本,纂修者是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是谱前言中引用列宁语录“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用高尔基等外国文学家的话作为“补白”。第十二章是纂修者的夫人摘自六七十种报刊杂志的育婴抚幼的资料,“做合格的父母,养最好的后代”,72个页码,占全书267个页码的27%,确属不伦不类,是对家谱“神圣”的一种亵渎。该族共有人口360多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且因修水库而延徙益阳各地,按户摊派,每人10元,少数户拒交,“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不重视,不参予”(见该谱“编后记”),印了124本,用别人的钱,塞自己的私货,美其名曰:供族人参考。这样粗制滥造的家谱除了自己“欣赏”,又有谁再去翻呢?!

坦率言之,笔者是不赞成新修家谱的,但并非主张数典忘祖。而是推崇将修家谱的热情转化成实际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光大中华传统美德,也恪守做人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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