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桥胡氏是胡榘的后裔，关于胡氏宁远堂一支辈份派语(名行)：仁义礼智信肇基，顺应启运、亨通福浩、粤稽我祖、来自青州、官於有宋、聿振嘉修、曰思其时......。
南宋宝庆二年（１２２６）胡榘任兵部尚书兼沿海制置使，又兼知庆元府。自江西吉安迁芦江（柴桥）筑室，后裔(用之公为胡榘之子)耕渔樵读衍传至今，并在清代乾隆和道光年代建立祠堂。胡榘在浙东任职期间，曾修浚东钱湖，修茸府城，并发展造船业、整顿盐税、开放港口，与日本、高丽及南洋通好。他曾重订《乾道四明图经》，主修《宝庆四明志》，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最早最全的地方志之一。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民族英雄胡銓，宋史三百七十四卷，列传第一百三十三中对胡铨有评述，最后还记载孙榘，槻皆至尚书。(胡榘、胡槻是胡銓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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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是名人的后代（散文）----芦江烟雨-柴桥 键盘帮我落下上面这个题目时，我有些不安，而且还不好意思。但不安归不安，脸红归脸红，心底却抑制不住那份沾沾自喜的骄傲，名人的后代嘛！可是，说来惭愧，不久前我还不清楚那位名人究竟为何方神圣。
不久前，几位老师坐在一起热情高涨地闲聊着柴桥的人杰地灵，从古镇渊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到小镇出去的社会各界名人。我在一旁侧耳倾听。作为土生土长的柴桥人，我对家乡闻名的历史文化却感到如此的新鲜加陌生，遗憾之极！面对我的无知浅溥孤陋寡闻，老师们报以宽容地一笑，年轻人嘛，“年轻”也算是一种宽容的理由吧。忽然有位老师认真地跟我说：“小胡，你可是名人的后代啊！”我一愣：“谁？”他们笑了。有位老师调侃道：“完了，完了，连老祖宗都忘了。”另一位老师说：“大官胡榘，你的祖先啊。”我听了只有低下头，找地缝儿钻了！之前偶尔在某杂志上看到过“胡榘”这个人名，当时我是瞟了一眼便过去了，想不还是我的祖先。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那次脸红之后，我便回家翻箱倒柜寻找我祖先的踪迹。终于在一本《柴桥名人》的册子上见到了我的“祖宗”——名宦胡榘，而且放在第一页。
“胡榘，系柴桥胡姓人先祖，为北宋徽宗至南宋宋孝宗时期胡铨的孙儿……”开卷便明明白白地写着胡姓柴桥人就是名人的后代！书中又说这胡铨因反对“朝廷与金国议和”，被秦桧一伙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等无中生有的罪名而被革职查办，发配边疆。宋孝宗即位时，才被平反召回朝廷。“后辞官回乡，著书立说，著有《澹庵文集》一百卷行于世。”由此看来，这胡铨必定也是位文学爱好者，只是年轻时政务繁忙，仕途奔波，在退休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发挥一下余热搞创作的吧。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这一点是不是得了咱先祖的那么一丁点遗传？
现在该说说先祖胡榘了。柴桥街道发行的第一期《芦江文艺》上有一篇《芦江隐贤》的文章，里面写的是先祖胡榘和他们当年的居所——胡氏支祠。巧的是，写那篇文章的老师竟也是柴桥胡姓人。胡榘的政绩看来比他爷爷有过而无不及，也许是史册记载的祥略不同罢了。先祖胡榘做官几年内政绩赫赫，“修邑、县学官以利教学，修庆元郡以利固守，浚东钱湖以利农耕，造昌国舟渡以利交通，整盐税捐收以绝腐败，修四明志书以徵文献……”看了这些，我肃然起敬：我的祖先不是贪官污吏，也不是不学无术之辈。他做官期间在教学、农业、交通、廉政等各方面作出了斐然成绩。尤其令我钦佩的是他在宝庆三年（1227年）修《宝庆四明志》之举。《宝庆四明志》是浙江地方志中最早、最完善的古刊本。其宋刊本现存北京图书馆，早成海内孤本。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还是祖先为什么会携妻带儿来到芦江河畔繁衍生息。又是在《芦江隐贤》里，我找到了答案——“见宋势日趋衰弱，因访族兄汝恩于湖塘，遍观山水择芦江之后岸，命其子用之曰‘吾观汝气质堪为田舍翁，我为大臣不知死所矣，汝居此幸免于难。尔为胡氏香火种也’。”看了这一段文字，我深深呼出了口气，好险，要不是先祖胡榘当机立断，命子在此隐居，说不定就没有我的太爷爷，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当然更没有我啦！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坐落在柴桥田洋村的“胡氏支祠”。其实这胡氏支祠离我父母家仅二百米。小时候我只知道这是生产队的仓库，破烂阴暗的仓库里堆满了稻草、农具，偶尔还有牲畜们寂寞的嚎叫。小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片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木结构建筑原来竟是我们祖宗的居所。
那天，我站在祠堂的院子里，满目苍凉，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白发老者，他迎风挺立在大片的芦苇丛边，望着眼前流淌不息的芦江水，捋着银须，颔首而道：“这里就是我们子孙后代的福地，好好劳作，好好生活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是不是名人的后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会记住先祖的话儿，好好劳作，好好生活。
此文发表于2006年7月13日《宁波晚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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