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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的移民湖广——湖北篇(兼论湖广填四川)
[ 来源:胡氏宗亲网 | 编辑:南山 | 时间:2010-04-05 20:38:05 ]
洪武的移民湖广
  ——湖北篇(兼论湖广填四川)
http://www.mczx.gov.cn/onews.asp?id=1103

  一、前言

  今湖南、湖北在明代为湖广布政使司,本章则是讨论湖广布政使司的湖北部分。湖北地区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很独特的,一方面江西移民的移入这个区域,另一方面湖北地区的移民进入四川,有时是江西人移入湖北后又移入四川,故论及湖北的移民时,就需要兼论湖广填入四川的移民。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北,同时也有湖北境内人口流向外地的现象发生。同一时期的人口流动有进也有出,成为湖北人口移动的一大特点,外流的湖北人口已落居四川者为最多。这种状况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基本上吻合。不过,从整体上而言,湖北人的外流人口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北的多,另外,不管‘江西填湖广’或‘湖广填四川’也好,并不限于清初,而是始自元明之际的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的人口流动。期间,受人口自身状况、社会政治因素,形成了元末明初、明时期、明末清初等几个高潮时期。人口流动所及,亦不限于江西、湖广、四川三地区,而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主线牵动江、浙、闽、广、皖、豫、陜、黔、滇诸省的大范围人口迁移,而且流动的过程中有着带动、牵引的情况存在,这些状况也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中发生。

  二、江西填湖广

  洪武时期朱元璋强迫江西人迁入两湖,先民们被反绑着双手,由官兵用船押送到江汉平原,至今湖北人称上厕所为解手,即源自于这次迁徙中先民们要方便,都必须向押解官兵要求解手,当地也流传着一句民谚:‘江西填湖广’,这可见得江西移入湖广影响之甚。最早探讨这个问题的是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一文他指出:‘平江、湘阴而北之湖南人,以其为南昌人后裔之故,而富有湖北味,则自此直可以想见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当亦为南昌人之后裔也。’ 这样的论断虽然还没完全确立,但可看出湖北实为移民移入之典型。
  湖广的移民研究大难于湖北,这是因为文献中有关于湖北人口变动的记载过少,作为氏族来源研究的方志资料也是寥寥无几,而本章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有三:(1)、1988年及1991年,曹树基于湖北实际收集的资料;(2)、李懋军《明代湖北人口迁移研究》;(3)、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及新资料不足,有些府只能做概略性的说明,兹分府论述如下:

  (一)、黄州府

  黄州府诸属县夹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其地貌多为丘陵和大小不等的平原,从地方志记载来看,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在此留下过痕迹,元末及洪武年间从外地迁入的移民人口大约占全部人口的62﹪左右,此属较同一时期宿松县移民人口的比例为低,但同样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在元代及洪武年间迁入的氏族中,江西移民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比例高达87﹪左右。如果我们把非元末的江西人也考虑进去,那毫无疑问的,江西籍的比例将大大增加。麻城《民国?彭氏族谱》引《万历谱序》提到当地人口的构成: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皆各言江西云。无怪乎《黄安乡土志》的作者也会说当地‘人多来自江右’了。
  在江西的移民中,来自饶州、南昌等赣北地区的移民为其中最主要者,原因是此地地形与黄州相似, 使得黄州府的移民皆来自这些地方。
  据统计, 洪武年间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加上黄州卫和蕲州卫的军人及其家属,共有3.4万的军籍移民, 合计全府人口为67.6万,而由于黄安府与德安府比邻,至少有五万人迁往而又未取得新户籍者,所以扣除5万,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江西移民中饶州府移民约占三分之二,约20万人,南昌府约5万人口,九江府约4万人口,余为其他。
  至于黄州的土著,元末群雄起事,黄州徐寿辉与陈友谅于此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后战死或败后转为朱元璋部队,还有部分随明玉珍进入四川,这也显示,黄州府人口众多,所以有条件向其他地区输出人口。

  (二)、武昌府

  武昌府的南部山脉纵横,北境为沿江平原,这里湖泊众多,平原广大,是湖北一个主要农业区,从地形上说,武昌府的平原区与相邻的黄州府沿江平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长江相隔才会划成两个行政区。元末的社会动荡,对于江东或江西平原来说都是一样,所以武昌府的平原诸县也与黄州府一般,充斥着来自江西的新移民。从《武昌县志》提到:元末战乱之后,湖北人烟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垦殖,江西人在县境定居者甚多,在县人口来源中占较大比例。
  据统计, 洪武年间的武昌府的民籍人口约为26万人,加上武昌二卫(武昌卫、武昌左卫)的军人及其家属,共有人口数29.4万,山区县份稍小,假设每县平均为2万人口,通城和通山的4万人口中有0.4万移民,另外8县有人口约25.4万,其中移民人口为60﹪,就有15.2万,合计移民人口15.6万,其中有3.4万为军籍移民, 而来自江西南昌府的移民,至少就有7万人。

  (三)、德安府

  德安府地处鄂北,曾是南宋、金两国的分界线,战争使得这一区人口消耗极大,蒙古灭南宋,其主力自襄阳突破,鄂北化为一片废墟。且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复置,而德安府也被降为州,从属黄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十三年(1380)才复为府。换言之,洪武初年,德安府的大部分州县已不存在,其原因就在于人口过于稀少。
  地方志或族谱中有记载,《康熙?孝感县志》卷6记载:‘元至正十六年,明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都随之入蜀。事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巾军作反,人尽杀,各处人来插草为标者,盖玉珍等事也。’说明孝感人于元末曾大批随明玉珍移出,更使此地人口稀少。
  而除江西有大量移民外,湖北邻近府州亦有移民迁入,以麻城为最多,甚至达势均力敌之况,这样的移民格局与黄州府和武昌府有很大的不同,或许由于麻城人势力太大,于是就衍生江西移民者的合法性问题,有一份应山县的族谱,即编造出一则关于皇帝视察后移江西人民至德安的神话,以期能与麻城势力抗衡。
  在元末以前,还有一种移民,这些移民从山西移入麻城,洪武大移民时又移入德安,这一批移民在谈到自己的原籍时会说是‘江西麻城’或‘江西麻城过籍’,在他们的心目中‘江西麻城’是一个完整的名词,而不是‘江西’和‘麻城’这样的移民典型在湖广的移民中是经常可以看的见。
  据统计, 洪武二十六年(1393)德安府的民籍人口仅为6万人左右,加上一千户所,军人及妻子有0.34万, 假定移民人口占人口的70﹪,也只有4.4万人,这4万人中应大部分是江西移民,麻城移民因家乡太近,不可能马上在德安府取得户籍,因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户口统计中不会有麻城移民,要到此年后麻城人才陆续入籍于此,以其数量而言,应比江西移民多估为5万人。

  (四)、荆州、汉阳二府和沔阳州(江汉平原)

  这一区域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理单位,即江汉平原,它包括了三个行政区,即荆州府、汉阳府、沔阳州。在元末时此处亦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处呈现出‘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的凋敝现象。两湖平定后,政府首先从解决劳动力不足下手,重建江汉平原的经济。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武陵县奏请中央从江西徙无田农民,至武陵等县落户,使农尽其力,地尽其用。中央很快同意并实施迁徙江西人到武陵等县屯垦的计划。民国36《孙氏祖谱》卷首‘始牵祖’的记载:‘前明定鼎,下诏抽江右士庶,以实兹土。’,反映出政府迁狭乡民到宽乡民开垦的政策。
  而荆州府也接受相当多的江西移民,1913年《胡氏族谱》提及:‘自乎元明革命,赣省兵燹迭见,人民不惶宁处,其由江右而播迁荆楚者,几如江出西陵。’且从曹树基1988实地调查, 枝江、宜都及当阳荆门以西于明初有流民活动之痕迹,可见此地曾有过自发性移民进入。
  除政府的迁徙外,自发性的流民也大批涌进,因为此处人丁稀少,土地肥沃,再加上当地政府缺乏即时有效的户口登记来征收赋役,自然吸引大批流民进入,如沔阳州‘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斗,客民利之’,荆州监利县‘湖田又不税亩,故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不出租粮。’皆可看出四方流民大量进入,其中也包括了闽、粤、陜、晋等处的移民,由于来源经济条件的差别,各地移民的目的也就不同,‘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他们与土著杂处,融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江汉平原人口的增长。
  据统计, 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四个府州有民籍人口共49.1万,减去基本未接受移民的枝江、当阳及以西等九个州县,即减去人口13万,其余为36.1万。又有安陆卫、沔阳卫、荆州二卫及枝江、长宁及夷陵三个千户所,军人及其家属共7.7万, 合计军、民籍人口为43.8万。其中60﹪为移民,就有人口26.3万其中民籍移民有18.6万,军籍移民有7.7万。移民中的80﹪左右为江西移民,就是21万。

  (五)、襄阳府及其他(荆襄山区)

  江汉平原北方,山脉绵延纵恒在襄阳府、勋阳府与承天府北部,由于此地第东接荆襄,南逼江陵,西达长安,北控洛阳,且为高山大壑,元末,襄阳一带、勋阳山区,即为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地形险要又不易管理,所以如《鸿猷录》载:‘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朱元璋并在此实施‘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的政策,导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区域的人口仍未有补充,以一府之大,人口仅有8万余人,不及黄州府的一个县。但政策施行不落实,到中后期出现‘流贼啸聚山谷百五十余万’,可见此地为流民之渊薮,最后引发几起乱事,在这些所谓‘山贼’被消弭后,当地流民亦被驱离,故此处人口增长数度出现大起大落。
  从明代中期的一份官员奏章中,我们知道从洪武时期已有‘各处客商’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就显现出虽然户籍上没有登记,但已有流民迁入。而襄阳北边的枣阳、光化一带,居民的祖籍说法都是山西大槐树或江西大槐树,这说明山西移民已经从北面进入这一区域。襄阳府地驻有两卫兵力,军事和家属人口共有3.4万,加上宜城及其他县份,全部移民人口可能为5万人左右。
  洪武年间,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由此可见, 洪武大移民对湖北地区人口构成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约为69万,占总人口数的70﹪。在79万民籍移民中,来自江西的移民约为55万,其中来自饶州府和南昌府各约为19万,吉安府移民约8万,九江府移民为3万,余为其他,军籍移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江西军人。

  三、湖广填四川

  元末控制四川的是夏政权的明玉珍,原籍湖北随县,家世务农;起事后明玉珍与父老团结千余人,屯青山,后来加入徐寿辉,被认命为元帅,隶倪文俊部,镇守沔阳。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明氏与之决裂,撤军入蜀,并以兵塞瞿塘,决不与通, 。洪武三年(1370),明对蒙古取得北方胜利,隔年进兵四川,灭夏并蜀。
  随着湖北的局势混乱,湖广入蜀者日多;在今天四川省的一些家谱中,留下不少有关的记载,如明礼部尚书吴宽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间的《刘氏族谱》的序言中写道:‘自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川,为避兵计。’除因避兵乱迁入的移民外,另外一批移民就是随明玉珍入川的湖北籍军人。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督兵万余,乘船逆江而上,攻占重庆,最后占领了整个四川。随明玉珍入川的湖北人可分成两部分:一是与明玉珍一起举事的乡人,包括德安府人和黄陂人,地方志中的记载是,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而黄陂人是因为明玉珍的义弟万胜为黄陂人,他又是明氏手下的一员大将,其乡人因此而追随他赴四川,另一部份是明玉珍镇守沔阳时招募的军队,后来明玉珍入蜀称帝后,其驻守沔阳的军队亦撤入四川。
  明玉珍进驻四川后,又不断的招揽湖广籍百姓入川,因为当时四川荒凉,四川是宋元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地区,战争在此经历了半世纪,使得四川人口大量损失,至元十九年(1282)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三年,当时四川人口约为60万人,与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相比较仅存10﹪,到元末人口约70万人左右。
  这时明玉珍军队中的湖北子弟兵,对于四川人口的弥补就很重要,明玉珍到底有多少军队?陈友谅与朱元璋决战鄱阳湖,倾巢而出,自称60万,而明玉珍的军队就有10~20万人,而兵败后,明玉珍进入四川,颇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他的子弟兵定有可能携带家眷。除军人外,更号召大批乡亲入蜀,因此当时随明玉珍入蜀的人数应该有20万, 加上军人的家眷,当时的移民人口应有40万人以上,而这样的移民人数以将近当时土著数量或已经超过。
  移入之楚民多于川西,据《民国?简阳县志》访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荣县志》说:‘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迁者,统称该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而《民国?资中县志》记载说:‘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本省当元之季,明玉珍据蜀,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
  到成化时皇室于江汉平原大量圈占‘皇庄’,使的湖北出现外来移民多、税赋重,迫使流民向四川移动。 且农业人口相对过剩时,自然向有需要的地方移动。如明初四川出现了一批田达阡陌的地主,他们需要大量佃户,自耕农为求生存,携家带眷移入,使之四川人口大增。《永乐?沪州志》卷1提到:‘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沪者,倍于版籍所载,移民来自四方,使客籍超过土著。’成为四川的人口结构方式。当某一地区耕地与人口呈现饱和时,迁徙部分人口至他处就食,以作为缓和人口压力的最佳途径,所以‘湖广填四川’自会出现。

  四、结束语

  移民的界定是:具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拘留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这样的界定充份显现在‘江西填湖广’及‘湖广填四川’这移民区,在元末明初,人口移动的动向,及土地开发的变迁。早期因‘湖广熟,天下足’,且江西有‘人口压力’ 的出现,造成移民大量移入,后来元末战争不断,使得移民潮纷纷入蜀避难,加上洪武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厉害,加上某些特定地区人口的不足,于是朱元璋用政治力量介入,徒民垦荒、调军屯垦使得政治上、军事上更能巩固,以期能增强国力。而在自发性的移民中,常会有江西移民迁入湖广后,又迁入四川,或湖广人迁入江西再迁回,也有居住几代再继续迁移,这就会造成原籍有‘江西麻城’明明麻城在湖广,为什么会和江西扯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而江西湖广这移民区移徙除移至湖北、四川,也有移民至鄂西北山区,在史藉中就可看出。《万历?巴东县志》载称:先是楚蜀岁歉,民多徙于此。《康熙?勋阳府志》则云:陜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东、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 这些移徙之民和流徙之民,不仅在政治、军事造成影响,更在经济上有显著的变化,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口与土地布局,这实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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